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江宁和议道光二十二年，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 道光二十二年，英兵既逼江宁，清廷战守俱穷，乃以耆英、伊里布为全权大臣，与英使璞鼎查订立条约十三款，是为中国与外国订约之始。此约中国割香港与英，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许英人携眷居住，英国派领事驻扎，英商得任意与华人贸易，毋庸拘定额设行商，进出口税则订明秉公议定，由部颁发晓示，并订明英商按例纳税后，其货物得由中国商人遍运天下，除照估价则例加收若干分外，所过税关不得加重税则。英国驻中国之总管大员与京内外大臣文书往来称照会，属员称申陈，大臣批复曰札行，两国属员往来亦用照会，惟商贾上达官宪，仍称禀。凡以破前此口岸任意开闭，英人在陆上无根据地，税额繁苛，及不许英官平行之局也。又偿英军费千二百万元，商欠三百万元，烟价六百万元，限四年分期交清。第一期六百万元交清后，英兵退出长江，惟仍占舟山、鼓浪屿两处，俟偿款全清，五口均行开放，然后撤兵。此约条款殆全出英意，清廷以福州系省会，欲以泉州代之，又不愿。钤用御宝，欲代以钦差大臣关防，以英人不可，卒未能得约定。于是年七月二十四日，即1842年8月29日也。 当英人侵扰沿海时，闽粤江浙均不能抗，而独未能得志于台湾。是时台湾总兵为达洪阿，兵备道为姚莹。英人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八月犯基隆，因中国炮击却退，触礁而沉。中国获“黑夷”百余及刀仗、衣甲、图书等。九月，再犯基隆，遣兵登陆，又为中国伏兵击退。明年犯大安港时中国募渔船防敌船。有粤人伪通英船所携粤中汉奸，诱之入土地港，英船遂触礁，官兵乡勇奋击，获白夷十八、红夷一、黑夷三十、粤东汉奸五。事闻，诏加达洪阿太子太保衔，赏姚莹二品顶戴。台湾本属福建，以在海外特加兵备道三品衔，与总兵皆得专折奏事。基隆之捷陈明事属隔海，恐督臣转奏稽滞，由驿递径行呈奏。奉朱谕嗣后攻剿夷匪折件，由五百里奏报，如大获胜仗，即由六百里奏报。大安之役，乃由五百里奏闻。自是驿递相望，督臣怡良颇惎之，又虑英人报复。时俘获监禁台湾者百六十余人，镇道谓解省既不可，久羁亦非计，奏明倘夷船大帮猝至，惟有先行正法，以除内患。报可。闽督怡良闻之惧，亟令泉州守函止之。镇道不听，除英酋颠林等九人及汉奸黄某、张某奉旨禁锢外，余悉杀之。时英人尚据鼓浪屿，闻之大怒，遍张伪示，谓中华之辱莫甚于此（见姚莹致刘韵珂书）。及和议成，订明被禁英人及因英事被禁之华人，一律释放。于是颠林等九人及散夷二十五人均送厦门省释，而英人谓两次俘获均遭风难，夷胁江浙闽粤四省大吏入奏，诏怡良渡海查办。甫至，兵民即诸行营为镇道诉冤，全台士民，陆续奔诉者甚众。怡良虑激变，受其词而迫镇道自认冒功，奉旨革职，逮入都交刑部审讯，旋以业径革职，免其治罪结案焉。此事措置盖迫于势不得不然，论者以此咎怡良，未为平允。然谓镇道冒功则实诬。当时兵勇确曾协力战斗，革镇道之职，已足以全和局，乃并因此议叙之官绅概行撤销，则亦稍过矣。达洪阿、姚莹多杀英俘，自今日观之，诚不免于野蛮，然今昔思想不同，不能执此以议昔人。莹致刘韵珂书谓镇道天朝大臣，不能与夷对质，辱国。诸文武即不以为功，岂可更使获咎，失忠义之心，惟有镇道引咎而已。颇有大臣之风概也。 中英签署《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中方代表耆英、伊里布和两江总督牛鉴与英方代表璞鼎查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南京条约》，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英人用兵实缘种种积衅，鸦片之利或其所歆，然必挟兵力以求仇，则究为义所不许。故当时虽许以通商，仍可要以禁烟，而诸臣不明外情，置诸不论不议之列，烟禁遂暗中解除。咸丰五、六年间（1855、1856年），各省竞行抽厘以充军饷。八年，乃以洋药为名，收百斤三十两之税，除官员、兵丁、太监外，人民概许买用焉。 ◎第十章 鸦片战争之役评论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五口通商为中国见弱于外人之始，此乃积数千年之因，以成此一时代之果，断非一人一事之咎，然即就事论事，当时事势之危险，亦有可见者，今试举其荦荦大端，亦可见道、咸以来清室之所以终不复振也。 一曰朝政之非。此役之主和论者，皆以为穆彰阿、耆英等数人，罪几诋为宋之秦桧。秦桧之为是为非姑措勿论，即以桧为误国，要不失为始终一贯之人。