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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玄学 玄学中的“玄”字在甲骨文中表示一种“红黑色”的颜色，所谓“红黑色”就是说这种颜色深暗、模糊，是一种看不清楚的颜色。玄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名称是引用老子《道德经》中的一句话“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学主要有二种含义，一是指难懂的学问，二是指老庄思想，如《周易》、《老子》和《庄子》等。玄学在历史上盛行于魏晋，复兴于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 玄学本质上就是一种红黑色的学问，模糊的学问，一切东西掉进这种颜色之后，似有非有，似无非无，看起来既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玄学是一种极具特色的汉文化现象，它深植于汉文化的血脉之中。由于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诸子百家没有诞生出象古希腊巴门尼德和亚里士多德式的中坚文化人物，其中唯一的亮点墨家思想最终也没能成为显学，以致汉文化的早期阶段没有一种学派或学问能战胜玄学，玄学于是成为一统江湖的华夏文化主流思想方式，至今绵延不绝。在今天的官方哲学界，《易经》、《老子》等道家思想仍然被奉为中国哲学的圭臬，而“民哲”（民间哲学）对于哲学作为一门严格科学的呼声又微不足道，所以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克服玄学霸权，弘扬严格科学的形而上学思想方式，这是未来中国哲学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 为什么华夏文化自身无法克服玄学思想方式？为什么玄学霸权又如此坚如磐石？根本原因在于我们的文化传统一直被腐败的学风所劫持。一切学术思想的进步都源于学派内部的批判，比如说，某一物理学家创立了一种物理学理论，对这种理论的验证和批判首先需要物理学家去完成，而不是靠外部的文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成果就奠基于对他老师柏拉图思想的批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然而在华夏文化传统中，莫说学生对老师，就连后人对古人、圣人也是极尽谄媚之能事，直至今日我们的官方哲学家们还在乐此不疲地阐发古人和圣人的微言大义。 下面我们就以民哲的态度简要地揭开玄学面纱的一角。 《周易》，孔子修改整理后又名为《易经》，俗称“易学”，常见的说法是西周初年周文王姬昌所创，传承的是更早年代的“河图”和“洛书”，其实这些说法都没有确切的史料记载可考，现有最早的《易经》版本为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年代约于西汉文帝初年。《易经》分为《经》和《传》两部分。其中《经》的内容又分为64卦和384爻，对卦和爻的解释为卦辞和爻辞，主要用于占卜。《传》的内容是对卦辞和爻辞的解释，共有十篇，称为《十翼》。可信的是，《周易》的成书肯定是在春秋之前，因为如果没有《周易》奠定了一种玄学思想方式，就不会有老子那成熟的玄学思想和作品。再者，从考古学上说，商朝的甲骨文的主要内容就是卜卦。既然算卦，就得有算卦的规则和算法，所以说以算卦为主要内容的《周易》的成书时间不会太晚，更有可能的是《周易》的成书时间远在西周之前，或许是周人窃取了商人的知识产权。 《易经》不仅被道家奉为圣典，同时也是儒家的经典，汉文帝时被列为六经之首。正是由于儒家的推崇，《易经》才获得了国学的地位。所以《易经》一直被誉为汉文化的大道之源，构造了汉人的世界观。 《易经》作为“易”之经，其本质含义就是指变化的道理（规律），因为算卦的用途主要是指向未来。所以《易经》的内容就是依据过去和现在去预测未来的结局。古人的世界观是对人与自然在时空中不断变化的表象结果，这个表象极其简单和粗糙，只看到事物运动变化的属性，看不到事物作为实体的静态本质。所以，远古人类由于思维模式简单而普遍形成了辩证法（动态）的思维方式。只有古希腊人在中古时期逐步脱离了辩证法思想方式，构建了形而上学思想方式，如公元前7世纪时泰勒斯提出了（不变的）“始基”说，古希腊人的静态表象思维方式开始发生革命性的变革。 老子（春秋末期思想家李耳）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其著作统称为《老子》，主要作品为《道德经》。庄子（战国中期思想家庄周）是老子思想的继承人又是道家思想的一位中坚人物，其著作统称为《庄子》，主要作品为《齐物论》、《德充符》、《逍遥游》和《养生主》等。