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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在枫桥寻找一个精忠报国的红色村庄，那么非洄村莫属。如果要在诸暨寻找一个革命烈士最多的村庄，那么非洄村莫属。洄村是周姓聚居之村，村里90%以上的人都姓周，是周敦颐的后代。而在以前，这些周姓都姓骆。因为800多年前，洄村周姓始迁祖周德荣（字世杰）为避南宋权相韩侂胄之难，从祖母骆氏姓，迁居长宁洄溪。故他们的宗谱并用“洄溪骆氏”与“洄溪周氏”。至今，枫桥仍有部分骆姓居民其实是洄溪周氏。在洄村东面的溪边，有一座革命烈士纪念碑，格外引人注目。这是为纪念洄村的革命烈士而建的，碑上刻着19位烈士的名字与简况。这些为国捐躯的革命烈士中，其中姓周的有16位，有10位牺牲于抗日战争，有9位牺牲于解放战争。这些烈士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最小的年仅十九岁。最感人的还有“一门三烈”，他们的名字叫周达（又名周友富）、周禹木、周继木。一个小小的村庄，涌现出这么多年轻的革命战士，这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传奇。所以，洄村也被称为“烈士村”。如果把这个村的革命事迹写出来，那是多么悲壮的一本大书，这本书的书名应该叫“精忠报国”。洄村是老革命根据地，是金萧支队出没战斗的地方，优秀的洄村儿女为了祖国的解放事业，不屈不挠，英勇斗争，不怕牺牲。除十九位牺牲疆场的烈士，这个村还出过一个传奇人物——周迪道（1911—？）。他是“400反间谍工作小组”（简称“400情报小组”）的组长，代号“401”，安插在日本宁波宪兵司令部，圆满地完成了窃取敌人军政情报的工作，更奇迹的是还策反了60多名日本宪兵密探，堪称抗战末期最成功的“红色潜伏”之一。他惊心动魄的谍战生涯，记录在夏继诚所著的《日寇宪兵队里的新四军》《打入日本宪兵队》两书中。
周迪道在抗战初期曾担任枫桥区中共地下党的区委书记。1939年春，周恩同志视察东南沿海防务，途经枫桥并参加了群众欢迎大会，宣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为暗中保护周恩来从绍兴到枫桥的安全，当时周迪道负责安全保卫，他“派出了地下党员何银乔、周培贤、周奎明、周中炎、周汉夫、周浩夫、周金文、王长灿、骆维南、周锡茶、周启棠、陈剑虹等人，暗藏双响土造短枪，从绍兴——枫桥——诸暨一路上暗中监视国民党特务的活动。”（见周迪道《周迪道途经枫桥》）在周迪道列举的12名地下党员中，洄溪姓周的就有8位。由此不难发现，洄村在抗战时期是地下党员最集中的村庄。“杀人魔王”吴万玉坐镇枫桥后，开展了清乡镇压的血腥活动。洄村人民率先与吴万玉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吴万玉在枫桥构筑“城堡”，他首先用竹篱笆将枫桥四面围得严严实实，所有进出要道都设置了哨卡，一律搜查过往行人，此为“防御”。然后又烧毁周边山村那些孤僻的独户，将影响视线的竹林树丛尽行砍代，此为“清障”。洄村当时就有大片茂密的毛竹林，吴万玉“视察”后说，这片竹林影响治安视野，担心共产党与游击队躲藏，即命令全部砍光。“一门三烈”的长兄叫周达，1938年在枫桥参加地下革命活动，同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抗战结束后任路西人民救国先锋队军需员兼司务长。1947年7月8日晚，周达去泌湖乡宜桥收款，遭到国民党“浙保”第二团一个中队包围，突围时受伤被捕。同年9月，“杀人魔王”吴万玉特意在枫桥召开乡长、保长及群众大会，当众割掉周达耳朵，挑断脚筋，最后将其残忍杀害。在吴万玉制造的“白色恐怖”形势下，洄村少数群众也开始异化。特别是原国民党伪保长，因慑于吴万玉的残暴和淫威，选择了苟全偷生，不惜从事告密和出卖。但是，革命的洄村绝不允许出现败类，我地下党为保护洄村这个革命根据地，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剪除了人人痛恨的伪保长。地下党有张委任我父亲为民主保长“委任状”，被伪保长周昼堂拿去了，地下党去要了几次就是他不肯交还，还扬言“除非我死”，目的是为了做把柄。另外，昼堂伙同他侄子寅亮向国民党特务暗中告密，将共产党员、我党派去当副保长的周锡荣出卖给反对当局，致使周锡荣遭何卓权部枪杀。于是，我地下党采取了反制措施，决定除掉这个伪保长。