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 作者：孙乐强 图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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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就是哲学、经济学和政治维度的有机统一，完全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从这个角度而言，《资本论》不仅是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批判，而且也是对资产阶级哲学—经济学的全面批判，更是无产阶级革命旨趣的集中体现。本书以文本为基础，全面论述了《资本论》的哲学思想及其当代效应研究，同时以问题为中心，系统评述了当前国外学界关于《资本论》研究的最新进展。全书论证严密，逻辑清晰，文笔流畅，具有较高的理论价值。 作者简介  孙乐强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仲英青年学者”。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当代技术批判理论。 目录概览 ＋ 导论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成过程、科学内涵及其哲学意蕴 ＋ 第一章 《资本论》的文献学研究、形象演变与“恩格斯问题” 第一节 文献学视域中的《资本论》研究 第二节 《资本论》形象的百年变迁及其当代反思 第三节 《资本论》与“恩格斯问题”的新进展 ＋ 第二章 《资本论》的基本理论及其哲学意义再研究 第一节 马克思使用价值理论及其哲学意义的当代思考 第二节 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革命意义及其当代价值 第三节 物象化、物化与拜物教批判理论的再思考 第四节 马克思机器大生产理论的形成过程及其哲学效应 ＋ 第三章 《资本论》与马克思哲学革命 第一节 《资本论》对近代哲学范式的全面变革 第二节 从形而上学批判到资本批判：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全面升华 第三节 劳动与自由的辩证法：马克思历史观变革的再审视 第四节 重新理解马克思'两个伟大发现'之间的辩证关系 ＋ 第四章 《资本论》哲学的当代转向及其反思 第一节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空间理论 第二节 《资本论》与马克思历史发展道路理论 第三节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平等理论 第四节 《资本论》与马克思的分配正义理论 ＋ 第五章 回到《资本论》：对当代西方社会思潮的批判性反思 第一节 超越'机器论片断'：《资本论》哲学意义的再思考 第二节 如何理解《资本论》的阶级斗争理论 第三节 鲍德里亚对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反批判 第四节 皮凯蒂为21世纪重写《资本论》了吗 ＋ 结语 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回归与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 论著导引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历史定位 （节选自本书导论） 1843年，马克思写下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一著作中，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主谓颠倒”方法和人本主义唯物主义的影响，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本性，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唯物主义结论。由于此时马克思并不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因此，他根本无法理解黑格尔得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逻辑前提。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的批判虽然正确，但却不够深入。而要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深入了解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此之后，马克思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里，他以人本主义逻辑为基础，批判了黑格尔哲学和古典政治经济学，试图为社会主义提供合法性论证。这一手稿的理论贡献及其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自不待言，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也存在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首先，由于此时马克思只是初识古典经济学，所以，他根本无法理解古典政治经济学所蕴含的社会认识论，而是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之上，将资产阶级社会的一般劳动诠释为异化劳动，将整个社会诠释为一种压制人的异化王国。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完全是一种外在的哲学批判。其次，在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大段引用了舒尔茨的著作，并将其判定为一位像斯密一样的国民经济学家，即仅仅“把工人当作劳动的动物，当作仅仅有最必要的肉体需要的牲畜”。实际上，这是马克思的一种误判。在舒尔茨看来，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二者共同构成了人的本质需要，因此，当他看到古典经济学仅仅强调物质需要，而忽视精神需要时，恰恰对古典经济学做出了尖锐批判，认为它们“只关注物的世界、产品的堆积和工商业的扩张，而始终不愿基于人性来探讨生产活动的本质”。就此而言，舒尔茨并不是一位“见物不见人”的国民经济学家，而是一位基于生产运动来诠释人的本质和社会发展的人本主义者。因此，当马克思把舒尔茨列为批判对象时，他并没有注意到后者的理论逻辑中所包含的合理成分，这一点直到后面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才有所改变。最后，除了继续批判黑格尔哲学的思辨性之外，马克思集中分析了黑格尔在劳动问题上的缺陷。他指出：“黑格尔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他把劳动看作人的本质看作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他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于是，马克思主张将对象化与异化劳动区分开来，肯定前者，批判后者。