此役则忽而主和，忽而主战，和战既无定见，任使亦复不专，试问宋时有之乎？此可见宣宗之漫无成见，而中央亦无能主持大局之臣矣。清朝之不足为全国重心，已见于此。 二曰兵力之不振。外洋之船炮诚非我所能敌，然客主之形概不相如，众寡之数又复悬绝。果能尽力战守，断无败坏至此之理。当时所夸者林则徐广东之守，姚莹台湾之捷，然亦幸而英人未曾尽力猛攻耳。否则广东之防，未必可恃，况台湾乎？王廷兰致曾望颜书述当时各处调到之兵“纷扰喧呶，全无纪律……往往互斗，放手杀人，教场中死尸不知凡几，城中逃难之百姓，或指为汉奸，或劫其财帛，内外汹汹，几至激变”，甚至“夷兵抢夺十三洋行，官兵杂入其中，肩挑担负，遂有无数千百成群，竟行遁去者。点兵册中，从不闻清查一二。及至沿途讨要口粮，竟有城外各处将逃兵数千重新应付，回省反以追逐洋鬼迷路为词”（见《中西纪事》卷六）。有兵如此，恃以应敌能无寒心乎？ 三曰士大夫之虚骄，不能知己知彼、勤求敌情，又不能实事求是、尽其在我，而徒放言高论、轻挑强敌。此为自宋以来士大夫之积习，道、咸之时，亦复如此。当时于外国情形，可谓暗昧至极。（当时诸臣，唯林则徐能求通外情，日译外国报纸读之。然当英人向索烟价时，则徐复文有曰：“本大臣威震三江五湖，计取九州四海，兵精粮足，如尔小国，不守臣节，定即申奏天朝，请提神兵猛将，杀尽尔国，片甲无存。”抑何可笑！台湾获英俘后，上谕该逆夷中必有洞悉夷情之人，究竟该国地方周围几许？所属国共有若干？其最为强大不受该国统束者共有若干人？英吉利至回疆各部有无旱路可通？平素有无往来？俄罗斯是否接壤？有无贸易相通？此次遣来各伪官是否授自国王？抑由带兵之人派调？着达洪阿等逐层密讯，译取明确供词，据实具奏云云。则更堪发笑矣。按世界情形，当明末艾儒略等即已著有《职方外纪》等书，而当时中国之人漫不留意，纪昀修《四库书目》，且疑其书为妄说。暗昧如此，安得不败绩失据耶？）而一切情势之妄论，则弥漫一时。穆彰阿等固非贤臣，然当时攻击之谈，则大都不切情实，且多诬罔之辞（如诋耆英、伊里布、牛鉴至英舰拜谒英国主像。又疑为天主像之类，见《中西纪事》卷八）。且如余葆纯不过一知府，而能弭衅端于众怒难犯之时（三元里之众围义律时，葆纯亲出慰解，义律乃免。粤人指为通夷卖国，葆纯告病去。见《中西纪事》卷六）。江寿民不过一游士，而能挺身说谕洋将，保全一郡生灵（英临镇江后，讹传将因粮于扬州，淮商惧，将尽室行。寿民请身至英营诇之，乃成纳赂之议。其后在第一期赔款中扣去。兵不能御敌，不能责人民以不保全也。后太平军下镇江，寿民亦欲赂，令过扬不入，以身质其营中。太平军以数百人入城，果秋毫无犯。而清兵有续至者，太平军疑寿民陷之，鞭之，贯其耳，驱登城令退官兵。寿民乘间自杀，亦可哀矣。而《中西纪事》反诋为乘危邀利之市佣，寸磔之曾不足比死者一洒）。即至鲍鹏（广东人，识义律，为英商馆买办，粤督以查办私枭入之访案。鹏匿迹山东。琦善赴粤，沿途访通英语之人，知潍县招子庸以鹏荐，挈之至粤，于交涉事，数往来其间。见《中西纪事》卷六。案鹏非必端人，然当时通知外情者太少，用之亦不得已也）、张喜（伊里布家人。伊里布在浙时，曾使犒英师海上，坐此革职，及再起议和，喜仍往来其间。《中西纪事》卷七，记其闻英人索赔款，喜拂衣而起，则亦非小人也）以市侩仆役，而能尽力国事，皆有其难能可贵者。而论者一切加以丑诋，掣当局之肘，灰任事之心，此等议论既多，往往国是因之动摇，以道谋而败大计。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时，奏言“道光庚子以后，办理洋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使外患渐深，不可收拾”，此固由君主之昏庸，辅臣之选耎，然此等高谈激论之士，亦不容分任其责也。 四则民心之不靖。王廷兰致曾望颜书云：“粤省自少翁查办烟案以来，禁兴贩，杜走私，未免操之过刻。故兵怨之，夷怨之，其私贩之莠民亦怨之。当积重之余，以为绝我衣食之源也。故当逆夷蠢动之时，群相附和……反恐逆夷不胜，鸦片不行，则前辙不能复蹈。而该逆又四布流言，以为与官为仇，绝不向民加害。于是奸民贪其利，顽民受其愚，虽督抚晓谕，示以能擒逆夷者，赏有差。数月以来，绝无成效。及至贼破四方炮台，复淫掠不堪，始悟其奸，操戈相向。设使当时被围不解，迟之数日，必有内应而开门迎贼者。食毛践土，乃良者少而莠者多，此可为痛哭者矣。”《中西纪事》谓“关吏水师，无非汉奸，皆不利于烟土之禁，必欲破其局而后已。闻虎门失守时，水勇奉提督命开炮，无不杂以沙土”。此或传闻之辞，未必得实，然刘韵珂与金陵三帅书谓“除寻常受雇持刀放火各犯外，其为逆主谋，以及荷戈相从者何止万人”。证以各种纪事，前后各役，无不有汉奸为外人效力，则其言不尽诬矣。国民性丧失至此，能不惧乎？ 鸦片之害 随着鸦片吸食者的增多，还专门有了图中这样的鸦片烟馆。