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是需要方法的。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代的学者就意识到学习方法在学习中的重要性，在他们的著作中或多或少地进行过论述。以先秦诸子为例，《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庄子》卷九《外物》“得意而忘言”，卷五《天道》“轮扁斫轮”；《孟子·万章下》“知人论世”，《尽心下》“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韩非子·外储说上》中的“举烛”……迄今仍对指导我们如何读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特别是在儒家学者的著作中，这一点体现得尤为充分。而《礼记·学记》《荀子·劝学》等更是开创了专章讲解学习方法、学习目的的先河。
到了北宋，由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图书数量激增。据统计，宋代图书的数量达到一万一千部、十二万四千多卷，接近于此前从西汉至五代图书数量的一半，因此读书方法的重要性，也就越来越凸显出来。大儒朱熹最早意识到这个问题，在他平时和门弟子的讲学及书信往还中，对学习方法多有详细而又生动的论述。这些方法“有前贤之所已言者，亦有前贤之所未及，而出于文公之独见者”(见《朱子读书法》齐熙序)，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朱熹是中国古代最早有意识的、对读书方法加以系统论述的学者。
朱熹，南宋徽州婺源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一生著述丰硕。清修《四库全书》时，收录朱熹的著作就有《周易本义》《诗集传》《四书章句集注》《楚辞集注》《周易参同契考异》《资治通鉴纲目》《晦庵集》等四十种之多(这还不包括后人编选辑录的有关朱熹生平的语录等)，总字数在两千万以上。作为自孔孟之后最具影响的儒家学者，明清以来几乎没有一个学人不是读他的书成长起来的。即或是近现代一些著名学者，如鲁迅、陈寅恪等先生，我们都能从他们的著述中找到受朱熹影响的痕迹。
因此，这样一位学者来谈读书法，我想应该是完全可以信赖的。
事实上，从我们目前掌握的文献资料看，“读书法”一词，最早就是由朱熹提出，并由其门人据此为名，陆续编纂成书。南宋齐熙《朱子读书法序》：“读书法者，文公朱子之所常言，而门人辅公汉卿之所编集也。”按：辅公汉卿指辅广，汉卿是他的字，号潜斋，学者又称“传贻先生”。曾从吕祖谦游，又拜朱熹为师。可知其年辈当与朱熹接近。他的这个辑本，应该是有关朱熹对读书方法论述最早的辑本，同时也是历史上第一个明确以“读书法”命名的著作。可惜的是，这个辑本没能流传下来。除了专书外，朱门弟子及后学还在编辑朱熹语录及其他论著时，辟有“读书法”专章，著名的如开庆元年(1259)成书的真德秀编辑的《西山读书记》卷二十五、咸淳六年(1270)导江黎靖德编辑的《朱子语类》卷十、卷十一；清代康熙年间编纂的《性理大全》卷五十三、卷五十四，都列有《读书法》专章，可见后人对此的重视。风气一开，后人多有效仿者。直至现当代，张明仁编纂之《古今名人读书法》、贺麟《读书方法与思想方法》、桑兵编纂之《读书法》、高小方《读书法与研究法》，也都受到过一定的影响。
遗憾的是，自五四运动鼓吹打倒孔家店以来，除了一些专业学者，大多数国内读者对朱熹及其著作已经越来越生疏，更不用说像《西山读书记》《朱子语类》《性理大全》这类书了。相反，倒是海外的一些著名学者，如徐复观、余英时等人，对此却格外重视，认为其中所论多有和西方诠释学相通之处。
笔者从1999年以来，即执教于基层地方院校。二十多年中，遇到学生问得最多的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习？学习什么？又如何学习？因此笔者觉得有必要把朱熹有关读书法的相关论述介绍给大家。经过仔细考虑，在众多的后人辑录的朱熹谈论读书法的著作中，笔者决定还是按照余英时《怎样读中国书》的意见，截取《朱子语类》卷八中的《总论为学之方》和卷十、卷十一中的《读书法》上、下三卷中的内容(按：《朱子语类》卷一百四《自论为学工夫》及卷一百一十三至卷一百二十一《训门人》诸卷亦甚好，此十卷内容与本书所辑内容多有重复及互相发明之处，读者可自行参看)，而没有选用其他同类型著作或自行辑录。这主要是因为：
