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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格特 | 美国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

 hercules028 2023-09-12

美国的政治运动和民粹主义政治(一)

作者 | (英)塔格特

翻译 | 袁明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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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民粹主义的一些常识,便很难理解美国的政治,同样,没有对美国民粹主义的了解,就不可能真正把握民粹主义。正如在宪法中所明示的那样,美国的政治体系和许多具有美国特色的东西都是围绕代议制民主的原则而建构起来的。因此,作为代议制政治的反应和产物,民粹主义就像装饰的图案一样贯穿于美国的政治生活之中。

19 世纪晚期,在人民党和民粹主义的运动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民粹主义的重要人物。这种现象在美国的政治历史上并不突出。追溯历史,民粹主义政党作为一支独立的新生力量,在试图突破美国政党体系时的失败便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作为一个有趣但却微不足道的要实现从在美国政治生活中两个持续存在并处于相互对立竞争的两党——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体制的历史性转变,民粹主义者常常会面临被 19 世纪60年代内战的创伤和 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之重塑所挤压的危险。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他们明确地体现、表达和动员了深刻地贯穿于美国政治生活并深置于民粹主义者心中的目的和动机。

人民党运动

纵观美国的政治,人民党的历史为民粹主义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的动员提供了一个最为生动的案例。19 世纪美国民粹主义的本质不是作为那些特别有号召力的领导者 (像庇隆案例中的那样),或者一些深谋远虑的精英团体及一些致力于理论发展和实践的复杂而又抽象的意识形态体系的理论家的功能之用的(以俄国为例)。人民党为这场深得人心并曾经孕育了自身的群众运动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在人民党的历史上,而不仅仅在其他任何形式的我们正在深思的有关民粹主义的案例中我们看到了群众运动的政治的诞生,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自下而上的社会现象。以“人民”的名义也就表明了这场运动在南部和西部农民中真正受到欢迎的特点。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和人民党表明了一个进步的民粹主义产生的可能性:它推崇激进变革,却缺乏革命热情。

美国的民粹主义不是从人民党开始,也不是以人民党而告终。就像迈克尔·卡津(Michael Kazin)(1995 年)所认为的那样,民粹主义是美国政治所必需的。卡津(Kazin)认为民粹主义的根源在于反精英主义和来源于 19 世纪新教改革运动及启蒙运动的一些理念的结合。尤其是宗教信仰和理性主义,它们共同构成了“美国主义”。卡津 (Kazin)观点的核心是认为民粹主义看似永久却易变的政治形式能从进步的、支持改革的左派意识形态转变为保守的、反动的意识形态,事实上也确曾发生过这样的转变。在所有这些外表下,民粹主义能够宣称这种激情而狂热的改革运动没有转变成革命倾向。在卡津看来民粹主义使美国政治体制受到了明显的挑战,但这种挑战并没有威胁到美国政治生活中最基础的意识形态结构。

卡津(Kazin)描绘出了始于人民党,而贯穿于20 世纪早期劳工运动的民粹主义的发展谱系,同时表达了他对集权国家及全体财富集中制的反感。在禁酒时期取得成功的一些运动中,卡津(Kazin)注意到了民粹主义宣称富有阶级应当照顾那些贫穷的醉汉和无能力的抗议者。从政治学之父弗兰克·库格林(Frank Coughlin)的政治理论以及他试图建立一支新的力量反对企业巨头和共产主义革命的愿望出发,卡津 (Kazin)认为民粹主义一开始就跟上了富兰克林·D·罗斯福 (FranklinDelano Roosevelt’s)打击“经济保皇派”的步伐,但随着因库格兰(Coughlan)在二战中支持法西斯主义而产生不和最终以美国主义宣告结束。在冷战期间,卡津 (Kazin)曾认为民粹主义者会从进步政治转变为保守政治,通过麦卡锡(MaCarthy)在国会之中的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迫害,以及南方的乔治·华莱士(George Wallace)的政治角逐,民粹主义的画面最后被定格在理查德·尼克松 (Richard Nixon)和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为代表的政治右翼势力身上。

