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续 窑 对南宋统治者来说，掌握青瓷烧造绝技的窑工是不可多得的财富，内窑停烧后，窑工自然会在别处继续尽其所能，他们重新点燃炉火的窑场就是《坦斋笔衡》、《负暄杂录》所称的续窑。探索续窑与认知内窑一样，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而是荆棘塞途，充满艰辛。1996年夏，因暴雨的冲刷，杭州凤凰山上的一处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址映入了人们的眼帘，于是，业余文物爱好者先声夺人地将之称为“修内司官窑”。经反复观察和审慎思考，我认为这处暴露于地表的窑址正是元人孔齐的《静斋至正直记》所载的“绝类古官窑”的哥哥洞窑。后来，考古人员对这处窑址进行了全面发掘，在南宋地层中发现了许多黑胎乳浊釉青瓷残片和窑具，发掘者认为此地的南宋窑业遗存为“修内司官窑”。据我考证，这处南宋窑场的年代晚于内窑，它是在内窑废弃之后由临安府设立和管辖、生产上受修内司监督的续窑。 《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在述及内窑时认为，续窑比不上内窑。续窑窑址出土的残瓷和窑具，印证了南宋人的说法。续窑青瓷在制作技术上虽然继承了内窑的传统，然成型、修坯、施釉等工艺均较粗疏，远不及“澄泥为范，极其精制”的内窑青瓷，器物种类比内窑少得多，每类器物的造型也相对单一，内窑使用过的类似汝窑的“芝麻花细小挣钉”，被较粗的支钉取代，凡此种种，一方面说明朝廷对续窑的重视程度低于昔日的内窑，另一方面亦表明内窑的顶级制瓷技术在新老交替的传承过程中有所缺失。 若要全面认识续窑，繁难之处在于：（1）续窑窑址出土的“庚子年”铭文荡箍显示，续窑从淳熙七年（1180）开始受到朝廷的重视，那么此前十多年续窑的生产状况和规模如何？（2）因续窑的烧造规模不大，故导致续窑生产中辍的原因绝不会是原料和燃料的短缺，莫非与火灾或预防火灾等有关？（3）元代哥哥洞窑的废弃物与续窑的残瓷堆积在同一地点，怎样对续窑的乳浊釉青瓷和哥哥洞窑“绝类古官窑”的青瓷加以区分？这些问题的解决，不仅需要假以时日，而且必须借助于科学测定等非传统的研究手段。 乌泥窑 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的记载显示，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历史不是直接相连的，二者之间存在一个中间环节。由于官府绝不会闲养窑匠，所以续窑因故停烧后，掌握核心制瓷技术者便会根据需要易地设窑而续燃窑火。南宋除了都城一带的官窑专烧黑胎乳浊釉青瓷外，龙泉官窑亦出产同类青瓷。尽管南宋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在大窑，那里承烧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广义的龙泉官窑，但是，清人所谓的“龙泉官窑”，主要是指龙泉生产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口。在大窑的窑址中，黑胎瓷所占的比例极小，而这类瓷器却是溪口南宋窑场的主要制品。溪口南宋窑场烧造的黑胎瓷，一般都施三层釉，以垫烧为主，亦有支烧的，薄胎厚釉的器物做工相当精细。我认为，该窑即南宋晚期成书的《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所载的乌泥窑，它是连接续窑与郊坛下官窑历史的州府一级的官窑。南宋朝廷在都城外的郊坛下设窑后，乌泥窑依然存在，最终因统治者需求的消歇而停烧。元代此地的窑场改烧白胎瓷。至于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说“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则与事实相左，因为乌泥窑虽以产品的黑胎得名，但建瓯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黑胎瓷，表面施黑釉，南宋人是绝不可能将这类质地粗糙的黑瓷与“极其精制，油色莹彻”的内窑青瓷相提并论的，而龙泉溪口南宋窑场生产的黑胎乳浊釉青瓷，在烧制技术上与内窑青瓷一脉相承，故《坦斋笔衡》、《负暄杂录》才将它们归为一类。 值得一提的是，在龙泉小梅发现南宋黑胎青瓷窑址后，人们即认为它是南宋早期的官窑，依据是该窑址标本的未加修正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事实上，这个观点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这处窑场所烧器物，不具备南宋早期余姚官窑和内窑青瓷那样的造型特征，却与南宋中期以后大窑窑场的制品有颇多相似之处。