这一做法固然有其合理性，但问题在于： 1 黑格尔的确是从国民经济学的立场来谈劳动的，不过，他的最终目的并不是要彻底肯定这种劳动，而是要从根本上全面扬弃这种劳动。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对黑格尔立场的诊断还不够全面。 2 在《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的确只分析了抽象劳动的积极意义，而没有看到它的消极作用；但是，一旦跳出《精神现象学》，我们就会发现，黑格尔不仅肯定了抽象劳动的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也揭示了它所导致的消极后果，比如《法哲学原理》（马克思之前就读过这一著作）。然而，令人意外的是，马克思此时却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3 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为什么会把对象化等同于异化，又为什么要同时扬弃对象化和异化呢？实际上，这决不是单纯的观念逻辑，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通过古典经济学，黑格尔已充分认识到，在现代市民社会中，随着劳动一般或抽象劳动的生成，劳动的对象化过程必然表现为劳动的异化过程，二者是同一个过程，因此，是不可能只要对象化，而不要异化的。从这个角度而言，马克思主张将对象化和异化区分开来，虽然正确，但显然不够深刻。直到《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西方学界又将其称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了便于与西方学者对话，以下简称《大纲》），马克思才真正理解黑格尔的伟大之处。 1845年，马克思第二次系统地研究了经济学，先后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等，这为后面的哲学革命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而《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这种革命的重要标志。具体而言，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虽然肯定了市民社会发展的客观性，开启了一种与自然唯物主义不同的社会认识论；然而，他们的缺陷在于，始终坚信市民社会的盲目发展能够自发地产生一个“善治”社会，从而预设了资产阶级社会的不可超越性。黑格尔虽然批判了这种自然义历史观，主张超越市民社会，然而，他的整个逻辑却是建立在唯心主义之上的，试图通过主观颠倒的哲学逻辑来超越客观颠倒的经济王国，陷入观念创造历史的窠臼之中。而那些以黑格尔为基础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们，更是阉割了历史存在的物质基础，将意识夸大为历史的主宰者。针对这些观点，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展开了尖锐批判。他们从物质生产和分工入手，提出了生产力决定交往关系、“市民社会”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基本原理，实现了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一般概括，既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也颠覆了“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性，既超越了古典经济学的历史观，也扬弃了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引发了一场意义重大而又影响深远的哲学革命。  《布鲁塞尔笔记》 不过，在这里，也有三个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 （一）实际上，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历史的发源地不在天国的云霄上，而是在尘世的物质生产中，只有从物质生产出发，才能科学地解剖历史。到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逻辑得到了进一步的贯彻和落实。那么，问题也就随之而来：此时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会选择从物质生产和分工入手来解剖社会历史发展呢？或者说，如何理解舒尔茨、拜比吉、尤尔与此时马克思之间的理论债务关系呢？ 针对这一问题，舒尔茨的传记作者瓦尔特·格拉布指出，此时马克思之所以能够建立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得益于舒尔茨，后者基于当时的市民社会，得出了生产方式决定社会结构的重要认识，并以此来解释前的历史发展，从而“成功地建构了一种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历史观”。如何看待这一观点呢？我认为，这一判断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夸大之嫌。首先，通过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的解读可以发现，生产和分工的确构成了这一文本的两种不同话语的基础：生产和生产方式构成了马克思恩格斯解剖历史的出发点，而分工则构成了他们划分四种所有制以及批判现代市民社会的实证基础。因此，单纯从形式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毫无疑问受到了舒尔茨的影响。不过，仔细分析可以发现，他们之间又存在不可忽视的质性区别： 1 在方法论上，《生产运动》是从历史统计学入手，对当时市民社会的生产状况所进行的一种实证—静态分析，这是一种典型的经验主义思路，这种方法论上的缺陷，导致他根本无法透视生产本身所包含的矛盾运动，从而无法揭示人类历史发展的内在机制；而马克思则基于科学抽象，揭示了人类历史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机制，建立了科学的历史辩证法。（2）舒尔茨主张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将其诠释为一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一位地道的人本主义者；而马克思则认为物质生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活动，它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多重内涵，因此，不能先验地从人性入手来界定生产的本质，而应当从生产活动出发来解剖社会关系的内涵，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诠释。 