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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了中国大地，抗日的怒潮席卷全中国。 大敌当前，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关头，每一个有爱国之心的中国人，无不热血沸腾。国民党'清剿'部队奉命收缩到几个大据点，固守待命，游击队也停止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活动。南方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早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中国共产党就决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方针和新政策。 1936年2月，红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准备开赴河北直接对日作战。 与此同时，中共还开展了对驻在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4月，周恩来与张学良在延安举行会谈。东北军、西北军与红军结成了'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5月，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从山西撤回陕北，发表'五．五'回师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 8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郑重表示：'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统一战线如像1925--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国共的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国各党各派各界的总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图存。' 中共中央关于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的倡议，在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 为了使全党了解放弃反蒋口号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专门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蒋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这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在政策上作出的重大变动。 此时，国民党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也有所改变，由过去'绝对不抵抗'而渐露抗日姿态。 1935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但如果'最后关头'到来，那也只得'放弃和平',决心'牺牲'。 1936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进一步表示：'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态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欲望毫无止境，国民党南京政府在1935年底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正如蒋介石后来所写道：'中日战争既已无法避免，国民政府乃一面着手对苏交涉，一面亦着手中共问题的解决。' 此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特别是在宋庆龄的帮助下，牧师董健吾于1936年2月下旬，带着国民党当局要求同中共中央谈判的信息，秘密来到陕北瓦窖堡，会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接通了国共两党中断了十个年头的联系。 但蒋介石的本心还是要反共。他所说的'中共问题的解决',是要共产党向国民党投诚，解除武装，接受改编，然后'以政治方法解决'。 于是，蒋介石在解决'两广事变'之后，立即腾出手来，调集重兵，对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新的'会剿'，并亲自到西安逼迫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剿共'，扬言一个月消灭陕甘地区红军。张、杨目睹民族危机不愿继续'剿共'，终于酿出张、杨逼迫蒋介石抗日的'西安事变'。 西安事变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到'联蒋抗日'阶段。 1937年2月至9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朱德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蒋介石、宋子文、邵力子等人，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举行多次谈判。 全国性抗战开始后，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指出团结御侮的必要，事实上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 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谈话的发表，宣布了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建立，标志着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 关于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早在1937年2月，周恩来在西安谈判时就向顾祝同提出过，他建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民团式保安团，甚至表示'千人以上的队伍就如此'。同时，要求国民党停止进攻南方游击区。蒋介石不同意，他坚持'北和南剿'的方针。 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变，是'南方游击队更困难的时期，即是说国民党军事当局和陕北红军进入和平谈判的状态，而对于和陕北红军在政治上一致的南方红军却采取更加猛烈的'围剿'企图在短时期内完全加以消灭，这应验了蒋介石的不承认主义，既可'孤立'陕北主力红军，又可消除'心腹之患'' 这时的项英、陈毅，仍被围困在油山上。 1937年 7月下旬，游击队通过同情者之手，买到了香港出版的一批进步书籍，特别是从一本名叫《新学说》的书刊中，看到毛泽东当年5月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的题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摘要。其中讲道： '为了和平、民主和抗日，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曾经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表示愿意以停止推翻国民党政府之武装暴动的方针等四项条件，换取国民党停止内战，实行抗日。