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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思雨 本文选自《社会批判理论纪事（第14辑）》 作者简介：王思雨，女，南京大学主义马克思学院博士研究生。 21世纪以来，随着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遭遇对抗与危机，与之共生的全球化与现代性的后果也越发凸显，贫富分化、监控、政治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等问题不断恶化，资本对人的身体、生命状态的控制与调节越来越普遍化，另一方面，作为西方左翼学者重要话语阵地的生命政治学在主流政治学话语中愈发得到承认，这使得福柯所开创的生命政治学成为当下极具生命力的热点话题，学界掀起了关于生命政治的一系列探讨，但是大部分的学者往往将疫情所引发的一些问题与福柯等人的生命政治理论联系起来进行思考，而以赫勒为代表的东欧学者的生命政治理论却很少有人关注。 赫勒的生命政治学贡献出一种独特的文化批判视野，在她看来，生命政治是19世纪激进主义的继续，生命政治取代了社会问题的政治化，从属于大众文化，生命政治是反传统民主政治的。赫勒将生命政治定义为身体政治，即身体的政治化。赫勒对于生命政治的讨论主要集中在1994年出版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s）和1996年《生命政治：身体、种族和自然的政治》（Biopolitics: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Race and Nature）两本论著，她在借鉴阿伦特、福柯等人的思想资源的基础上，写就了包含历史视野与现实经验的生命政治理论，由于学界对此研究成果较少，故本文对收集到的文献分别进行讨论，以期为学界进一步开展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研究提供补充素材。 一、国内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研究状况 国内介绍赫勒生命政治思想的论文仅有一篇《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美学意义》①，主要结合赫勒分别在1994年和1996年出版的专著，从生命政治的概念、生命与自由的价值冲突、生命政治的伦理基础三个层面入手，论证赫勒生命政治思想中所蕴含的美学政治思想。该论文对赫勒思想的内涵做了大致的总结：第一，将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定位于现代性所引发的制度、价值观和存在论等层面的转变。启蒙现代性承诺的失败加速了身体的政治化进程，赫勒的生命政治的出发点为日常生活，现代政治将人的生命视为政治行动的首要条件从而渗透进入日常生活，接着不断向公共领域不断扩散。第二，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的主体为身体，其蕴藏的生命与自由的两种价值冲突代表了当代美学政治转向的特征，自由与生命不是作为自我实现的目的而是作为现代政治治理技艺的手段而存在。第三，生命政治影响了现代的伦理基础，其中主体在情感操持、需求独裁中蕴含了寻求差异的伦理诉求。 阿格妮丝·赫勒 总体而言，该论文主要发掘了作为赫勒生命政治中的主体——身体所承载的美学意味。一方面，由于生命政治的治理技术与传统政治具有很大区别，生命政治以自由与生命为手段，不仅将各种权力机制作用于主体外部的塑造，而且作用于以身体为载体的人的日常感性世界，进而造成不同种族、性别、利益群体在感知方式和情感结构方面的差异。在这种权力关系中，日常生活肩负着人类解放和革命的需要，日常生活革命就是政治革命。另一方面，该文指出人们在争取身体权利时，更加关注身体的感性需要，这使得政治领域与审美领域得以链接，然而，在作者看来，“在身体感性的政治化层面上，审美失去了其自律性特征，也失去其审美救赎的弥赛亚效用”②。该论文强调了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的美学维度，但鲜少涉及赫勒理论中的现代性逻辑及“精神性”概念的分析，对于赫勒在后续四个章节中对于健康隐喻、环境保护论、性别主义、种族主义的讨论也没有讨论；此外，改论文的结论过于浅薄，仅仅将生命政治作为一种政治形态的集合体进行分析，过度夸大赫勒对于民主与自由两种价值分析的象征意义。 二、国外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研究状况 国外研究赫勒生命政治思想的论文现有两篇，分别为《健康的生命政治学：基于米歇尔·福柯、阿格妮丝·赫勒和汉娜·阿伦特的反思》③、《从身体政治到身体的政治：费伦茨·费赫尔和阿格妮丝·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④；此外，赫勒还有一篇关于生命政治理论与民主问题的访谈《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和生命政治》⑤。 《健康的生命政治学》一文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论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方面，承认赫勒的生命政治思想借鉴了福柯与阿伦特的生命政治理论资源。