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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明朝的严世蕃，可能有人不太了解。但是说到严世蕃的父亲严嵩，估计大家都知道。严嵩是嘉靖年间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出了名的大奸臣。 要说严世蕃，必须得从严嵩说起。在民间传说和影视戏剧作品中，严嵩都是个大白脸，他长得很猥琐，一看就是个大坏蛋。 但实际上，根据《明史·严嵩传》的记载，严嵩身材修长、声音洪亮，完全称得上仪表堂堂。可见，一个人的外表和本质不一定是一致的。  严嵩是江西省分宜县人，书读得很好，书法也写得很好，弘治十八年（1505），二十五岁的严嵩就考中了进士，之后入职翰林院。 但是，此后的二十多年，严嵩仕途发展并不顺利。其中还因为身体原因病休了十年。可以说严嵩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 一个人在困境中的表现，最能体现他的本性。官员在仕途坎坷的时候，渴望获得提拔，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每个官员都可以尝试通过正常的手段得到提拔，但是严嵩为了得到提拔，做了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当时掌权的内阁大学士夏言是严嵩的江西同乡，严嵩就积极向夏言靠拢，对他非常恭谨，希望能得到夏言的赏识和提拔。 夏言个性自负，为人比较高傲，不太看得上别人。一次，严嵩在家里摆下酒宴，邀请夏言。时间到了，夏言还待在家里，根本就没有赴宴的意思。严嵩亲自跑到夏言府上邀请，但是夏言辞而不见。 一般人遇到这样的情况，不是怏怏而归，就是勃然大怒。然而，严嵩表现出毫不在意的样子。他反而在夏府的大门口，铺开席子，跪在地上，拿出事先写好的文章，大声诵读起来。 严嵩写了些什么呢？ 他大赞夏言，说夏言是多么了不起，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自已是多么地仰慕夏言，希望夏言能赏光到自己家里赴宴。在现代人看来，严嵩这么做，太夸张了，而在明朝读书人看来，就不止夸张这么简单了，而是无耻！ 首先，严嵩的年纪比夏言大两岁；其次，严嵩比夏言早十几年考中进士。按照科举考试的不成文规则，进士出身的文官最看重科举年份，早中进士的人是晚中进士的人的前辈。早三届考中进士的人，是后来者的“老前辈”，也就是说严嵩是夏言的老前辈。  所以，不管是论年纪，还是论科举场次，严嵩都不应该给夏言下跪，不应该如此谄媚、奉承夏言。大家知道严嵩的所作所为后，都很看不起他。 但是，夏言刚愎自用，认定严嵩这么做是因为他真的很崇拜自己，所以夏言很感动，热情地接受了严嵩的邀请。有了夏言的帮助和推荐，严嵩很快向权力的顶峰攀登，开始引起嘉靖皇帝的注意。 当时夏言是内阁首辅，他虽然刚愎，但做事还算负责，凡事能为国家着想。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好长生不老之术，他可以一整年不上朝，却不能一天不炼丹修仙。 嘉靖不仅自己迷信道教，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还积极向其他人推荐。一次，嘉靖皇帝赐给夏言等五个人每人一顶道冠。皇帝的意思是希望夏言等朝廷大臣公开佩戴道冠，引领风气。 但是夏言不这么想。夏言觉得，皇帝信什么自己管不了，可是作为内阁首辅，自己要为国家负责，不能浪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况且，大臣有法定的朝服，穿戴有明确的规定，怎么可以用道冠搭配官服？太不伦不类了。所以，夏言拒绝佩戴皇帝赏赐的道冠，嘉靖皇帝知道后很生气。 