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龙乡
《华夏考古》据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录音整理出了当时各位专家发言文稿，现分期分享如下： -------------------- 编者按： 从本刊1988年第1期发表《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简报》以来国内外许多学者对这处遗址出土的蚌壳摆成的龙虎遗迹非常重视。大家对这处遗址的社会性质等有关学术问题非常关注。为了审慎地做好这处遗址的发掘工作，濮阳西水坡遗址考古队于1988年7月9日至13日，在濮阳市召开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就这处遗址出土的蚌壳摆成的龙虎图像以及如何作好今后的发掘工作广泛征求意见国家文物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考古系、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河南省文物事业管理局、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濮阳市文化局、濮阳市博物馆等单位的专家、学者和文物工作者在会上作了热烈地发言。我们根据会议提供的录音带将诸位专家、学者对遗址性质、“蚌图”遗迹等有关学术问题的发言要点加以整理，并征得本人同意，予以发表，供有关读者参考。发言依发言先后顺序编排。 濮阳西水坡遗址发掘现场会发言摘要（三） 匡瑜（郑州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 西水坡龙、虎蚌图遗迹的发现，震动了国内外考古学界，其影响很大。记得八四年辽宁的同志在谈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时曾谈到：具有发达原始农业的黄河流域，可能找到原始的龙影。事隔三年，在西水坡出现了三组距今约六千年的蚌图龙、虎遗迹，它比之红山文化中的玉龙，不仅年代要早，而且其形象更接近我国汉以后龙的形态。所以，它的发现确实使人们赞叹不己，它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上的重大发现。 面对这一重大遗迹的发现，我们如何去认识它，并进一步做好其遗址的发掘工作，结合我们今年在这里参加发掘工作所接触到的情况，谈一点点补充意见。 第一，要把龙虎蚌图放到遗址相应的整体环境中去考察，不能只盯着龙虎蚌图的有无，它们必须要有东西来衬托，必然是和别的遗迹现象结合在一起。例如，现在发现的三组龙虎蚌图，从内容组合到具体形象以及出土环境，情况均不相同。第一组的龙虎在一死者的两侧作对称排列，东侧为龙，西侧为虎，头均向北。这种布局是否可能为以后“四灵”的先声？或者是其它含义？第二、三组出现于较大面积的灰土堆上，第二组至少包含了三个动物个体，即龙、虎、鹿(？)，互相交错在一起。第三组为一龙、一虎。龙位于南边，头朝东，身上骑有一人；虎位于北面，头朝西，作奔跑状。后两组的内容组合及出土环境，与第一组绝然不同，其含义可能与巫术有关，或者是其它含义。所以，我们还是要注意它们的组合内容、动物形象及出土的环境，视具体情况作多方面考虑和研究。 与遗址相应的整体关系中还有一点值得注意，就是当时的经济生产发展状况及水平。从我们现有的材料来看，生产工具的种类和数量都比较少，仅石铲数量多一点，遗址范围比较大，堆积也在1.5米以上，龙虎蚌摆艺术水平又那样高，那么它的经济生产水平相应的也不可能过低。所以，今后的发掘工作中要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第二，除了刚才许多同志讲到的总平面图以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地层和文化层的统一认识和归期问题。鉴于这个遗址情况比较复杂，配合基建施工发掘任务又比较紧。所以在上述问题方面还有待改进。例如，现在的②层的概念是什么？有的说是仰韶层，有的地方是“扰层”，有的是“龙山层”，比较混沌，需要按发掘操作规程的要求，严格区别开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指导后期的发掘工作。不搞好这一环，往往在发掘到某一个文化层的地层时，需要注意那些问题，并且有意识地去解决那些问题，就不十分清楚，工作上也比较被动。 最后，感谢省市文物部门及工地给我们提供这样一个好的学习机会。所谈意见，仅供下一步工作时参考。