道家学派又称为老庄学派，后世人按老子本人的说法把老庄学派统称为“玄学”。老、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年代，由于当时全球气候变暧，地球温度大幅度提升，人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食物相对丰富，人的智力水平也相应地得到提高。所以，老庄时代也是一个人类智力大爆发的时代，西方诞生了古希腊文明，中国产生了百家争鸣。知识的兴起严重地挑战了人类早期的神话和诗的类比思想方式。幸运地是，古希腊思想家们战胜了辩证法，形而上学思想方式最终取得胜利，并进而成为构造西方传统文化的主轴。不幸地是，我们的诸子百家学说在相互竞争中，老庄的玄学思想方式却没能被有效地制服，反智、反知的思想方式不仅大行其道，并且逐步成为我们华夏文化的核心内核。黑格尔感叹中国无哲学，相信他是针对玄学有感而发的。 魏晋玄学，由于两汉独尊儒学，而东汉末年社会又全面陷于溃败之中，儒学的社会价值体系自然会受到严重冲击，所以儒学不可避免地被识时务的知识分子们所抛弃，秦末汉初的黄老之学再次复活成为显学，如道家变成了道教，道教的黄巾大起义，声势浩大，玄学思想被灌输给了全社会。随后的魏晋时期，玄学也顺理成章地成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阮籍、嵇康、向秀和郭象等，他们称《老子》和《庄子》为“玄宗”，因而《易经》、《老子》和《庄子》并称为“三玄”。王弼注《老子》时曾提出“玄者，物之极也。玄者，冥也，默然无有也。”王弼对道家玄学思想的把握极其深刻，指出了道家玄学思想就是否定知识的本质。魏晋玄学最成功之处是它复兴了同样尊崇玄学的儒学，并拯救了佛学；最大的危害是玄学、儒学和佛学的合流，如王弼的《周易注》、《周易略例》等系列著作都是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的经典。玄学使道家儒家化、儒家道家化、佛教汉化。儒家道家化之后，儒学便失去了原有包含的一部分知识学的本色，使儒学进一步知识化的可能性化为泡影，以致后来儒学不得不依附国家政权的力量谋求生存和传播。佛教汉化后，佛教不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其思想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与儒学相比，玄学与佛学的关系更加紧密。由于佛学与玄学在本质上的同一性，所以佛教一经传入中土便与玄学合流。事实上佛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也是依附于玄学的，并没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派或独立的宗教，佛教经典的翻译也多是借用玄学的词汇。儒释道合流促进了佛教的汉化，使佛教迅速地传播开来。儒—释—道三位一体，共同构筑了华夏传统文化，使华夏传统文化在先秦时期残存的一丝科学精神最终荡然无存。 魏晋玄学虽然兴起于魏晋时代，但在中国历史上却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魏晋玄学重构了华夏文化传统，融合了儒释道三家文化，三家思想相互渗透、相互包容、相互补充并相互作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致使华夏文化从魏晋开始事实上成为儒释道三家合流的文化。华夏文化从此不再能够单纯地或泾渭分明地划分出道家、儒家或外来的佛教思想。元朝文宗皇帝问陆春，何谓儒学？陆春答道，佛教是金，道教是玉，儒学为稻粮。儒释道三家合流后，势力更加强大，影响力更加深远，以致面对当今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文明时代，我们还总是感叹华夏文化传统坚如磐石。 民国玄学，民国新文化运动时期，一大批新式知识分子走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极力否定传统文化，主张全盘西化，提出引进西方科学技术，弘扬科学精神。这一时期，西方国家的哲学和科技著作经由日本纷纷引进国内。对于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人学习起来几乎没有什么障碍。科学技术作为具体科学运用的是较为具体的概念，有图表和实物作参照，公理、定律、定理及定义等都有详尽的解释和举例。而作为第一科学的哲学与具体科学相比则皆然不同，哲学使用的都是抽象概念，加上哲学在日本并不象科学那样得到足够重视，解释的又不太充分，所以西方哲学从日本引进国内后几乎没有人能看懂。象王国维先生干脆承认自己看不懂西方哲学，“余之研究哲学，始于辛壬之间。