但第二天，嘉靖却惊喜地看到有一个大臣公开佩戴了道冠，不仅佩戴了，他还在外面罩了一层轻纱，怕道冠蒙上灰尘。这是多么虔诚、多么听话的臣子啊！ 这个人就是严嵩。嘉靖看到严嵩这么做后，大为欢喜；其他大臣看到严嵩这么做后，大为厌恶。  从此以后，严嵩以拍马屁为专业，一心一意地谄媚、取悦皇帝。嘉靖迷信道教，严嵩就论证道教的好处；嘉靖渴盼祥瑞，严嵩就上奏说自己看到祥云显现。嘉靖举行斋醮仪式的时候，要写献给天神的清词。嘉靖认为清词是自己和上天沟通的重要渠道，是表达自己心意的主要工具，所以很看重清词的质量。 严嵩就学习写清词，他的文采学识很好，很快就写得一手好清词。嘉靖皇帝觉得，天底下就属严嵩的清词写得最好，最能表达自己的心意。所以，嘉靖越来越离不开严嵩了。 严嵩开始排挤夏言，在皇帝面前不断诬陷、造谣，很快就打败了之前的恩人夏言。嘉靖二十一年（1542）夏，严嵩担任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值班，从此开始了二十多年的揽权干政生涯。 这时候的嘉靖皇帝在严嵩等人的怂恿下，深居内宫“修炼”，不再临朝听政，极少有大臣能够见皇帝一面，很多大臣从当官到退休可能都没见过皇帝。只有严嵩一个人经常得到嘉靖的召见，有时候嘉靖一天给严嵩下好几道指示，同僚们都不知其中的内容。因此，严嵩得以狐假虎威，肆意妄为。 严嵩把好不容易到手的权势都用来贪污受贿、结党营私了。南京御史王宗茂曾弹劾严嵩“久持国柄，作福作威”，吏部、兵部选拔文武官员，严嵩向他们每人索贿数百两银子。 严嵩多次偷偷把财富运往南方老家，用金银做的人物塑像，高达二二三尺，甚至连溺器都是金子做的。 在江西老家，严嵩父子广置良田，田产连成一片，蔓延好几个州县。严嵩又在府邸后面建造石坎，石坎表面上是用石头垒的，实际上装着的都是金银，准备“造福”子孙后代。 对于不听话的官员，严嵩就打压、陷害，毫不留情。因为严嵩最了解嘉靖皇帝的好恶、喜怒，所以常常借嘉靖之手，不留痕迹地把人给害了。 比如，他对要排挤陷害的人，都先称赞其优点，而且赞不绝口，表现出很欣赏、很爱护的样子，实际上却在皇帝面前恶意中伤，或者让受害者在不经意中做一些让嘉靖皇帝讨厌或忌讳的事情。最后，受害者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即便是自己的党羽，严嵩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势，也会毫不犹豫地牺牲舍弃。 兵部尚书丁汝夔受严嵩的指使，在对蒙古作战时态度消极，指挥失当，使得明朝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事后，嘉靖皇帝要杀丁汝夔。 严嵩怕他把自己供出来，信誓旦旦地对丁汝夔说：“有我在，你不用担心。”丁汝夔相信严嵩一定会帮自己，只要有严嵩在，自己就不会有事，所以咬紧牙关，没把严嵩供出来，直到被押赴刑场才知道自己被严嵩骗了，但是已经晚了。  现在，大家应该都承认严嵩是个大坏蛋、大奸臣了。严嵩就是明朝官场的大老虎，严世蕃就是大老虎的儿子，是一头小老虎，仗着老子的权势无恶不作。在干坏事方面，严世蕃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一点都没给他老子“丢脸”。 严世蕃的样子和严嵩一点都不像。《明史·严世蕃传》说严世蕃的“尊容”是“短项肥体，眇一目”，也就是说严世蕃是短脖子、大胖子，还是个“独眼龙”。 至于严世蕃的品性，《明史》用了四个字形容：剽悍阴贼。“剽悍”这两个字说明严世蕃做事情很凶、很狠、很高调；“阴贼”两个字说明严世蕃很有心机，喜欢用阴招。总之，严世蕃从表象到本质，都是典型的坏蛋形象。 因为早年仕途坎坷，严嵩入阁专权的时候，已经六十多岁了。十几年后，他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体力和精力都跟不上权力的需要了。各个衙门送文件上来，各级官员前来汇报请示，严嵩顾不过来，就说“去找严世蕃”。