红色教父（十三）—— 十字路口

[南国风] 2023-09-03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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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关于社会发展的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观察对象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个基础，他才设想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的爆发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而走投无路的无产阶级也只能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权。在夺权后的起初的过渡时期中，由于这些国家原本的生产力水平就比较高，原本就积累了殷实的生产资料家底，这些遗产就可以转归为社会所有，从而实行直接的产品之间的交换，这样就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商品交互，社会将不经过市场、货币等中间环节计算劳动和分配产品，这是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途径。

在马克思的这个理论之中，有一个关键性的认识，集体的、直接的社会生产与商品经济之间是不能并存的。这一核心观点经过第二国际的发展，形成了一种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观念。以至于，晚年的马克思即便在考察过俄国的农村公社制度后，也还是告诫俄国革命者，像俄国这样的欠发达国家是不可能逾越资本主义的高度发展阶段，而是要想办法利用好资本主义制度的积极成果，向社会主义过渡。

说到底，这些只是一种提醒，而对于像俄国这样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无产积极政党取得革命胜利后，具体有哪些任务，走什么样的道路，怎么一步一步的去实现，这些都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遇到过的问题。十月革命胜利后，摆在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面前的，是一个满目疮痍、贫困落后的苏维埃共和国，马克思关于未来社会的构想与现实社会主义之间存在巨大的时空落差。在没有丰厚家底的客观条件下，列宁要尽最大的努力去创造性的回答这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问题。

列宁可能是最早察觉经典社会主义理论与现实社会主义实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马克思主义文库中拥有汗牛充栋的理论文献，但列宁却无法从中找到哪怕一本合适的操作手册。

十月革命胜利后，俄国落后的经济状况的现实，作为一个持续了几代政府都无法解决的问题，又一次摆到了列宁的办公桌上。列宁原本以为这个问题只是没有答案，谁知道其实他连教科书都没有。他很快就意识到了，俄国无法按照马克思所设想的路径进入新社会，因为俄国太穷了，可以继承的能量甚为有限，他必须首先恢复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必须将非常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办大事，这就要求他必须全面的计算和监督。他似乎只有一种解题思路就是“战时共产主义”，起初这个政策也确实受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同样很快的时间里，政策的弊端也使得社会矛盾加剧，甚至到了布尔什维克不能接受程度。

俄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初预定在1921年2月6日召开，之后推迟到3月6日，最后在3月8日召开。如果在2月初及时召开，也许有可能避免喀琅施塔得事件的发生。因为，正是在这次大会上宣布废除粮食征收制。

列宁在报告中指出，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的问题，“首先而且主要是一个政治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的本质在于，工人阶级如何对待农民”。在此时列宁的革命理论里，还是认为俄国革命只有具备两个条件才能获得彻底胜利：一个是得到先进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支援；另一个是同占人口多数的农民达成妥协。而在其他国家革命到来之前，只有同农民妥协才能拯救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承认农民对目前建立的关系是不满意的，并且“这种不满意是合理的”应当对他们说已经“不能继续下去了。”解决的办法就是以实物税取代粮食征收制，给予农民一定的流转自由，允许在地方经济流转范围内实行交换。

但是这时候列宁对“贸易自由”极为担心他继续坚持这样一个观点“贸易自由就是倒退到资本主义。”所以在此后半年左右的时间里所谓周转、交换实际上仅限于在一定的地方范围内的实物交换而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商业买卖。这种担心不只是列宁才有的，而是所有的俄国共产主义者都在犹豫不决的，他们都徘徊在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里不能向前。

一个月后，列宁发表了著名的《论粮食税》一文，全面阐述实行粮食税和政策转变的意义。他认为，粮食税是从“特殊的'战时共产主义’向正常的社会主义的产品交换过渡的一种形式”。两个月后，在俄共（布）第十次代表会议上，正式使用“新经济政策”这一概念。