其次，南宋早期朝廷所需的陶瓷器主要取给于余姚官窑、平江官窑和内窑，这不仅有《中兴礼书》《坦斋笔衡》《负暄杂录》等南宋文献的记载为证，而且有经过修正的热释光测定年代作依据。再次，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转载《龙泉县志》有关龙泉窑业的内容云：“青瓷初出于刘田，去县六十里。次则有金村窑，与刘田相去五里余。外则白雁、梧桐、安仁、安福、绿绕等处皆有之。然泥油精细，模范端巧，俱不若刘田。” “刘田”又作“琉田”，即今龙泉大窑，考古调查结果和窑址发掘资料证明，大窑确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和优秀制瓷技术辐射性传播的源泉。不难看出，小梅窑场是南宋大窑窑业向周边拓展的产物，它与远离大窑、风格独特的溪口南宋窑场不同。小梅窑场烧制的部分厚釉青瓷，胎色较深，此乃就地取用含铁量较高的瓷土而非故意选用紫金土所致，许多器物釉的透明感很强，这是窑温掌握不好的表现，从总体上看，该窑瓷器的质量远逊于大窑窑场的同期产品。必须指出，在目前的情况下，浙江古代青瓷的热释光测定年代，若未经年剂量修正，通常都偏早，例如：越窑 “太平戊寅”款青瓷碗残片的热释光测定值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916年，“太平戊寅”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它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978年，这说明热释光测定年代偏早62年，正偏差率为5.69%；余姚官窑南宋早期5个青瓷标本的热释光测定平均值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1003年，比标本的实际年代早128年，正偏差率为12.69%；龙泉窑南宋中晚期青瓷鼎残片的热释光测定值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1108年，比该鼎的实际年代早120年，正偏差率为13.33%；龙泉窑元代青瓷洗残片的热释光测定值所对应的公元年份为1148年，比该洗的实际年代早131年，正偏差率为15.23%。以龙泉窑南宋青瓷鼎的热释光测定值的正偏差率，对小梅窑址出土的3个青瓷标本的平均热释光测定值进行修正，所得的公元年份为1254年，而小梅窑址青瓷标本与余姚官窑、内窑等窑址青瓷标本的热释光对比测定并经年剂量修正后的结果，与之相同，这足以说明，小梅窑址的年代为南宋晚期。辨明这个问题，对认识龙泉官窑、理清南宋官窑的发展脉络，均具有重要意义。 近年来，有人认为龙泉溪口和小梅南宋时烧制黑胎开片瓷器的窑场为“哥窑”，也有人把龙泉境内多处遗存开片残瓷的窑址皆称作“哥窑”。这些观点的纰缪在于：第一，传说的龙泉“哥窑”，位于“琉田”——龙泉大窑，而不是在大窑以外的地方。第二，“章生一”所掌烧的“哥窑”仅为“一窑”，而不是多座窑。第三，“哥窑”瓷器“色淡”，但南宋龙泉黑胎瓷（尤其是釉层透明者）的颜色大多较深或很深。第四，开片是烧窑停火后的降温阶段因器物的胎和釉收缩率不一致所造成的，有的则是在瓷器出窑后的漫长岁月里因胎内储存的应力受环境影响而释放所缓慢形成的，明代以前，开片多为工艺缺陷而不是刻意追求的装饰效果，在龙泉的所有古窑址中，没有一处窑址的产品是全都开片或全都不开片的。显而易见，迷恋龙泉“哥窑”的人，因受思维定势的束缚而难以解脱，否则，是绝不会在这一没有真凭实据的虚幻的传说上作无谓的、无法自圆其说的“考证”和揣测的。 郊坛下官窑 开禧二年（1206）刊行的《云麓漫钞》在谈论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这条记载的时间概念十分清晰——“今”是指开始编写此书前后的一段时间；“近”即开禧二年前很短的一个时期。“近临安亦自烧之”句中的“自”意为“亲自”，“之”即指青瓷，主语“临安”本指南宋都城，在这条记载中则成为青瓷的烧造者——南宋朝廷的代称。成书晚于《云麓漫钞》的《坦斋笔衡》在叙述北宋官窑时有“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之语，句式与“近临安亦自烧之”相同，“自”后面的“置”、“烧造”皆为动词，而“烧造”是“自置窑”者——“京师”的终极行为，所以此句中的“京师”绝非“国都”，分明也是指代朝廷。