国民党三中全会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被迫开始'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游击队同党中央失掉联系两年多了，此时看到党中央对形势分析和政策调整的指示，队员们真像久旱逢甘霖一样的高兴。正如项英后来所说：'看到毛泽东同志关于调整党的政策的指示，我们如获至宝一样，那种高兴的心情真是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因为有它，我们再讲国共合作，就有根据了。' 根据毛泽东的报告精神，项英和陈毅、杨尚奎、陈丕显、刘新潮等一起开会，认真地研究了形势，认为必须改变工作方式。接着，以项英的名义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的文章，以促成南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现。 中共中央对南方游击区的斗争极为关注，对在极艰苦条件下长期坚持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红军游击队十分珍视。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上作报告说：'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因此，在国共两党高层谈判中，周恩来等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同国民党方面进行针锋相对而又非常灵活的斗争，力争把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中国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1937年7月23日，周恩来在延安接见美国记者彼森，在回答关于国共谈判问题时，说道：'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举行了五次谈判会议。我们仍在南方一些游击区活动的部队，成了一个特殊的问题。南京企图把他们缴械，瓦解掉。这我们不能同意。'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杭州及长江下游地区岌岌可危，形势逼人。领导这一地区的广大人民奋起抗战，成为迫不及待的神圣任务。这里人口稠密，地域广阔，资源丰富，具有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壮大人民武装力量的良好条件。为此，周恩来等人又在南京谈判中，再次向国民党提出统一整编南方各省区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战的建议。国民党迫于形势需要，又怕游击队'扰乱后方'，终于同意了这一建议，但也包藏着借日军之手消灭红军游击队的祸心。此后，南方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开始了与当地红军游击队合作抗日的谈判。 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 抗日是中心，民主能自救。坚定勉吾侪，莫作陈独秀。 这是陈毅在1937年8月写的《国共二次合作出山口赞》。陈毅在词的上半阕，回顾了已经过去的十年内战，谴责国民党内战政策和屠杀政策造成的空前悲剧；词的下半阕，是对刚刚到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确理解，指出在实行由内战转为外战的关头，既要抓住主要矛盾，推进民主，合作抗日，又要防止以为合作抗日之后就没有阶级斗争了，对于国民党可能危害抗日，实行反共的行为丧失警惕性，重蹈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覆辙。 为了及时地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斗争，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其要点是： （一）'在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的原则之下'，较大的红军游击队'可与国民党的附近驻军或地方政权进行谈判，改变番号与编制以取得合法地位，但必须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 （二）未与国民党政府及当地驻军确实谈判好以前，则我们的一切武装部队，可以自动改变番号；用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名义，根据党的新政策，进行独立的活动，继续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灵活的游击行动，去发动与组织人民，建立党的秘密组织，捉杀汉奸，扩大党的新政策的影响。 （三）在取得与国民党驻军停战谈判机会后，即用大力量，利用时机，进行整顿与训练，并掩护当地群众工作。用一切方法提高部队每个战斗员的政治水平及坚定的意识，防止一切收买利诱分化的阴谋。 （四）关于部队给养问题，在未与对方谈好以前，我们可采取由富有者募捐的方式募集钱粮。只有确实是汉奸的财产，才采取没收的办法。 （五）各游击区为着实现党的新政策，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保存与扩大革命的支持点的目的，应该'配合当地实际情况，灵活全面的改变自己的一切工作。' 在政权问题上，'争取地方政权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取消苏维埃的制度，采取国民党现有的政权组织形式，用普选的方法选举保甲长、分区长，保障政权实际上仍在党的领导之下。'在土地问题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财产，注意改善群众的日常生活，争取团结群众在党的周围。'在群众工作问题上，'原有苏区及游击区域已有的群众组织，应保持其存在与巩固。加强群众组织的民主化与党的领导，改善群众的工作方式与方法，使之成为团结广大群众的组织。'对于国民党的军队，'采取争取其广大官兵共同抗日的方针。'关于党的组织工作，要求'普遍建立党的秘密组织'，但'必须改变党的领导方式与工作方法'，举办党校与训练班，'有组织有计划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重新训练党的干部与党员。' 这一指示，为南方各游击区的党和红军游击队进行谈判斗争，以及开展政权、土地、群众、党务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灵活的斗争策略。 8月8日，项英、陈毅以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的名义，正式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宣言指出：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为争取民族解放，挽救中国的危亡，愿意放弃对政府的敌对行动，停止游击战争，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愿与国民党地方当局合作抗日；要求国民党立即停止'进剿'游击区，允许民众有抗日自由，早日实现谈判，达成合作抗日协议，让红军游击队开赴前线抗日。 8月15日，项英、陈毅又发表《告赣南民众书》，在群众中宣传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一致，共同抗日。项英、陈毅又赶抄了许多份抗日宣言，分寄给国民党军第四十六师、江西省政府和大余、信丰、南康、南雄等县政府，以及上层社会人士。'经过很久的斗争，才由大余县用快邮代电承认合作抗日并愿与我们真正正式协定合作条件，我们才开始和平谈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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