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偶然性是一个在哲学、科学和社会学等领域广泛讨论的概念，它指的是事物发生的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以及事物之间的非必然性和非规律性的关系。偶然性概念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他在《形而上学》中区分了四种原因：物质原因、形式原因、动力原因和目的原因，其中目的原因又分为必然性和偶然性两种。亚里士多德认为，偶然性是一种没有固定目的或规律的原因，它是一种无法预测或控制的现象，它既可以是一种随机事件，也可以是一种自由选择。 在现代社会中，偶然性概念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力，它不仅反映了社会变迁、多元化、复杂化等特征，也影响了人们对自我、他人、社会和世界的认识和行动。不同的社会理论家从不同的视角和方法出发，对偶然性概念进行了阐述和应用，试图解释和解决现代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和挑战。本文旨在分析偶然性概念在不同社会理论中的表现和作用，评价其优势和局限，以及将其应用到一个具体的社会领域——规划。 偶然性概念在不同社会理论中有着不同的表现和作用，它既是一种分析社会现象的工具，也是一种解释社会变化的原因。本部分将分别从罗蒂、蒙希、卢曼和哈贝马斯四位理论家的角度，探讨他们如何运用和理解偶然性概念，以及他们的理论对现代社会有何启示。 后现代主义视角 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在《偶然、讽刺与团结》（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一书中以后现代主义视角提出，认为偶然性是人类历史和文化的本质特征，而不是一种需要克服或消除的缺陷。罗蒂主张用讽刺和团结来应对偶然性，即在个人层面保持对自己和他人观念的怀疑和创造，在公共层面则尊重不同文化和价值观，并致力于减少人类苦难。 罗蒂认为，偶然性是指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所塑造的自我和所建立的社会都不是必然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他指出，我们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反映或表达真理或现实的工具，而是我们用来描述或创造我们想要的世界的工具。人类的语言、思想、道德和政治都是由偶然的历史事件和文化传统塑造的，而不是由某种普遍的理性或本质决定的。因此，人类没有必要寻求一个统一的真理或正义，而应该接受多元的观点和价值，并尊重他人的不同选择。 罗蒂借鉴了康德（Kant）、黑格尔（Hegel）、尼采（Nietzsche）等哲学家的思想，提出了一种基于偶然性、讽刺和团结的伦理和政治观。罗蒂主张，我们应该用讽刺和团结来应对偶然性，而不是试图消除或掩盖它。他认为，讽刺是一种个人层面上对自己和他人观念的怀疑和创造的态度。他认为，讽刺者不会把自己或他人所持有的观念看作是绝对或永恒的，而是看作是暂时或有待改进的。同时，人类也应该用团结的态度对待他人的差异和苦难，努力扩大自己的同情心和想象力，而不是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和排斥他人。 罗蒂的视角一方面有助于我们认识到语言、自我和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以及我们在个人和公共层面上所拥有的创造性和选择性。他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摆脱传统或教条的束缚，开放我们的思想和视野，增强我们的批判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罗蒂的视角也可能导致我们陷入相对主义或虚无主义的困境，失去我们对真理或现实、理性或正义、自我或社会的信念和承诺。他的视角也可能导致我们缺乏对个人或公共事务的责任感和参与感，满足于自我满足或社会维稳，忽视了社会变革和批判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此，在借鉴罗蒂的视角时，我们需要在讽刺与团结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在保持偶然性意识的同时，也保持偶然性行动的力量。 交换、协商秩序、适应个人主义和偶然性四个概念 在本部分，我将介绍Richard Munch在《美国信条与社会学理论》（The American Creed in Sociological Theory）一文中提出的交换、协商秩序、适应个人主义和偶然性四个概念，用以分析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和特点。亚历山大认为美国社会学理论反映了美国信条（American Creed）的核心价值，即个人自由、平等机会、民主参与和多元包容。他指出美国社会学理论既强调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换关系，也重视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协商过程，从而形成了一种适应个人主义（accommodated individualism），即在保持个人选择和自我实现的同时，也考虑到社会规范和利益。 