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而更多的知识分子们却选择了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玄学解读西方哲学，如严复就把Metaphysics汉译为“玄学”。所以，西方科学技术能够全盘引入中国，但西方哲学进入中国后却被官方哲学家们拧成了一堆乱麻花，被改头换面，弄得面目全非。 直至今日，中国的官方哲学家们仍然用玄学思想翻译和解读西方哲学著作，官方哲学界呈现出了一种“西玄合流”的现象。古希腊哲学和近现代德国哲学被玄学式地翻译和注释后成为一种谁也看不懂的哲学译著，导致西方哲学引进国内后成为一门望文生义的学问。与此同时，玄学得以最终又借着西方哲学的引进改头换面地再一次复兴起来。随着民哲的日渐式微，玄学在官哲的覆佑之下霸权日隆。 自1920年代后，一大批留学欧美接受过西方哲学专业教育的留学生陆续回国，如张颐、陈康和庞景仁等，他们正式开启了西方哲学的专业研究，西方哲学的译著和注释也开始批量上市。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们抛弃了传统的经学、子集的玄学注释法，转而采用西方的逻辑论证方法，这不仅是“新学”对“旧学”研究方式的转变，而是一场思想方式的变革。这种潮流引起了当时众多传统知识分子们的恐慌，“古今中西问题”再次被摆到知识界的台面上来。于是，“新儒家”和“新哲学”等一批抗拒西学和西化的学派应运而生，主要人物有冯友兰、熊十力、梁漱溟、贺麟等人，他们认为中国的儒家文化具有永恒的人文价值，便用传统儒家思想改造西方哲学概念和学理体系，形成新儒学。其实，所谓新儒学事实上就是不伦不类的“新玄学”，只不过是借用科学的外衣包装玄学的肉身而已。但是，我们不要低估了“新玄学”的影响力，这种思潮已全面侵蚀了我国人文科学的各个领域，玄学及玄学思想方式也渗透了如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如中医，当我们读《本草纲目》时，其乱象比儒家的学理更神秘更诡秘，不仅毒物入药，甚至还有很多动物的粪便用于治病。由于玄学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医药不可避免地被玄学（辩证法）化了，其中包含有大量的违背科学的内容。中医药仅是一个例子，更不可思议的是就连专业西方哲学的研究者们也深受玄学思想的影响，把西方哲学弄成了一门非中非西的学问。 玄学的根本问题出在哪里？如果套用海德格尔的话术说，中国人的历史是欧洲人没有经历过的历史，我们汉文化只停留在玄学阶段，没能达到科学的水平。也就是说，我们仅知道“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无法给“道”赋予一个确切的谓词，反过来说，玄学事实上叫停了汉文化的演进历史。玄学文化塑造了我们华夏民族独特的思想方式——辩证法思想方式，并构造了我们的认知系统，即立场重于事实或立场决定事实的独特认知方式。因为辩证法看待任何事物都是没有本质的，任何问题都是没有是非的。如A既是B又是C，或A既不是B也不是C，但A到底是什么，只能由自己的立场决定。 不管中国官方哲学家们如何努力地把以儒释道为内核的华夏文化山寨成哲学或科学，但玄学就是玄学，不是哲学也不是科学。如果强行把儒释道山寨成哲学和科学，那就完全歪曲了华夏传统文化本来的玄学面目。 问题是，中国民哲又如何解读和批判玄学呢？如果我们是道家弟子，我们就要把先师老子的《道德经》给予重新构造。下面我们就试着重构道德经原著中开篇的一段话。 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常无欲，以观其妙也；常有欲，以观其徼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者，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也。 原文可重构为：“道可道也，恒道也；名可名也，恒名也。无名天地未始也，有名万物之母也。故常无欲者，不得其妙也；常有欲者，可得其徼也。此两者同出而异名者，同谓之名。名之又名者，众妙之门也。” 上面重构《道德经》原文开篇首段的几句话并非是要修改道德经原文，而是举例批判道德经，就象亚里士多德批判柏拉图的理念论一样。《道德经》原文的中心思想是“机智”和“反智”，因为老子进一步说“道之为物者，惟恍惟惚也。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我们把《道德经》的中心思想重构为“爱智”和“有智”，所以我们必须把流变之道重构为静态之道和本质之道，等于说我们用二维的“名”去打击三维流变的世界之“道”。 重构《道德经》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和如何重新解释“道”。因为《道德经》说道非恒道，也就是说道是不断变化的道，既然道是不断变化的，所以也是不可定义的。