曾有文人作一副楹联：“一杆竹枪，杀遍英雄豪杰不见血；半盏灯火，烧尽房产地产并无灰。”专道鸦片之害。 此役之败绩，尚有一远因，历代与外国通商，多在南海，其地距中央远，为政府监察所不及。南方开辟晚，或以处左迁贬谪之人，或则用孤立无援之士，志气颓唐，能奋发有为者少，甚或不矜惜名节。而多见异物，足以起人贪欲之心，故岭南官吏贪黩者多，因此激变之事，历代有之，特其贻患皆不甚巨耳。中西启衅，名由烧烟，实因商务，今录《中西纪事》议论两节于后，此书见解诚稍偏激，然此论则皆情实也。 《中西纪事》节录 自康熙开海禁以来二百年，互市之消长变迁，令人不可思议。于是论者皆谓中西之衅，自烧烟启之，今载考前后，乃知衅端之原于互市，而非起于鸦片也。夫互市者，实中西交争之利，而关胥牙侩，必欲专之；外洋因利而得害，乃思以害贻中国，而阴收其利。善夫！范蔚宗之言曰：匈奴贪尚关市，嗜汉财物，汉亦通关市不绝以中之。此盛世柔远之术，知者知务之言也。中之云者，中其求利之欲耳。梯航万里，远涉风涛，得利则欣，失利则戚，人情之常，何足为怪。一自贪吏侵渔，奸商掊克，彼以求利而来，终于失利而返，能无怨谤之沸腾邪？明之倭祸，始于中官，继以商侩，终于豪贵，于是外番之怨日深，而中国亦官民交困矣。 国初海禁既开，设关有四，江浙闽粤，无不可通。乃未几而粤东海关专其利薮，未几而十三洋行操其利权。税有定则，未几而益以规费支销名目，未几而益以归公充饷名目。始则取之在吏，继则取之在官。如据《澳门月报》言：洋行抽用定例，不得过三分。今据嘉庆年间大班禀控之词，言棉花一石，价值八两，向例行用二钱四分，连税银不过四钱（据此则初定税则，每两不过二分，为百中取二）。其后每石行用，加至二两，几十倍之矣。又言茶叶税饷，二两五钱之外，洋行会馆，每石抽费六元至九元不等。计茶叶出口之价，不过三四倍于八两一石之棉花，而税用两行，已亏折其十之三，则增设名目之渐也。洋商不堪其悉索，则控于地方官，地方官不能平其讼，则越控于大府，大府不欲穷其狱，乃回诉于本国，于是带兵船讲论，而干戈之衅以起。《书》曰：若颠木之有由蘖。语曰：物必自腐也，而后虫生焉。由是言之，即使鸦片不入中国，亦未能保外洋之终于安靖而隐忍也。且鸦片之来，亦为货物之亏折起见耳。货物不得其利，乃思取违禁之物以补偿之。若使税用不增，逋欠可得，彼又何乐乎以违禁之烟土，而予关吏以把持，啖水师之贿赂哉？窃谓当日欲与之申明烟禁，必先取中西互市之全局，通盘打算，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更择其胥侩之尤者而惩之，必使番人憬然于生计之嬴绌，不在鸦片之有无。但使关税行用之积蠹渐除，则湖丝茶黄之转输自便，此为中外一体，威福并行，制吏抚夷之策，似无逾于此者。不清其源， 而图塞其流，一旦决堤溃防，而莫之遏。虽籍十七省商民废著之资，不足以填其无厌之壑。有识者观于鸦片之流毒中土，未尝不扼腕长叹，以为其戎首兴于关市，其厉阶梗于封疆，则甚矣。漏巵之失轻，而养痈之患大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三，十九页下半八行至廿一页下半七行。） 英人自闻烧烟之信，举国皇皇，皆以此为非正经贸易，其曲在我，因请其国主先禁栽种。若乘此机会，照会该国，询其关税行用，如何扰累，为之酌量裁减，则义律先入之言，未易得而中之。林制使查办此案，计其到粤未及十日，发令太早，蒇事过速，转令善后事宜，益形竭蹶。汉晁错之劝孝景削七国也，曰削之则反速而祸小，不削则反迟而祸大。制使当日烧烟之举，毋乃类是，故其请罪奏中，谓发之于此时，与发之于异日，其轻重当必有辨。然夷人惟利是趋，度非有不轨之逞。而以今日承平既久，水师废弛，彼强我弱，苟非迫于其势之不可遏，毋宁沈几观变，以徐视吾力之所能为，甚无取乎持之急而发之暴也。且法令必先于内而后及于外。今使发令之始，拟斩则必斩，拟绞则必绞，吸者先严于官幕，贩者先治其牙窑，内陆之禁既严，则外来之烟自滞。然后仿盐法之减价敌私，平其百货之税则行用，以示通商之利，在此而不在彼。如是数年，然后与之申明烟禁，有不羁首系颈而就衔绁乎？即使其不便于大利之坐失，而别寻他衅，则其事亦必在数年之后，各省防范，皆如粤东，则反迟者又安见其祸大？今昔之形，固未可同日语也。（以上录自《中西纪事》卷四，廿页上半四行至完。） ◎第十一章 五口通商后广东中英交涉《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 五口通商以前，中西隔阂极深，是役虽以劫于兵力，允许西人通商，然实非本意所欲，其终不能免于冲突者，势也。果也不久而后有咸丰戊午、庚申两役。 《江宁条约》定后，伊里布以钦差大臣赴广东办理通商事宜，适广东人民有与英工人斗殴受伤者。舆情愤激，毁英商馆。时璞鼎查为香港总督，调兵舰至广州。伊里布亟惩肇事之人以谢，乃已。道光二十三年，伊里布卒，耆英管理五口通商事宜。