交换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互惠关系。他指出，交换理论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它把社会看作是由个人之间的有利交易构成的。交换理论强调了个人的自由选择和理性行为，以及个人之间的利益平衡和效率最大化。交换理论反映了美国信条中的个人自由和平等机会的价值，但也忽视了社会结构和文化对个人行为的制约和影响。 协商秩序是指个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沟通和协调过程。协商秩序理论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另一个重要流派，它把社会看作是由个人之间的共同意义构成的。协商秩序理论强调了个人的主观意识和符号行为，以及个人之间的共识形成和规范遵守。他认为，协商秩序理论反映了美国信条中的民主参与和多元包容的价值，但也忽视了社会冲突和变革对个人行为的挑战和动力。 适应个人主义是指个人在保持自我选择和实现的同时，也考虑到社会规范和利益的一种态度和行为。他指出，适应个人主义是美国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共同特征，它把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看作是既有冲突又有协作的。他认为，适应个人主义反映了美国信条中的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平衡和调和，但也暴露了美国信条中的矛盾和张力。 亚历山大认为，偶然性是指事物发生的方式不是必然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他指出，偶然性是美国社会学理论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它影响了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交换、协商、适应和变革。他认为，美国社会学理论对偶然性有着不同的反应，既有乐观和进步主义的倾向，也有悲观和保守主义的倾向。他认为，乐观和进步主义的倾向认为偶然性是一种机遇或动力，可以促进个人和社会的创新和改进。他认为，悲观和保守主义的倾向认为偶然性是一种威胁或障碍，可以导致个人和社会的混乱和危机。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社会理论中的偶然性和复杂性 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和系统论家，他在1984年出版了《社会系统》（Social Systems）这本书，提出了一种系统论社会理论，卢曼认为系统是由自我参照的通讯构成的，而环境是系统无法控制和预测的一切。他指出系统为了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须通过选择和削减信息来建立自己的有限和有序的现实。卢曼还指出系统之间存在着多重偶然性（triple contingency），即每个系统都必须考虑到自己、对方和第三方的选择和期望。 功能系统是指根据特定的代码和程序来处理特定的问题和任务的社会子系统，如法律、政治、经济、教育、宗教等。功能系统是自闭的、自引用的和自生产的，它们只与自己的环境进行有限的沟通和交换，而不受外部的干扰和控制。 卢曼认为，偶然性是指事物发生的方式不是必然的，而是有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的。他指出，偶然性并不是系统内部或外部固有的属性，而是系统与环境之间互动产生的结果。他认为，系统是由自我参照的通讯构成的，即系统只能用自己所使用的语言或代码来描述或解释自己或其他事物。他认为，环境是系统无法控制和预测的一切，即环境包含了所有超出系统所使用的语言或代码的可能性或不确定性。他认为，系统与环境之间存在着一个复杂度差异（complexity difference），即环境总是比系统更复杂和不确定。 系统为了应对环境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必须通过选择和削减信息来建立自己的有限和有序的现实。选择是指系统在面对多种可能性时，只能采用其中一种作为自己的行动或决策。削减信息是指系统在面对过多信息时，只能忽略或简化其中一部分作为自己的知识或理解。卢曼指出，选择和削减信息都是系统为了维持自身稳定和连贯而采取的策略，但也同时造成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隔离和失真。 卢曼还主张，系统之间存在着多重偶然性（triple contingency），即每个系统都必须考虑到自己、对方和第三方的选择和期望。他指出，多重偶然性是指当两个或多个系统之间发生通讯时，每个系统都必须面对以下三个问题：（1）我应该如何选择？（2）对方会如何选择？（3）第三方会如何选择？他指出，这三个问题都涉及到偶然性，因为每个问题都有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他指出，多重偶然性是通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因为它决定了每个系统是否能够理解和预测对方和第三方的行为和反应。 