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篦源流

中国古代梳篦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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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子古代梳篦发展问题，作为一个专门的论题，似乎没有多少文字可写。我之所以要写这篇东西，原本是从考察史前居民装饰品的过程中得到的启发，没想到梳篦的发展从新石器时代末期一直可以追踪到数百年前。这里专为把梳篦提出来研究，以此作为我考察史前时代装饰品的一个开篇。

梳理头发，是文明社会人类日常必要的美容活动之一。现代梳篦，种类繁多，究其渊源，可上溯到六千多年前的原始时代。我国古代梳篦的发展有一条清晰的脉络，它是人类美容史的记录。梳篦虽然是一种平凡的创造，但了解它们的发展演变，可以帮助我们从一个方面认识人类物质文化发展的历史。

古代制作梳篦的原料很多，比较贵重的有象牙和金玉，还有石材和骨材等，以木料为最常用，木质梳篦发现最多。

为叙述方便起见，我们把梳子分为上下两个部分：上为“握手”，握手顶部称梳背；下为齿部，齿间空隙称齿缝。

梳篦的形状，从整体造型上看，可分长方形、箕形、半月形和长条形几种，其中长方形的又分竖长式和横长式两种，箕形的也分竖长式和横长式两种。还有一些介乎这几种形状之间的梳篦，它们都可以分归某一类之中，这里不再作进一步分类。如果从梳背上分，又可分为平背、弧背两种，从齿式排列上还可分为平排齿和弧排齿。这些特点往往可以从整体分类上表现来，如平背属长方形一类，弧背属箕形和半月形一类。

梳篦的发展演变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我们分七个大的时代分别叙述如下：

1. 史前时代

考古发现的比较早的古梳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文化墓中，在10号墓人架头部见到两件象牙梳，一件已残，一件制作十分精致[1]。梳体为长方形，梳背平列三个圆孔，握手部镂出“S”形纹饰，“S”的凹弯处还镂有“T”字纹。梳高16.7厘米，宽8厘米，16齿，齿缝与齿径接近等大（下图，3）。在江苏邳县刘林遗址也曾两次发现大汶口文化骨梳，亦为长方形，齿数较少，仅四、五齿（下图，1、2），不过时代比泰安大汶口的象牙梳要更早一些[2]。

新石器时代长方形梳篦

长江流域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的象牙梳，湖北郧县青龙泉曾出土一件横长形的象牙梳[3]，长6厘米，约有20齿（上图，6）。属于龙山文化时期的比较重要的梳子要数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4]。那里出土了石梳和玉梳各一件，玉梳11齿，高10.2厘米，宽6.2厘米，石梳20齿，宽7.9厘米，残高9.7厘米（上图，4）。

年代与此相近的江南良渚文化也有骨梳发现，制作比较简单，发掘者认为它是制陶时划纹的工具[5]，也不能排除它用于理发的可能性，梳子在此时就具备了两用的性质。

史前时代的梳子出土虽不是很多，但是特点十分突出，大都为平排齿和平背的长方形，以竖长式为主，高宽比值接近2:1，齿数少仅四齿，多到二十齿。

2. 商周时代

早商时期梳子的造型与史前时代相比，基本没有什么改变，郑州上街出土的一件骨梳就与大汶口文化的大致相同（图2-3）[6]。在郑州白家庄发现的一件象牙梳，梳体为长方形，高8.5厘米，宽5厘米，共10齿[7]。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两件玉梳一件骨梳，都略为长方形，8~15齿，握手处雕刻鹦鹉和饕餮纹（下图，1） [8]。山西石楼出土的商代晚期铜梳，高约11厘米，梳背有鸟形饰，握手处饰回纹，共13齿（下图，2），这是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金属发梳[9]。

长方形和近似长方形梳篦

西周时期除牙梳和骨梳之外，也发现有铜梳，陕西宝鸡竹园沟就出土两件[10]。西周梳子的造型仍为长方形，不过梳背和握手有的己出现变异，上部已不是规整的方形（上图，4、5），这种变化实际上早在商代晚期就已经开始了。

春秋时期，梳子的做工愈来愈精。山东曲阜鲁城发现的一件象牙梳，握手和梳齿分别制作，以榫相接，梳背刻抽象化的动物纹，共12齿（上图，7）。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一件18齿玉梳，握手琢出云雷纹，十分典雅（上图，6）。这些都是玉梳和牙梳中的珍品[11]。

在河南固始楚墓中出土一件无握手的合体梳篦，一端为梳，一端为篦，长方形，长12厘米，宽3.4厘米（上图，8）。这不仅是现在发现的最早的木梳篦，也是最早的合体梳篦，它在梳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12]。类似梳篦在新疆塔里木盆地的托和沙赖古墓也发现过两件，黄文弼先生认为它们晚于汉代，时代还可以重新考虑，是否像固始合体梳篦一样，也要早到战国以前，现在还不好论定[13]。

