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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窑和哥窑窑址在哪里？犹如在云里雾里！ 有关官窑最早的论述是南宋人叶寊的《坦斋笔衡》和顾文荐的《负暄杂录》，两部文献基本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但关键处相对有修改过的痕迹，造成两篇著述意思满扭，结论相反。而体制内的专家几乎一致沿用叶寊的《坦斋笔衡》，但因其多处疑点皆不能自圆其说，造成长期纠结于“汴京官窑”的存在，也牵扯到修内司官窑是否南迁杭州。而按顾文荐的《负暄杂录》，则是以龙泉县窑为主线，因质颇粗厚，才由京师自置官窑。南渡后，官窑窑务则由修内司接手管理。毫无疑问《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必有一部是被篡改的伪作，按理说对这两部典籍的真伪甄别是轻而易举之事，可难在哪里呢？
官窑碗（私藏），定名“龙泉官窑”，能接受吗？ 宋瓷，胎分南北。这是古玩行都知道的事。可体制内专家在讨论的官窑窑址时却始终围绕着“北方胎”在说事儿，如“汴京官窑说”、“汝官窑说”、“张公巷官窑说”，唯一的“龙泉说”却在集体回避。可问题却没法回避，那就是故宫馆藏的官窑和哥窑实物无法与各类“说”对应，因为官窑和哥窑是一眼可辩的“南方胎”！这些古玩行家都能看出来的，那些体制内的专家会看不出来？可事儿偏偏就是这什么歪！故宫创立85週年出的《论文》上下集也没论证出结果，皆因窑址在黄河底下无法找到而不了了之。
官窑钵（私藏），该类型也被命名为“龙泉官窑”。 故宫的古陶瓷研究所集中了很多先进的设备，他们也很努力，可他们的官窑的研究却走出一条“辩釉不辨胎”的路子，只对已知的馆藏官窑釉的成份做了大量的检测，并对数据做的相关因子分析，结果是所有的点都是离散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测试对象都没有相关性，这使人联想到那句“千般翠色”。显然这是误入了歧途，方向错了，就是南辕北辙。很难理解，故宫坐拥优越的馆藏和大量的窑址出土的实物，为什么不做黑胎的比对研究呢？
溪口窑葵瓣洗（友私藏），这就是典籍上的“黑官窑”，将其定为“龙泉哥窑”能接受吗？
黑官窑小碗（私藏），也是“龙泉哥窑”型，真有点颠覆啊。 学术界近年来又相继出现了一些新观点：开始是“龙泉官窑”，大张旗鼓的宣传，甚至还在杭州举办了“龙泉官窑”展，但很快就匆匆收场了，具体原因不详，笔者当年还专程赶去欣赏，却扑了个空。后来又出了个“龙泉哥窑”。二者共同点都是在为“龙泉黑胎”量身定做，只是不知“龙泉官窑”是官窑吗？还是“龙泉哥窑”是哥窑？从标的实物看“龙泉官窑”还真可能是官窑。而“龙泉哥窑”则肯定不是传统意义的哥窑。因为两个命名，都带有混淆的味道。 最近，笔者再次拜读了《沈岳明：龙泉窑黑胎青瓷的考古发现以认识》，内容相近的还有《龙泉窑考古十年全记录与研究新发现》等。两文都叙述了窑址考古的一些真实状况，其一，是在大窑垟底一带发现了南宋早期（绍兴十三年）的地层。这个发现当时立马就终结了笼罩几十年的“龙泉仿官”。其二，是在大窑发现了乳浊釉产品，是在南宋早期地层发现的。这个发现对在大窑具有重要意义。因为乳浊釉多属于相对低温下烧制的浅淡釉，最早见于大观釉（宣政前准官窑），宣政后的官窑烧制也很常见。而体制内的专家则认为应是“南宋官窑”时期才会出现此类。其三，大窑南宋早期地层是黑胎青瓷的主要产地，分布几乎覆盖大窑全境，有近30余处窑址，胎色从灰到灰黑，釉色复杂多样，烧制规模较大。以笔者揣摩：上述成果说明，上述大窑的窑址的调查工作已经涵盖了官窑的中心所在位置，只是调查工作程度是不足的，需要加强勘查揭露。 参考资料一： 南方胎和北方胎：宋代是史上国土面积最小的时期，北宋只有约今天的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左右。宋代瓷胎有南北之分。所谓“南方胎”是指浙江越窑和龙泉窑等地的烧制，其瓷土的主要原料是高岭土类型矿。所谓高岭土就是低品位的铝土矿，是原生铝矿床的浅层氧化矿，其有效成份是三氧化二铝和二氧化硅。而“北方胎”则是指河南、山西、陕西等地的烧制，其瓷土的主要原料是硬质、半硬质粘土矿，该类矿物来源是流域上游广泛分布的铝土矿，是自然运搬沉积成因，其有效成份是三氧化二铝，但二氧化硅含量较低，配制瓷土时多需要添加硅石等。 参考资料二： 龙泉黑胎：在龙泉的瓷土原料中加添了高含铁粘土配制而成。高铁粘土的作用除了提高了可塑性外，还可在烧制还原时使铁元素从开片处泄露出来，使开片的颜色呈色变深，如大观釉中月白釉的铁线开片，哥窑的“金丝铁线”开片等。黑胎也会影响釉的呈色，如会使半乳清釉的釉色变得灰青等，这种灰青是官窑的重要呈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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