这是一种典型的辩证法思想方式，万事万物不可定义。我们要把辨证法思想方式改变为科学思想方式，那就必须使“道”可以被定义。那么，用科学思想方式应该怎么理解和定义“道”呢？“道”就是“名”being。为什么说“道的本质是名”就是科学思想方式呢？因为“名”作动词的意思是“命名”，作名词的意思是“名称”（概念）。所以，“名之又名”就等于是being as being。世界之道being就在于获得万事万物的概念（名称），概念即知识，所以一切知识都是本体论（概念论）Ontology。所以海德格尔总是反复追问：为什么万事万物是有名而不是无名呢？Warum ist iiberhaupt Seiendes und nicht vielmehr Nichts？比如说海王星，海王星在太阳系和银河系里时时刻刻都在不停的运动和变化，一旦我们把它命名为海王星，不管它怎么运动和变化，它就是海王星，我们就可以研究它。再比如黄河，黄河日夜奔流不息，尽管我们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黄河，但千百年来黄河依然是黄河，古人说的黄河今天依然存在，我们依然知道它——有名者有，无名者无There are beings at all instead of nothing。 道家弟子应当明白的是，每一个学派的学说所构造出的理论都应当是一个二维的理性世界——“名”的世界，而不是相反地以玄学思想方式试图去构造一个流变的三维世界，甚至还以构造三维世界为深刻为高明。任何玄学及其辩证法都是一种反智反逻辑的学问，也是一种反文明的文化。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引用了一句拉丁语名句“non entis nulla sunt predicate不存在的东西没有谓词”，如果“道”不可道，不可名，即没有谓词，那么道也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一切知识都是述谓的结果，如果不对“道”述谓（名之），那就是无知或反知了。 二、哲学与科学 哲学Φιλοσοφία/Philosophia一词在古希腊语中的意思是“爱philein智慧sophia”。因为只有神才有智慧，才能够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要爱神，所以也要爱智慧。“爱”智慧才“有”智慧，所以哲学的核心含义是要拥有“智慧”。但古希腊人对“智慧”的理解与我们中国人的理解有所不同，古希腊人认为“智慧”就是“知识”Wisdom is knowledge，而且这种“知识”还特别指的是关于自然世界的知识，关于天上的知识，如最早被称为智者的“天文学家”泰勒斯，古希腊早期的“智者”一词一般是称呼那些热爱探索天文知识的学者。因为在古人看来，地上的一切都由天上决定，如太阳升起地上就亮了，所以叫天亮了。再比如，天下雨地就湿，天不下雨地就干旱。只不过在古希腊后期，“智者”的词义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汉语的“智者”成为近义词，专用于把诡辨家称为“智者”。中国人并不把智慧与知识完全等同起来，而是认为两者至多是一种交叉关系。中国人认为智慧就是聪明、狡猾或有谋略等，从积极的意义说，智慧相当于汉语的“见识”（认识和判断能力），如“若此之使治国家，则此使不智慧者治国家也，国家之乱，既可得而知已（语出《墨子·尚贤》）。”为什么古希腊人爱知识尤其是爱关于自然的知识呢？因为知识就是工具，人有了工具就有了力量，就能更好地认识和利用大自然，增加自己的生存机会，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中国人谋求的不是从自然界中获得财富，而是通过利用和控制他人以掠夺他人的财富为己有，所以华夏文化不可能产生哲学，反而崇拜玄学。 哲学作为知识，而知识又总是不断地发展和进步的，知识发展和进步的结果是知识不断地精细化和专业化，于是知识便不断地分门别类，形成各种不同门类的具体知识——具体科学。当哲学分化成各种不同的具体科学之后，那作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前身哲学又怎么办呢？换个方式提问，哲学分解成各种具体科学之后，哲学还存在吗？即还有“剩余”吗？先看亚里士多德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亚里士多德作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家”，他最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亚氏把哲学中“剩余”的东西称为第一智慧即第一哲学，并对其作出了一个严格的定义，Wisdom is a science of first principle（见Metaphysics），“哲学是第一原理的科学”。