就像在透镜的聚焦之下,人们常常会产生一种认为细节要比周围物体大得多的错觉的危险。观察美国政治几乎所有的方面,我们不难发现几乎在每个领域都能寻觅到民粹主义的踪影。如果从更宽泛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非常清楚的一点便是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特殊的共鸣。但作为具有重要意义的关键时刻、运动以及推动者,真正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要比卡津 (Kazin)所说的少得多卡津 (Kazin)是通过美国政治这个透镜来看民粹主义的,但如果通过民粹主义这个透镜去看美国政治,所看到的画面和现实又稍微有些不同。

人民党和民粹主义运动

1892 年在奥马哈,新成立的人民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以提名一位候选人参加总统选举。从以地区性的乡村为基础的农民运动中建立的合作联盟以摆脱对东部金融系统和铁路当局的依赖这一背景中,可以看到一个羽翼丰满的政党已经形成进入政党政治生活绝不是农民激进主义者进行大规模运动所能预知的结果,但这恰好表明了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清晰重大的变化。他们创建的政党未能取得成功,原因在于这一政党无法打破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垄断地位。但人民党及 19 世纪美国民粹主义者的历史是从总体上理解民粹主义的关键所在。

1890年7月15日,人民党候选人提名大会

在奥马哈,人民党正式确定了自己的政治纲领和候选人,在政纲的序言中,依据伊格内修斯·唐纳利(Ignatius Donnelly)的富于激情的演讲,我们看到了一篇关于民粹主义理论的经典论述:

我们的国家正处于道德的、政治的和物质的衰败的边缘,腐败控制了选举、立法和国会,甚至触及到了司法。人们道德败坏报纸主要依靠资助或者保持缄默,公共奥论也默不作声,商业不景气,家里遍布抵押品,劳动力枯竭,土地集中在资本家手中······数以百万计的人们的辛勤劳动的果实被史无前例的少数资本家所攫取并用来作为增进他们巨额财富的资本,而且那些资本所有者转而鄙视共和,危及自由。从政府的不公平这一肥沃多产的源生地中,我们培育出了两大阶级——流浪汉和百万富翁。

一个反人类的巨大阴谋已经在两大洲被策划,并迅速占据世界。如果人们不能立刻认识并推翻它,这将预示着可怕的社会动乱和文明的毁灭,或者一个极权专制政权的建立。我们已经目睹了两大政党之间为了权力和战利品而进行的长达 25年的斗争,而这一严重的错误给那些受苦的人们以沉重的打击我们控诉掌权的两党放任这种可怕的形势进一步发展,而未能尽力去阻止或者约束它们。

在国庆典礼集会上······我们寻求恢复共和政权,并交到平民手中,平民才是共和国的创始者。我们坚持在目标上与国家宪法保持一致;塑造一个更完美的联盟,确立公平正义,确保国内和平安宁,提供公共保护,增进大众福利,以保证我们自已及子孙后代的自由之幸事(人民党 1978,90-2)。

贯穿序言引起共鸣的是民粹主义者的主题:道德败坏、阴谋集团、普通人的善良以及阴谋、背叛。在基调和内容上,序言描述说明了民粹主义者对政治上的挫折、焦虑和期望的看法。具体来讲,在序言中提出了一些参照创始时期的思想理念而制定的主题,以及美国在面对倒退而丧失崇高理想的可能性。这正体现了美国民粹主义中美国人的真正本性。

19世纪美国的民粹主义的案例常常被认为是民粹主义的典范,有关它的历史专著和译作是很多的。关于人民党和民粹主义的历史一方面常被描绘成反动的、本土主义的(霍夫施塔特 Hofstadter,1995),或者相反,它被作为美国进步政治的首次激情上演,一次伟大的民主展望运动(古德温 Goodwyn1976)。不管以何种方式评论它,人民党的历史在美国政治历史上代表的是一段非常时期。

美国内战(1861-1865)的结果留下了一幅可作为美国政治永久基础的关于地区的、文化的以及经济的冲突的网络图形。民粹主义者就是从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中成长和发展起来的。理解民粹主义运动产生的背景是很重要的,这会使我们想起内战及它的后遗症。

战争以南方的失败而告终,南北裂痕成了这场冲突永久的提醒者。代表都市化的北方与以农业为主的南方的分歧表现在许多方面。这场战争主要起源于南方依赖奴隶制来维持经济发展,但是南北分裂所包括的一系列分歧往往体现在奴隶制上这种差别还在于北方地处城市,是政治、金融权力的中心;而南方则依靠棉花作为它的主要产品,仍是一个固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的农业社会。民粹主义运动最初是一场南方农民的运动,但它的命运是和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西部地区。

