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生平早年游学做官刘禹锡，自称祖先为汉景帝贾夫人之子中山靖王刘胜。七代祖刘亮，北魏冀州刺史、散骑常侍，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父亲刘绪，为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年），其父、祖均为小官僚，父亲刘绪曾在江南为官，刘禹锡在那里度过了青少年时期。贞元六年（790年）十九岁前后，刘禹锡游学洛阳、长安，在士林中获得很高的声誉。[11] 德宗贞元九年（793年）考取进士。第二年，他又以才学兼优考取了吏部取士科，任命为太子校书。贞观十年(797年)，他二十五岁时，父亲去世。贞元十六年（800年），守父丧期满，在宰相、扬州节度使杜佑那里掌书记。两年后调任京兆府(今陕西西安市)渭南县主簿。贞元十九年(803年)冬天，调升为监察御史。[11] 中年屡次被贬被贬缘由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唐顺宗(李诵)即位，重用王叔文、王伾、刘禹锡、柳宗元为代表的革新派人士。刘禹锡擢升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王叔文推行“永贞革新”，这次革新运动只进行了一百四十六天，在大宦官俱文珍联合守旧势力的反扑下，顺宗被迫让位，太子李纯(宪宗)继位，贬王叔文为渝州司马，后被杀害;王伾为开州司马，后被逼死;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人被贬到边远州府作司马，因此，历史上又称“二王、八司马”事件。[11] 被贬朗州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马。贞元二十一年十月，他离开了长安，到达洞庭湖时，写了一首有名的《望洞庭》，以传神之笔把秋夜的湖光山色描写得优美动人，俨如山水画一般。刘禹锡到朗州后，住在城东的“招屈”亭旁(今常德市东门口)他曾感叹地说:“屈平祠下沅江水，月照寒波白烟起。一曲南音此地闻，长安北望三千里。”(《采菱行》)。第二年，朝廷大赦，但明文规定刘禹锡等人“纵逢恩赦，亦不在量移之限”(《旧唐书·宪宗纪上》)。他闻讯后曾自豪地宣称:“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咏史二首》之一)表现了诗人的战斗精神。[11] 刘禹锡在朗州有机会广泛的接触社会实际，对于人民的疾苦、贫富的对立以及当地的风俗习惯等，有较多的了解，并先后游览了朗州的名胜古迹，写了将近二百篇诗文，其中不少诗篇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如《百舌吟》谴责阿谀逢迎之徒的无耻;《聚蚊谣》用寓言形式讽刺宦官、藩镇、大官僚互相勾结、为害人民的罪行;《采菱行》反映妇女们紧张而又愉快的劳动生活;《登司马错故城》借游览名胜古迹，抚今思昔，感慨万端;《贾客词》揭示中唐时期“贾雄农伤”的社会现实;《壮士行》歌颂壮士不畏强暴、为民除害的英雄业绩。[11] 刘禹锡在朗州十年，曾多次游览武陵胜境桃花源。他的《游桃源一百韵》《桃源行》等诗和他亲笔题的“桃源佳致”，在当地几乎家喻户晓。现在游桃花源的人，还能看到“桃源佳致”的石碑和《桃源行》诗的石刻。他的有名的哲学著作《天论》也是在朗州写的。《天论》是对柳宗元《天说》的补充和发挥，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无神论思想。[11] 被贬连州宪宗元和十年(815年)，刘禹锡从朗州被召回长安，诗人目睹执政者横行霸道，权倾京师，内心无比愤慨，便借看花为题，写了《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 寓意深刻，引起京城权贵的不满。他们群起而攻之，胡说什么“语涉讥刺”。刘禹锡到京只有一个月，又被贬到更边远的连州(今广东连县)去了。[11] 晚年为官写作长庆元年(821年)冬天，刘禹锡改任夔州(今四川奉节)刺史。第二年正月到任。在夔州任内，他写了《浪淘沙词》九首。刘禹锡在夔州三年，又改任和州(今安徽和县)刺史。唐敬宗宝历二年(公元八二六年)，罢和州刺史，准备回洛阳;恰巧白居易因病免苏州刺史，也准备回洛阳。两位诗人在扬州相遇。