五月与英换约，九月又与璞鼎查订《五口通商章程》十五条。于是诸国麕至，法、美且遣公使，皆求订约通商。清朝仍命耆英主之。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1844年7月3日）《中美条约》成，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中法条约》成。惟俄国于二十八年附英、美船来沪，仍由大府驳回（俄船二于嘉庆十一年到粤，请互市，总督那彦成不许。海关监督延丰不俟札覆，遂准一船进口，议降七品笔帖式。后任阿克当阿仍准后船进口。总督吴熊光、巡抚孙玉庭未经查明，率准三船回国。诏熊光、玉庭、阿克当阿均交部议，处延丰革职。嗣后该国商船来粤贸易，仍当严行驳回）。 五口通商以后，四口领事均已入城，与中国官员相见，惟粤人仍援乾隆五十八年西洋各国商人不得擅入省城之谕，合词诉于大府，欲申旧禁。大府知其不可，不许之。于是南海、番禺之绅士耆老，传布义民公檄，令富者助饷，贫者出力，按户抽丁，以办团练，众议汹汹，寖与官为仇矣。道光二十三、二十五两年，英人欲入城见制府，皆为粤民所阻。二十五年英人之来也，耆英使广州知府刘浔登其船，告以将晓谕军民，约期相见。粤人侦知之，于城厢内外遍张揭帖，约以夷人入城之日闭城起事。会浔自英船归，担油者犯其前道，隶执而笞之。市人哗曰，官清道以迎洋鬼，其以吾民为鱼肉也！劫府署，出浔朝服焚之庭，曰彼将事夷，不复为大清官矣。督抚惧激变，出示安抚之。英人闻之遂去。粤人益自得，外人登岸，辄多方窘辱之。外人数贻书让大吏。大吏谋于绅士，绅士则曰，此众怒，不可以说动也。大吏无如何。二十六年赔款既清，耆英会英戴维于虎门，请撤舟山、鼓浪屿驻兵。戴维求舟山不割让他国，又以入城为言，于是订约五条，首申入城之旨，第三条申明中国不得以舟山群岛给与他国，第四条言他国犯舟山，英必出而保护，毋须中国给予兵费。光绪十一年，中国以越南事与法开衅，法舰游弋舟山时，薛福成任宁绍台道兼理防务，乃于西报申明此约，且云今法日强，英日弱，舟山恐将为法所占矣。英议院闻之以诘政府，其政府遂宣称舟山为英保护地，不许他国侵占，法人之谋乃戢。舟山得免沦陷，然亦辱矣。而入城一事，且引起无穷枝节。 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一览表 注：1843年7月，英方在香港首先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10月8日，清朝钦差大臣耆英、英国驻华全权公使璞鼎查各自代表两国政府在广东虎门签订《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先前公布的《五口通商章程》作为《虎门条约》的附件，也正式成立。（文中所称《江宁条约》现在一般称《南京条约》。） 道光二十七年，耆英内召。英人以其管理五口通商，因要其实行入城之约而后去。耆英以粤人风气强悍，请纾其期二年。英人许之，而要耆英入告，耆英亦许之。于是徐广缙为总督，叶名琛为巡抚。二十九年，英人以二年期屇，请入城，广缙登其舟见之，不许其入城，而密与巡抚筹战守。各乡团练先后至。港督文翰乘舟闯入省河，广缙再登其舟。文翰谋劫广缙以要入城，两岸义勇呼声震天，文翰惧乃去，不复言入城事。事闻，锡广缙爵子，名琛男，皆世袭。余官照军功例从优议叙，并盛奖粤民，好事者遂布流言，欲乘势沮通商之局。文翰闻之，贻书广缙请定粤东通商之约。广缙采绅士议，要其将不入城列入约中，并出示晓谕英商，将约文刊载于其新闻纸，文翰亦许之。事闻，奉旨将约文载入档案，所谓《广东通商专约》者也。明年，宣宗崩，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二年，广缙移督湖广，名琛代为总督，颇易外人。外人投文书辄略批数字答之，或径置不答，外人衔之，然无如何也。时沿海华船颇有借英旗为护符者（咸丰八年，桂良等在沪议商约，曾照会英法美三使云，查上海近有中国船户由各国领事发给旗号，计船三十余只，日渐增添，殊多不便。此等船户向系不安本分，然无外国旗号，犹不敢玩法为匪，今持旗号为护符，地方官欲加之罪，踌躇不决，遂至无所不为，犯案累累，流弊无穷。上海如此，各口谅均不免，尤虑煽成巨祸，致启中外争端，万不能不立法禁绝。拟请贵大臣即饬各口领事官，嗣后永不准以贵国旗号，发给中国船户，如有从前已给者，一概撤销。本大臣一面出示晓谕，如有人擅领外国旗号张挂驾驶者，应行查拿，从严究办，俾知警戒。观此则当时粤中不免有恃外国旗号为护符者，从可想矣。）咸丰六年九月十日，有船来自外洋，张英旗泊粤河。水师千总梁国定以所载皆华人，欲治其通番之罪，执十三人，械系入省，并拔英旗。英领事巴夏礼据约照会叶名琛，谓武弁应移取，不应擅执，且明舟子无罪，请释之。