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华 译  简体字是约定俗成的结果，经常可以在账本、发票、药方和演员的戏本里看到。这些文件用简体字而不用正体字是为了省事。街头小贩和艺人为了做生意和记笔记方便，在笔画上偷工减料。有些简体字来自书法。草书讲究一气呵成，运笔如飞，笔画简洁，连笔成字。还有些简体字源自符篆和秘录。道士用简体字召唤已逝智者的亡灵。19世纪的太平天国号称是基督教的一个教派，领导人洪秀全相信自己是上帝的次子、耶稣的弟弟。他们是最早在他们的文件、记录和他们发行的货币中正式使用简体字的。 汉字简化的历史中鲜有女性的作用，但一个重要的纪念碑却是女性创造的一种秘密文字，而且至今仍在使用。“女书”是一种简化文字系统，笔画较少，妇女用女书既能识字，又有了彼此私下交流的手段。女书发源于湖南省最南端一个多民族混居的小地方，历史长达好几百年，有人认为它和包含最早简体字的甲骨文一样古老。妇女使用这种秘密文字绕过传统社会对她们的禁铜，创造了一个女性专有的文字世界。女性和儿童一样，鲜少接触书面语言，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内部，所以，女书主要用于女性之间私下的交流沟通。官方叙事一贯把文字表现为权威、国家和父权式统治者的标志，女书的存在使这种叙事出现了裂痕。
作为女性秘密文字，女书的灵感主要来自刺绣的针法。女书的字形纤细修长，笔画交织犹如十字绣，与汉字那较为复杂的方形结构不同。总的来说，替代性或秘密的文字被视为上不得台面的歪门邪道，它们背离了正统的字体，为此有时会遭到统治者的清洗。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女书一度被当作迷信巫术而受到压制。 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新文化运动采取了另一种办法。它重振白话文的目的是实现语言与文字的一致，这个目标激励了一代年轻知识分子和工业发明者。他们遵循早期改革者、诗人黄遵宪发出的誓言：“我手写我口。”白话文主义被当作决定汉语和中国人民存亡的关键而得到大力推动，有时甚至被理想化。 这样的希冀促使人们全面行动起来，从过去及现在的文字中发掘日常用语的例子。在此过程中，人们发现了简体字的巨大宝库。进步文化人士的首脑人物胡适是中文打字机发明者周厚坤的同学，他希望充分利用这个新发现，于是在1919年发出号召，呼吁改革中国教育。审视汉语书写传统因此而成为一项紧迫的文化任务。其间胡适承认了汉字索引运动所做的重要工作。 20世纪20年代早期，简化文字的号召发出后，民国政府开始对简体字开展系统的收集、筛选、调查和整理。但是，20世纪头30年间，政局动荡未有稍歇，推行系统性文字改革全无可能。印刷新的简体字需要重新制造排字版，耗资不菲，难以承受。细梳汉语词汇，寻找以前用过、对现在可能有所帮助的简体字，这需要花大力气。 经过10多年的全面研究，直到1935年，专家们才向教育部提出了324个简化汉字的正式提议。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曾三次试图推行汉字简化计划。可国民党高官都是写繁体字长大的，他们思想保守，哪怕减一笔也坚决不同意。他们誓言，只要一息尚存，就不同意汉字简化。蒋介石无奈只得退让，以免惹恼党内元老。元老中有一位故意双膝下跪恳求蒋介石饶过汉字。面对不懈的阻挠反对和重重的后勤障碍，汉字简化计划只能偃旗息鼓。 国民党人磨蹭踌躇之际，共产党人扛起了汉字简化的大旗。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开始在自己控制的地区发行的地方报纸上使用简体字。1949年后，简体字的使用扩展到全国。随着探讨和辩论的展开，简体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注意。最后，教育部选择了大约500个简体字供专家和语言学者审查。1952年文字改革委员会成立后，这项任务交由它做进一步研究。 1954年末，委员会完成了官方文字简化计划的第一稿。次年1月，798个简体字正式推出，受到热烈欢迎。教育部向全国各地的文化组织和教育机构分发了30万份《汉字简化方案》征求评论和反馈。20多万人提出了意见。文字改革委员会一家就收到了五千多封来信。多达97％的受访者对《汉字简化方案》表示赞成。 党的干部心花怒放。简体字几百年来得不到官方承认，让它重归人民群众是对社会主义平等原则的践行。一位语言学家回忆说，汉字简化计划推出后的那些日子，同志们彼此见面都互相祝贺，因人民的声音终于得到倾听而欢欣鼓舞。 那时，人民解放军还在与台湾海峡对面的国民党军队交锋。解放军对距离大陆不到25英里的两个小岛发动了猛烈炮轰和空袭，最终拔掉了国民党军在那里的最后据点。同志们见面寒暄时都在说，解放军的胜利难道不是预示着新时代降临的又一个先兆吗？简体字是象征胜利的文化丰碑。 经委员会仔细审视后得以保留的简体字被广为印发，好让老百姓熟悉它们的样子。政府虽然管不了民众私下写什么字，却能通过规范印刷品上的字来改变书写习惯。这项措施一旦实行，就难以逆转，因为印刷时需要为每个简体字制造崭新的字模。  当时，中国的印刷流程仍很古老，甚至可称为原始，而铸造铜字模耗资费时。为此，选择简体字须慎之又慎。关于一个字的哪个部分应该减少，出现意见冲突不可避免。