那天夜里，有几个陌生人找到周昼堂住的那个房子，敲门后，有个男的来开门，陌生人叫了声：“昼堂！”那开门的马上说“我不是昼堂，是元堂，昼堂是我的阿哥！”这对话声恰巧被隔壁楼上的昼堂听到，因为他自己做的事情肚里有数的，估计是共产党找上门来了，转身想从后窗竹园跳下去，谁知一打开窗门，两个陌生人端着枪就站在窗下，这时门外传来“昼堂，出来！”，他只能走楼梯下来，开门后陌生人让他出去，到外面谈事情。走到门口附近，昼堂知道大事不妙，就赖着不走，陌生人就当机立断，在墙角转弯处就开枪将其击毙，很明显这是地下党派来铲除这个败类的。昼堂的侄子寅亮，思想反动，报复成性，不久向“杀人魔王”吴万玉密报，告发廿七房我父亲周汉夫、周梦祥、周中炎三个人是共产党。周梦祥的两个外甥生贤、生夫从小在廿七房长大，参加了“小三八”，村里人都知道，但我父亲周汉夫和周中炎是保密的，结果三个人被关到枫桥三矶石头下。党组织和亲友们多方开始营救。一是说情。吴万玉住在我们廿七房小和尚老婆的娘家，娘家人与吴万玉老婆说得上话，让她传话：这三个洄村人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种田的，是有人出于私怨，趁机恶弄人的。力求淡化吴万玉的敌对意识。二是作保。我们洄村家里条件比较好的几个大户，主动找到栎江乡乡长魏纪方，愿以自己的家产作抵押，为周汉夫等三人作保，不是共产党。三是施压。地下党逼着伪乡长到镇上去保三个人，否则，他们出事情，你的命也难保。关押地点三矶石头下那边，村里也想方设法也去托人情并买通打手，在扁担、“朵柱”打人做刑罚时，能避重就轻避开皮肉之痛，将末端着地打，打到开裂为止，同时让审问对象故意大喊大叫“冤枉啊……啊哟！啊哟！”让外界听到审讯严厉不调皮。最后的结果是：每人交了5石谷（500斤），总共15石，才将三人放出来，逃过一劫。不仅我地下党在保护洄村，洄村在国民党任职的少将周簠（fǔ）也在设法保护自己的家乡。周簠（1912—2003），名葆安，字章庆。为人耿直，性情豪迈，敢作敢为，办事雷厉风行，是典型的诸暨男子汉品性。据新纂《暨阳洄溪周氏宗谱》记载：周簠从小就有远大志向，年纪轻轻毅然从军，投考毕业于国民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一直追随汤恩伯将军。任团长时，他带领部队转战湖北、湖南、四川、浙江，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与日寇浴血奋战。1938年6月至10月参加了武汉会战，1941年9月至12月参加了长沙会战，1944年参加了衡阳会战。因抗战坚决，指挥有方，屡建战功，1946年从重庆调到杭州任职，升为浙江省保安副司令兼任国民党浙西部队指挥官、浙江省军政高级参谋，授陆军少将军衔。同样是国民党的官员，周簠与吴万玉有着天壤之别。当吴成玉在会稽山区疯狂镇压我地下党员期间，周簠却在下令释放中共山东济南的市委书记等一大批共产党人和仁人志士。当吴万玉决定对洄村进行疯狂的围剿和镇压时，形势危在旦夕，周簠的的老娘亲自出马，陪同周启堂等三人，从山下湖乘船到杭州，求助周簠的帮忙，因为他与吴万玉毕竟同在“浙保”。周簠听完老家亲人对吴万玉暴行的控诉后，勃然大怒，咬牙切齿，他想不到自己的党国竟然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败类。他想给吴万玉写一封书信，痛骂他的非人行径，但转而一想，对付这个“杀人魔王”应该多加小心。于是，他拿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背面上一行字：“万玉仁兄，洄村是我的家乡，请照顾。”然后让家乡人将这张名片送到吴万玉那里。也是神了，吴万玉在收到名片后，心生恐惧，从此一兵一卒不敢再进洄村，洄村避免了遭受涂炭的灭顶之灾。周簠身居高位，依恋故土，崇尚廉洁，一生遵循“三不”诺言：不欺压老百姓，不买洄村一寸土地，不培养贪心重的人。1949年4月3日，他带着副官、秘书、警卫人员和家属，离开大陆，飞赴台湾，任国民党二厅副主任。五十年后的1999年盛夏，周簠低调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洄村，他上山祭拜了亡故的父母，然后匆匆回去了，他为自己所在的国民党给家乡人民造成的灾难感到深深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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