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镇西头是唐坊公社，那时的公职人员很少，只有公社书记、副书记等七八个人，但也有些非公职人员，如话务员、广播员、报导员和电影放映员等。因为他们不是公职人员，而是由村里给记工分的社员，只是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了。在这些工作中，话务员和广播员这两个工作是最令人羡慕的工作。可是话务员和广播员却不是一般人可以干的，必须有些“门子”才行，即与公社领导有些关系的人才能去。而报道员则不是这样，得有些真本事，会写稿子，大到通讯，小到消息，还要被公社或被县广播站所采用，甚至被《唐山日报》乃至《河北日报》等报刊所采用。可见这个差事不是一般人能够干得了的，按农村人的话说须有“两把刷子才行”。那个时候，每个村都有人专门给公社广播站写稿，那时叫通讯员，宣传该村“农业学大寨”的先进事迹。  今天我们就说说其中的“两大员”——广播员和报道员，因为他们的工作联系最密切。先说广播员。小镇东面有一户姓丁的人家，有些文化家底。这家的主人叫丁一纯，单看这个名字就知道与众有些不同，因为那个时候都要按辈儿起名，恐怕没有“一”这个辈的。比如我吧，叫杨立元，到我这一辈儿叫“立”字辈。而小镇是杂姓，来自三省十八县，其实远远超过三省，有人说是九省十八县，这样就没有什么辈可以排了，有些人就自己不按辈起名。但到了“文革”时期，全国到处大改名。工厂改名、商店改名，农村改名，个人也改名，凡是与封、资、修有关的名子全改，但后来人们把改的名字又改回去了。如我就把自己的名字改为杨红卫，其实我那个时候就是个红小兵，但没有几天就改回来了，因为没有人叫我这个名字，只有自己叫。这丁家的孩子倒是不少，可都是女孩。他老婆感到自卑，嫌弃自己说生了四个丫头片子，但他不觉得，认为到老了，有着四个小棉袄暖和着就非常知足了。丁家的大女儿叫丁雯，一则女儿是雨天生的，二则希望女儿将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丁雯是老大，小镇的人都管她叫大丫，以后的三个妹妹分别叫二丫、三丫和四丫。丁雯是个美人胚子，因为她妈长得就俊俏，但人们说她比她妈年年轻的时候还漂亮，无论走到那里人们都爱看她几眼，尤其那一双会说话的大眼睛，不用说话就把人迷住了。丁雯唐坊高中毕业以后本应该参加生产队劳动，但她父亲有个干哥们，她叫干爸，与他们往来密切。 她干爸对她父亲说：“大丫头长得细皮嫩肉的，下地撸锄杠还不把肉皮磨破了，把脸晒黢黑了。” “那怎么办呢？”她父亲问。 “我与公社书记熟，看看在公社能不能给安排一个事由？”她干爸说。 还别说这个人还真有些本事，三说两说就让丁雯到公社当了广播员，这令一般大的女孩子都羡慕不已。在当时农村的文化生活比较单一，当时没有电视，听广播是丰富农民生活唯一的途径。广播员工作就是每天定时定点地打开广播，等县广播站开始广播前，把公社广播站通往村的广播通讯线路的闸刀，拉到“广播”的位置上。县里广播完后，再播送公社的消息。如公社和县里有大型活动还要同步广播，但这点活儿对丁雯来说小菜一碟。因为在上高中时她就是学校的广播员，声音脆亮，抑扬顿挫，再加上长得漂亮，全公社上下都知道公社来了一个漂亮的广播员。  再说这一天，正是麦收时节。公社干部们在时都下到甚至住到各村参加和检查“三夏”（夏收、夏种、夏管的简称）工作，只留丁雯和话务员看家，公社院子里清净得很。临近中午的时候，来了一个干巴瘦筋的一个老头，戴着一个麦秸编的帽子，背个一个粪箕子，手里拿着一个粪叉子进了大院，那时公社没有看门的，财政上没有这个支付。于是这个老头进院就问：“院里有人吗？”声音很豁亮。丁雯一听便跑了出去，一看是个土了巴唧的老头，忙问：“大爷，您找谁呀？” “我找你们公社的干部。”老头说。 “我们公社的干部都下乡了。”丁雯回答。 “没有在办公室猫着的吗？我到各屋看看！”老头要挨办公室和各屋检查一下。那时的干部一般都住宿。丁雯哪里敢让他但各屋乱转，她认为这个人一个是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于是她死命拦着。她越拦着这个老头越要进，一看要拦不住，便忙朝院外喊：“快来人啊！神经病来了！” 这老头一听这话不高兴了：“你这丫头怎么这么说话？我怎么成了精神病了？” “不是精神病，你到公社乱转什么？”丁雯大声问。 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公社孙书记恰巧有事从驻村回到公社。他一见这个架势，大吃一惊，忙说：“快放手，这是县委彭书记！” 丁雯虽然没有见过彭书记，但知道彭砚章这个名字，听过他很多的轶事，赶紧松了手。 “彭书记，您这又是从县城走来的？”孙书记问。 “是啊！我早晨背着粪箕子出来，沿着煤河沿的道往西走，看看麦收的情况，还好基本都收完了，开始夏种了。我进了你们公社院子看看你们公社的干部有没有不下去的，有没有跳窗户跑的？没有想到，这个姑娘拦着不让我进屋检查。”说到这里，他和孙书记一起大笑起来。 丁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大笑。彭书记询问了一下唐坊公社的“三夏”情况，很是满意，就走了，说还要西行，到东田庄公社去检查，连午饭也没有吃，说是自带了干粮。彭书记走后，孙书记向她说了一下彭书记为什么要到各屋检查有没有不下乡的干部。原来有一次，他检查到一个工委的时候，恰巧有一个工委副书记没有下去。