第二个分歧是货币。内战对货币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战争期间,国会创立了国家银行体系,并引进以美钞的形式作为纸币。战后,政府不得不处理围绕货币而进行的争议,这些争议起源于应该让货币代表别的东西,而不只是价值本身美国经济的各个部门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也成了争议的诱因。关键问题在于货币是否应当成为黄金储备的象征或者让它仍然像战时那样仅仅被看做纸币。政府政策将致力于寻求经济增长,以弥补战时所规定的纸币的价值与黄金的储备的价值之间的差别。这一举措使农民陷入了可怕的境地,因为他们不得不生产和卖出更多的产品才能获得同等的收人(古德温 Goodwyn 1976,13-14)。南方农民战败,目前面临着经济破产。

第三个分歧存在于土地和工业之间。虽然这一点可以部分地归咎于南北分裂,但是以电报通信和铁路形式出现的工业基础设施的发展、城市工业劳动力与农业工人及农民之间的差别,以及金融家和银行家权力的增长都是致使 19 世纪后半期美国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变化的主要因素。民粹主义者努力使劳工们团结一致,有时这会促成联盟的产生,比如在伊利诺斯州,但这只是例外,通常情况下联盟往往极不稳定,也极易天折。

最终的分歧聚焦在政党系统方面。以林肯为代表的北方共和党与保卫南方、捍卫奴隶制度和州权的较为保守的民主党之间进行政治角逐。这些党派只是地方性力量,还未得到它们总部的批准。这些党派还从不同的立场围绕货币进行斗争(里特Ritter 1997,34 -37)。共和党直接转向金融保守主义 (维持标准),民主党所面临的分裂主要是地区性问题,但随着党的东部派系的形成以及东部银行系统的建立,由于金融保守主义党的西部和西北部派系趋于导较为激进的货币政策。在面对将白银作为黄金和美钞的折中物、使其自由流通这一方案时不同的地方政府达成了并不稳定的妥协。到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第二次任民主党总统时,党的各个不同派别之间的这一不稳定妥协最终崩溃。1893 年出现了由金融、投资和农业危机所导致的大萧条,白银遭到谴责。克利夫兰(Cleveland)退回到原来的立场,决定维持黄金价格水平。这在党内突然爆发了争执,因此到 1896 年选举时,克利夫兰(cleveland)被抛在了一边,党内由一位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silverites)已经被准备提为总统候选人的人来领导。

政党体制在战前和内战中出现了冲突的裂痕和轨迹。到19世纪90年代,关于政治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分歧已不在民主党与共和党之间,而在于这些党派与民粹主义的情结、运动甚至民主党内的反垄断派系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两党制和当时的政治生活不太协调。D因此,民粹主义者有对这一政党体制进行重组的潜力。

对民粹主义者来说,主要的战略上的困境是他们对民主党的态度问题。南方党派或者是民粹主义者的一个潜在伙伴,抑或是一种最根本的威胁。作为金融保守主义者,他们是敌人但作为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 (silverites),他们却是潜在的同盟者。最后,在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后,民粹主义者对合作伙伴作出了决定性的选择,但人民党的历史从一开始就具有现的可能性。

民粹主义运动及人民党的兴起预示着一场动员。它代表着一种特殊的以地域为基础的,捍卫土地所有制的激进主义反对北方的经济、政治强权和政党系统失败的新生力量。人民党不是战后第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事实上,在他们之前已经有了一些强大的具有连续性的独立政治力量。美钞派 (GreenbackParty)从1876年到1884 年持续存在,而且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它在 1878 年赢得了全国 13.8%的选票,为政党创造了高水平的记录。但它真正的重要性在于为民粹主义提供了反垄断者这个平台。他们倡导把纸币作为流通手段以跟上人口的增长和经济的同步发展。另外,他们不顾自己的利益,确立了银行体制,这个政党的激进的思想、观点和选民成了后来民粹主义动员的根基。

民粹主义运动依靠自己的能力以农民联盟作为动员的开始,这个全国性的运动以1877 年成立的得克萨斯联盟 (TexasAlliance)作为它的发源地,这场运动试图让农民摆脱由南方诸州所控制的信用贷款留置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获得独立,以自主安排自己的生活和生产。这种留置制度是农民平时甚至困难时期能够购买生活必需品的一种方式。这种制度的代价是农民被迫按照储蓄所的要求生产棉花,储蓄所以下一年收成的期望值给他们信用贷款。