新经济政策的实施是从农业开始的，此后苏俄的经济情况逐步好转。于是，党和政府陆续推出放宽政策，推进农业发展的决议、法令，规定在保持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允许农民使用土地的权利，并有选择土地使用形式的自由；1922年相继颁布《土地劳动使用法》和《土地法典》，允许出租土地和在农业中雇佣劳动力。这些政策法令，极大地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耕地面积迅速扩大，耕畜大幅增加，提供商品粮的比例逐年上升，各类农户的收入和生活水平均有所提高，农村出现了中农化的趋势。个体农民在缴纳粮食税以后，既然国家允许他们可以自由支配自己多余的粮食和其他农产品，这些剩余粮食和农产品中的一大部分就立即变成商品，不可阻挡地涌入能够交换其他商品的集市，于是，市场恢复了生机。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立即想到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打算付诸实施。1921年4月，列宁提出了关于租让制的十条原则，随后，苏维埃政府陆续出台关于吸引外资及外国技术力量的一系列法令法规，重申国家不再管理全部工业企业。租让制是指将一些有利于经济恢复和发展的厂矿、油田、森林租给外国资本家去经营，租让期限一般为20年以上。可是，由于外国资本对苏维埃政府的不信任，租让制在俄国未得到多大发展，截至1925年4月，只有91份企业租让合同生效，不足全部工业企业1%。

经过新经济政策半年左右的实践，人们逐渐认识到商业和货币流通的重要性。为了恢复国民经济，必须全面促进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恢复商品货币关系。1921年8月，人民委员会发布指令，改组粮食人民委员部，取消它所辖的商业体制，单独成立国内贸易人民委员部。10月，人民委员会决定重建国家银行，公私零售商业网点迅速扩大，商业的全面恢复和人民购买力的不断提高，彰显了新经济政策的成就。此外，一些新的政策措施，如关于土地租佃、雇工、经商等方面的法令法规也陆续出台。尽管新政策出台常常伴随不同意见的争议，但总的来说，市场的活跃、政策的宽松、政局的平稳，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这一切，对于中国人民来说，是何等的似曾相识。因为我们都曾深陷贫困中并且在“资”“社”的问题里无法自拔。终于，大家都选择了不纠结。但不纠结不意味着是全盘接受，我们可以选择不纠结的方式，但不应该失掉发展的初心。不纠结是为了发展，但发展是为了什么？发展是为了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点才是关键，却不能妥协。

尽管新经济政策是在形势逼迫下的一种暂时“退却”的应急措施，但毋庸置疑的是，列宁没有把自己的认识僵化停留在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执着上，而是因势利导，他意识到必须改革俄国的全部政治经济体制，探索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这就是说，他希望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建立一个完全不同于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那种经济模式。

然而，在许多人看来，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对农民的让步、商品交换的活跃、市场货币关系的重建，是不符合经典社会主义原则和本义的。在党的领导层中这种不同认识以及或明或暗的争论广泛存在。当时，就这个政策的讨论中，党内只有很少人支持列宁，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列宁生气地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毋庸讳言，对新经济政策的内容和意义，许多人没有达到列宁的认识高度，党内高层也未达成共识，因而未能形成一个明确、完备的决议，作为全党上下的行动准则。事实上，大多数人认可和接受新经济政策，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权宜之计，而不是一项长远的路线和政策。虽然，这种新的经济模式是什么样子，列宁头脑里也并不清晰，他希冀通过实践找到这样的新模式、新道路。毫无疑义，列宁是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和第一推手。

政策确实在列宁的影响下开始实施了，但如果放眼往后的十年时间里，这种不同的声音一直没有消失。遗憾的是，列宁并没有完成自己的全部探索，过早的逝世基本就宣告了新经济政策的终结，他的继任者斯大林将苏维埃又重新带回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社会模式。

对于新经济政策的价值，应该客观看待，既不应该过分拔高，对政策的历史局限性更不应该视而不见。应该说，列宁的探索和总结还是初步的、不完备的，新经济政策的思想理论和政策措施，在苏联远未形成一个严整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针，党内大多数人未能领会列宁新经济政策的精神实质，列宁本人对新经济政策的目标和路径也不是很清晰。