白居易在酒席上写了《醉赠刘二十八使君》一诗，对刘禹锡先后贬官二十三年的痛苦遭遇，表示深切的同情，刘禹锡看后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马上写了《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名作。[11] 文宗大和元年(827年)，刘禹锡被任为主客郎中，分司东都。大和二年，回到长安。重游玄都观，写下《再游玄都观》，反映了元和十五年(820年)以来宪宗、穆宗、敬宗先后为宦官谋害，朝政陵迟、变幻的情况，讥笑了当年的权贵一个个销声匿迹的可耻下场，表现了诗人不怕打击、继续斗争的精神。[11] 大和三年(829年)，经裴度推荐，改任礼部郎中，集贤殿学士。大和五年，裴度罢相，刘禹锡出任扬州刺史。他与白居易、韦应物三人先后在扬州做过刺史，都有政绩，人称“三贤”。刘禹锡在扬州两年多，他写的《杨柳枝词》和以前写的《竹枝词》《浪淘沙词》，吸取民歌特点，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11] 大和八年(834年)七月，迁徙汝州(今河南临汝县)刺史。次年十月，改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刺史。开成元年(836年)，刘禹锡因患足疾，迁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武宗会昌元年(841年)，加检校礼部尚书，仍兼太子宾客。会昌二年七月逝世，赠户部尚书，年七十一岁。有《刘宾客集》，又称《刘中山集》《刘梦得集》。[11] 人物著作学术著作《天论》三篇《天论》是刘禹锡在哲学领域的起点。《天论》的主要着力点在于通过论证天人关系，驳斥韩愈的“天人感应”说。刘禹锡创造性地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理论命题。这一命题既要比韩愈的“天人感应”说更“唯物”，也要比柳宗元的“天人相异”说更“辩证”。[12] 在《天论》下篇中，不仅进一步厘清了天人关系，把“天与人交相胜”的哲理发挥到极致，而且特意拈出“气”这一概念，将其视为世界万物存在的基础，赋予其物质性，造成其实体化。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12] 《因论》七篇《因论》则标志着刘禹锡的哲学思想在经过多年的艰苦探索后，已发展到更加成熟的阶段，呈现出更加丰富多彩的面貌。《因论》七篇则创作于刘禹锡谪守夔州(今重庆奉节)期间，时间要后于《天论》十年左右。《因论》七篇包括《鉴药》《讯田亡》《叹牛》《儆舟》《原力》《说骥》《述病》等七个寓言小品。它们彼此独立而又相互支撑、相互映衬，着重从事物的两个相反方面(祸福、大小、利钝、声实等)探讨其相互关系和发展变化，系统而又深入地阐述了其不断成熟、不断深化的朴素辩证法思想。[12] 所谓“因论”，是指事有所由、言有所指、因事而发的议论。他认为这些叙事与议论相结合的小品文既不同于“立言”者随意发端、旨在正面垂训的政论作品，也不同于“寓言”者任意想象、旨在侧面寄讽的虚构故事，而是“造形而有感，因感而有词，匪立匪寓，以因为目”的一种特殊文体。从哲学的视角看，刘禹锡在《天论》中曾提出“以目而视，得形之粗者也；以智而视，得形之微者也”的观点，认为形有粗、微之分，人的认识有“以目而视”和“以智而视”之别。两相联系，所谓“造形而有感”尚属基于形体、“以目而视”的感性认识，所谓“因感而有词”则是脱略形体、“以智而视”的理性认识。刘禹锡以唯物论作为认识论的基本前提，已经接触到、并且比较辩证地梳理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关系问题。因此，这组小品文的贡献是双重的，跨越文学与哲学两个领域的。[12] 其他著作散文《陋室铭》该文是一篇托物言志的骈体铭文，是唐代诗人刘禹锡的代表作品之一。刘禹锡在任监察御史期间，因参加的'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和势力的活动而得罪权贵，遭到皇帝的贬谪，由监察御史贬为朗州司马，迁连州刺史及安徽和州刺史，长期过着贬谪生活。《陋室铭》就是四年(公元824年)调任和州(今安徽省和县)刺史后写的。[13]  《陋室铭》 诗歌《竹枝词》刘禹锡写作这首诗的时候，因王叔文派政治革新案被贬谪，但他能够战胜自己内心的愁苦，在民间重新获得力量。