2 舒尔茨主张从人性的角度来理解生产，将其诠释为一种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创造性活动，因此是一位地道的人本主义者；而马克思则认为物质生产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活动，它包括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的生产以及社会关系的生产等多重内涵，因此，不能先验地从人性入手来界定生产的本质，而应当从生产活动出发来解剖社会关系的内涵，实现对人的本质的科学诠释。 3 在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关系上，舒尔茨认为是后者高于前者，唯有从精神生产（特别是宗教）入手，才能找到摆脱贫困和阶级分化的可行之路，这在本质上又重新回到了唯心主义的怀抱之中；而在马克思看来，精神生产完全根源于物质生产，“意识形态没有历史”，从而从根本上瓦解了精神和观念的自主性，实现了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包括舒尔茨在内）的尖锐批判。 4 在政治立场上，舒尔茨是一位资产阶级自由民主主义者，他从生产和分工来解剖当时的西欧社会，目的并不是为了推翻资产阶级制度，相反，而是力图以分工的永恒性来证明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的永恒性，以此来分化和麻痹无产阶级大众，从而为资产阶级自由民主制度进行终极辩护；而马克思则不同，他从生产和分工入手，是为了解剖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进而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科学依据，因此，他虽然抓住了分工这条线索，但其主要目的并不是为了论证劳动分工的永恒性，而是为了证明它才是导致无产阶级“自我异化”的主要根源，进而主张彻底消灭劳动分工。  威廉·舒尔茨 其次，从思想史来看，拜比吉和尤尔也对此时马克思的物质生产和生产力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曾指出：“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拜比吉和尤尔从工艺学入手，揭示了现代生产力对物质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影响，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生产过程及其内部结构的微观考察。为此，马克思曾在《布鲁塞尔笔记》中认真摘录过两人的著作，并在《评李斯特》中重点引用了尤尔的论述（虽然是在否定的意义上引用的）。因此，当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突出物质生产和生产力这条线索时，自然会受到他们的影响（当然了，也应包括李斯特）。 最后，在分工逻辑上，舒尔茨和拜比吉都紧紧抓住了生产力这条线素：前者将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混为一体，用以诠释生产力的发展，从而将其划分为四个阶段；而后者则以劳动分工为轴心，重点阐述了密产阶级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工场手工业和现代工厂）。不过，他们的共同缺陷在于，都力图通过分工来理解机器大生产的运作机制。在这点上，尤尔值得肯定，他既超越了舒尔茨和拜比吉，也超越了斯密。而此时的马克思显然没有达到尤尔的高度，而是像舒尔茨和拜比吉一样，仍然借助于斯密的分工逻辑来理解机器大工业，再进一步来讲，此时他根本没有能力辨别尤尔与拜比吉、舒尔茨之间的本质差异，更不明白这种差异所蕴含的理论意义。不过，与他们不同，在此时马克思恩格斯的语境中，分工却被赋予了双重意义：它不仅是生产力发展的有力杠杆，也是交往关系不断扩大的集中体现，更是引发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矛盾的阿基米德点。 （二）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在经济学水平上，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超越古典经济学？他们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认识是否已经彻底成熟了？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实现了哲学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这决不是说此时唯物史观已经彻底成熟了。恩格斯后来指出，《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部分是阐述唯物主义历史观的；这种阐述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我认为，这并不是恩格斯的谦虚，而是一种尊重事实的严谨态度。据实而言，那时他们的经学水平远没有达到李嘉图的高度，而是停留在斯密的层次上；他们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主导逻辑并不是前者的劳动价值论，而是后者的分工逻辑。由于分工，人的内在力量即生产力转化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物化力量，人的自主活动即物质生产转化为摧残生命的奴役活动，而人与人之间的自由交往转化为压抑人性的强制交往，由此引发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这种分析在总体上仍然停留在外在的交换或交往关系上，没有深入到生产过程之中。就此而言，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现代市民社会的解剖，与黑格尔、舒尔茨、拜比吉一样，都是以斯密的分工逻辑为基础的，是后者在哲学和工艺学上的具体延伸，区别只是在于：舒尔茨和拜比吉肯定了这一逻辑，并以此来为资产阶级社会辩护；而马克思和黑格尔则是要超越和扬弃这一逻辑（前者走向了历史和革命，而后者走向了观念和上帝）。  大卫·李嘉图 从这一思路出发，马克思恩格斯必然无法理解资本的本质。从《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分析来看，他们至少犯了三重错误：完全从物的形态来理解产业资本，将其诠释为一种积累起来的劳动；把资本的生成史与资本的现代史完全混淆了；把商业资本当作现代意义上的第一个资本，完全不理解商业资本的历史地位。于是，资产阶级社会被理解为商业资本占据主导的社会形态，其中居于统治地位的是商业资本追逐利润的“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而所谓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种功利关系的理论反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政治经济学“把所有各式各样的人类的相互关系都归结为唯一的功利关系，看起来是很愚蠢的。这种看起来是形而上学的抽象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一切关系实际上仅仅服从于一种抽象的金钱盘剥关系”。