名琛不许，因在粤之包公使以请，乃许之。使送十三人于领事廨，而英水师提督某欲借此行入城之约，巴夏礼遂托事关水师弗受。于是英执《江宁条约》欲入城，我执文翰所定《广东通商专约》不许。英兵遂窥省会，十月朔，陷之，然无朝命，兵少，亦不能久踞也，后退去。粤民怒焚城外商馆。巴夏礼遂驰书本国请战。下院否决。英相巴米顿解散下院，重召集，遂通过，迫中国改约，赔偿损失，否则战。英政府告俄、法、美请俱，俄、美仅遣使从之，而法王拿破仑三世发兵与偕，于是战端复起矣。 ◎第十二章 咸丰戊午、庚申之役咸丰十年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日，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 咸丰七年九月，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美使列为廉、俄使普提雅廷至粤。额尔金致书叶名琛，请约期议立约及赔偿损失事，名琛不答。法、美领事亦求偿损失，且言英已决攻城，愿任调停，名琛谓彼皆协以谋我，又不许，亦不为备。十二日英、法兵攻省城，陷之，执名琛（叶名琛于咸丰九年三月卒于加尔各答）。事闻，革名琛职，以巡抚柏贵署理，旋代以黄宗汉。四使各遣属官赍致首相裕诚书，求派全权至上海议善后，诣江苏求见两江总督何桂清。桂清时驻常州，为之转奏裕诚，复英、法、美书，言黄宗汉已赴粤，令其回粤听候查办，另照会俄使，申明不得在海口通商，令速赴黑龙江与该处办事大臣妥议。四使不听，英以舰十余，法六俄一美三，同时北上。八年（1858年）三月至天津，使赴大沽投文直督谭廷襄。奏闻，命户部侍郎崇纶、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乌尔棍泰赴津，与廷襄商办，四使以非全权拒之。四月八日，英、法兵入大沽，陷炮台。朝命罢廷襄，以托明阿为直督，命僧格林沁驻防天津，旋以俄、美居间，和议复启，以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全权大臣赴津，又赏耆英侍郎衔，令其赴津。耆英往见英使，英使不见。或传耆英与英使有隙，桂良虑败和议请召回，奉旨仍留天津。耆英遂还通州，肃顺劾其违命，赐死。桂良等与四国各订新约（英56条，法42条、补遗6条，俄12条，美30条），又以其中税则必须在上海筹议，乃派桂良、花沙纳及工部右侍郎基溥、武备院卿明善（旋以殷承实代之）至沪，会同何桂清共议。是岁，南海、番禺之民，设团练局于佛山，侍郎罗惇衍、翰林院编修龙元禧、给事中苏廷魁主其事。惇衍等亲赴各乡团练，得数万人，令耆老通饬民间，凡受雇于外人者限一月内辞归，否则收其家属，无家属者，系其亲属，于是辞归者2万余人。扬言将攻广州，司道皆潜出，英人防守巡抚，而收驻防兵军械。巴夏礼自出示，言中外已和好，其至新安，张帖者见杀，遂发兵陷新安。团练袭广州不克。和议既成，罗惇衍托巡缉土匪，请缓撤团练，而粤人有伪造廷寄者，谓英、法心怀叵测，已密饬罗惇衍相机剿办云云。桂良等至沪，英人以粤事为言，必欲撤黄宗汉，惩惇衍、元禧、廷魁。于是发上谕，严拿伪造廷寄之人，夺黄宗汉钦差大臣关防，以授何桂清。是时粤中民气颇盛，然不能成节制之师，故《中西纪事》亦惜其筑室多谋，攻城鲜效，又谓抚事既定，有去而为盗者，能以众整，古今所难，君子观于此，而知利用民气之不易也。十月，议定通商章程十条，英、法、美相同。先是和议之成，其谏部寺连衔谏止。侍讲殷兆镛一疏言之尤激，其所尤惎者，则京师驻使、长江通商、内陆游历、传教诸端。朝廷于此犹思挽回，又谓牛庄究近京畿，又为东三省货物总汇，欲罢之，并欲先期收回广州，屡饬桂良等设法，而不知正约已定，断不能于此时更张也。九年二月，授何桂清五口通商大臣，桂良留驻上海，办理善后。陈奏敌情叵测，得旨允其进京换约，仍不准久驻，其余三事，犹命乘势开导，不能全行挽回，亦当予以限制，而四使亦不更议他事，但请入都，遂有庚申之警。 时朝廷最忌外人至京，而外人则欲力破此局。九年，英使普鲁斯（额尔金之弟）、法使布尔布隆来换约，英相饬其必至北京，使何伯率舰卫之。时僧格林沁方在大沽设防，命改由北塘，不听，而照会守将请除河中之栅，守将亦不答。何伯破栅而入。五月二十四日，攻炮台，为守兵所败。英舰十三，逃出者一而已矣。我直隶提督、大沽协副将亦死焉。英、法使皆走上海，美使华若翰后至，遵照会由北塘入清，乃许其递国书，即在北塘换约而去，欲以风示英、法也。时英人议论亦多以航行白河为非，而英相仍主战，以额尔金为使，发本国及印度、好望角兵万三千，益以香港戍卒5000，使克灵顿率陆，何伯率海。法仍以葛罗为使，蒙他板率陆军7200，谢尔尼率海军从之。先照会何桂清，谓若守天津原约，仍可罢兵。桂清奏闻，奉上谕，普鲁斯辄带兵船，毁我海口防具，首先背约，损兵折将，实由自取。