宋兆麟（中国历史博物馆） 上午听了专家的发言，很受启发，自己也有些感想，谈几点体会： 第一点，我觉得西水坡的发掘意义重大。轰动了中外学术界。特别是今年为龙年，各报刊写龙的文章多得不得了。国外学者到北京也经常谈这个问题。但中国的龙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在西水坡没发掘以前，各地争得很凶，特别是北方，都想把龙源夺去。但是，西水坡蚌图龙的发现给前面的混乱以很大的冲击。因为我是杂家，各个学科的朋友不少，西水坡遗址的发现对好几个学科都有震动，这不仅仅是考古界的问题，还涉及到好几个学科。比如说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还是一源？现在看中国文明是多源的。龙也不是一源的，不是起源于一个地方，或来源于一种动物，无论是内蒙、辽宁的发现，还是黄河流域的发现，龙的形象在中国史前时代也是多源的。 但是，以西水坡的蚌龙为最古老，可以称为“中华第一龙”。从这一点可以证明，黄河流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摇篮。所以说龙的主要故乡在黄河流域，在濮阳。另外，宗教界争论也比较大。研究宗教的对龙有很多解释，大概有两派：一派认为龙是“图腾”，另一派认为龙是幻想出来的动物。因为现在理论比较乱，把龙说成“图腾”的比较多，而且说龙是中华民族共同的“图腾”，或中华民族统一的“图腾”。听起来很有道理，但仔细一思考就不会有统一的图腾。因为在座的同志都是考古专家和学员，大家知道图腾的时代氏族林立，互相隔绝，谁也没有本事把别的氏族统一了，把他的信仰统一在一个龙的旗帜下，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到春秋时代，人的信念还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说不是一个家族的人不一条心。原始氏族绝对狭隘，血缘和地域观念强，所以不可能有统一的“图腾”。把中国最早发现的龙变成一个统一的概念来解释不行。宗教界对图腾的性质是很感兴趣的。美术界也很重视。 著名的作家沈从文先生有一个想法，认为：中国艺术的主题，中华民族艺术的主题是龙凤艺术，他认为龙是主要的，另外是凤。还有一点我感觉龙的发现意义不限于学术界，好象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这话怎么说呢？中国无论是大陆还是港台地区都对龙有深厚的感情，承认自己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但是你要说中国人都是炎黄子孙，就有不同的想法了。有一次我在贵州讲课，有一个苗族学员提出：“老师，有人说苗族是炎黄子孙？您的看法如何？”我让他讲下去，他说：“苗族是三苗之后代，炎黄是中原部落的首领，经常征伐三苗，今天却说苗族是炎黄的子孙，太不公正了”。我说：“你说得对。现在有些人出于政治原因，强调中华民族为炎黄子孙，是可以理解的，但从科学上讲，就不确切了”。但是你说到龙，中国各民族都能接受，龙是中华民族的共同心里特征，是中国传统农业文化的反映。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是各民族的愿望，也是共同语言。因此，龙在台湾、香港和华侨中，人们的感情也是一样的。今后我们可以充分发挥龙的王牌，打到国外去。从上面的例子可以看出西水坡龙虎形象发现的意义是重大的。