这个人一听彭书记来了，立刻跳后窗户跑了。不一会儿，这个副书记扛着一把锄头，一边走一边用草帽扇着风一边说：“刚从地里回来，这天真热啊！”彭书记见状很是高兴便表扬了几句，但此事很快便被传出来，成为全县皆知的笑话。彭书记知道后，便狠狠地尅了他一顿。丁雯拦着县委书记不让进公社办公室的事情也成为了一个笑谈，很快传遍了全县。  再说报道员，当时也被称为“土记者”。这报道员是小镇西面孙老庄的，叫孙振东。上高中时与丁雯一个班，而且是班长。逢是学校有个什么活动都是由他们两个人出面，一个能写，一个能说，因此他们两个人是学校的活跃人物，二人还懵懵懂懂地有了些恋爱的情愫。高中毕业以后，孙振东便回村劳动，但依然喜欢看书写文章，以及散文、小说等，经常往县广播站和《唐山日报》（《唐山日报》是唐山地区的报纸，《唐山劳动日报》是唐山市的报纸，地市合并以后，就只有《唐山日报》这一家报社了）甚至往《河北日报》投稿。有一次，他的小说《倔队长》在《唐山日报》发表，还得了5元钱稿费。他高兴坏了，还把这个消息告诉了丁雯等同学。后来，他被聘为县广播站和《唐山日报》的通讯员，稿子时常被采用。公社领导知道了，便把他抽调到公社当了报道员。这样他就成为了公社大院里最忙的人，每天要到各村采访写成稿子，并向县广播站、上级报纸和广播电台投稿。有时还要给公社领导写讲话稿、帮着秘书写汇报，刻蜡纸印材料，有时还要值班。丁雯看了很是心疼，但也很高兴，终于“天生我材必有用”了。 且说这一年春节前，丰南县要对煤河清淤，从河头到东田庄50里地的煤河都要把淤积河底的污泥清除到河岸上，然后运送到地里做肥料。那时候提倡“干到腊月二十九，吃完饺子再动手”。在过年的前两天，50里的煤河布满了人，唐坊公社18个大队都派人参加了本公社河段的清淤。待抽手机抽干了煤河的水后，人们便掀开厚厚的冰层，把淤泥一筐一筐地抬到岸上。孙振东沿着煤河岸来回奔走采访写稿，忙得不亦乐乎。这时公社把大喇叭也支到了河岸上。孙振东采访写了稿后，派人送到公社广播站。当孙振东采访时看到一个老人在煤河里挥舞铁锹挖污泥干得满脸大汗，眉毛胡须都结了冰时，非常感动，快速地写了稿，让人送到了公社广播站交给丁雯广播。正在这个时候，石桥沽的大队书记气喘吁吁地赶过来，对孙振东说：“小孙，赶紧把稿撤回来，你写的那个人是个四类分子。”
“啊！”孙振东大吃一惊，出了一身白毛汗，立刻骑自行车火速赶到公社告诉丁雯不要广播，否则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他骑自行车到公社时，顾不得把车梯子支上，一把推开广播站的门，见丁雯正念“地大冻人大干，挖河清淤人争先”的题目时，便一下子把话筒关了。 “你干什么，疯了吗？”丁雯吃惊地问。待他把原委经过一说，丁雯吓得险些跌倒，如果这样，不但自己以后不能够再干广播员，恐怕还要受到处分。她惊呆了，孙振东扶住她。她一头扎到他的怀里，嘤嘤地抽泣起来。 自这次历险以后，二人的感情更近了一层，不知不觉地往一块儿凑。有人热心想当媒人向丁雯的母亲提及，但丁雯的母亲不愿意。因为小镇人就是半拉城里人，下边村子的生活比不上，而且丁雯的父亲还在县里上班，门不当户不对。尽管这样，两个人还是偷偷地搞。一年之后，丁雯被推荐到滦师上学（那时上学靠推荐，一般是得有关系才能去，公社的话务员和广播员有被推荐上学的机会）。临行之时，两个人依依不舍。丁雯希望孙振东以后也能被推荐上学，但孙振东认为自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伤心地流出了泪水。丁雯把头伏在他的怀里，来慰藉他。孙振东搂着他，暗自伤心。  谁知老天做媒，1977年恢复了高考，孙振东考上了唐山师专。毕业后被分配到唐坊高中，与丁雯所在的唐坊初中毗邻。两个人既是同行又是恋人，很快便操持结婚，两个学校的老师都参加了婚礼，十分热闹，唐坊公社与丁雯熟的干部们也来参加婚礼。婚礼就在小镇孔老二的饭店举行。在婚礼上，有人即席献诗：“新郞与新娘，同学又同行。杏坛成佳话，地久又天长。今年成婚配，明年生儿郎。” 推荐阅读 -ＥＮＤ-   杨立元，唐山师范学院文学院二级教授，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理事、唐山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出版《新现实主义小说论》《河北“三驾马车”论》《创作动机论》《滦河作家论》《滦河诗群论稿》《散文创作研究》等专著25部。出版长篇小说《滦州起义》《历史上的纪念地》、小说集《小镇传奇》、散文集《家乡戏》《姥姥门口唱大戏》《怀念与纪念》等10多部文学作品。作品获第一届、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奖，第七届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十三届河北省文艺振兴奖，第三届孙犁文学奖，第二届河北省文艺贡献奖，第四届、第五届、第六届、第十六届河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北省第九届优秀教学成果等多项奖励。   更多精彩内容 请关注京畿学堂 主办：河北京畿学研究中心 许振东名师工作室 编辑：张佳敏 审校：余文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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