就这样，严世蕃掌握了实权。 严嵩是狐假虎威，架空了嘉靖皇帝；严世蕃又越俎代庖，夺了老子严嵩的大权。《明史·严世蕃传》说“朝事一委世蕃”。 有了权力后，严世蕃把聪明才智都用在了两件事情上，一是捞钱，二是整人。 他有一项“特异功能”，就是把天底下的官员职位的权力大小、油水多少，都计算得清清楚楚，并创造了一套标准，按照固定的标准向官员们索取贿赂。哪个职务每年应该“孝敬”自己多少贿赂，哪件政务的经办者应该“奉送”自己多少银子，严世蕃都有一本账，谁不给，严世蕃就把他往死里整，而且，凡是严世蕃看上的东西，不拿到手他誓不罢休。 严世蕃聚敛了数不清的财富，家里的地窖都堆满了金银。一次，他带着严嵩查看填满了一个又一个屋子的金银财宝，看得严嵩目瞪口呆。 严嵩是见过大世面的人，都想不到儿子严世蕃能聚敛这么多的钱财，可见严世蕃的财富有多么惊人！ 他曾经公开炫耀：“天底下还有谁比我有钱？”严嵩听到后，非常担心，隐隐觉得严家可能要败在儿子严世蕃的手里了。 严世蕃要那么多的金银财宝干什么用呢？ 严世蕃有了钱，先买房。当时京城没有房地产开发商，严世蕃就自己买地造大房子。他在京城的府邸占地三四条街，单水塘就占地数十亩。严世蕃整天在府邸里喝酒作乐，就连在母亲去世丁忧期间也毫不收敛。 据说，明代小说《金瓶梅》就是影射严世蕃的，小说中的西门庆很可能就是严世蕃的原型，因为严世蕃号“东楼”，小名“庆儿”。  严世蕃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高调。他是那种干坏事毫不掩饰的人，恨不得在自己脑门儿上写五个大字：我是大坏蛋！我们通过一个例子来看看严世蕃的高调、张扬。 嘉靖皇帝对第三子裕王朱载垕，也就是日后的隆庆皇帝不是很亲近。因此，严氏父子对他也很冷淡。就连每年照例该给裕王府的岁赐，户部都因为没有严氏父子的命令而一连三年没发放。 裕王又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最后，大明王朝未来的皇帝实在是穷得揭不开锅了，东拼西凑了一千五百两银子送给严世蕃，严世蕃欣然接受，才让户部补发了岁赐。 之后，严世蕃常常把这件事情拿出来，当作段子向别人夸耀：“天子的儿子尚且要送银子给我，谁敢不给我送银子？”严世蕃的胆子真是大到了极点。 总之，严世蕃是一个劣迹斑斑、高调张扬的大坏蛋，名声非常差。《明史》说“士大夫侧目屏息”，绝大多数人迫于严嵩、严世蕃父子手握实权，对他是敢怒不敢言。 但是，任何朝代都存在一小部分骨头特别硬的士大夫，他们对严嵩父子的罪行进行了无情的揭露，结果遭到了严嵩父子的残酷镇压，其中最有名的是沈炼和杨继盛。 沈炼，浙江绍兴人，嘉靖十七年进士，当过好几个地方的知县。沈炼为人刚直，嫉恶如仇，后来被调到北京担任锦衣卫。到了北京后，沈炼看到了严嵩父子许多的丑恶行径，对严嵩父子很厌恶，多次公开批评他们俩。 面对严嵩父子，大多数人都懦弱、退缩，沈炼却挺身而出，写了一道弹劾的折子《十罪疏》，结果被处以杖刑，谪发居庸关守边。 沈炼到了塞外，更加激烈地批判严嵩父子，于是身边很快聚集了一批正直的人。沈炼就组织大家训练射箭，期望有朝一日能为国所用。 他以李林甫、秦桧、严嵩的样子，做了三个靶子，让大家瞄准练习射箭。严嵩父子知道后，恨得咬牙切齿，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恰好当时抓获了一批白莲教教徒，招供出多名嫌犯。严嵩就命令党羽在嫌犯名单上写上了沈炼的名字。最终，沈炼和两个儿子含冤而亡了。  杨继盛，河北容城县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从中央的主事晋升到兵部车驾司员外郎。任兵部员外郎时，蒙古首领俺答汗数次带兵入侵明朝北部边境，严嵩及其党羽主和，主张与蒙古人展开马匹等贸易。 杨继盛则写了《请罢马市疏》，驳斥严嵩及其党羽，要求强硬对外。结果，严嵩把杨继盛贬到狄道（今甘肃临洮县）当典史，成了一个不入流的辅佐知县的小官。 一年后，蒙古人入侵明朝边境，破坏了所有市场。