他从当地民歌中汲取素材，变民俗风情为文人风雅，使这首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喜爱而流传千古。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地运用谐音，通过描写初恋少女在河边听恋人唱歌的情景，刻画了陷入爱情而又得不到明确回应的少女的复杂心理。[14]  《竹枝词》 《乌衣巷》这首诗是刘禹锡的怀古名篇之一，曾博得白居易的“掉头苦吟，叹赏良久”。[15]此诗是作者任和州刺史时所作。他曾作《金陵五题》，这是其中的第二首，主要写了乌衣巷的变化。乌衣巷在朱雀桥附近，是东晋时贵族王导、谢安宅第所在之地。野草，斜阳，表示当年这一带的繁华已经衰落，成为寻常百姓的居住区了。所以，昔日曾经栖宿于王、谢雕梁画栋上的燕子，现在只能飞人老百姓的屋舍去了。该诗抒发了对沧桑变化的感慨，也是对豪门贵族终于没落的讽刺。[16]  《乌衣巷》 《春词》此诗题一作《和乐天春词》，也是写宫人悲怨的诗。妆成下楼，却无人赏识，人与春光都深锁在空院之中。百无聊赖，只好闲数花朵。此句对宫人愁闷心理，口谓刻画人微。而蜻蜓无知，反爱新妆，这是如何令人惆怅。全诗具有细腻、曲折、含蓄、婉约之妙。[17]这首诗是描写宫怨的，只是对宫女的怨愁并没有去正面描写。这首诗巧妙地运用了比喻、象征和细节的描写。从侧面写出处境的冷落，含蓄地表现了宫女的怨愁。[18]  《春词》 《西塞山怀古》公元824年(长庆四年)，刘禹锡由夔州调任和州刺史，沿江东下，途经西塞山 (今湖北大冶东面的长江边)，此处是六朝有名的军事要塞，岚横秋塞，山锁寒派，形势险峻。公元280年(太康元年)晋武帝命王溶率水军讨伐东吴。东吴孙皓凭借长江天险，并在江中暗置铁锥，再加以千寻铁链横锁江面，自以为万全之策。王溶用大筏数十，冲走铁锥，以火炬烧毁铁链，顺流鼓棹，直取金陵。诗人以这件史事为题成诗。诗寓意深刻，把锋芒指向割据一方的统治者。时值唐宪宗时期，国家虽暂时出现安定，但到821年以后，又恢复了割据局面。故此诗怀古，也伤今。[19]  《西塞山怀古》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这首诗约作于唐宝历二年 (826年)，时刘禹锡从和州返回洛阳途中，路过扬州，与老友白居易相遇， 白居易在宴席上写下 《醉赠刘二十八使君》相赠，抒发了对刘禹锡长期遭贬不幸遭遇的同情，刘禹锡即写下此诗作为应答。诗开头两句紧承白居易的诗叙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紧接着悼念已故并肩战斗的友人 ，结尾处委婉表达 了个人对人生的看法。[20]  《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论说文刘禹锡的论说文在思想上具有鲜明的政治主张和独到的哲学见解，针对当时藩镇割据、宦官专权、各种社会积弊尤深的社会现状，提出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用人主张，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在艺术上具有吐辞多讽托幽远、善于引用典故、风格简洁洗练等特点，在中唐及其以后都具有较大的影响。[21]
[22] 人物思想哲学“乘气而生”的自然观在自然观上，刘禹锡继承了荀子的传统，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天说》的思想对“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批判。刘禹锡的《天论》的要点是讲天不能干预人事，这个论点是对柳宗元《天说》的解释和补充。从刘禹锡的《天论》对天的解释方面来看，他的哲学确实是对柳宗元的解释和补充。但从总体看，是对柳宗元学说的发展。 刘禹锡认为柳宗元的《天说》对天与人的关系问题的论述是不透彻的，所以他著《天论》是要进一步阐明天人关系。[23] 在《天论》中，刘禹锡首先对天作了说明。认为天是有形物体中最大者，人是动物中的最突出者，这就把天放在自然界的总体中，然后从基本的方面去概括自然界的特性，反映自然界的规律性。人是动物发展的最高阶段，天与人都以一定的物质存在为其根本基础。他说:“今夫人之有颜目耳鼻齿毛颐口，百骸之粹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肾肠心腑。