这是濮阳的光荣，是河南的光荣，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它必将在学术界引起更大的反响。 由于我们的研究还没有真正开始，将来它的意义要比我们现在估计的还要大一些。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第二点，我感觉应该注意科学性。该遗址的意义越重大，越要注意科学性。因为既然我们承认这个发现意义很大，国内外都会重视这个成果，关心这个问题。而且我们说这个龙要走向北京、上海、广州和出国展出，但是这就要求我们的考古有更严密的科学性，经得起敲打。我就在想：这龙的科学性一定要把握住。将来到北京展览了，如果孙局长(德萱)参加开幕式，人家外宾要提出几个问题，你当然得回答得很漂亮，如果有漏洞就不好交待了。如果出国，日本对龙是很有研究的，会提出很多的问题，所以科学性一定要把握住。从这几天参观看，这三组龙从地层和年代上看没有问题，做得还是很好的，说它距今6000年也靠得住。另外从文化类型上看，也没有问题。总之，从主要方面看没有问题。但是我觉得有的地方还值得进一步推敲，如45号墓，我从北京来之前，见到几位参观过的考古学家，他们对这个发现意义重大都是肯定的，对整个工作也没意见，就是对45号墓有些想法。想法在哪儿呢？地层没问题，主要就是45号墓的范围到底有多大？龙虎人这三个组成一体没问题，对周围三个所谓“殉葬人”问号比较多，这两天参观时，我也问了些细节，好象有些地方也不是很牢靠的，这个问题要进一步斟酌。因为，从《简报》和《光明日报》发表的消息来看，定性是根据这条定来的。我就想你既然认为M45是人殉墓，用三个人来殉葬，可整个遗址给我们的印象是生产工具很简单，农具中石铲、石斧也不多，生产力水平不高，好象采集的比重较大，作为食物来源的螺蛳很多，通常的狩猎工具也缺乏，甚至纺轮都很少。我感到这个遗址经济很落后，很贫乏，看不到有任何剩余财产，也看不出贫富分化，那么突然说M45的主人能以三个人来殉葬，这有点不合拍，和经济状况不相适应。所以，我感觉它的性质值得进一步研究，而这个性质就是根据M45来的。 另外，我没有看到你们的总平面图。今天上午李先生（仰松）说过应有总平面图，而且是分层次的。这样我们会有一个遗址全貌，剖面图也是这样的，特别是打隔梁，这个图要补，否则将来会出很多问题。而且在没放水以前，补这些图，有错我们还能改过来。如果等放了水后，就成了无头案了！因为你这材料太重要了，谁都要用。我想以后写原始社会史、写艺术史、写宗教史都会用你濮阳的材料。可是一扣到实处，证据不足，范围不明，会出现很多问号，这些材料就没法用。所以我想一定要使科学性和伟大的发现相一致，不能出一点毛病，让人们无懈可击。 第三点，我想谈一点对蚌图龙虎的看法。我是搞民族学的。从我的角度随便谈点看法，大家可以批评。西水坡原始居民为什么用蚌摆出这三种原始图案，可能还有别的形象，但有待以后发现。考古工作者一般从墓地或祭祀的角度来考虑问题，当然从墓地考虑也有他的道理，象M45中间的确是一墓主人，旁边一龙一虎。但第二，三组就不是这种情况，所以都按墓地来解释，也解释不通。也有人说不是墓地，而是祭祀遗址。那么到底祭祀谁？神祗是谁？这个也没有发现，也看不到这种迹象。而且我们一想到龙，有些学者往往把龙和王权、权力联系在一起。其实龙具有王权的含义是比较晚的，萌芽也不过在战国到秦阶段。龙真正代表王权是从汉代开始的。史前时代是不会有王权的。而一联系到王权，就联系到中国文明的起源年代，认为在六千年前就出现了阶级、王权，但是我们纵观西水坡仰韶文化遗址的全局，很难支持上述观点。我认为应该从多角度研究西水坡遗址所出现的龙虎蚌图。其中从巫教的角度加以考虑是必要的。 第一组蚌塑龙虎形象是宗教的产物。在远古时期流行的宗教是原始宗教，即巫教，在北方民族地区称萨满教，其特点是以巫觋展开宗教活动。今天上午李京华同志说蚌塑龙虎是巫师搞的，我很赞成这个观点。 第二组蚌塑龙虎反映了什么巫教形式？正如前面所说，三组蚌图不完全是墓葬，也不一定全然是祭祀遗迹，它可能是其它巫教形式的产物。这就要对巫教形式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从原始社会晚期到近代农村，有一种宗教人物--巫觋。