以此来看，此时他们对现代市民社会以及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完全是以商业资本为基础的，这与李嘉图相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后者从劳动价值论入手，将现代社会诠释为工业资本无限制地追逐增殖的过程，由此揭示了工人、产业资本家和地主阶级在经济利益上的根本对立关系。这种理论上的缺陷决定了他们此时不可能形成科学的资本批判理论，更不可能实现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因而也就谈不上对古典经济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的成熟批判了。 （三）如何理解《德意志意识形态》与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内在关系？或者说，此时马克思有没有彻底颠覆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有没有彻底瓦解和终结近代形而上学？我认为，此时他并没有完成这一任务。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费尔巴哈“做的工作是把宗教世界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但是，世俗基础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独立王国，这只能用这个世俗基础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世俗基础本身应当在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实践中使之革命化”。实际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只完成了第一步，即从一般历史观出发将精神王国归结于它的世俗基础，瓦解了观念逻辑的自主性，这对于指证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思辨性已然足够，但却无法彻底终结形而上学。而要做到这一点，唯有从根本上彻底颠覆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即资本本身，显然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无法胜任这一任务。就像他们后来指出的那样，作为一种科学抽象，历史唯物主义能够为解剖资产阶级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南，但它本身并不能代替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具体研究，因为仅仅停留在“生产一般”的层面上，是“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中的生产阶段”的，此时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本质的判定就是明显例证。那么，这种不足意味着什么呢？首先，这表明，此时他们还无法从内部超越古典经济学，形成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其次，这意味着，此时他们还无法科学解剖近代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理解不了近代形而上学、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与资本之间的内在同谋性。换言之，此时他们的经济学储备，还不足以使他们科学解剖现代市民社会的生理机制，无法从根本上揭示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基础，因而也无法从根本上彻底瓦解资本逻辑，并最终终结近代形而上学本身。再次，这表明，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对黑格尔哲学与古典经济学之间的内在同谋性的剖析还不够深入。一方面，此时他们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诠释为统治阶级及其代言人虚构出来的“虚假的观念体系”，忽视了它与经济意识形式（比如拜物教、价值观念等）之间的辩证关系，无法从根本上揭示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另一方面，此时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作为虚幻共同体的内在本质，再次证明了黑格尔用国家理性来扬弃近代市民社会的虚假性：前者不仅无法保障市民社会的良好发展，反而会使其沦为保护统治阶级利益的政治工具。这一观点无疑进一步深化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提出来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基本原理。然而，值得进一步思考的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无法像黑格尔预期的那样扬弃市民社会，实现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和谐发展，但它对市民社会究竟能够发挥什么样的反作用？它与资本之间又存在何种关联？“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对于这些问题，此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做出深入回答。从这个角度来说，虽然此时他们揭示了历史发展的一般机制，颠覆了黑格尔辩证法的思辨性，建立了历史辩证法，但他们并没有真正揭示黑格尔哲学和近代形而上学得以存在的社会基础，更没有从根本上彻底瓦解这一基础。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的确建立了一种全新的历史观，实现了思想史上的一次伟大革命，但这决不意味着此时他们的历史观已经彻底成熟了：在工艺学和经济学上，他们并没有超越时代的局限，建构出更加科学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在哲学上，他们只完成了第一个伟大发现，尚未完成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科学解剖，因而未能彻底揭示并颠覆黑格尔哲学和近代形而上学的世俗基础。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后面的著作中完成的，这种理论上的澄清，为我们重新审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历史意义，提供了重要支撑。 文章来源：《实践与文本》微信公众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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