天之有三光悬宇，万象之神明者也，然而其本在乎山川五行。”(《天论》)这就是说，人之所以有其容貌和感官这样一些精华的部分，其根本在于有身体;天之所以有日、月、星辰等变化多端的不可捉摸的现象，也是因为它有山河五行之气作为基础。[23] 刘禹锡明确提出整个世界存在的基础是物质的气，他用清浊二气的变化、阴阳二气的作用。说明万物的生成，描绘了世界万物的生成过程。他说:“乘气而生群分汇从;植类日生，动类曰虫;虫之长，为智最大，能执人理，与天交胜。”(《天论》)刘禹锡把世界万物都看成是从气产生，并分成若干种类先有植物，而后有动物，人是动物中最有智慧者，人能掌握自然规律而作用于自然界。刘禹锡对植物、动物、人类的顺次叙述是对荀子的“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荀子·王制》)这一思想的继承和发展。[23] 刘禹锡不但肯定了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而且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发展规律性作了说明。这种说明集中表现在他对“理”“数”势”三个哲畴的解释。这三个哲学范畴是“古已有之”的，刘禹锡又赋予了它们以新的含义。“理”是贯穿于事物发展过程的规律性，“数”是事物存在及其规律的不可逃避的必然性，“势”是事物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理、数、势三者都是事物本身固有的不依人的意识为转移的客观原则。万事万物都受理、数、势的支配。这种用理、数、势来解释万事万物的联系、变化的复杂情况，从而说明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掌握，这就否定了神秘的有意志的天。这是对天人感应论的进一步批判。[23] 天地是自然之物在与韩愈、柳宗元等人讨论的过程中，刘禹锡对前人有关“天人关系”的理论进行了总结，指出以往的种种天人之说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天与人实影响”的“阴骘之说”和“天与人实刺异”的“自然之说”。[24] 持阴骘之说的人认为天与人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具体说人为恶则天必从而祸之，人行善则天必从而福之;穷病困厄者呼天则天必可闻之，隐疾痛苦者祷天则天必可应之。即对于人间而言，天是有意志的神圣主宰。[24] 坚信自然之说的人则提出怀疑：如果天是有意志的，天能对应人间的行为施以赏罚，那么天降雷霆及于牲畜草木，难道也是因为这些牲畜草木有罪。何况人间不平之事不胜枚举，盗跖无恶不作却不遭报应，孔颜推行仁义却厄运连连，这说明并不存在一个赏善罚恶的主宰之天，天只不过是与人间祸福无关的自然之物。[24] 刘禹锡批判了前者，肯定了后者，他更倾向于“天人关系”的自然之说。[24] 天与人交相胜刘禹锡不满于前人自然天论的片面，进而提出了自己系统的“天与人交相胜”的天人关系理论，将荀子以来的自然天论发展到极致。[24] 刘禹锡重新界定了“天”与“人”的性质。他赞同柳宗元关于天地是自然之物的说法，从形器的角度对天的性质做出规定。他说:“天，有形之大者也。”(《天论》)天包举万物，乃是一切有形之物中的最大者;但无论天有多大，它都是有形器的。人当然也是有形器的，人是所有动物中最出类拔萃的。[24] 刘禹锡还认为“天非务胜乎人”，而“人诚务胜乎天”，“天无私，故人可务乎胜也”（《天论》）。这就是说，天不是有意识地“胜人”，天之所能乃是其自然的特性。人却是有意识地胜天，自觉地改变无意识的自然。这样，一方面反对了把天神秘化的“目的论”思想，另一方面又防止了忽视人的自觉性、能动性的毛病。特别是他承认天有能胜人的特性，又强调其非务胜人。[23] 天人各有所能刘再锡提出了一个独特的原则，即：“大凡人形器者，皆有能有不能。”（《天论》）有形有器者，就是自然之物；既然是自然之物，就一定是有限的，是有所能有所不能的。因此，“天“和“人”这两种最重要的有形有器之物，也必然是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的。换言之，有些事情是天能够做到的，而人对此则无能为力;有些事情是人才能做到的，天对此也只能无可奈何。“天”与“人”各有其所发挥作用的领域，彼此的作用不可取代。