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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璜（1895年－1991年11月15日），字幼椿，号学纯，1916年从上海震旦学院毕业。曾参加国民政府主持的《中华民国史》编纂工作， 后到台湾，任“青年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91年11月在台北病逝。  日人对我东北三省竟起吞并的野心，当然始于甲午1894年战败了中国，一直攻占中国东北（1929年）南部称为辽东半岛的时候。 辽东半岛位于渤海与黄海之间，其地以形势言，则南临龙口，控两海之通道，而山东在其俯瞰之下。 以经济言，则其地煤铁产量最丰，鞍山之东至连山一带的铁矿富藏即超过中国铁产总量半数以上。况且，半岛尖端有大连良港，经冬不冻，更有旅顺军港，形势险要。 故中日《马关条约》，日人迫我割让辽东半岛，而法、俄、德三国皆反对之。尤以俄国早视我东北为其禁脔，岂肯任日人吞去这一块肥肉，于是，始有三国干涉还辽之举。 因日人当时国力尚不敢与三强为敌，乃忍痛退还辽东半岛予我国。但从此日人仇视俄人日深，乃发生1904年的日俄战争，日胜俄败，俄国被迫而退据我长春以北的利益，尽弃辽南利益，让渡于日本。 自是之后，我东北权益竟成日俄瓜分之局，而产生所谓“南满”与“北满”这一奇怪而不正当的分别名称。 1906年，日本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虽名为商业机构，而实际上执行其政府有计划地开发及殖民政策，并且同时在旅顺、大连租借地设置“关东州”都督府，以从事于军事政治的积极布置，是日本无所顾忌，已视辽东为其殖民地，而心目中并无我国的主权存在了！ 其后，遍筑铁道（安奉铁路、吉长铁路、新奉铁路、沈海铁路等均为日本所包办），并在铁路沿线包办工矿事业，大事殖民，不到十年，而日人移殖南满竟有五六十万之众！ 1916年之后，在沈阳主政之张作霖，表面虽亲日，而为国人所不满，但暗中却时时与日人斗智，日本军阀恨张狡黠，横施暗杀手段，而在1928年的6月4日，乘张作霖自北京退归东三省，车经京奉与南满两路相交叉处的皇姑屯，埋起炸弹炸死之。 皇姑屯之一弹，已足证明日本军阀的野心并不在小，立意吞并整个东北了！幸东北各方震于日阀的凶横，念奉张之惨死，一致团结，拥戴作霖之子学良主政，秩序安定，军队戒严，使日阀尚不敢乱动。 然而，政府与南北方军人皆尚不加警惕，内战不已；且在1930年的4月至9月，南北打了一次最大的内战——中原大战，国民政府劝诱张学良以奉军入关，占据北平，虽因是而将阎、冯大军打败，但东三省的省防空虚了，日阀并吞东北的计划日趋积极了！ 1929年的11月，张学良因中东路的纠纷，而与苏联大战于海兰泡一带，关内即有谣言，传日阀将乘机袭取沈阳。 时曾慕韩（琦）兄正在天津，即命我驰赴沈阳，带了一封致张学良的长信，说明日人为东北之大敌，日阀业已蠢蠢欲动，万不应再与苏联开衅，以致日阀有机可乘云云，于是，我秘密见张，面交了慕韩这一封信。 我与张学良有一种很奇特的神交关系，缘于1926年的3月，我在北大第三院反苏援侨大会与人大打一场，他阅及天津《大公报》所载详况后，曾命人向我致意，并称赞我一番，故后来（1932年一1933年）我在长城组织义勇军抗日时，他暗中给予我助力不小。 慕韩兄忧国最勤，且对于日人野心知之最深，故自1918年为反对中日军事密约，曾鼓动日本留学生数千人归国后，组织救国团、少年中国学会与中国青年党，历标“内除国贼、外抗强权”的宗旨，未尝一日忘却日本的大患。 及1930年中原大战起后，他在天津见国民党内争闹得兵连祸结，便深感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的国难将不可免，故令我一会儿跑东北，一会儿又回四川布置；后我从四川出来，又令我去山西警告晋阎，直将我跑得身染重病，卧于北平医院几死，而“九一八”的大事变竟发生了！ 九一八事变的发生，不能完全称为“突发”事件，因事前有1931年夏天的万宝山事件，日本军警曾在吉林的长春当地枪杀我农民，死伤至数百人之众！如此惨酷，而日阀还借此宣称东北人排斥朝鲜人，引起朝鲜排华事件。 