嘉靖皇帝这时候又想起了杨继盛，觉得他有先见之明，于是启用了杨继盛，半年左右四次调升他的职位。杨继盛很快就升任兵部武选司郎中。 照说杨继盛现在前途一片光明，只要和大多数人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能过上好日子了，但他偏不这样。 嘉靖三十二年（1553），杨继盛写了《请诛贼臣疏》。不用说，这里面的“贼臣”就是严嵩了。杨继盛列出了严嵩“五奸十大罪”，公开请求嘉靖皇帝诛杀严嵩。 很快，严嵩假传圣旨，将杨继盛廷杖一百，也就是打了一百棍子，再投入死囚牢。杨继盛被打得伤筋断骨，入狱后伤势很重。 一位同僚实在看不下去了，偷偷托人给杨继盛送了一个蛇胆，告诉他：“用此物可以止痛。”但杨继盛拒绝了，说：“我自有胆，何必蚺蛇哉！”半夜，杨继盛痛醒了，他打碎了瓷碗，用碎碗片割下了身上伤口的三斤烂肉和两条断筋。巡夜的狱卒打着灯笼看到这一幕，吓得脚都软了，差点瘫倒在地上。而杨继盛“意气自如”，一点都不屈服。 严嵩及其党羽想要他死，杨继盛就顽强地活着。严嵩本想让杨继盛在死牢恶劣的环境中迅速走向死亡，但杨继盛硬是在狱中活了三年之久。 嘉靖三十四年（1555），严嵩看到了一个党羽送来的论罪奏疏，上面写着两个嫌犯的名字。严嵩突然想起了杨继盛，就在两个人名字后面加上了第三个名字：杨继盛。 十月初一，杨继盛被公开处决。杨夫人知道后，自缢殉夫。 杨继盛夫妇得到了民间的普遍同情，被视为“反击严嵩第一人”。审问和处决杨继盛的时候，都有大批百姓围观，人群塞满了大街小巷，大家都叹息不已，还有人忍不住哭泣。舆论一边倒地同情杨继盛、沈炼等人，厌恶严嵩父子。  这一切被内阁学士徐阶看在眼里，徐阶通过写青词得到了嘉靖的欣赏，又通过迅速修复火灾后的万寿宫得到了信任 。而严嵩这一边，随着年纪越来越大，逐渐跟不上嘉靖皇帝的心意和想法，出现的纰漏越来越多，逐渐被徐阶找到了排挤、攻击的把柄。 嘉靖皇帝虽然是个甩手掌柜，但他绝对不是白痴，相反他是个很聪明的皇帝，严嵩专权二十多年，操纵朝政、安插党羽，终于触动了嘉靖皇帝敏感的神经。他开始越来越重视徐阶，疏远了严嵩。 而此时，天下人也苦严嵩久矣，看到严嵩逐渐失去了皇帝的信任，原先被压制着的怒火纷纷燃烧起来。 有御史弹劾严世蕃在母亲丧期内放纵淫乐，是为大不孝；又有人弹劾严嵩父子不法。在这个节骨眼上，徐阶也使了一些手段。迷信道教的嘉靖皇帝宠信道士，当时正宠信一位姓蓝的道士，徐阶就拉拢蓝道士。 有一次，严嵩即将入宫奏事。蓝道士神秘兮兮地对嘉靖皇帝说：“我测算出来，即将有奸臣出现！”不一会儿，严嵩就出现在了嘉靖面前。这种情况，你让迷信的嘉靖皇帝怎么想？ 接着，御史邹应龙全力上疏弹劾严嵩父子，揭露严嵩父子种种违法乱纪的行为。他还发下毒誓：“如臣所说不符合事实，请斩下臣的首级来向严嵩、严世蕃谢罪。” 最后，嘉靖皇帝还算是照顾年过耄耋的严嵩的面子，降下圣旨，表面上是说严世蕃的问题，责备严嵩溺爱儿子，有负皇上眷爱和倚重。圣旨还安慰了严嵩一番。接着，嘉靖笔锋一转，对严嵩说，你的年纪也实在太大了，就退休回家养老吧。  随着严嵩被彻底赶出权力核心，严世蕃这头小老虎立刻变成了一只小苍蝇，不但没有了实权，还被发配到当时算是边远地区的广东。 士大夫们早就对严世蕃怀恨在心了，现在抓紧机会要置他于死地。严世蕃和严嵩是连在一起的，没有大老虎严嵩，严世蕃怎么可能胡作非为？ 所以，攻击严世蕃，意在严嵩，是为彻底扳倒严嵩做助攻。嘉靖四十三年（1564），御史林润弹劾严世蕃胡作非为。林润给严世蕃罩上了一个很大的罪名一一谋反，说严世蕃有“不臣之心”，日夜与亲信罗龙文诽谤朝政，将有不测之变。 嘉靖皇帝接到弹劾后，下旨将严世蕃逮捕入狱，命令三法司会审此案。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三个中央司法部门，只有官司打到最高级的疑难杂案和全天下关注的大案要案，才由三法司会审。可见，嘉靖皇帝对严世蕃的案子很重视。 一听说要会审严世蕃了，士大夫们都很高兴。因为严世蕃罪行累累，早就天怒人怨，人人都想杀他。