一、既然是为了启迪初学，篇幅自然就应有所限制，不能过于浩繁，而《朱子语类》这三卷的篇幅最为适中。
二、这三卷内容主要侧重于宏观、大的方面的论述，不像其他的同类型著作，细大不捐，涉及对众多专业领域和专业典籍的具体评述，需要读者具有相应的学科知识，不尽适用于初学。
三、这三卷内容虽然不多，却也基本涵盖了朱熹谈论读书方法的精髓。
众所周知，近现代学术史上，胡适是继朱熹之后最重视研究方法的学者。他无论研究中国古代哲学、白话小说、国语、禅宗史，还是《红楼梦》《水经注》，都非常注意自觉地揭示出研究方法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对近代学人影响深远。而这之中，很多地方就明显受到了其乡贤朱熹的影响。胡适论述中直接引述朱熹著作及《读书法》中的语句，即不在少数。比如很多人不理解胡适晚年为何花数年精力去研究《水经注》所谓戴震抄袭全祖望、赵一清的案件，对此，胡适解释说：“我不是研究《水经注》，我是重审一百多年的《水经注》的案子，……我花了五年的工夫得着这个结论，我对于这个案件的判决书就写出来了。这虽然不能当作专门学问看，至少也可以作为文史考证的方法。我之所以要做这个工作，并不是专替老乡打抱不平，替他做律师，做侦探。我上次说过，我借着小说的考证，来解说治学的方法。同样的，我也是借《水经注》一百多年的糊涂官司，指出考证的方法。如果没有自觉的批评、检讨、修正，那就是很危险。根据五年研究《水经注》这件案子的经验，我认为作文史考据的人，不但要时时刻刻批评人家的方法，还要批评自己的方法；不但要调查人家的证据，还得要调查自己的证据。五年的审判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为什么这些有名的考证学者会有这么大的错误呢？为什么他们会冤枉一位死了多年的大学者呢？我的答案就是：这些做文史考据的人，没有自觉的方法。”(见《治学三讲》)那些认为戴震在校勘《水经注》过程中，剽窃了全祖望、赵一清成果的人，多少有点先入为主，是“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见《考据学的责任与方法》)。“心先有主张乙底意思，便只寻甲底不是”，即见《读书法下》七三。
胡适治学特别强调“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见《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又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所谓“大胆的假设”“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类似语意最早见于张载《经学理窟·义理》：“观书者释己之疑，明己之未达，每见每知所益，则学进矣，于不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但这句话更有可能是间接来源于《读书法上》七四“看文字须子细，虽是旧曾看过，重温亦须子细。每日可看三两段，不是于那疑处看，正须于那无疑处看。盖工夫都在那上也”及《读书法下》七八“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等处。
四、这三卷内容大都语句简短，要言不烦，既有格言警句的凝练，而又取喻多端，生动活泼。举凡日常生活中的修房子、包裹东西、搬石头、吃水果、炼丹、熬药、吃饭、射箭、撑船、登山、洗澡……都被朱熹信手拈来，成了谈论学习方法的绝妙比喻，好像“活泼泼地在这里流转”(见《总论为学之方》三五)。里面很多论述亲切有味，针对性极强。
笔者所在的基层地方院校学生大多家境贫寒，一部分学生经常抱怨自己缺乏学习的良好物质条件，其实这个问题，朱熹早就说过：“人多言为事所夺，有妨讲学。此为'不能使船嫌溪曲’者也。遇富贵，就富贵上做工夫；遇贫贱，就贫贱上做工夫。《兵法》一言甚佳，'因其势而利导之’也。人谓齐人弱，田单乃因其弱以取胜，今日三万灶，明日二万灶，后日一万灶。又如韩信特地送许多人安于死地，乃始得胜。学者若有丝毫气在，必须进力！除非无了此气，只口不会说话，方可休也。因举浮屠语曰：'假使铁轮顶上旋，定慧圆明终不失。’”(见《总论为学之方》五九)物质条件差，当然是学习的不利因素，但更为关键的还是要看学习者自己有无向学的赤诚之心。如果学习的信念不坚定，动机不纯粹，那么无钱的时候，会说自己没有钱，无法购置必要的学习书籍进行学习；有钱的时候，又会说自己既然有钱了，又何必读书？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学者都家境贫寒：匡衡凿壁、车胤囊萤、孙康映雪，这都是以前耳熟能详的苦学故事。可见物质条件的优越，并不是一个人成材的先决条件。