所有八年议和条款，概作罢论，若彼自知悔悟，必于前议条款内，择道光年间曾有之事，无碍大体者，通融办理，仍在上海定议，不得率行北来。再有兵船驶入拦江沙者，必痛加攻剿，毋贻后悔。于是衅端之起，无可挽回矣。 咸丰十年二月，英、法兵北犯，过舟山，见其无备，陷之，以储军需，于是克灵顿还香港，何伯率兵而北。时朝廷亦惮用兵，命留北塘，为款使议和之地。僧格林沁亦听人言，欲纵洋兵登陆，以马队蹙而歼之，遂撤防赴大沽，而埋地雷于北塘。汉奸侦得以告英人，英人发之，遂陷北塘，时六月二十六日也。进陷新河，占唐儿沽。时僧格林沁守南炮台，直隶提督乐善守北炮台，大学士瑞麟以京兵万驻通州。七月五日，英兵攻北炮台，乐善败死。诏僧格林沁退守通州。僧次张家湾。七日，英兵陷天津，朝命侍郎文俊、粤海关监督恒祺至津议和，为英、法所拒，改命桂良及恒福。英人欲增兵费、开天津、入京换约，朝命严拒之。时副都统胜保自河南召回，命与贝子绵勋率旗兵万人，助瑞麟、僧格林沁守通州。时文宗驻海淀，谋幸热河，尽括京城车马，人心大震，官民皆徒行避难。六部九卿台谏侍从力请还宫，胜保亦以为言，乃命发还车马，人心少定。命怡亲王载垣赴通州议和。或告载垣，巴夏礼衷甲将袭我，载垣惧，以告僧格林沁，僧执巴夏礼送京师。英、法兵攻张家湾，僧格林沁败绩，瑞麟、胜保之兵亦皆败。八月四日，英、法兵入通州，长驱而北。八日，文宗走热河，留恭亲王奕守，明日以为全权大臣。二十一日法军至海淀，据圆明园，二十三日，英兵亦至焉。中国乃还巴夏礼。二十六日英人胁开安定门，以三日为限，中国不得已许之。二十九日，遂入城，时与巴夏礼同拘者死十余人，额尔金怒，焚圆明园（九月五日），欲替清室代以洪秀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止之，且劝奕出议和，奕不敢，俄使愿以身任之，乃出。七日，革僧格林沁、瑞麟职，恤英人监毙者银五十万两，和议乃成。英约于十一日，法约于十二日签字。 圆明园《四库全书》劫后残本 1860年，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纵火烧毁了位于北京西郊的皇家园林圆明园，劫掠园藏珍宝，使之成为废墟。图为圆明园藏《四库全书》劫后残本。 时清人方与太平军剧战，八月十一日尝诏曾国藩、袁甲三各选川楚勇二三千入卫（谓其能俯身猱进，可避枪炮），曾国藩、胡林翼奏请于二人中简一人北上。山西巡抚请西巡，官文请驾陕代，俟敌兵退出大沽返跸，以和议旋就，皆未果行。其英、法占广州之兵，则于十一年（1861年）三月退出。是时赔款尚未交清，其能早退者，则法使哥士耆调停之力也（见谕旨）。 ◎第十三章 戊午、庚申和约大要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咸丰八年、十年两条约，其受亏远较《江宁条约》为巨，今撷其大要： 英约第二条，规定彼此得互派公使，法约同英约。第三条规定英使拜中国皇帝之礼，与拜泰西各国君主同，此项礼节，直至《辛丑条约》附件方行更改。 英约第七条，订明领事与道台同品，副领事、翻译官与知府同品。其后桂良等在上海复照会英、法、美三国使臣，定总领事与藩、臬同品，惟美国覆文言该国从无此制，可无庸议。其法约第四条规定，彼此大臣行文，皆用照会，二等官用申陈，中国大宪用札行，商贾仍用禀，则英《江宁条约》之旧也。 英约第八条，许传天主、耶稣教。法约第十三条但言天主教，又规定得持执照入内陆。美约第二十九条，则言耶稣基督圣教，即天主教传教习教之人，当一体保护。 英约第九条，许英人持照往内陆游历、通商。照由领事发给地方官盖印。《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京都不许通商。法约第七条，商人持执照可在各口往来，而不得在沿海沿江各埠，私买私卖，否则船货入官。 英约第十条，沿江自汉口以下，开放三口（后开汉口、九江、镇江）。第十一条，开牛庄、登州、台湾、潮州、琼州五口。法第六条多淡水、江宁而无牛庄，然既均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异同，亦不足较也。 英约规定领事裁判权者，为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三条；法约为第二十八、第三十五、第三十九三条；美约为第十一、第二十七、第二十八三条。其词句互有异同，然既皆有最惠国条款，则此等同异，亦不足较矣。 英约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条，规定税则为值百抽五，又因前所定税则，物价低落，暗中加重，规定派员赴沪会议，以后满十年一改，惟须于六个月前知照，否则再行十年。法约第二十六条，规定七年一改。后在上海以另款改，与英同。 