会审还会让严世蕃逃掉？ 朝野都希望这次能把严世蕃斗死，铲除严嵩父子的势力。可三法司的各位官员拿到林润的奏折后，集体傻眼了。  原来，林润提供不了任何证据。他在奏折里说：“道路皆言，两人通倭，变且不测。”也就是说，林润只是“听人说”严世蕃要谋反，压根儿就没有证据。 在古代，御史可以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风闻言事”，而不承担任何责任，这是御史的一项特权，是为了充分发挥御史的监察职能。 举报可以没有证据，但定罪必须有证据，没有证据就不能给严世蕃定罪。三法司的官员被难住了，怎么办？ 三法司的核心部门是刑部。在明清两代的这三个部门中，都察院负责监察，大理寺负责复核，具体的审判定罪由刑部负责。而且，刑部人多势众，又和地方司法刑狱部门对接，把持着司法行政实权，所以明清两代的司法实权掌握在刑部手中。 三法司会审往往由刑部尚书主导。此时的刑部尚书叫黄光升，严世蕃案的难题，摆在了黄光升的面前。 黄光升，福建晋江人，进士出身。他这个人有两大特点：第一个是书读得很好，当官后非常重视教育；第二个特点是为人刚正不阿，做事坚持原则，一是一，二是二，非常认真。  严嵩掌权期间，黄光升依旧刚正不阿，没有对严家父子奉承拍马、送礼行贿，没有做出卖良心的事情，但是，黄光开也没有揭发、弹劾严家父子，没有和严家父子产生直接矛盾，严离父子亦没有陷害黄光升。 其中的主要原因是黄光升长期在地方当官，迟迟没有得到升迁，没有在京城和严嵩父子共事；而且，黄光升的名声很好，深受舆论好评，严嵩父子颇为忌惮，所以没有对黄光升下手。 虽然黄光升和严嵩父子没有直接冲突，但是他对严嵩父子的胡作非为深恶痛绝，一直有为朝廷除害、为百姓除害的心思。他也和大众一样，非常希望借此机会拔出严嵩父子及其党羽这个社会毒瘤。 黄光升太想要严世蕃死了，他觉得没有严世蕃谋反的证据没关系。既然案子转到了刑部，虽然不能给严世蕃定谋反的罪，但在查案、审讯过程中发现了严世蕃的累累罪行，不愁找不到其他方面的罪证置他于死地。 于是，黄光升给严世蕃案的审讯和定罪立下了一个总思路：彻查严世蕃的罪行。 之前我们说过，严世蕃的一大特点是高调。他胡作非为从来不避讳，所以干的坏事一桩桩、一件件都摆在那里：贪污、受贿、道德败坏、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等。 严世蕃最令人发指的罪行是陷害忠良。遭到严家父子陷害、家破人亡的大臣，经粗略统计就有沈炼、杨继盛等三四十人。其中沈炼、杨继盛都是著名的忠臣，他们冒死检举严嵩父子的罪行，反而被严嵩父子诬陷入狱，严刑摧残，最终惨遭杀害，深得舆论同情。官民都非常支持给这些忠臣翻案。 现在，事实证明这些忠臣都是被严嵩、严世蕃父子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的。黄光升和三法司的官员打算从“陷害忠良”入手，给严世蕃定罪。  这么做，一来证据很多，二来容易赢得舆论的支持，三来罪名比较重，可以置严世蕃于死地。 于是，三法司官员根据实际情况，给严世蕃定了把持朝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制造冤狱陷害忠良等罪名，最重要的罪名是陷害忠良。 大家搬出沈炼、杨继盛等人的案子，说明他俩是如何忠君爱国，严世蕃如何诬陷忠臣，又是如何残酷摧残他们的。 三法司商量好后，黄光升拿着结果向已经是内阁首辅的徐阶汇报，徐阶翻了一下案卷，问：“你们给严世蕃定的是谋逆，还是陷害忠良啊？” 黄光升回答：“陷害忠良，事实都摆在那儿，清清楚楚。” 徐阶就问：“黄大人是想置严世蕃于死地，还是要为他开脱呢？” 黄光升回答：“当然是要杀严世蕃啊！” 徐阶说：“可是，黄大人如此定罪，分明是在为严世蕃开脱。我怕这个结论递交给皇上后，严世蕃就会轻轻松松骑马离开北京城，诸位大人却要锒铛入狱了。” 徐阶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来具体分析下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罪，一探究竟。 