直至是当年8月28日，日阀又宣称其陆军大佐中村震太郎被我兴安驻屯军所杀，向东北及中央当局同时提出抗议后，又对其在东北的日人发传单，称“日本在满洲之特权与利益现已处于危险状态”，以激动其军民的情绪；一面且增兵南满。这种情势之危急，而南京岂有不知之理！ 然而，当时正因胡汉民被囚问题成为宁粤对峙局面，广州方面正在酝酿起兵北伐，南京的国民政府竟无暇留意东北。 在张学良方面，安居北平，认为东北既已归顺中央，已不复为他张家的私人地盘，则万事听之南京处断，也对日人之侵略，不再像他父亲“老帅”那样事事留心。 因是日阀才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于9月18日夜进攻沈阳，晨即占领之；而同日，长春、营口、铁岭、安东、抚顺、延吉等重要城市均被占去； 张学良无法应付，只有以“不做抵抗”一电令了之，以待南京中央的处理。因是吉林省代主席熙洽开门降敌，而9月22日，日军便发出布告，声称永远占领东北了！ 以史家来据，当时真相以明不抵抗而即失掉东北的责任所在，则张学良与南京中央均应各有其事前忽视问题，事起未能应变的误国之罪。 兹即以《陈布雷回忆录》两段记载证之，亦足见当日南京中央陷于国民党的内争恶劣状态，万事莫可为，后来，南京竟闹成无政府状况，又才令日阀敢于发动上海的一·二八事变，几欲一举而亡中国，此真所谓“国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也”！ 《陈布雷回忆录》中写道： 九月十八日，日军突攻北大营，沈阳沦陷。蒋主席闻讯，次日即起程回京。变起非常，全国民意激昂，社会群情惶惑无主，而党中元老之不在中央或故树异帜者，复推波助澜，以长攻击政府者之气焰。 蒋主席忍辱负重，决定按照国联盟约及《非战公约》与《九国公约》，诉之国际之公论；一面则严令东北当局，节节抵抗。然东北军骄逸性成，不能遵奉命令，达成任务，日军复锐进侵略，以至失地日广，三省相继被占，而内外责难更纷然杂起矣。 这一段记载，我认为语语皆是纪实。最足注意的两点：一是党中元老不在中央者故树异帜，推波助澜，攻击政府，竟令蒋主席不敢调兵北上；二是中央既不有大军北上，以表示剑及履及，增强东北军的勇气与信心，而只是严令张学良——从来没有当过大难的青年人——来单独应付这一强敌，又何能济事！ 至于蒋之不能调动大兵北上，其为所处的环境所不许可，则在《陈布雷回忆录》另一段上即足见之： 国联行动迟缓，英、美意见未能一致，日寇益鸱张，反政府分子之结合破坏亦愈烈。中央蔡（孑民）、张（溥泉）及陈真如等力主斡旋宁粤，合谋团结，……嗣接胡电非蒋公先有辞职表示，不允来京。（蒋）乃于十二月十五日向中央常会正式提出辞呈，将国府主席、行政院长及海陆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一并辞去…… 国难当前，如是严重，而国民党的巨头竟不能容忍须臾，而一定要逼走一向手握军政大权的蒋介石，方才快意，真是心目中并无国家危局，而徒逞私忿，令人齿冷！ 因使日阀随之野心愈炽，而1932年年1月28日之难又发作了！“一·二八”的上海事变将起的前夕，南京简直陷于无政府状态，据陈布雷所记云： “一·二八”事起之前旬日，南京政枢动摇，行政院长孙科离京赴沪，陈友仁任外交部长高唱宣战，蒋公既发表独立外交之论文（邵元冲拟初稿而余承命润色之），复不忍中枢扰攘无主，乃与汪相约入京共同负责。既抵京而沪战即起，即日决定政府迁洛阳，蒋公护送至中途，仍回京坐镇…… 大敌当前，而政府乃成如此景象，无怪乎一闻上海炮响，而便仓皇出走，竟远走至于洛阳！ 有人说：“日本军阀吞并了我东三省，等于吞下了一颗大炸弹在肚里去！”这个话一点也不错。 自1931年的“九一八”，日本军阀乘东北军大部都开入关内，而其时主持东北的统帅张学良又在北平耽于享乐，东北像样的正规军只剩下驻在奉天的王以哲的一个第七旅。 此外，虽还有十一二万兵，都驻在边远地方，且装备也够不上与日军做敌，因此，日阀才敢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下就消灭了第七旅，而占据了沈阳城，接着四处动兵，并没有费什么事就占去了整个东三省！ 但是，日本军阀忽略了东北的民性强悍以及自来有所谓“红胡子”的这一社会力量。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初基，就由这个所谓“红胡子”掀动起来，而并不只是在松花江以北日军所遇着的装备不足的马占山、丁超、李杜等几个旅的抵抗而已。 