这就是'天与人交相胜”。[24] 人之道在法制刘禹锡认为天之道在生植，人之道在法制。天的作用是生育长养万物。阴阳生杀、水火伤物、新陈代谢，这是天所擅长的领域。而人类的本领在于治理管辖万物。因顺阴阳而春植秋敛、取物为用，制定道德仁义而兴礼乐刑政，这是人发挥作用的舞台。[24] 刘禹锡“天与人交相胜”之说在提法上是天与人“交相胜”，实际上更偏向于“人胜天'的一面。在他看来，“人”从“天'那里收复了大块的失地，因为“人'原本在“天”的面前几乎没有独立性和地位可言的。[24] “人胜天”关键在于人能行“法制”。为此，刘禹锡对人与法以及人与天的关系进行了辩证的思考。他将人与法的关系分为三种情形:第一种是所谓“法大行”，在这种情况下，法制完备、公道盛行、赏罚分明、福祸皆由自取，此时人事是不需要天意的干涉的；第二种情况是所谓“法小驰”，此时法制略有松施，是非有时淆乱，赏罚或者失误，人道驳杂导致有些人开始相信上天主宰之说;第三种情形是所谓“法大驰”，此时法纪废绝、是非易位、赏罚饽理，人所以制天之具尽丧，已经无法治理社会，只好转而求助于冥冥不可知的天道了。所以，法制就是人道之所在;法制废则人道衰，人道衰则天道盛。实际上，并不是天道真的能够干预人事，只是在法制废绝、人道衰败的情况下，人们不得不病急乱投医。[24] 《天论》所蕴之思刘禹锡的哲学著作《天论》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他继承了荀子的传统，进一步补充了柳宗元《天说》的思想对“天人感应”论进行了批判。[23]通过《天论》提出了相对“阴骘之说”和“自然之说”，在此基础上，又继承了荀子的人定胜天的思想，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学说。[23]“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天论》还强调了法制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此外，法制还是“人胜天”的关键所在。[24] 文学诗歌诗歌创作刘禹锡今存诗八百余首，内容非常丰富，或怀古忧今，慨叹世事变迁、宦途的沉浮;或讽刺时政、发泄积愤、抨击贪官污吏和世俗小人;或托物言志，借景抒怀，表现自己的处世态度。诗风沉着稳练，风调自然，格律精切，意境优美，思想深刻，颇具艺术价值。[25]刘禹锡的诗歌创作与中唐诸大家相较，艺术个性鲜明、自成家数 。[26]“无体不备，蔚为大家”，其诗语言能合气骨、情致、韵律于一体，熔豪健、含蓄、明快于一炉。既重雕琢之功，豪宕而不俚俗 ；又不遗斧凿痕迹 ，明快而又含蕴。[27] 民歌体诗歌民歌体诗歌是刘禹锡诗歌作品中独特的创作成果，颇受学界关注。学者陈祝义认为，丰富的民间歌谣给刘禹锡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的气象，这首先表现在敢于冲破旧诗格律的限制，标新立异，别创新格;口语人诗，是刘禹锡学习民歌，革新诗体的又一特色。另外，刘禹锡吸取了民歌“比兴”的长处，有时“托物取喻”，有时“借物发端”，有时也借助谐音、双关语。 “刘禹锡吸取民歌的养料和形式，为当时民间歌舞写下了大量的乐词，既有当地民歌新鲜活泼，爽朗明快，节奏明亮的特点，又比之一般民歌要细腻和凝练，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6] 散文刘禹锡是唐代杰出的散文家，如今他存世的文章将近二百五十篇，其中不乏为人称道的散文名篇。[28]刘禹锡一生仕途坎坷，在他参与的永贞革新运动失败之后，刘禹锡的政治抱负则无从施展，只好通过散文来明志寄意。这一做法使刘禹锡在散文领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刘禹锡说：“所蓄者志，见志之具，匪文谓何？是用颛颛恳于其间，思有所寓，非笃好其章句，泥溺于浮华。”刘禹锡通过散文来寄意明志，一方面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宣扬了自己的政治主张，影响深远。古文运动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推到了骈体向散体的发展，加强了文章的教化功能。刘禹锡写了很多散文来表达自己的文学主张，比如《献权舍人书》，刘禹锡在这篇散文中类似于“文以载道”的思想，这与古文运动的主张是一致的。