英约第二十八条，规定英商运货往来于内陆及口岸之间，应输税项，总数由领事备文询问各关监督，关监督应即照复，彼此出示晓谕，英商愿在首经子口及海口，一次完纳者，应给票，以为不另征之据，其额为值百抽二有五。后来《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确定在首经子口及海口完纳，用照会将移文询问，照复出示办法撤销。 英约第五十条，规定中、英文字以英文为准，法约第三条规定以法文为准。英约第五十一条，规定公文不得称英为夷。 最惠国条款英约在五十四条，法约在第四十条，美约在第三十条，而法约第九，美约第六、第十四、第十五各条，亦有涉及。 英另立专条，订明中国偿英商欠200万，军费200万，由粤省督抚设措交清，乃还粤城。法补遗第四条，规定赔款及军费总额为200万两。 以上乃英、法咸丰八年条约也。上海所定《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除规定子口税外，又定洋药每百斤税30两，第九条所谓许英人持照往内陆通商，第二十八条所定税法，均与洋药无涉，嗣后修改税则，亦不得按照别货完税（第五条）。又裁向来缴费每百两加一两二钱之倾镕费（所谓火耗也），并得邀英人帮办税务。按此项规定，盖为中国人不谙税法及海口事务而设。故其条文云：通商各口收税，如何严防偷漏，自应由中国设法办理，条约业已载明。又云任凭总理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宜大臣）邀请英人帮办税务，并严查漏税，判定口界，派人指泊船只，及分设浮桩、号船、塔表、望楼等事，毋庸英官指荐干预。法、美二约皆同，亦非英人独有之权利也（第十条）。 咸丰十年英约续增九款，废八年约之专条，改商欠为200万，军费为600万，共800万两（第三条），增开天津为通商口岸（第四条，法约第七条），许华民出洋做工（第五条，法约第九条。此事至同治五年，恭亲王乃与英、法使臣订立章程），割九龙司（第六条）。法约亦改赔款为800万，以700万为军费，100万赔偿法人在粤损失（第四条）。 美约与英、法二约颇异。当咸丰八年谭廷襄奏陈美国所求条款时，奉谕添设贸易口岸，准于闽、粤两省酌添小口各一处，至于大臣驻扎京师，文移直达内阁礼部，赔偿焚劫船货等条，不能准行。桂良、花沙纳至津议约，美遂照此删改，故美约无赔款。第十四条订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台湾、宁波、上海、潮州，台湾即所谓酌添之小口。第四款规定驻使与内阁、两广、闽浙、两江督抚均属平行。而第五款规定，遇有要事，准到北京暂住，与内阁大学士或派出平行大宪酌议，但每年不得逾一次。到京后迅速定议，不得耽延，若系小事，不得因有此条，轻请到京。第四款又规定照会内阁文件，或交以上各督抚（两广、闽浙、两江）照例代送，或交提塘驿站赍递。清廷当日最忌外人进京，及与中枢直接交涉，故于此曾再三饬桂良等与英使磋议，欲令照美约办理。又九年（1859年）许美使换约，谕云：换约本应回至上海，念其航海远来，特将和约用宝发交恒福，即在北塘海口，与该国使臣互换，以示怀柔远人，敦崇信义。则在津换约，尚出特许，而入京无论矣。十年，英约第二款诏英使在何处居住一节，戊午年九月在沪会商所定之议，作为罢论。将来应否在京长住，抑或随时往来，仍照原约第三款明文，总候本国谕旨遵行。则当时在沪磋商，不为不力，然至此则皆成画饼矣。又法约第二款规定法使进京换约时，宜以优礼接待。则入京换约一节，前此竭力争持者，至此亦皆无效。美约第六条规定他国使臣驻京，美国即无庸更议，一律办理。第十四条规定他国条约更开他口，美人亦得居住贸易，则英、法以干戈得之者，美使并不费笔舌之争，而于暗中得之，相形之下，劳逸巧拙，可谓悬殊矣。中国当时甚以美国为恭顺，故八年条约第一条云，若他国有何不公轻藐之事，一经照知，必须相助，从中善为调处，以示友谊关切。盖以美为易与，而不知其所取权利却未尝后于他国也，亦可笑矣。 被攻陷的大沽炮台 图为英法联军攻陷的天津大沽北炮台，从照片上可以看出，炮台保卫战十分悲壮。大沽口炮台陷落后，清政府不得不与各国举行炮口下的“谈判”。 以上述英、法、美三约，其俄约则受损，尤属不可思议，于下章详之。 ◎第十四章 中俄咸丰戊午、庚申两约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哥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占德喀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凡事不进则退，中国自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后，于边防之地，仍恝然置之，俄人则逐渐经营，此其所以卒有咸丰八年、十年割地数百万方里之事也。