在这里还要提到的是，在甘肃永靖张家嘴辛店文化遗址和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都发现了一种长柄带齿骨片，其特点是齿短齿数也少，发掘报告的执笔者都把它称之为骨梳[14]。这种器物在商代甚至晚到战国的遗址里也有发现[15]，从器形观察，由于过于窄小，似乎难作理发之用，本文暂不将其列入梳篦之内（下图）。

长柄齿状骨器（梳？）

3. 战国时代

从战国早期开始，梳篦的造型发生了根本变化，长方形梳被箕形梳所取代。篦子的数量发现渐多，其形状与梳子相同，唯齿细密而已。

战国早期玉梳

（湖北随州曾侯乙墓）

战国木梳

（湖北荆门包山楚墓）

江西贵溪仙岩崖墓中发现两件象牙梳，由于它们与织机的一些构件共出，所以被认定为纺织用的“理经梳”，恐怕是理发理经两用梳。这两件梳虽说还保留着长方体的形状，但梳顶两端已抹成圆角形，整体开始向箕形过渡（下图，1、2）。发掘者把仙岩崖墓的年代订在春秋晚或战国早期，这是可信的[16]。湖北襄阳一座出土吴王夫差剑的墓中也随葬有这种平顶圆角梳篦，并彩绘有动植物纹饰，时代亦早到春秋战国之交（下图，3）[17]。著名的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梳也是圆角长方形，时代为战国初期[18]。如此看来，这种梳子可能是春秋战国之交常见的形状，具有过渡阶段的特征，它很快演进成为标准的箕形。

竖长式箕形梳篦

现在所见的战国梳篦绝大部分都是在楚墓中出土的，其主要原因恐怕在于南方具备比较好的保存漆木器的条件。楚国梳篦一般都是成套出土，形状相同，均为箕形，规格一般为高8~10厘米，宽5~7厘米，也有的还略为小一些，但都是高度大于宽度，齿长一般与握手等高。齿数范围大致是：梳15~26齿，篦37~67齿（上图，5、6、7）[19]。

在战国中晚期，木梳篦的握手往往两面都绘有图案化的立鸟等动物以及几何形纹饰，有的还绘有人物图形（图4，5），装饰十分雅致。四川境内也出土过几件战国中晚期的梳篦（上图，4），其风格与楚国无异[20]。

4. 秦及两汉时代

同战国时代相比，秦和两汉的梳篦没有什么明显变化，仍以箕形为主，不过规格略略见小，高到9厘米和宽到7厘米的梳篦很难见到（上图，8、9）[21]。一般也是宽小于高，齿长与握手高度接近相等。梳齿一般以15~21齿为限，篦齿多到68~80齿，最多的达到117齿，可宽不过6.5厘米，可见工艺之精。这件百齿篦出自江苏扬州，属王莽之时[22]。

秦代木梳

（正背，湖北江陵凤凰山秦墓）

西汉木梳

（正背，湖北云梦睡虎地汉墓）

秦及两汉时代的梳篦一般也是成套出土，往往都是置于与梳篦同样形状的漆盒内，再把它放在漆奁之中。

值得提到的是，在山东临沂银雀山和湖北江陵凤凰山各出土一件西汉初期的长方形梳，握手均为五栏四柱形（下图，9、10），这是战国前梳篦古制的孑遗[23]，它在汉代实用梳篦中所占的位置还值得研究。

长方形和近似长方形梳篦

5. 两晋至隋唐时代

从战国初年一直到三国之时，历七百之久，梳篦的制作始终以竖长的箕形为主，基本没有什么太大变化。一到西晋时，这种情形开始有了改观。虽然从两晋到隋唐时代，梳篦整体仍然以箕形为主，但是有了明显变化，变成横长的箕形为主，即梳体的宽大于高，主要区别就在这里。梳篦的规格比以前有所增大，有的宽达10厘米以上。还有一部分梳齿长大于握手高度，握手所占的位置开始变小。当然还有相当多梳齿的长度与握手高度比例相当，保持了以往的传统。

隋唐时代的横长式箕形梳，其形状介乎竖长式箕形和半月形梳篦之间，它是标准箕形向半月形变化的一种过渡形态（下图）[24]。

横长式箕形梳篦

隋唐时代除了木梳，还见到骨梳和角梳。西安唐墓中发现一件仅宽3.15厘米，高1.85厘米的小骨梳，虽有齿线并无梳齿，显然明器，这也是一件典型的横长式箕形梳[25]。