第一条是把持朝政。 明朝立朝之初，就确立了皇帝高度集权的制度，建立锦衣卫和东厂、西厂监督百官，又废除丞相制度，建立内阁作为皇帝的顾问机构。 内阁大学士本质上是皇帝的顾问，给皇帝出谋划策。可在实践中，皇帝遇到问题，往往要内阁先提出处理意见，称为“票拟”，自己再根据内阁的意见写圣旨。 皇帝不可能事事都清楚，加上精力有限，逐渐地就变成基本按照内阁的票拟来处理朝政了。遇到一两个偷懒或者平庸的皇帝，干脆就照抄内阁的意见。如此一来，内阁掌握了实权，内阁大学士就变成了事实上的丞相。 从理论上来说，明朝的君主专制程度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制度运行正常，皇帝是不可能让大权旁落的。但是，任何君主专制体制，对皇帝个人的要求都很高。要想按照理论设计平稳运行，必须要有一个精力充沛、能力出众、一心一意扑在政务上的皇帝。 嘉靖皇帝有能力，却是个甩手掌柜，整天躲在深宫沉迷于道教，没心思去推动君主体制高效运转。 好了，现在你说严世蕃把持朝政，就等于在说嘉靖皇帝不理朝政、荒废政务，等于在批评皇帝没有能力、没有心思好好工作，等于是说明朝现在的政治体制失灵了。 你说，嘉靖皇帝愿意听到别人告诉他大权旁落吗？ 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第二条罪是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严世蕃的钱是怎么来的？各地各部门的官员，包括宗室王爷们，为了求他办事，纷纷向他行贿。可是严世蕃本身只是工部侍郎，法定权力并不大，但他实权却很大。 那么，他的实权是哪里来的呢？再推理下去，就又牵涉到嘉靖皇帝没有当好皇帝，导致大权旁落的问题了。 再说了，向严世蕃行贿的官员，有的已经被处理了，但多数人还在位：追究严世藩受贿，势必牵涉到这些行贿的人，这得牵涉到多少人？ 万一严世蕃崩溃了，把别人都供了出来，估计审讯的官员也要崩溃了。 所以，说严世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不仅涉及嘉靖皇帝，还牵扯到难以计数的现任官员。这第二条罪名也不适合。 第三条罪是陷害忠良。 严世蕃陷害忠良，铁证如山。但是，严世蕃也好，严嵩也好，都没有杀人的权力，生杀予夺大权只掌握在皇帝手里。所有被杀害的忠臣，从被捕入狱到押赴刑场，走的都是合法程序。 沈炼不但当场受到嘉靖皇帝的呵斥，还遭到了廷杖。沈炼也好、杨继盛也好，都有嘉靖皇帝下令杀头的圣旨。真追究起来，嘉靖皇帝才是真凶，严世蕃只是帮凶。 你说严世蕃陷害忠良，不就是说嘉靖皇帝瞎了眼，分不清是非曲直吗？那问题就大了。 在君主专制体制的正常运转中，皇帝发挥着核心作用。皇帝的能力、品行是整个体制运转的客观条件，也是体制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为皇帝人品端正、品德高尚、才华横溢，所以大家都拥护他的统治，相信他能带领国家和百姓走向美好的未来。 现在，严世蕃的罪名暴露出皇帝竟然是一个善恶不分、滥杀忠臣的昏君，在逻辑上就动摇了整个体制的运行。 说嘉靖皇帝陷害忠良，就是说嘉靖皇帝是昏君，就是抨击整个大明体制。 这么一分析，三法司给严世蕃定的罪名，的确不恰当。严世蕃的这三宗罪都牵扯到嘉靖皇帝，容易让人联想到整个大明王朝病入膏肓，嘉靖皇帝肯定接受不了。 《明史》说嘉靖皇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已短”，就是说他是一个刚愎自用，不喜欢别人揭短的人。三法司的定罪意见无疑撞到了枪口上，是不会被嘉靖皇帝接受的。 如果皇帝不认可三法司的定罪，那严世蕃不就是无罪之人了吗？徐阶说：“如果各位将案宗就这么递上去，恰恰是要放严世蕃出来。杨、沈冤狱，都是严嵩巧取圣旨办理的，现在说是冤案就是在指责皇上的过错。