所以说，刘禹锡的散文推动了古文运动的发展。刘禹锡通过散文来宣扬自己的政治主张，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革新虽然失败了，但是通过刘禹锡晚年的散文，使我们可以重新审视革新运动，重新审视王叔文等人的措施。可见，刘禹锡的散文在文学上和政治上都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禹锡的散文不仅在唐代受文人推崇，在宋代也受到了当时学者们的重视。[7] 辞赋刘禹锡是唐代辞赋作家之一，现存辞赋十一篇。马积高在其著作《赋史》中评价中唐时期的辞赋家，列柳宗元为首位，韩愈、刘禹锡并列其次，又将柳宗元之辞赋同屈原相提并论，即可见一斑。由于刘禹锡的辞赋多数创作于贬谪时期，因此逐臣之悲与怀才不遇便成了其辞赋创作的重要主题，骚怨情怀是其主要的情感寄托，同时儒家兼济天下的思想也贯穿始终。此外，除了反映贬谪愁思的作品，其辞赋还有应试科举所作的律赋《平权衡赋》，怀古伤今的《山阳城赋》，悼亡的《伤往赋》，描写景物风俗的《楚望赋》。[29] 论说文刘禹锡的文章，以论说文成就为最大。他的论说文大体分为两类:一是专题性的论文，论述范围包括哲学、政治、医学、书法、书仪等诸多方面。哲学论说文如《天论》三篇，论述了天的物质性，指出天人“交相胜”、“还相用”的观点，并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分析了“天命论”产生的社会根源，在唯物主义思想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其他方面的论说文如《答饶州元使君书》《论书》《答道州薛郎中论方书书》《答道州薛郎中论书仪书》。二是杂文。他的杂文一般因事立题，有感而发，如《因论》七篇；也有的是“读书有所感，辄立评议”，如《华佗论》《辩迹论》《明贽论》等。刘禹锡认为自己所长在“论”，韩愈所长在“笔”（《祭韩吏部文》），反映了他对自己的论文的重视。柳宗元说他“文隽而膏，味无穷而炙愈出”（刘禹锡《犹子蔚适越戒》引）。[22] 相关人物“刘柳”刘禹锡和柳宗元于贞元九年同时考中进士，因而得以相识，两人志趣十分投合。几年后，两人又通过考试开始了做官生涯。王叔文改革中刘禹锡和柳宗元都是积极参加者，他们为实现共同的理想与抱负，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永贞革新”这场政治运动之中。改革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分别被 贬官到朗州（今湖南常德）和永州（今湖南零陵），共同的理想和遭遇使他们的情谊更加浓厚，始终不断书信来往，互相鼓舞。十年后 ，刘禹锡和柳宗元奉召还京，但又因刘禹锡诗涉嫌讥讽当朝权贵，分别被贬到荒凉遥远的播州（今遵义地区）和柳州（今广西柳州）。当时刘禹锡的母亲已经80多岁了，柳宗元为此十分难过，上书朝廷要求与刘禹锡换任到播州后，在宰相斐度的帮助下得以改任连州（今广东连县）。后柳宗元去世，刘禹锡将他的作品整理编辑成《 河东先生集》 ，并将柳宗元的遗子视如己出 ，一 直把他抚养成人 。 [30]  柳宗元 “刘白”刘禹锡晚年交往最密切的朋友就是白居易，因为他们二人后来一同住到了洛阳，并且二人还有着不少唱和诗，比如白居易多年患病、意志消沉，写下《咏老赠梦得》，刘禹锡感觉到其消沉的意志，于是就和了一首《酬乐天咏老见示》安慰白居易。[31]刘禹锡与白居易的唱和历程长达 40 年，约略可分为 4 个时期。他们遵循“相戒”“相勉”“相慰”“相娱”的创作初衷，在不同时期、不同境遇、不同背景下，赋予唱和诗多种功能。其所抒写的固然都是一己之情怀，但其中往往融入家国之思和身世之感。两人势均力敌，作品难分高下。不过，刘禹锡唱和诗中所表现出的豪迈、壮阔胸襟和旷达、乐观情怀以及生生不息的辩证法思想，却是白居易诗所缺少的。[32]  白居易 人物影响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刘禹锡《天论》等哲学著作，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古代唯物主义哲学的发展。主张革新的进步政治思想与反对“天命”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在刘禹锡身上得到统一。