6. 宋元时代

唐代以后，梳篦的宽度显著加大，整体由宽箕形变为半月形。半月形梳篦不仅齿数大量增加，与长方形和箕形梳篦的明显区别还在于，包在月形弓内的梳齿并不等长，月尖两端的梳齿长度是依次递减的，过去的梳篦齿则是一律等长的。

宋元时代的梳篦除了金属包边的以外，握手都比较窄。宋梳流行包边工艺，有银质镀金包边，还有锡包边等。包边常常饰有各种人物、植物以及几何形连续纹样。包边梳的梳齿有木、骨、角、银和象牙几类。

半月形梳篦的长度一般为10~15厘米，宽度在7厘米上下，明器较小（下图）[26]。

半月形梳篦和双边银篦

在苏州元代末年张士诚父母合葬墓中，出土了一件双边银篦[27]，上下均有篦齿，中间为握手。篦长8.1厘米，与现代流行的同类器完全相同，只是形体略小（上图，7）。

7. 明代

明代初期，梳篦的风格与前代相似，也是半月形。明代中叶前后，梳篦的形状已非半月形，变成了长条形。它是由半月形变化而来，区别是梳背两端做成九十度左右的转角，去掉了原来半月形的两个“月尖”。

这样一来，长条形梳梳齿的长度就接近相等了，仅中部略长（下图，2）[28]。再晚一些时候，长条形梳有了弧排齿，梳齿就完全等长了（下图，l、3~5）[29]。长条梳的大小与半月形相近，只是梳体显得略窄一些。长条形梳虽然出现在五百年前，它也是现代梳篦比较流行的款式之一。

长条形梳篦

清代以后，梳篦的种类增加，改变了过去一个时代一个样的局面。关于从此以后梳篦的发展问题，这里就不拟涉及了。

由上所述，古代梳篦的发展大概经历了四个大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从史前时代到春秋末期，历近四千年之久，流行长方形梳，以竖长形为主，齿数较少。

第二阶段，从战国早期到唐代末期，历一千四百年上下，流行箕形梳篦，前段为竖长箕形，后段为横长箕形，以西晋时代为界。由于制作技术的提高，齿数逐渐有所增加。

第三阶段，从五代到明代初期，历约五百年，流行半月形梳篦。

第四阶段，从明代中叶开始，流行长条形梳篦。

梳篦演变示意图

这四个阶段具有连续发展的特点，可以找到前后相继的许多线索。从4000年到1400年前，再到500年前，其发展呈现一种几何形的加速度，后一个阶段比前一个阶段大约要缩短三分之二的时代跨度，这个规律值得注意，这多少可以说明物质文化发展的速度显然是越来越快，变化越来越迅速。

弄清了梳篦的发展演变规律，我们就比较容易认定某种梳篦的大致年代，客观上还可以帮助考古学其他问题的断代。

关于梳子的起源，《事物原始》引《实录》说，“赫胥氏造梳，以木为之，二十四齿”，这是传说中事，不足为据。梳子起源的时代至少可以早到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如果说在此以前人们就已经开始整理自己的头发了的话，那目的只在为了不让散乱的头发妨碍自己的生产活动，这时的“梳子”应当就是人的五指。

当人们对自己的发式有了一定的追求之后，作为专门的理发工具梳子就被发明出来了。最初的梳子就是仿照人手做出来的，大汶口文化中比较早的梳子就多是这个样子，通常是四齿五齿，正与手指相似，这样的梳子到商代还有。有了梳子，首饰就多起来了。首饰（主要指发饰）的作用一般不只是单单为了安顿一下头发，它是人类对美的追求的证明。关于这一点，正像本文开始所说，梳子也可以是一种首饰，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妇女经常将梳子插在头上，兼有束发作用。在新石器时代墓葬中也发现一些梳子放在人的头部，当时显然也是插在头发上的。

人们对整理头发的要求越来越高，梳子的齿数随之也逐渐增加，总不能仅限于五齿。于是不仅梳齿多了，也越来越细了，还由此造出了篦，这是文明时代（春秋）的事。我国古时合称梳篦为栉，正如《说文》所云，栉为梳篦总名。关于梳与篦的区别，据刘熙《释名》，梳的特点是“齿疏”，而篦则是齿“细相比”，既细且密。虽然春秋时就已经有了合体梳篦，但后世的发现却很少，一般都是分别制作。究竟梳篦区别的客观标准如何，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古时也有单称梳为栉的，如《广雅》。篦还有别名雅号，《清异录》称之为“鬓师眉匠”，因为“丈夫整鬓，妇人作眉，舍此无以代之”。

古代梳篦的取材，在一定程度上与用途有关。《礼记·玉藻》就谈及洗发后栉用椫栉（注为白木梳），发稀用象栉（象牙梳），湿发滑淄用木梳，干发涩滞用牙梳，各有用处。从现在的发现看，我国历史上使用最广泛的是木梳，木梳原料易得，而且制作也远比骨、牙梳便利。史前时代之所以没有留下木梳来，不能说那时未曾制作过木梳，只是未能完好地保存下来罢了。