又如孔子曾说“温故而知新”。但“温故”何以能“知新”呢？孔子并未进行阐述，读者也未必都能领会。其实我们不妨用朱熹的话来引申发挥，这是因为：其一，同一本书，读第一遍时和读第十遍、第百遍，对文本理解的深浅程度会有不同，盖“书须熟读。所谓书，只是一般。然读十遍时，与读一遍时终别；读百遍时，与读十遍又自不同也”(见《读书法上》五六)。其二，同一本书，读第二遍时的知识积累和储备与读第一遍时已发生变化，读第三遍时又会发生变化。知识的广度和深度不同的读者，读同一本书，理解体会自然又会有所不同。笔者前几年一直致力于《艺概》一书的研究，自谓终能窥其文心，发明其著述体例，亦无他，但多读耳。因此初学者完全可以通过对这三卷内容的研读，收到以简驭繁的功效，继而触类旁通，再深入涉猎朱熹或其他学者的相关论述。
五、可以充分保证所选内容的完整性。虽然《朱子语类》是朱门弟子对其平时言论的随记和汇编，多属即兴谈论性质，本身不存在所谓系统性和完整性，但考虑到朱熹曾说过：“某最不要人摘撮。看文字须是逐一段一句理会。”(见《读书法上》四七)所以笔者将此三卷完整地选录，而不再自行辑录，或对其中语意近似的论述加以增删，这也是对朱熹的一种尊重。
当然，现在的读者要准确阅读、理解《朱子语类》中这三卷内容，并不容易，这是因为：
一、从时代上讲，本书摘录的内容虽属近代汉语的范畴，但对于今人来说，囫囵吞枣泛观其大意，或许尚不困难，但要深入探究，则另当别论。如本书《总论为学之方》五一“今人不肯做工夫，有先觉得难，后遂不肯做；有自知不可为，公然逊与他人。如退产相似，甘伏批退，自己不愿要”中的“甘伏批退”，就很让人费解，当前各大辞典都未收录。笔者虽然进行了翻译，但理解是否准确，殊不敢自信。这类词语书中还有很多。
二、限于语录体的著述方式，本书重在抒写朱熹个人的感受和心得，并没有详细加以阐述。好比解题，只讲结论，没有具体的步骤和逻辑推导过程。许多论述，有相关经历的读者读到后自然觉得亲切有味，没有相关经历的读者则一时难明其中精蕴。如毕业季正在写论文的同学，如果读到“为学须先立得个大腔当了，却旋去里面修治壁落教绵密。今人多是未曾知得个大规模，先去修治得一间半房，所以不济事”(见《总论为学之方》一四)，自然一下就能明白，写文章应该先立结构框架，再充实完善细节，不能舍本求末。又如很多人临近暮年，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才省悟要为世界和世人做点有意义的事，也许人生更有价值。所谓“看得道理熟后，只除了这道理是真实法外，见世间万事：颠倒迷妄，耽嗜恋着，无一不是戏剧，真不堪着眼也。又答人书云：'世间万事，须臾变灭，皆不足置胸中，惟有穷理修身，为究竟法耳。’”(见《总论为学之方》一五八)爱因斯坦也曾说过：“我从来不把安逸和快乐看作是生活目的本身——这种伦理基础，我叫他猪栏的理想。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要是没有志同道合者之间的亲切感情，要不是全神贯注于客观世界——那个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永远达不到的对象，那么在我看来，生活就会是空虚的。人们所努力追求的庸俗目标——财产、虚荣、奢侈的生活，我总觉得都是可鄙的。”可见大学者都有大境界，古今中外东西哲人一也。
近年来，笔者一直致力于传统典籍中有关教育思想、教育方法的内容的挖掘、整理与研究工作，希望能为当前中小学教师提供一些适合他们阅读层次和阅读需要的、有益的读物。有鉴于此，笔者于2012年在国内第一次完成了《朱子语类》中《总论为学之方》《读书法》等卷的白话注译工作。图书出版后，一直作为学生学习的辅助读物，在小范围内散发，效果很好。巴蜀书社青年编辑王承军先生认为应公开出版，这次即利用这个机会，又进行了详细的增订。新增订注本，注释更简约准确、翻译更达意传神。由于本人自2014年起，一直从事《苏辙诗文集》的校注工作，致目力大损，故本次增订工作，主要由本学院杨国华讲师完成，汉语言文学一九级一班学生钟若冰、二班熊丽洁，二〇级一班学生叶凤霞协助进行了校勘，在此一并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