从中国古代哲学史上说，刘禹锡的《天论》二篇继承屈原《天问》、荀子《天论》、王充《谈天》、柳宗元《天对》及《天说》等天道“自然之说”的唯物论传统，借助“体用”等哲学范畴，提出“天人合一”于“物”的思想，触及并试图解释“有无”等哲学难题。他提出“空”、“无”是'形之希微者也”的观点，认为“为体也不妨乎物，而为用也恒资乎有，必依于物而后形焉”。在宋代，刘禹锡的《天论》对王安石、张载的唯物主义思想有一定的影响。[33] 在《天论》一书中，刘禹锡将哲学思想与政治伦理相联结，从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视角，肯定永贞党人变革与刷新政治的诉求。[12] 刘禹锡《天论》最有价值之处，是继承并发挥荀子《天论》中的天人相分论和“制天命而用之”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提出天与人'交相胜而已矣，还相用而已矣'的哲学观点。刘禹锡的哲学思想重新确立中国传统哲学的“天人之学”，在唯物主义基础上积极推进“天人关系”论的哲学思辩的深度，还促进自然观的一大进步。[33] 文学作为文学家，刘禹锡诗文中的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刘禹锡的诗作在中晚唐诗人中享有较高的声誉。刘禹锡晚年除和白居易等人唱和较多外，中唐其他诗人与刘禹锡也多有交往，晚唐诗人受他影响的不少，杜牧和刘禹锡是对忘年交，两人曾见面谈诗，杜牧学习刘禹锡诗，受其启发，写了不少仿照刘禹锡的诗句，也学出不少新东西。刘禹锡另一“弟子”李商隐不仅仕途上得益于刘禹锡举荐，他对刘禹锡的诗也甚为喜爱，用心学习。晚唐诗人温庭筠对刘禹锡及其诗作相知甚深，学习其诗文的精华也创作出来许多好诗好词。[34] 刘禹锡对宋代诗词的影响也很大，北宋的王安石很赞赏刘禹锡的诗歌风格，追慕刘禹锡诗歌的立意深远，学习刘禹锡诗歌的取境之美。苏轼赞赏刘禹锡只用虚景略加点缀、烘托意境的方法，多次运用刘禹诗中的典故，其讽刺诗也和刘禹锡的讽刺诗有一脉相承之处。刘禹锡的某些作品已开江西诗派风气，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诸诗人继承刘禹锡“为诗用僻事，须有来处”理论，对刘禹锡诗皆多有推崇学习。[34] 刘禹锡对后世的影响还体现在诗体创新上，其创新的以《竹枝词》为主体的拟民歌的新诗体在唐代西南少数民族地区流传极广，民间迎神鼓舞所唱的歌曲，“率多禹锡之辞。”[35] 此外，刘禹锡的散文也影响着后世文学家的创作与文学的发展。[36] 人物评价唐代思想家、文学家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书》中说：“其归要曰：非天预乎人也。凡子之论，乃吾《天说》传疏耳。无异道焉。”意思是说，刘禹锡的《天论》的要点是讲天不能干预人事，这个论点是对他的《天说》的解释和补充。[37] 唐代诗人白居易曾对刘禹锡评价很高，称之为“诗豪”，称其诗“其锋森然，少敢当者”(《刘白唱和集解》)。他还称赞刘禹锡的才气与名望。此外，白居易还将刘禹锡称为“刘二十八”，因为他是在家族的同辈人中以长幼排序第二十八位，所以白居易称呼他为“刘二十八”。[38] 北宋文学家黄庭坚称赞刘禹锡的《淮阴行》“情调殊丽，语气尤稳切”，“《竹枝》九章词意高妙元和间诚可以独步”，《三阁辞》“可以配《黍离》之诗，有国存亡之镒也。大概刘梦得乐府小章优于大篇，诗优于它文耳”，他还赞许其《武昌老人说笛歌》“使宋玉、马融复生，亦当许之”。[39] 宋代文人蔡百衲称“刘梦得诗典则既高，滋味亦厚。但正若巧匠矜能，不见少拙。”(何汶《竹庄诗话》卷一引)[40] 明代文学家胡震亨称:“其诗气该今古，词总华实，运用似无甚过人，却都惬人意，语语可歌。” (《唐音癸签》)[38] 明代文学家杨慎曾通观刘禹锡的文集而后赞曰:“元和以后，诗人之全集可观者数家，当以刘禹锡为第一。其诗人选及人所脍炙，不下百首矣。”(《升庵诗话》卷十二)[26] 明代诗人、学者胡应麟形容刘禹锡的七律“骨力豪劲”(《诗薮》) 。[41] 清代文学家刘熙载称“刘梦得诗稍近径露，大抵骨胜于白，而韵逊于柳。要其名隽独得之句，柳亦不能掩也。”(《艺概》卷二)[40] 清代诗人管世铭称“刘宾客无体不备，蔚为大家，绝句中之山海也。始以议论人诗，下开杜紫微一派。”(《读雪山房唐诗·七绝凡例》)[40] 后世纪念刘禹锡铜像刘禹锡铜像高2.8米，坐落在连州中学燕喜山的刘禹锡纪念馆前，是中国雕塑泰斗、广州美术学院终身教授潘鹤历时一年多构思与创作的。