联盟创建了一种意在使农民走向相瓦合作和增强自主性的体制。发生于 19 世纪70 年代的农场主运动建立了一种与只收现金的合作式商店相似的体制(古德温Goodwyn,1976,45)。

但这种体制失败了,因为农民常常没有现金。因此联盟系统努力把农民们联合起来,对他们自己的贸易商店和集体性地出售他们的棉花进行统一的安排。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联盟的发言人走遍了得克萨斯州,鼓励农民建立自己的分支联盟,联盟在农民中培养了一种思想意识的能力,鼓励他们对政治发表评论,从而切合实际地为在个人和团体中形成新生的民粹主义力量创造一个好的环境。

1884年,得克萨斯联盟(Texas Alliance)还在积极讨论这种联盟是否应该更具有政治性。但是在联盟所实施的改革措施中它已经从一种联合、合作性的运动转变为了一种政治运动这种转变极大地打击了金融和财政系统、铁路和外国投资者同时要求认可贸易联盟和合作商店,而且还提出了关于“美钞”(Greenback)的思想,它追求与“劳工骑士”( Knights ofLabor)建立一种政治同盟,以代表工人阶级。

这一运动从得克萨斯州展到了南方和西部的其他城市联盟的农民代言人发动了一场招聘和教育的运动,他们对如何建立一个本地区的民主组织以及如何建立高度集中的、合作性的买卖同盟体系提出了建议。1887 年,这一联盟开始成为一个国家机构,它开始作为一个集体机构购买棉花然后将棉花出口给国外买家,因此忽视了已经加强了的农民对棉花的依赖的留置权系统。

对农民来说,这种运动的扩展清楚地说明了铁路和金融当局位于这个系统的中心,而这个系统似乎在欺骗农民,并控制他们,以使农民为他们创造比其自身更大的利益。农民有理由让铁路当局提供一个机会让其出售农产品,然而铁路的高成本也意味着对农民们不会因为这样的机会而发家致富。在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时候,通过把美元和黄金挂钩,意味着农民必须增加生产来维持相同的地位 (古德温 Good wyn1976,115)。联盟运动提出了一个减轻这些农民压力问题的方法,但是它助长了这样一种允许集体的,完全政治性的对条款进行评论的思想,而这正是产生如此多的问题的根源。

1889 年,联盟中的一个主要人物查尔斯·麦丘恩 (CharlesMacune)提出了国库的分库计划 (sub-treasury plan)。这是一个野心勃勃的激进方案,它允许所有的农民根据当地的标准进行合作,以便通过联盟的交易体制使他们能够得到来年生活所需的信用贷款,并为他们的棉花获得一个较有保证的市场 (古德温 Goodwyn1976,127)。在建立国库的分库计划 (sub - treasury plan)的基础上,在面对银行拒绝借钱给联盟这种情况时麦丘恩(Macune)被迫提议建立一个发行一种能够有效用作货币的国库券的系统。在这场运动中加强了美钞的观念,因为它再次向农民证明了金融体制是和他们的利益相竞争的。直到1889年,由于无法与那些由银行支持的农民的合作努力的竞争,得克萨斯交易所倒闭(Goodwyn1976,145-6)。

得克萨斯联盟 (Texas Alliance)虽然是最重要的,但也只是多数中的一个,农民的激进主义比它更普遍。在伊利诺斯州、达科他州、明尼苏达州和堪萨斯州,农民们创立了合作联盟。1890年,堪萨斯州人已经在自己的州里建立了人民党并达到了成功选举的标准(纽金特 Nugent 1963,91)。南方各联盟的情况则不同,1890 年,南方联盟在弗罗里达州的奥卡拉集会仔细商议关于第三党挑战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可能性,但是联盟中的南方成员与民主党之间的牢固关系排除了这一想法。直至1892年,联盟在圣·路易斯 (St Louis)集会时,还未达成一致意见。人民党成立时,伊格内修斯·唐纳利 (IgnatiusDonnelly)富于激情的演讲成了人民党党纲序言的根基,人民党在 1892 年的独立日在奥马哈举行了首次总统提名大会,并把一些有价值的文件作为著名的奥马哈宜言。