只怕结果是严世蕃骑着马高高兴兴回家去，你们几位大人要遭不测了。” 那严世蕃的案子，究竟应该怎么判呢？ 徐阶有主意。他给三法司和黄光升指出了一条思路：巧立名目，声东击西。 嘉靖皇帝虽然懒惰而且迷信，是明朝有名的昏君，但他权力欲很强。和所有皇帝一样，嘉靖不允许任何人威胁皇权，侵犯自已的权威。 严嵩父子把持朝政数十年，不知不觉地就触犯了嘉靖敏感的权力神经。徐阶指引黄光升，沿着这个思路把案子办下去。严嵩、严世蕃已经被嘉靖皇帝认为侵犯了皇权。痛打落水狗应该不是难事。 黄光升听了徐阶的解释，一时半会儿领会不了，不知如何是好。徐阶就亲自提笔，给严世蕃写了一个新罪名：谋反。 这个罪名延续了御史林润弹劾的思路。可是之前三法司的官员没有找到严世蕃谋反的证据，怎么办？ 徐阶的过人之处是，他搬出了证据： 第一，严世蕃在江西老家，挑了一块据说是有王气的土地，盖了一座“制拟王者”的府邸，居心不良。这是有据可查的，是过分高调的严世蕃主动送给徐阶的把柄。 徐阶从这一条可信度比较高的证据入手，接着说第二条证据，严世蕃的亲信罗龙文和勾结倭寇的著名汉奸汪直有亲戚关系，严世蕃也就与倭寇挂上了钩-企图里通外国。罗龙文组织死党五百人，准备护送严世蕃投奔日本。 嘉靖年间，倭寇乱起，朝野以日本为死敌。说严世蕃投奔日本，容易引起朝野愤怒和皇帝的憎恶。但是说严世蕃要逃亡日本，估计很多人会表示怀疑。 当时的日本处于战国时代，生活条件远低于中国，严世蕃为什么放着江南富贵乡、烟雨繁华地不住，逃到日本去自讨苦吃？至于五百名死党，没有名单也没有供状，是不是真实存在都很可疑。 别人怀疑没关系，徐阶马上又搬出了一条证据。严世蕃曾经有个亲随叫牛信，后来在山海关担任军官，最近弃职北逃，企图“诱致外兵”，响应严世蕃的谋逆行为。 这条证据充分显示出徐阶办事细致，城府很深。他很留意搜集信息，同时把这些信息与自己的目的联系起来。 之前，他知道有一个叫牛信的山海关军官失踪了，而这个人恰好和严世蕃有关系，于是他顺理成章地在严世蕃头上安上一个勾结外敌、响应叛国的罪名，并且死无对证。 看完以上这些似是而非的证据，估计很多人即使心存怀疑，也开始暗地里嘀咕严世蕃是不是真的打算谋反和叛逃了。嘉靖皇帝的心里，估计也有类似的问号。 马上，徐阶又推出了一个重磅证据，坐实了严世蕃图谋不轨、妄图造反的罪名。徐阶写了第四条证据，严世蕃与宗室朱典楧私底下交往密切，且招募亡命之徒，训练私人武装，密谋造反。 朱典楧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初被废的伊王。伊王这支血脉出自朱元璋庶出的小儿子，封地在洛阳，以当地的伊水得名。 朱典楧这个人贪婪无度、残暴自负，公开地欺压官吏，抢夺财富。官吏有不听他话的，朱典楧就千方百计地捏造事实，说他们的坏话，恶人先告状，不让他们罢官撤职不罢休。 官员们经过洛阳境内，伊王府的人就会追上来，拦住去路，责问“为什么不去参拜伊王”。所以，伊王在朝野的名声非常差。官吏缙绅往来，都会尽量绕开洛阳，明朝皇帝却一直默许、纵容朱典横为非作歹。 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历代皇帝看重同宗血脉，而是和明朝的宗藩制度及其目的有关。 如何安置宗室成员，是历代皇帝都感到头疼的敏感问题。明朝成立初期，朱元璋大封儿子们到各地为王，给予他们很大的仅限，希望他们能够拱卫朝廷。 结果很快就爆发了靖难之役，燕王朱棣起兵地方，推翻中央，篡夺了皇位。之后的明朝皇帝吸取教训，不允许宗室亲王拥有实权，也不给他们历练的机会，只给他们优厚的待遇，好吃好喝供养着，就是不让王爷们办事，也不鼓励王爷们学习。 结果宗室王爷们不仅雄心壮志消磨殆尽、能力迅速退化，道德水平也迅速败坏，退步成了社会的寄生虫。明朝的皇帝却觉得这样的宗藩制度达到了目的，那就是消除血脉宗亲对皇位的觊觎和威胁。 所以，当朱典楧这样的宗族败类为非作歹的消息传来，嘉靖皇帝一点都不关心。不就欺负当地官吏、侮辱过路官员吗，又不会威胁嘉靖的皇位。