铜像两袖清风，衣带飘逸，左手拿卷书，右手握笔，令刘禹锡纪念馆倍增肃穆。[8]  刘禹锡铜像 刘禹锡纪念馆粤北古城连州投资千万元人民币、历时近3年修建的刘禹锡纪念馆于2011年11月20日正式落成启用。“刘禹锡纪念馆”占地756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210平方米，共三层。一层内设有刘禹锡雕像、诗词文章、遗址展览等，系统地复原刘禹锡在连州为官期间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历史功绩。二层展馆则着重介绍千年古城连州的历史名人与文化等。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胡阿祥表示，连州作为一个岭南与中原文化交汇的地方，有着与众不同的文化特点。刘禹锡任刺史期间为连州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文化财富，“刘禹锡纪念馆”很好地将刘禹锡与连州历史融合在一起，具有文化教育与历史传承意义。连州市相关官员表示，“刘禹锡纪念馆”将成为展示当地文化的重要载体，且对于连州乃至全国日后研究刘禹锡文化都具有重要作用。[9]  刘禹锡纪念馆 刘禹锡公园刘禹锡公园是荥阳市第一个文化主题公园，以刘禹锡的诗歌文化为主题，是一处充分融合了园林景观艺术的开放性公园。内有刘禹锡雕像和墓碑，以及纪念馆1座、陋室3座、牌坊13座、亭子5座，重现了《陋室铭》中所说之景。2009年初，为了增加灵动性，公园引进了第一批鸭子；2015年公园新增了麻鸭和鸳鸯。[10]  刘禹锡公园 衍生作品文化形象由曹春生所著的《连州刺史刘禹锡》以刘禹锡在连州的诗文为基础，通过艺术的手法，生动形象地再现了当年刘禹锡在连州的行政、生活情景。[42] 由卞敏、卞宁所著的《江苏历代名人传记丛书:刘禹锡》勾勒出刘禹锡波澜壮阔的人生轨迹。在儒学家风熏陶下，他早年苦读诗书，志存高远，注重道德修养;青年时期意气风发，三登文科，享誉京华，“忧国不谋身”，期望辅时济世;中年时期参与“永贞革新”，施道展志，叱咤风云，表现出卓越的政治才能;革新失败后，仕途受挫，贬谪边州，遇挫不馁，坚毅不屈，积极进取;衰老之年不甘老暮，对生活、老病持乐观豁达的态度。刘禹锡才华横溢，不甘心当一名文士，希望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以利国计民生。他仕途坎坷不平，一生颠沛流离。在长期的贬谪生活中，他始终以自强不息的精神激励自己。[43] 影视形象由卢加拿导演的电影《刘禹锡》根据历史小说《连州刺史刘禹锡》改编，故事以刘禹锡出任连州刺史，引导和开化连州学子刘景为主线，讲述连州学子在刘禹锡的影响下，开启了连州学子进士之先例，成长为考中进士的国家栋梁。刘景之子刘瞻，清正廉洁，官拜宰相。在刘禹锡的影响下，连州科第甲通省，千年文脉，延续至今，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连州学子。该电影中刘禹锡一角由演员魏凯出演。[44] 人物争议籍贯争议关于刘禹锡的籍贯，一般人都沿《旧唐书·刘禹锡传》的误记，称他为彭城人。其实，刘禹锡与彭城没有什么关系。刘禹锡曾说自己“籍占洛阳”(《汝州上后谢宰相状》)，这算是自己填写的履历表。刘禹锡的曾祖父刘凯，在唐代当过博州(今山东聊城)刺史。祖父刘锽，做过殿中侍御史，父亲刘绪，曾在场桥(安徽省宿县城南)做管理转运业务的官吏。他们家因避“安史之乱”，迁居苏州，刘禹锡就出生在苏州属县嘉兴。[45] 《陋室铭》作者争议《陋室铭》的作者是有争议的。一说《陋室铭》作者为唐朝崔沔。自南宋起，民间普遍说是刘禹锡所作。很多资料也绘声绘色地讲述了刘禹锡因政改失败，被贬官后遭遇当地官员排挤而三患其屋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仅是民间传说，并无史实依据。《古文观止》一书明确标注其作者是刘禹锡，统编教材也采用了此说法。还有学者分析认为此文仅是江浙一带民间文士假借刘禹锡之名所作。但作者的缺失和争议并没有让《陋室铭》失掉它经典的色彩，反而在历史的涤荡中，独树一帜、愈发清丽。[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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