注释

[1] 山东省文物管理处等：《大汶口》，图七八，文物出版社，1974年。

[2] 江苏省文物工作队：《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次发掘》，图九，《考古学报》1962年1期；南京博物院：《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二次发掘》，图二二，12，《考古学报》1965年2期。

[3] 长办文物考古直属队：《1958至1961年湖北郧县和均县发掘简报》，图版三，13，《考古》1961年10期。

[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襄汾县陶寺遗址发掘简报》，图版六，1，《考古》1980年1期。

[5] 南京博物院:《1982年江苏常州武进寺墩遗址的发掘》，图四，13，《考古》1984年2期。

[6]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河南郑州上街商代遗址试掘简报》，图版一，15，《考古》1966年1期。

[7] 河南文物工作队第一队：《郑州市白家庄商代墓葬发掘简报》，图一七，1，《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10期。

[8]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妇好墓》，图七八，3、4;图一〇三，2，文物出版社，1980年。

[9] 石楼县人民文化馆：《山西石楼义牒发现商代铜器》，图三，《考古》1972年4期。

[10] 宝鸡市博物馆等：《宝鸡竹园沟等地西周墓》，图版二，4，《考古》1975年5期。

[11]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曲阜鲁国故城》，图六六，齐鲁书社，1982年；河南省博物馆等：《河南淅川县下寺一号墓发掘简报》，图版八，3，《考古》1981年2期。

[12] 信阳地区文管会等：《固始白狮子地一号和二号墓清理简报》，图四，8，《中原文物》1981年4期。

[13] 黄文弼：《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24、25，科学出版社，1958年。

[14] 中国社会科学考古研究所甘肃工作队：《甘肃永靖张家嘴与姬家川的发掘》，图一〇，7、8，《考古学报》1980年2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管会：《新疆木垒县四道沟遗址》，图一一，《考古》1982年2期。

[15] 河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邢台曹演庄遗址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8年4期；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燕下都第22号遗址发掘报告》，图六，7，《考古》1965年11期。

[16] 江西历史博物馆等：《江西贵溪崖墓发掘简报》，图二八，《文物》1980年11期。

[17] 襄阳首届亦工亦农考古训练班：《襄阳蔡坡12号墓出土吴王夫差剑等文物》，图八，《文物》1976年11期。

[18] 湖北省博物馆：《随县曾侯乙墓》，图一〇四，文物出版社，1982年。

[19] 杨泓：《古文物图像中的相扑》，《文物》1980年10期；湖北省博物馆发掘小组等：《湖北江陵拍马山楚墓发掘简报》，《考古》1973年3期。

[20] 四川省博物馆等：《青川县出土秦更田律木牍》，图一六，《文物》1982年1期。

[21] 王少泉：《湖北襄阳擂鼓台一号墓发掘简报》，《考古》1982年2期；南波：《江苏连云港海州西汉侍其䌛墓》，《考古》1975年3期。

[22] 扬州博物馆：《扬州东风砖瓦厂八、九号汉墓清理简报》，图八，5，《考古》1982年3期。

[23]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图三六，1974年6期；山东省博物馆等：《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图三六，《文物》1974年2期。

[24] 麦英豪：《广州西郊晋墓清理报导》，《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3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北区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60年6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文物出版社，1980年；陆九皋等：《江苏丹徒丁卯桥出土唐代银器试析》，《文物》1982年11期。

[25]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郊区隋唐墓》，图四三，6，科学出版社，1966年。

[26]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太原小井峪宋墓第二次发掘记》，《考古》1963年5期；靳枫毅：《辽宁朝阳前窗户村辽墓》，《文物》1980年12期；福建省博物馆：《福建北郊南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77年7期；浙江省博物馆：《浙江海宁元代贾椿墓》，《文物》1982年2期；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市通县金代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11期。

[27] 苏州市文物保管委员会：《苏州吴王张士诚母曹氏墓清理简报》，图九，8，《考古》1965年6期。

[28] 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上海市郊明墓清理简报》，图版八，4，《考古》1963年11期。

[29] 秦光杰等：《江西广丰发掘明郑云梅墓》，图一，《考古》1965年6期；江西省文物工作队：《江西南城明益定王朱由木墓发掘简报》，图一五，《文物》1983年2期。

原刊《湖南考古辑刊》（4）,1987年。收录王仁湘：《半窗意象：图像与考古研究自选集》，文物出版社，2016年。

部分配图采自：湖北省博物馆编《秦汉漆器》，文物出版社，2007年；《湖北出土文物精华》，文物出版社，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