亚氏认为分门别类的各门具体科学诞生后，但各门具体科学之上仍然有一门科学存在并统帅（指引）各门具体科学，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的这门科学就是第一科学即第一哲学，各门具体科学必须遵循第一哲学的指导，而不能违背第一哲学的原理，因为第一哲学的原理是各门具体科学必须共同遵守的共同原理，这种共同原理不能单独地分配给某一门具体科学，因为各门具体科学都必须使用它。比如说苹果和桃子，关于种植苹果的技术和关于种植桃子的技术，这两门科学肯定是各有其特有的技术，是两门独立的具体科学。但种植苹果的科学和种植桃子的科学都必须服从植物学，不能违反植物学的原理。虽然种植苹果和种植桃子的技术都不特别以植物学为研究对象，但因为苹果和桃子都具有植物的共同属性，两者在种植方法上就不能违背植物学的原理，不能把苹果和桃子当成动物养。对种植苹果和桃子的技术来说，植物学就是“第一”科学。举这个例子的目的是要说明高级原理与低级原理的关系，最普遍的原理是具体原理必须遵守的规则。第二个例子，比如说物理学与历史学的共同原理是什么？化学与文学的共同原理又是什么？用亚氏的观点回答的话，文学、历史学、物理学和化学的共同原理是“逻辑学”，各门具体科学谁也不能违背同一律、矛盾律和排中律。如果再继续追问下去，具体科学和逻辑学要遵守的共同原理又是什么科学呢？答案是第一哲学。如果要问，第一哲学究竟是什么？依亚氏的观点看，第一哲学就是关于一切科学（包括逻辑学）必须遵守的最高原理的科学。因为没有第一哲学，我们就无法建立起一切科学必须共同遵守的最高的共同原理，任何一门具体科学在失去了必须共同遵守的最高原理之后，就失去了科学的依据，就会谬误百出。亚里士多德之后，第一哲学就被简称为哲学，第二哲学就分别称之为物理学、动物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各门具体科学。关于哲学与具体科学的关系，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Now this is not the same as any of the so-called special sciences; for none of these others treats universally of being as being. They cut off a part of being and investigate the attribute of this part。这个解释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哲学作为特别的科学与具体科学不同；二是具体科学不研究普遍性的作为本质的本质being as being问题；三是每一门具体科学都是切取事物“本质”being的一部分并研究这一部分的属性。关于（研究）哲学的目的，亚里士多德的解释是，Now since we are seeking the first principles and the highest causes。这个解释明确地指出了研究哲学的目的就是寻求第一原理和最高原因。 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为各门具体科学的建立提供了最高原理和规则，使各门具体科学的建立成为可能。就象建立了围棋的原理和规则一样，各种关于围棋的实战技法才可能成立。在历史学、文学及艺术等诞生后的很长时间里并没有产生天文学（物理学）和数学，如《荷马史诗》。史诗以扬抑格六音步写成，具有极高的艺术性，是古希腊最早的口述文学的光辉范例。史诗产生于公元前9世纪之前，远早于公元前7世纪古希腊第一个智者泰勒斯。《荷马史诗》也证明了史与诗仍是一种神话思维方式，神与人尚未分离。泰勒斯第一次扭转了神话思想方式，开始寻找物质世界自身的关系和本质，由此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水是万物的始基”。一切事物的由来，其原因与结果都是由事物自身决定的，与神没有关系。这一命题不仅仅标志了科学的诞生，同时也启动了科学思想方式的产生。科学思想方式是寻求事物第一因或本质原因的思想方式，它不是不寻求本质原因的辩证法思想方式。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首次为科学思想方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最高科学体系，为科学发展奠基了最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第一哲学彻底战胜了古希腊盛行的辩证法思想，科学思想方式由此而成为希腊人认知世界的主流思想方式。 