最初的巫觋是古朴的，缺乏欺骗的成份，他们既从事宗教活动，又具有较多的科学文化知识，这种情况一直到商周时期，如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就由巫师们掌握，是占卜时留下来的。在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字也掌握在巫师手中，如纳西族的东巴文、耳苏人的耳苏文、彝族的彝文、水族的“水书”，都是巫师文字。这些巫师所以掌握最早的文字，是因为巫师需要文字，如为了记录创世纪、记录氏族和家族的历史，以及氏族间的仇恨、战争，巫师都要利用文字，因此巫师在发明文字上有过重要贡献《说文》称巫以歌舞“取悦于神”。他们为了请神附体，必须唱歌跳舞，所以歌舞是巫师的重要手段，自然巫师为歌手、舞师。此外，巫师在巫术活动中也经常运用绘画、雕塑等手段，所以巫也是最早的画家、雕塑家，这就是巫师搞蚌虎蚌龙的历史背景。 巫教的表现形式很多，主要有： (一)占卜，即通过一定的占卜工具，预测未来的吉凶祸福，有点象原始的“未来学”，根据占卜结果来决定自己的行动。当时每逢打仗、生产、结婚、命名、出行等等，事先必须占卜。1967年我在凉山彝族地区搜集一批民族文物，请一个赶马人赶马驮出来，途中他突然不走了，我问翻译：“发生了什么事？”翻译说：“他看见一条蛇过马路，而蛇是一种鬼，是一种凶兆，再往前走凶多吉少！所以他不愿走了”。这可麻烦了，因为我已约好汽车在丽江等着我们，翻译说：“不要紧，买只鸡占卜一下”。说毕，我们停了下来，买一只鸡，一边煮鸡肉吃，一边看鸡头占卜。结果不吉也不凶，而是一个中性。据当地人解释，中性也可走路。我们又出发了。我问翻译，为什么这样迷信占卜？翻译告诉我，当地人经常处于恐惧之中，恐惧谁呢？就是鬼神，所以事无巨细，必须占卜。 (二)祭祀，这是对各种善神的祈求、祭献，以求诸神保佑，如祭天神、祭树神、祭祖先等等。 (三)巫医，原始人认为人所以生病，不是生理原因，而是鬼神作祟，治病的方法是撵鬼，也利用些草药，说明巫、医是不分的，汉字中的古医字就是巫与医的结合。 (五)巫术，巫术是利用一种虚构的方式，企图达到某种目的的巫教手段。这种巫术是由原始思维决定的。这种思维的第一个特点是唯我主义，以自己为中心，眼见为实，耳听为虚。第二个特点是主观和客观不分，一个人的名字、画像、衣物就是其本人，当现代人把照相技术带到原始部落之后，原始人最怕照像，他们认为被照之后等于自己的灵魂被带走了。其实，这一点在汉族农村也有残存。基于上述原始思维，当时人也发明一种“征服”客观世界的特殊方式--巫术。一般地说，巫术有两种基本形式： 一种是模仿或模拟巫术，即通过模仿的方式，使两种事物产生一种作用，并可以改变对方。如农村小孩爱哭，就认为是丢魂，必须用纸写上孩子的名字，让行人念几遍，其中的名字就代表孩子。在陕北地区还有一种剪纸，内容是一个大人领若干孩子，贴在失魂落魄之处，据说也可达到招魂的目的。云南独龙族人出猎前，要在村外树下捏若干野兽，然后由猎手念咒，以弩箭射击面制的野兽。如果射击百发百中，今天就进山狩猎；否则认为凶兆，不能进山狩猎。这种模拟巫术，具有占卜的性质，也是出猎前的演习。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发现不少岩画，也是一种模拟巫术。在岩画上有箭头，有射击的情况，也是有道理的。广西有个左江岩画，这个岩画高数十米，100多平方米一幅，我们现在的考古学家上不去，临摹都困难。但是原始人上得去，还画得那么好，他命都可以不要了来画这画，这也是一种信仰的支配。他是祭祀水神，这也是模仿巫术。一种是接触巫术，比如说为了攻击对方，两个民族械斗，他要把你房上的一根草和你身上的衣服偷来，然后对上述衣服和这根草施行巫术，或用刀砍和箭射，或用火烧，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把你打收。凉山就这样，每次打仗，巫师就干这个，充当谋士。这种巫术在远古文化中，在近代各个民族的文化艺术中到处留下了烙印。