奥马哈宣言成为民粹主义运动的试金石。序言引领出宣言的三项政纲条款——货币、交通和土地。就货币政策而言,宣言要求由国家管理货币,摆脱银行系统,政府管制的邮政银行可以保证人们的收入安全储蓄,它还提倡金银铸币应该不受约束和限制,这标志着他们从把货币和储蓄连在一起的关系中脱离出来,限制税收,以及一个进步的切实可行的所得税政策也是宣言的呼声。对于交通,宣言主张政府拥有铁路的所有权和管理权。最后,宣言要求土地作为财富的源泉和人类的遗产应该不受投机买卖和外商投资的影响。那些被铁路系统或者其他公司企业所占用的超过他们实际用途的所有土地应归还给政府及居民居住之用。这三项条款也包括一些决议,虽然境况不同,但也为政党思想提供了一个敏锐的视角。这些决议包括秘密投票、税制改革、移民限制、自主权和全民公决方法、总统和副总统资格条件以及参议院直接选举(人民党 Peoples Party1978,90-6)。

奥马哈联盟的重要性在于它企图建立第三党以挑战现行的两党体制,但这一重要性被正在发起的这场运动的本性给弱化了。运动的坎坷意味着政党不得不忙于大量的与州进行协商谈判的各种会议,因为地方领导在企图建立一个包括一切的大范围的选区以维持它的民族的远大志向。因此,政党的领导权反映了不同州的政党纷繁复杂的个性特征,但它也并不总是它的根基一-联盟的代表(古德温 Goodwyn 1976,312)。在接下来的总统候选人提名中,政党选举了一位前任联盟将军。

詹姆斯·韦弗(James Weaver)将军作为候选人,在1892年的选举中获得了一百多万张选票,但是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Grover Cleveland)却被选举为总统。民粹主义的动力在于新生党派,而不是对党具有重要作用的合伙企业,因此重要的是政党,但它面临着越来越多的困难。贷款渠道的圆乏,因此使党的命运变得对运动至关重要,因为它是打破现行国家体制,使国库的分库计划(sub- treasury plan)变成现实的惟一出路。许多人民党候选人施压于议会,但是他们人数少,不能打破民主党和共和党对国家政治的垄断。

政党不仅要面对内部的组织问题,而且还要面临由于民主党倾向于白银的自由流通的政策而引起的政治背景的变化。威姆·詹尼斯·布赖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一位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在1896年的选举中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同时,在人民党里爆发了那些希望和民主党及共和党里的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 (silverite)建立联盟的人们与反对者之间的斗争。看起来缩减政纲里关于白银的政策,可以使它免去一些奥马哈宣言里规定的义务,因此是必要的。但这项举措遭到了那些热心维护农业的党内激进主义者的长期而强有力的反对。一旦民主党任命了布赖恩 (Bryan)作为候选人主张自由铸造银币的人(silverite)就会迫使政党宣布布赖恩(Bryan)为人民党的被提名人。他们于 1896 年在圣·路易斯举行的大会上获胜,布赖恩 (Bryan)为被提名为候选人。布赖恩 (Bryan)经过自己的深思熟虑,接受了人民党的提名。

布赖恩 (Bryan)为接受提名还颇费周折,最终他依据民主党党纲来处理此事,一位金融家和-位前任银行家成了他的副总统候选人。布赖恩 (Bryan)在总统选举中败北,人民党瓦解。在接受布莱恩 (Bryan)作为民粹主义者的候选人时人民党已经偏离了奥马哈宣言里所表达的核心思想。它在货币问题上转向单方面妥协,与民主党形成了一个不平衡的联盟。但这个联盟却挽救了民主党,而置人民党于死地。布赖恩(Bryan)在竟选中的失败已经为人民党和在美国政治上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的民粹主义敲响了丧钟。

人民党的经历表明了许多关键的民粹主义的主题。政党和运动的失败绝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思想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终结。它们继续渗入语言、语调、甚至后来的一些运动及美国历史上的关键时刻。人民党在19 世纪末的命运给我们指明了民粹主义的循环往复的特性。在成为政治制度化的一部分时的矛盾心理,就像对民主党人布赖恩 (Bryan)的支持上所极其清楚地表明的那样,它造成了动员运动前行道路上的一个致命缺陷。与当权派的联合有利于集中力量解决在组织一个破的分散的和多元主义运动时所面临的许多问题,但它是以牺牲大多数独立力量的独立性为代价而进行的。