而且王爷们的名声越差，对皇权就越没有威胁，嘉靖皇帝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闻不问了。 后来，朱典楧做得越来越过分。他借口修建新王府，夺取民宅。郎中陈大壮与王府相邻，不愿意让出自己的家，朱典楧就派出数十人和陈大壮同住一间屋，夺取陈大壮的粮食，把一个朝廷命官给活活饿死了。 而且，朱典楧下令关闭洛阳城门，挑选了七百多名民间女子，又从中挑选了九十人供自己享乐，其余的通知家人拿钱赎回。最后，朱典楧建造了一座“崇台连城，拟帝阙”的新王府。这明显逾制，御史纷纷弹动先曲横的罪状。 嘉靖皇帝也觉得朱典楧做得太过了，遂下令革除伊王三分之二的俸禄，拆除僭越的宫城，归还民间女子，把犯罪的打手、爪牙交给地方官员审判定罪，但朱典楧拒绝执行。 朝廷多次发牒催促，朱典楧竟然说：“牒子是干什么用的？是用来补棺材的。”这下嘉靖觉得朱典楧越界了，于是下令会审。 大臣们一致认为朱典楧荒淫残暴，无藩臣礼，应给予“禁锢高墙，削除世封”的处分。嘉靖欣然同意，撤销了伊王的封地，把朱典楧及其儿子安置到开封监管。 徐阶把严世蕃和朱典楧这么一个在民间声名狼藉又触犯了皇权的角色联系在一起，不仅让嘉靖增加了对严世蕃的厌恶，怀疑两人勾搭成奸、图谋不轨。而且为朝野痛打了两条落水狗，不会牵涉旁人、引起他人的不满。 其实，严世蕃这个人虽然高调、张扬，但要说他勾结宗室，训练军队，里通外国，准备造反，他还真没那个胆子。 但是，嘉靖皇帝最害怕的就是“谋反”两个字，只要有蛛丝马迹，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更何况，嫌疑人还是自己讨厌的人。 徐阶搬出来的四条证据，没有牵涉其他人，很容易被官场接受。嘉靖皇帝也很认可这个结果，不仅没有波及他，还可以借机把揽权结党、侵犯皇权的严氏一党彻底铲除，何乐而不为呢？ 可见，强中自有强中手，徐阶能够接替严嵩担任内阁首辅是有道理的。 黄光升按照徐阶拟的草稿，报告了嘉靖皇帝。严世蕃在监狱中听说后，大惊失色，说了两个字：“死矣。” 果然，嘉靖皇帝很快批准了三法司的报告，大笔一挥，判决严世蕃等人斩首，严家被抄家，所有家产被没收。 老百姓拍手称快。严嵩虽然没有被法办，但是被赶出家门。八十五岁的老人，无人肯收留，也无人可怜他，只好流落街头。又过了两年，严嵩垂老有病，在墓舍寄食而死。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严嵩父子虽然死了，被他们残害的忠良还没有平反昭雪。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继位，翻案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徐阶采取了一种既低调又高调的方式，为杨继盛、沈炼等人平反。说他低调，是因为翻案过程并没有提什么陷害忠良，也没有涉及细节，更没有否定嘉靖皇帝。 徐阶只是借新皇帝登基、抚恤老臣的机会，主持追赠杨继盛为太常少卿，谥号“忠愍”，给予祭葬，也就是朝廷为杨继盛举办了隆重的追悼和重新安葬仪式。朝廷还直接任命杨继盛的一个儿子当官，当作对忠良之后的褒奖。 同时，沈炼被追赠为光禄少卿，谥号也是“忠愍”。此外，地方上都奉命修建了杨继盛、沈炼的祠堂，大力宣传他们的事迹。 回顾严世蕃案，我们清楚地看到权力因素对司法审判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是无形的，已经深入到了古代官员的潜意识里面。 在古代政治中，皇帝占据绝对的核心地位，集最高立法权、司法权和监督权于一身。司法程序的完成，必须得到皇帝的同意。所以，官员在司法过程中，总在揣测皇帝的意思，而不是忠于真相。这一点在类似严世蕃案这样的重大、敏感案件的审判过程中尤其明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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