我生活在纳西族地区比较久，他们妇女不生孩子有很多办法，通常的办法是他仿照这个妇女作一个雕像，雕完以后就请巫师来念咒经，最后把雕像丢掉，他丢掉时念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这妇女有病了，这病应该去掉，现在这个木雕像就代表她，不要了，现在留下的活人是正常的，他就用这种巫术治病。这种巫术是很普遍的。所以我就想，蚌图很可能与这种巫术有关。如第三组，一个龙，一个虎，还有一个人骑在虎上，这是不是跟巫术治病或者送魂有关？而且我感觉这些蚌图从现在看来，蚌图本身的意义是惊人的，但是，可能技术上并不复杂，因为当地这种蚌壳很多，巫师完全可以在村落以外找一个地方搞这种宗教的活动，把这些蚌壳拿来摆，这种巫术都是由巫师施行的，他是比较手巧的。其技术也是相当熟练的。这个龙和虎，在中国各民族的信仰中，龙是能飞翔的，后来又能升天，所以以龙送魂和乘龙升天是普遍的现象。西水坡遗址第一组蚌图的龙、虎可能与死著送魂有关，而不是王权的反映。第三组的人骑龙，伴之以虎，则与为活人治病送鬼巫术有关。史前时期的丧葬制度的核心问题是灵魂和尸体的分离，因而丧葬也有两件大事：一、尸体是会腐朽的，必须给予适当处置，从而形成土葬、火葬、水葬、树葬了；二、灵魂是不死的，因此必须耐心地安抚，送到一定的场所，从而形成送魂仪式。正如前面所说，起初是把灵魂送到死人世界，并不是送到天堂。所谓天堂、人间、地狱“三界说”是晚出的。西水坡遗址是把灵魂送到死人的世界里。为了送走死者的灵魂和尸体，有一系列的丧葬仪式，如必须请巫师为死者开路、送魂，在送魂时还要利用一种动物伴随，用鸡称引魂鸡，用羊称引魂羊，还有用狗、鱼、马者。不过，并不是人死后灵魂就能顺利被送走的，如对凶死者必须采取特殊的葬法，海南黎族为凶死者送葬时，要拐弯抹角走路，目的是使死者迷途忘返，不会扰乱活人。到墓地后，实行俯身葬，背上压以巨石，或者用木钉把尸体钉在土穴内，用意也是不让凶死的灵魂到处活动。人们最畏惧的鬼就是凶死之鬼。对于正常死亡的人，也要精心处理，一方面是处理尸体，形成各种葬俗；另一方面是把灵魂送走。那么，什么是死人世界呢？所谓死人世界，就是已故祖先的所在地，即送到老家去，就是送到祖先居住的地方，与祖先团聚。我这里可以讲个笑话，但这个笑话里有哲理，有着原始人的哲理。凉山彝族实行火葬。丧葬从人断气以前就开始了，也是请巫师，断气以前巫师要来找他。他说你这辈子做了许多好事情，我们不会忘记，你做得坏事情，也不会忘记，你还是要考虑考虑，你做过什么坏事说说，做了好事大家可以讲明白，这样祖先可以接受你。由于你做了坏事不说，祖先就不要你了，你就成了孤鬼。因为氏族时代，靠集体生存，一个人没法生存，活着靠集体，死了以后，他若成了孤鬼，他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太难过了。所以到这时候，人死以前非交待不可。他这个交待就有一个钻羊皮仪式，巫师拿一个铁钳子，旁边放一张羊皮，巫师问：“除了你妻子以外，你跟多少女人发生过关系？”病人为了洗刷一生的污点，能顺利地去与祖先团聚，死后有坚强的依靠，就一五一十地交待问题。病人说一个女人，巫师就在羊皮上钻一个洞，最后羊皮上有几个洞，他就有几个婚外女朋友。等他死后火葬时，羊皮也付之一炬。在当地巫教看来，上述羊皮上的洞洞，就是死者的污点本身，一旦说出来了，化为灰烬，这些污点也就抹掉了。死者的灵魂可归宿于故乡，可与祖先的灵魂团聚。如果死者不交待，身上带有许多污点，他就难以得到祖先的谅解，变成孤魂，在另一个世界难以生存。这虽然是一个笑话，但却是一种朴实的信仰，在各民族的历史上都存在过，并留下这样、那样的文化遗迹，第45号墓内的蚌龙、蚌虎，很可能就与送魂、伴魂巫术有关。第二、三组的蚌图也具有巫术的意义。 远古的世界，是鬼神充斥的世界，人类为了生存，不仅要通过生产活动创造衣食之源，还要通过婚配、家庭等形式繁衍自身，不仅如此，人们还有一个精神世界，不断用巫术与鬼神打交道，祈求实现自己的目的，因此，远古巫术也在物质文化或考古遗迹中打上了深刻的烙印。要想解释蚌龙的奥秘，必须认真研究当时的宗教信仰和巫术手段。
开州之印 现藏河北博物馆 植根濮阳文化，学文化、聊文化、品文化。 深耕龙乡故事，看故事、听故事、写故事。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