其中，赫勒对于生命政治的理论定位与阿伦特的政治、伦理思想具有亲缘性，因而，以赫勒关于生命政治的阿伦特式视角来审视福柯的生命政治理论，可以看出赫勒与福柯批判视角的分野。在福柯看来，以“规范人的多样性的手段”而存在的“权力”对于社会身体的管理即为生命政治学，在现代社会中，权力不再是一种物质性力量比如说刑罚的代名词，而是通过社会规范、法律条文来监视和驯服人。在福柯那里，生命政治是去主体化的且从属于政治领域，与之相反，赫勒认为生命政治是主体化的，它是身体的政治化，赫勒的生命政治的诸多议题如种族、性别等从属于大众文化而非政治领域，生命政治是反政治的。另一方面，该文着重讨论了与健康、教育、养老相关的福利国家的构建，正对赫勒与阿伦特的争论点，即通过“社会问题的政治化缺位与生命政治之间的关系”来关注少数群体的权利问题。总而言之，这篇论文主要是回溯了赫勒的思想资源及其与福柯、阿伦特之间的对话，着重强调赫勒与后者之间的争论来分析西方国家所面临的社会问题。 《从身体政治到身体的政治》一文中以下观点值得注意：一是福柯提出了一个聚焦于国家的生命政治分析模式，而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则局限于市民社会。二是福柯与赫勒是在历史和现实双重语境下探讨生命政治，他们都将生命政治置于自由主义及现代性的广阔背景之中加以考量。三是赫勒认为生命政治所推崇的生命与自由的价值取向及其自我封闭的特性使得它自身始终面临着极权主义的诱惑，自由与生命之间的价值冲突使得生命政治在迎合多元异质的现代性的基础上得以发展。四是生命政治的同质化倾向与擅长需求的独裁和意识形态阴谋的老布尔什维克主义无异。生命政治不同于以往仅限于公共领域的政治治理技术，它渗透到公共、私人和私密领域，前现代国家的惩戒与规训无法触及个人现如今，生命政治成为主宰人们日常生活和私密领域的统治性权力。五是在对政治正确的批判中必须捍卫自由。前现代的政治是以自由为基础的，而生命政治则是以维护生命价值为最高价值取向，是身体的政治化。赫勒认为当代生命政治在维护生命价值的同时牺牲了自由，自我封闭的生命政治的解毒剂是对话的政治，它表征了对于他者、外群体及差异的包容。 米歇尔·福柯 《阿格妮丝·赫勒，1929—2019和生命政治》主要记录了赫勒对于生命政治理论的反思：第一，赫勒指出自己的生命政治理论写作在于对其概念的干预，生命政治概念的内涵是历史地变化的。譬如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不仅是一个一般的概念，而且与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经验相关。生命政治的主要概念成为人口统计学而不是身份政治。第二，在征服内在自然与外在自然的历程中，对于是否要消除偶然性的选择取决于道德而非科技，往往法律会依据道德而制定。第三，赫勒不赞同阿伦特对于直接民主的赞赏，在她看来，以团体范式而存在的民主评议往往会产生专横的意见领袖，现代民主必须尊重少数人的权利甚至是个人对于公民权利的反对。四是赫勒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建立在劳动创造价值之上，没有为自然界留下创造价值的空间。因而，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利用科技来消除自然的偶然性，现代性一劳永逸的承诺使得人类逐渐将消除偶然性的目光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因而人化世界成为现实。赫勒援引澳大利亚的山火事件说明必须尊重并恢复自然的偶然性。五是赫勒认为现代性始于对科学的无限制解放，科学对于自然偶然性的过度干涉引发了生态危机，其对于人类本性的干涉很可能会引发道德危机，现代性的野心需要被限制。 三、结语 通过对赫勒生命政治理论的文本回顾和研究现状的分析可以发现，一方面，对于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研究比较单薄，国内几乎没有学者关注到这一理论或仅仅将其作为自己研究领域的思想素材来看待，对其内在逻辑及其理论纵深的研究少之甚少，这对于我们完整把握赫勒的思想脉络及其理论选择来说无疑是遗憾的。另一方面，关于赫勒的生命政治理论，我们可以从中把握到她犀利的观察，但也能察觉到赫勒对关键术语的模糊性表达甚至是拒斥，这需要我们搜集赫勒多个时期关于生命政治理论的阐述，全面把握其思想逻辑。 注 释 ①②刘灿:《赫勒和费赫尔的生命政治理论及其美学意义》,《主义马克思美学研究》2021年第1期。 ③Francisco Ortega, “Biopolitics of Health; Reflections from Michel Foucault, Agnes Heller andHannah Arendt”, in Scielo, Brazil: Intface, Spt., 2004, ④F. Dorahy, “From the body politic to the politics of the body: The biopolitical theory of Ferenc Feher and Agnes Heller”, in Constellations, New York: Constellations, 2018, 25(4). ⑤Bennett David, “Agnes Heller (1929-2019) and Biopolitics”, in New Formations, NewYork: Ingenta, 2020, 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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