卢曼的系统论视角对偶然性有着独特和深刻的理解和应对，但也有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一方面，卢曼的视角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复杂度差异和互动效应，以及系统之间的多重偶然性和通讯条件。他的视角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系统如何通过选择和削减信息来建立自己的有限和有序的现实，以及这种现实的优势和缺陷。另一方面，卢曼的视角也可能导致我们过于强调或简化系统的自我参照和自我维持，忽视了系统与环境之间的开放性和依赖性，以及系统之间的冲突性和变化性。他的视角也可能导致我们缺乏对系统内部或外部存在着的问题或缺陷、挑战或危机、批判或反思的关注和分析。因此，在借鉴卢曼的视角时，我们需要在承认系统的独特贡献和局限性的基础上，寻求与其他社会理论观点的对话和互补。 哈贝马斯（Habermas）中的三重偶然性问题 哈贝马斯（Habermas）是一位德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他在1981年出版了《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这本书，提出了一种批判理论社会理论，认为沟通行为是实现人类解放和民主化的核心力量，而不是由利益或权力驱动的战略行为。 哈贝马斯认为，沟通行为是指人们通过语言或其他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意图和理由，同时也理解和回应他人的意图和理由，从而达成共同的理解和协调。沟通行为是人类社会化和文明化的基础，因为它体现了人类的理性和道德，以及人类对真理、正义和美好的追求。 哈贝马斯认为，偶然性是指社会现象或行为不是由必然的因果关系决定的，而是由多种可能性和不确定性构成的。偶然性反映了社会的开放性、多样性和变化性，也挑战了社会的秩序、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偶然性是沟通行为存在和发展的条件，因为它提供了沟通行为的动机和机会，并要求人们对沟通行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进行检验和评估。 哈贝马斯面对三重偶然性问题，即说话者、听者和话语之间存在着不可预测和不可控制的因素，从而影响沟通行为的有效性和合理性。他认为，说话者偶然性是指说话者在表达自己的意图和理由时，可能受到自己的主观性、情感或偏见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自己的话语不真诚或不准确。听者偶然性是指听者在理解和回应他人的意图和理由时，可能受到他人的误导、欺骗或威胁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自己的话语不公正或不恰当。话语偶然性是指话语在传递意义和价值时，可能受到语言、文化或历史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导致自己的话语不清晰或不一致。 哈贝马斯主张，社会行动者为了克服三重偶然性，必须通过沟通行动来达成共识和合理性。他指出，沟通行动是指那些以达成共同目的或价值为导向的行动，而非以实现个人利益或权力为导向的行动。他指出，沟通行动要求社会行动者遵循以下四个有效性要求：（1）真实性：即所说的话要与事实相符；（2）正确性：即所说的话要与规范相一致；（3）真诚性：即所说的话要与意图相吻合；（4）可解释性：即所说的话要与背景相适应。他指出，沟通行动通过不断地检验和协商这四个有效性要求来建立共识和合理性。他指出，共识是指社会行动者之间对事实、规范、意图和背景的一致认可。他指出，合理性是指社会行动者之间对有效性要求的一致评价。 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对于促进社会公正和参与有一定的可能性和困难。他的可能性在于，他强调了偶然性在沟通行为中的重要作用，展示了沟通行为如何通过理想言论情境来应对偶然性，并如何形成一个民主而包容的社会秩序。他的困难在于，他忽视了理想言论情境在现实社会中的难以实现和维持，以及沟通行为对个人或群体的影响和责任。 权力和偶然性在规划中的作用 约翰·弗里德曼（John Friedmann）是一位美国规划理论家和实践家，他在1987年出版了《规划的理论与实践》（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这本书，提出了一种规划理论，认为规划是一种社会变革的工具和过程，而不是一种技术或管理的活动。 弗里德曼考虑了权力和偶然性在规划中的作用，以及如何提出了一种基于希望和行动的规划范式。他认为，权力是指人们通过影响他人的行为或选择来实现自己的利益或目标的能力。权力是规划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因为它体现了规划者和被规划者之间的关系和冲突，以及规划过程中的利益分配和决策制定。提出了一种基于希望和行动的规划范式，认为规划应该是一种既考虑权力又超越权力、既应对偶然性又利用偶然性的社会活动。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