有人曾绞尽脑汁试图否定中国古代一词多义的“京师”在《坦斋笔衡》中为朝廷的代称，实际上犯了连古汉语基本常识和语法都不懂的低级错误。从字面上看，《云麓漫钞》的记载没有指出南宋朝廷设窑的地点。《坦斋笔衡》在记载内窑时有“后郊坛下别立新窑”之语，《负暄杂录》则写成“后郊下别立新窑，亦曰官窑”，咸淳《临安志》和南宋人吴自牧的《梦粱录》称此窑为“青器窑”，今人谓之郊坛下官窑，它就是南宋朝廷于开禧二年前不久设立的窑场，即狭义的南宋官窑。 调查发现，郊坛下官窑坐落在今杭州乌龟山西麓。从咸淳《临安志》的附图看，该窑当时位于临安城外，在这样的地点设窑，对屡受火灾之苦的朝廷来说，显然是有意的选择。1956年和1985年，文物部门先后对郊坛下官窑窑址进行过二次发掘。第一次发掘时，发现了一条长23.5米的龙窑，并出土了许多乳浊釉青瓷残片，这类器物分别用支烧和垫烧两种方法烧成。第二次发掘时，又发现了一条长达40.8米的龙窑，出土瓷片的状况与第一次发掘时出土的基本相同。 在郊坛下官窑设立时，南宋州府一级的官窑烧制的御用陶瓷器尚有一定的库存量，故该窑起初的生产规模有限，后随着朝廷对青瓷需求量的增加，烧造规模亦相应扩大，于是建造了较长的那条龙窑。郊坛下官窑作为朝廷亲自掌烧的窑场，在乳浊釉青瓷的制作上以内窑青瓷为标杆，只求精美而不计工本，然而，由于某些技术的失传，其总体质量终究未能与内窑青瓷比肩。德祐二年（1276）二月，元军占领临安府，“封府库，收史馆、礼寺图书及百司符印、告敕，罢官府及侍卫军”。郊坛下官窑的历史使命就此终结。南宋灭亡后，郊坛下官窑的优秀制瓷工艺，直接或间接地被元代的窑场吸收，杭州凤凰山上的哥哥洞窑还烧出了“绝类古官窑”的青瓷，但因服务对象的更迭、窑场性质的改变以及战乱等社会因素的影响，致使源于郊坛下官窑的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烧制工艺发生不可逆的变易，元末以后孕育出了月白、米黄釉的哥窑瓷器。 结束语 南宋官窑的制瓷工艺是与统治者的直接需求紧密关联的一种优秀文化，从宋室南迁后至南宋灭亡前，一直不间断地在相继设立的官窑中传承、延续。与北宋官窑相同，南宋官窑的历史也分为州府承烧和朝廷掌烧二个阶段，只是其发展的道路较为曲折罢了。广义的南宋官窑，除了余姚官窑、内窑、续窑、乌泥窑、郊坛下官窑外，还包括以龙泉大窑为中心的龙泉官窑以及平江官窑等。由于南宋各官窑的部分产品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因而对海内外收藏的南宋官窑青瓷尤其是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官窑青瓷残片的具体窑口进行鉴别，除了从造型、胎釉、工艺等方面着眼外，还必须依靠不断进步、完善的热释光断代、微量元素测定等科技手段。只有辨明传世和出土的南宋官窑青瓷的具体窑口，才能显示出它们的历史、科学、艺术的真实价值，消除主观猜测、凭空想象、任意妄言的空间，使南宋官窑的研究不偏离唯物主义的科学轨道。 在认识和探索南宋官窑时，还必须注意四个问题：（1）宋元文献的纪实性内容，既是被证实的对象，又是证实所说事物的依据，不能因存在个别舛误而忽略或否定其重要价值。（2）南宋州府一级的官窑和朝廷掌烧的官窑，往往可见精瓷和粗瓷同窑合烧的现象，这是由二类制品的不同用途决定的，故不能认为粗瓷的年代早于精瓷，否则，会导出精瓷以粗瓷为基础的错误判断。（3）官窑核心产品的质量，体现的是当时窑业技术的最高水准，至于器物的种类、造型和数量，则完全是根据统治者的经常变化的需要而定的，因为官窑的生产具有极强的针对性。（4）明嘉靖年间开始流行的龙泉宋代“哥窑”之说，是根本无法从考古上证实的，但它却又有很强的迷惑性。自杭州凤凰山元代哥哥洞窑窑址发现后，哥窑的来龙去脉或曰演变的大体轮廓已经明晰，在这样的胜于雄辩的客观事实面前，龙泉“哥窑”这个流传已久的动人传说，理应被彻底置于史实的范畴之外，使其像《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那样永远只是萦绕在传统文化上的美丽却又虚幻的光环，而不能再让它披着有“史”可稽的外衣去搅浊今人和后人对真实哥窑的审美判断了。 研究南宋官窑，艰难而又充满着希望。在客观事实没有被完全揭示前，推测、想象的空间将依然存在。然而，“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唯有在科学的方法论指引下，牢牢把握研究对象的物质性，以纪实性古籍为佐证，并借助于日新月异的科技测试手段，方能在将来还南宋官窑以客观的、真实的历史原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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