于是，汉字简化计划的后几版又做了一些改动。 几经修改的汉字简化计划到1986年确定为2235个字，这个数字后来仍不断调整，继续增加。大部分简化是减少整个字的笔画，但一些简化只涉及偏旁部首，这样，任何字中同样的偏旁部首都可以用新的简化形式取而代之。 汉字简化的受益者有中国的工人和农民，他们的现身说法，最有力地确定了汉字简化计划在人民心中的合法性。一次，发表了一版简化计划后，一个普通排字工人站出来作证，说这个计划简直太好了。他干了几十年挑选字模排字付印的活，很感激现在有了更容易辨识的简体字。一个字的各种变体被合并为一个简体字，使他再也不用发愁在“窗”字的6种不同写法之间该选哪一个。 另一位排字工人回忆说，文字改革前，她每天把字盘搬来搬去，8小时没有歇脚的时候。现在，不仅是字的笔画，就连字的数目都有了限制，她的一部分工作坐着就可以干了。 毛泽东认为，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必须信任他们。工人们觉得自己每天排列汉字的工作是国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奋斗的一部分。毛泽东领导下的文化工作者为所有男女老少提供了识字的机会，从排字工人到士兵，再到管理人员和工厂工人。 对于简体字固然有一些主要出于文化和审美原因的保留意见和反对意见，但随着简体字和拼音双管齐下，文盲率开始下降。到1982年，全国15岁以上公民的识字率升至65.5%,2018年达到96.8%。 1949年后，国民党人对汉字简化曾经有过的支持烟消云散。他们退据台湾后，自诩传统文化的正牌监护人，将繁体字保留至今。国民党与汉字简化拉开距离，不再锐意改革。汉字简化成为新中国的一大成就。 汉字简化的历史充满争议，至今仍被时时揭开伤疤重新提起。1949年后，一道台湾海峡隔开了中国大陆和台湾。自那以来，简体字在政治上的武器化加剧了新老文字之间的区别。  汉字简化的提倡者和反对者不断地互相嘲讽侮辱。“爱”（繁体字是“愛”)这个字是最常用的例子。简体字的“爱”用“友”取代了“心”。倡导繁体字的人质问，没有心，何来爱？一位线上批评者称：“自汉字简化以后，'亲’不'见’(覜／亲）……'厂’空空（廠／厂），'面’无'麦’（麺／面），'运’无'车’（運／运）……'飞’单'翼’（飛／飞）。” 简体字的倡导者也有话说。他们说，简体的“爱”更加广博、现代，慷慨地延伸到朋友和同志，而不是狭隘地只遵从私心。另一个例子是“众”字。这个字的一些笔画被明智地删去后，现在恰当地完全由“人”组成（眾／众）。“灭”去掉了多余的“三点水”（滅／灭），因为这个部首没有任何语义或发音的作用。至于“虫”字，谁不想离那些爬来爬去、让人起鸡皮疙瘩的东西远远的？至少一只比三只好一些（蟲／虫）。 两边互相讥讽，妙语连珠，一方自以为维护着传统，而另一方锐意改革。这些争论没有几个外人能真正弄明白。 在地铁上，超市排队时，上班办公的空当，我们都能用大拇指以惊人的速度在手机上完成滑、点、拖、发送。键盘输入法已经与搜索引擎、手机游戏和购物软件紧紧捆绑，从北京发出的中文信息也会即刻显示在上海、纽约或伦敦的屏幕上。 而汉字融入信息时代并非天经地义。从设计官话字母方案，在字母打字机上加装汉字，到图书馆分类、国语罗马字、汉字拉丁化，直至今天的键盘输入法，中国人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辗转、奋斗、忍辱负重。一场全球化技术变革险些让汉语被世界抛弃，是那些冒着死刑风险重新发明汉语的流亡者，倡导将普通话作为国语的大胆革新者，还有在牢房的茶杯盖上设计汉字输入码的电脑工程师，让汉语为全球贸易和数字技术的现代世界所使用，让今天的中国成为世界的主导力量。 如今，中国正在成为人工智能、自动化、量子自然语言处理、机器翻译等各领域的标准制定者。汉语历经千万挫折，早已从追赶者的身份中蜕变。本书既讲述汉字本身，也包括努力拯救汉字的人，是这些人带领我们用汉语开启属于自己的未来。 石静远 哈佛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博士，耶鲁大学东亚语言与文学系教授，教学方向主要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华语语系文学；研究兴趣涵盖离散与华语语系研究、区域研究、比较文学和中国科技史。 著有《中国离散境遇里的声音和书写》（Sound and Script in Chinese Diaspora）、《失败、国家主义与文学：中国现代文化认同的建构》（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等；曾主编《全球华文文学》（Global Chinese Literature: Critical Essays）。
林华 联合国高级翻译，在联合国总部工作30余年。主要译著包括《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年至今》《断裂的年代》《考古的故事》等，合译有《论中国》等著作。  【往期热文回顾】  《美洲人从哪里来》：人骨中提取的古DNA如何改写美洲人类的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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