哲学（智慧之学）被一切具体科学瓜分后“剩余”下的部分成为第一哲学，第一哲学作为一切科学最高原理的科学在其发展史上各有其侧重点，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哲学家们各自对（第一）哲学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也做出了各自的重大贡献。在古希腊哲学和中世纪经院哲学那里，哲学偏重于“知识论”，即“真理论”；在英国哲学传统里，哲学偏重于探索知识的来源，哲学史称之为经验论哲学；在德国哲学里，哲学家们把知识分离成认识与知识，知识是认识的结果，要保证知识的真理性，就得首先探索认识自身的问题，于是德哲学就被称之为认识论；在当代西方哲学那里，哲学就随便定义了。凡此种种，不一而足，理论是灰色的，但哲学史是丰富多彩的。 这里，我们有必要特别对“知识论”和“认识论”作一下区分，因为德国的认识论哲学特别晦涩难懂。知识论追求的是真理（真知识），即要求认识的结果（知识）要与事实（认识的对象）相符合，就是我们常说的主观与客观相符合，其理论基础是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同一”说。知识论哲学的方法就是形式逻辑，用一套逻辑规则控制人的思维，使人的思维不偏离逻辑规则的轨道，就能保证思维结果（知识）的正确性。“认识论”在本质上说是把认识与认识的对象分离，单独建立一门关于认识（思维）本身的科学，如康德的先验逻辑，黑格尔的辩证逻辑以及胡塞尔的主观逻辑等。认识论是先行反思人的思维及思维活动的本质——能力和界限，对思维和思维活动制订规则，然后才能保证思维结果（知识）的正确性（真理性）。因为任何一门科学都是以获得真理（正确的知识）为目的，但要实现这一目的，首先要解决的是保证认识活动和认识工具是有效的，否则的话，就象用一只竹蓝子去打水，水都会漏掉的，所以古人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见《论语·卫灵公》）。 德国认识论哲学完成后，又出现了一种“生存论”哲学，如马克思、叔本华、尼采和海德格尔哲学等。在生存论哲学家们看来，知识论也好，认识论也罢，其本质都是“科学”。科学把“人”和“世界”都表象化了，是用二维的知识（理性）对三维的人和世界的“降维打击”。但真实的“人”和真实的“世界”都是活生生的，只用科学去规定“人”和“世界”的本质，即用表象的思维方式看待“人”和“世界”，那么“人”和“世界”也就失去了他们的“活性”和“真实性”。 后现代主义哲学起源于生存论哲学，如法兰克福学派（犹太哲学）、福柯、德里达等。这种哲学本质上是极端的生存论哲学，以反科学反理性著称，以理论的荒诞性自豪，他们不再把人看成是理性动物，而是看成单纯的生存动物，事实上是用兽性替代了人性。这些所谓后现代主义哲学对人文科学、艺术和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秩序等各个方面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和破坏。 哲学在古希腊时期就通过不断地演进和发展，以创新、发现和补充新知识、新原理的方式输送出了各门具体科学，哲学最早也是最重要地输出了物理学和逻辑学，其中物理学又分成多门学科，同时物理学也渗透到多门学科之中，如历史（考古）学、音乐、绘画及建筑等艺术学科。哲学在分化成各种具体科学后，剩下的部分即第一哲学作为最高级原理成为直到今天还依然有效的专业哲学。 我们在看到哲学积极力量的同时，也应看到哲学自身的问题。古希腊哲学本身也具有两面性，如柏拉图哲学，越界使用理性，使哲学不断地侵蚀信仰的领地（道德立法权）。欧洲大陆哲学在一定程度上传承了古希腊哲学的负面遗产，哲学大家们几乎都毫无例外地沦为柏拉图主义者，模糊了“立法”（宗教）与“司法”（哲学）的界限。我们在惊叹德国哲学对人类思想作出过的巨大贡献时，也不应忽视其消极的一面——德意志理性的疯狂扩张。欧洲大陆哲学曾制造出多个怪兽Leviathan，如雅各宾和纳粹，但在欧洲之外，却是（希腊）理性的严重匮乏。更多的宗教如佛教、伊斯兰教、道教、神道教以及其它大大小小的宗教们，他们尚未接受哲学的审视，在此送给他们一个绰号——前哲学宗教。所以，揭开宗教、哲学和科学（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正面目（关系）也是未来形而上学的一项任务。 宗教讲立场，哲学论是非，科学重制造。宗教、哲学和科学构成了人类完整的生活世界。执掌立法功能的宗教，奠定人类正义和良知的道德基础。辨别是非的哲学，不断地澄清人类的思想，肩负着审查宗教是否“违宪”的职责，严防其反噬人类自身的机体。专司制造的科学（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艺术），供给人类的各种需求，提高人类生存与生活的质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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