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列宁始终没有承认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虽然他已经认识到战时共产主义时期企图利用政权力量和行政手段，超越阶段、搞“直接过渡”是错误的，是违背社会前进的客观规律，并认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可以容纳商品货币关系，可以利用商品生产和市场流转、通过商业这些中间环节来实现“间接过渡”，可是在他的演讲和著述中，始终没有承认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同样需要经历一个商品经济高度发展的阶段。

列宁与马克思有很大不同。他们两人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但马克思更多的是在书斋里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造，而革命胜利后的列宁，更多的精力曾放在投身国务活动，参与制定大政方针，处置突发事件，处理实践中遇到的各种矛盾和问题上，因此，马克思的思路比较平稳和贯通，而列宁的思路常出现跳跃和反复。我们看到，新经济政策实施才一年，承认社会主义建设可以容纳商品生产和市场机制时间才半年，在1921年10月底的一次报告中，列宁还说，“现在，秋季，乃至于1921年到1922年的这个冬季，我们还要继续退却”。[插图]可是，冬季尚未过去，1922年3月，列宁就宣布“停止退却”，这是出乎人意料的。

已有的社会主义理论无法给新经济政策提供理论支持，这就要求解放思想、大胆创新，寻找一条联结经典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的理论之桥，可是在苏维埃政权初创时期，还不具备这样的主客观条件。一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只讲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低级和高级两个历史阶段，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之间有一个“过渡时期”。但这个“过渡时期”有多长，是不是适用前资本主义国家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本身是不是构成一个独立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均未做提示。当俄共领导国家和人民奔向建设新社会的目标时，总要大体上设定一个路径和步骤。

列宁时期，苏维埃俄国尽管面临各种困难，但共产党人还是热情高昂、勇往直前的，急性病、简单化、理想主义是当时的干群普遍存在的毛病。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直接过渡”的错误，实行新经济政策后许多人对“退却”的种种疑虑，都反映了这种情绪，即便头脑清醒、注重实践的列宁，有时也不可免。他在估计俄国什么时候能进入共产主义理想社会时，给共青团员说了这样一段话：“现在50岁左右的这一代人，是不能指望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了，那时他们都死了。至于现在15岁的这一代人，就能够看到共产主义社会，也要亲手建设这个社会。”这样看来，列宁估计只需二三十年时间俄国就可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

那么，列宁预计新经济政策需实行多久呢？苏联著名学者根基娜在其著作《列宁的国务活动》一书中说到，新经济政策“具体的期限，列宁在回答奥新斯基的时候说，他现在不想确定期限，虽然他认为以25年为期限是悲观了一些”。这样看来，列宁预计苏俄实行新经济政策不需要25年，就可以进入新的社会发展阶段了。列宁对俄国通过实行新经济政策、进入共产主义新社会所需时间的估计是一代人，即30年左右。显然，这样的估计过于乐观了，说明他对落后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怎样走出一条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长期性、艰巨性，在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上也是不够的。

我们当然不能要求列宁解决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所有问题，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列宁对新经济政策的认识高度并不是当时俄共所有党的领导人都能达到的。新经济政策已经初见成效，但党内许多人并未认识到它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措施和根本道路。因此，列宁去世后，当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提上日程的时候，围绕着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如何对待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等一系列问题，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就毫不奇怪了。

列宁逝世后，俄共（布）党内高层唯有布哈林能深刻理解和忠实继承“新经济政策”思想，阐发了一系列新经济政策的理论和政策。出于政治上击垮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反对派的需要，斯大林一度曾与布哈林携手，对新经济政策表示赞同，但当这些托季左翼反对派被击败后，斯大林就拾起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和政策主张，略加改变，把矛头直接指向布哈林。1928年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布哈林右倾机会主义的运动全面展开，新经济政策的种种措施遭到质疑。

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斯大林在党内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之风日盛一日。斯大林按照经典社会主义的要求，建立起单一的、纯粹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在生产、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限制和排除商品货币关系，缩减和取消市场的功能，建立一套完整的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与此同时，在意识形态方面定于一尊，用经典社会主义观裁夺一切，使人们以为，苏联所走的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引的经典社会主义道路。于是，1936年，斯大林就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经济体制就这样在苏联建立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