马、丁、李等力量是有限得很的，只能且战且走，退往边远地区号召抗日，所以日本军阀起初并无所畏，他们得到汉奸合作，进展异常顺利，可以说在“九一八”后不两月，他们便算是传檄而定了整个东北。 红胡子在东北人平日视之，就是强盗，他们沿着山东的作风（东北人大半是来自山东的垦民），号称“响马”。这类大批强盗大都是马贼，而他们的首领的马戴铜铃，声音响亮，来抢劫时，表示不是偷偷摸摸、鼠窃狗偷之辈，而是明来明去，效法《水浒传》“杀人者武松也”那种所谓英雄行径。 不过，何以叫他们为“红胡子”？则东北人的解释不一，有说是大都戴红色的胡须，这是不确实的；大抵其中有人以红巾蒙着首脸，以蔽风沙，或故以红巾围颈，以示威风标帜而已。 但是，东北人是见惯了红胡子的。据传其历史系起源于明末清初，那时有一部分不愿同着“三藩”降清，而仍忠于明室的好汉落草为寇，在东北的山中隐聚起来；在后来太平天国与捻军之役（1851年一1863年），中原大乱，清室不及顾到东北时，这些多年伏莽便窜出山来造反，一时在热河、锦西都有攻城略地的举动。 及至义和团变起（1900年），苏军进占东北全境，那时的红胡子便夺得不能抗苏的官兵枪支而大干起来！ 其中的领军人物，就有东北后来巨头冯麟阁、金寿山、洪辅臣、钱广召等人，据地称雄，以打“老毛子”为号召，张作霖、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等都是跟随着他们的后一辈。 庚子乱后，奉天省巡防总办张锡銮对于张作霖等之能招抚土匪来归，且安定了地方甚为赏识，特呈委张作霖等以官职，因之马贼御侮安邦的社会风尚，自此流行于东北草莽之中。 “九一八”后，首先以红胡子为首而组织义勇军较多的为吉林的王德林。 王本人原系山东沂水人，少年即来东北为垦民，后来参加了红胡子组织，初与通化唐聚五部合作对付日人，其游击队伍一天一天地壮大起来。及至日人成立伪“满洲国”时，原在东北第十三旅下的九团三营九连连长孔宪荣也落了草。 孔与王是山东的小同乡，两人合股，组织“抗日救国军”，王德林称司令，孔宪荣为其副司令，在吉林打出旗帜，招兵买马，直属有十七个支队，人数达二千三四百人；武器除旧有短枪外，还夺得日人的臼炮与轻重机枪，声势顿振，东北起自民间的义勇军从此声光显出了！ 日阀曾宣布王、孔为吉林两大匪首，以大兵围剿，但日军第十七旅团“服部”，曾先后与王德林作战十次，结果这一个日本旅团被消灭殆尽，而日本官兵被俘者有数百人之多！ 当王德林部突袭横道沟时，还活捉了日本宪兵团森木大佐及其以下二十多个军官，日本屡次以大兵来抢救，虽然使王部义勇军大受损失，但俘去藏着的森木大佐等总要不回来。 到了1932年冬，日本驻哈尔滨的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被迫想出了换俘的方法，他逼迫着张作霖时代所聘用的意大利人范士白到穆棱地方，去与王德林部的另一副司令吴义成办交涉，用彼此对换重要战俘的办法，去把森木大佐等换回来。 范士白来到义勇军中，吴义成很礼貌地请他去参观其队伍，他看见吴军士兵身着的是日本兵的军衣，使用的是日本军武器，士气旺盛，满不在乎，他立刻感到白跑了这一趟差事后，便很机警地设法逃出“皇军”掌握，去了上海，写了一本书，完全纪实其做日本军队侦察东北义勇军工作经过，书名《日本的间谍》，我曾经看过他这本书的译本。 这是在吉林的义勇军情形的一斑，除了有名的马占山将军等退往热河，当时这类抗日救国军，在辽宁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东北人民革命军等大小不等的地方组织。 有名的地方抗日人物，如活动于通化、临江、辑安（今集安）一带的王凤阁、唐聚五，松花江一带的谢文东，长春东南的许越衡等，都是地方旧有的潜伏势力，而与日军以不断打击纠缠。 一直到日军占据东北十五个年头里，还是用伪组织名义去招安，给予“满洲国”属下名义，方才渐就安定下来。 不过，这些所谓“伪军”一部分还是随时在想得机会以报国家的，可惜，胜利刚一到来（1945年），陈诚便下令把他们解散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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