人民党是在面对内战所造成的严重分裂的情况下创建的一方面这也成了运动的推动力量。民粹主义运动及人民党的存在恰好证明了来自普通乡村的美国公民所关注的政党的错误联盟。他们疏远了一般意义上的政党体制和政治。另一方面,给自己定位,开展大规模的运动是非常困难的。人民党及其运动的历史将成为地区性的、意识形态上的、局部冲突的一部分。由于国内分裂而濒于破产,政治根基也飘摇不定,人民党最终失败。保持与美国乡村真正的中心地区及选区居民的简单的共同意识之间的联系对于那些正在进人政党政治、进行妥协的运动来说变得极其困难,并最终进人政治的默默无闻状态。

美国的民粹主义运动是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与历史上其他重大的民粹主义运动相比,非常清晰的一点是民粹主义运动的闪光点并没有和某个具有超凡魅力的个性化的特定个人领导连接在一起。有许多具有非凡感召力的领导者,但是他们丰富多彩的经历和这场大规模的运动是截然分离的。里查德·霍夫施塔特(Hofstadter) (伯林以及其他有关的人,1968,143)指出美国的民粹主义没有伟大的理论家作指导,劳伦斯·古德温(Lawrence Goodwyn) (1976,310)则把民粹主义者的失败部分归因于社会理论的缺乏,而这一社会理论是应该建立在经济合作的理念之上的。这场运动的总的特性是和趋向制度化时意识形态上的困难混合在一起的。对重大事件来讲,地区性运动和国家性运动的差别决定了民粹主义者的历史只能是政治上的一种妥协,而不是狂热意识形态的体现。分裂的中心把南方民粹主义者的责任推给了南方党派,而由堪萨斯州民粹主义者领导的西部民主党的民粹主义者则肩负了创建一支真正的第三党派的重任,这个党派把农民从他们的历史上的忠诚中被驱逐出。

民粹主义者的挑战起源于农民中对经济危机的一种真实的感觉。这场危机使得他们不能依靠土地维持生存。农民联盟试图通过直接的方法找到一条克服危机的道路,但有许多因素包括一些金融机构不愿延长信用给那些羽翼未丰的合资企业使得这种想法成了泡影。导致的结果就是金融危机泛滥成灾货币危机严重影响了银行家、铁路管理局和土地投机商,这些全都成了农民无休止的恶梦。内战后的政治重建是这场危机的导火线,因为政党系统没能就南方和西部的农民激进主义者所关心的问题提出强有力的应对措施。

面对这些挑战,民粹主义者退回到美国乡村,重新接受中心地区的思想。他们的思想印证了农民作为富有成效的尽职尽责的公民和堪称美国革命思想源泉的宝库,以及创建一个农民自治的共和政体的形象。民粹主义者灌输给人们的信仰并不仅仅是抽象的思想。麦丘恩 (Macune)的国库分库计划使农民联结成一个信用和相互合作的网络,这个合作项目表明了中心地区在现实的政治行动中的功效,这使得合作运动比政党政治更容易成功。

由于以农民联盟为基础,一些对现有体制的反感也经过了慎重的选择,因此使得这一时期的民粹主义运动在社会大背景里显得非同寻常。然而民粹主义者拒绝了财政机构和当地的经济组织,他们试图建立自己的一整套复杂的选择机制。这套体制本身也并非不存在问题,但对民粹主义者来说,创建复杂的制度构架已是不同凡响了

人民党的遗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作为两党制体系之外的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试图建立民粹主义政党,并几近成功这确实是后来的两党制重组的至关重要的因素(伯纳姆 Bumn-ham 1970),而政党继续存留,它们的名称也继续存在,这改变了美国政治的整个议程,在罗斯福新政(Roosevelt’s NewDeal)中利用政党来代表支持者的全新联盟和意识形态上的立场的做法达到了顶点。民粹主义者是即将到来的变化的警示者。

人民党的第二大遗产便是建立了一种与当前流行的政治文化相适应的政治氛围。民粹主义中日渐减弱的激进主义,为支持激进变革而对革命的让步都成功地迎合了美国政治的内容。在美国,作为几乎所有政治演讲的基石——美国主义的重要性在于它允许、甚至鼓励改良主义者使用民粹主义者的政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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