当尼布楚、恰克图两约订时，俄人于东方情形，亦属茫昧。道光二十七年，尼古拉一世以穆拉维约夫为东部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使尼伯尔斯探察鄂霍次克海、堪察加半岛及黑龙江，始知库页之为岛。初，俄人以库页为半岛，则入黑龙江口，必航鄂霍次克海。鄂霍次克海冰冻之期甚长。今知库页为岛，则可航鞑靼海峡，鞑靼海峡不冰，且可容吃水十五英尺之汽船，则黑龙江之利益大矣。三十年，俄遂定尼科来伊佛斯克为军港。咸丰二年占德克斯勒湾，遂占库页，而东北之危机至矣。 道光三十年，俄人请在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通商。理藩院议许伊犁、塔尔巴哈台，而拒喀什噶尔。文宗立，命伊犁将军萨迎阿与议，旋召入京，以奕山为将军（本参赞大臣）、布彦泰为参赞大臣（本塔尔巴哈台大臣）。八月，定“通商章程”十七条，两国贸易皆免税（第二条）；我由伊犁营务处派员，彼派匡苏勒管理（第三条）；俄商来者，清明后入卡，冬至停止（第八条）；居住之地，由我指定；入市，必持执照（第六条、第九条、第十三条）；禁止赊欠（第十二条）。而严缉失物（第六条），交逃人之约（第十条），犹是乾隆以前之旧眼光也。 咸丰二年，俄、土开战，英、法将援土。穆拉维约夫西归，见俄皇，极陈当占据黑龙江，于是决议与中国重行议界，而俄外务大臣尼塞劳原不以为然，乘穆拉维约夫卧病，致书中国请协定格尔必齐河上流界标。明年，吉林将军景淳奏闻，诏派员查办，于是吉、黑、库伦同时派员会勘，此时若能迅速定议，自是中国之利，而或以冰冻难行，或以期会相左，辗转经年，事迄不行，而俄与英、法开战，尼古拉畀穆拉维约夫以极东全权，得径与中国交涉矣。 于是穆拉维约夫致书中国政府，言为防守太平洋岸起见，由黑龙江运兵及饷，须与中国定界，请派员会议。使至恰克图，中国不许其入京。穆拉维约夫虑迟延，径航黑龙江，赴尼科来伊佛斯克等处布防。瑷珲副都统以其兵多不敢拒。咸丰五年，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委员台恒会，借口为防英、法计，黑龙江口与内陆必须联络，请划江为界。台恒以咸丰三年萨那特来文示之，诏该文明认黑龙江左岸为我地，何得翻议。穆拉维约夫不能答，乃要求航行黑龙江，而境界诸缓议。时朝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格、库伦办事大臣德勒克、多尔济照会俄人，言此次划界，只以未设界牌之地为限。会尼古拉一世卒，亚历山大二世立，俄外务部仍不以穆拉维约夫举动为然，穆拉维约夫乃再西归，觐见新皇，自请为中俄划界大使，代主东方之将，仍航行黑龙江，且在江左岸置戍，时咸丰六年四月间也。穆拉维约夫在俄都遂请合堪察加半岛、鄂霍次克海岸及黑龙江口之地，置东海滨省，江以外殆尽所占。朝廷但命景淳及黑龙江将军奕山据理折辩，并命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请其查办而已。 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与俄国所签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注：①《瑷珲条约》又称《瑷珲城和约》，由沙皇俄国和清朝黑龙江将军奕山于1858年5月在瑷珲（今黑龙江省黑河）签订。《瑷珲条约》当时未经清政府批准，但后来在中俄《北京条约》中被确认。 咸丰七年七月，普提雅廷至天津，投文以划界为请，奉谕中俄接壤，惟乌特河一处未曾分界，从前委员会议，因该国持论未能公允，是以日久无成。今该使既系该国大臣，正可秉公查清界限，饬令折回黑龙江会办。未几，萨那特衙门来文，援恰克图约第九条，请仍令普提雅廷进京议事。廷议以所行条约，系指使臣到边界而言，并无进京明文，驳之。十二月，英、法犯广东，俄、美以调停为名，赴沪赴津，文书杂沓。理藩院行文萨那特衙门，令其毋庸干预，仍照前议，将乌特河地方会同勘定，江岸居人，速行撤去。又命普提雅廷回黑龙江，普提雅廷又投文声称实为英、法说合而来，请加沿海通商口岸。其勘界一事，穆拉维约夫已前往经理。奉旨该国既以界务为重，自应先办，其余通商各事，俟粤事了结，再行商议。八年，英、法陷大沽，时局益亟。穆拉维约夫以兵万二千赴黑龙江口，使告奕山，将过瑷珲，可以就便开议。于是中国派奕山为全权大臣，与俄定约三条，割黑龙江北属俄，而以乌苏里江以东，为两国共管之地。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行船。而黑龙江左岸，由精奇里河以南至霍尔莫勒津屯原住之满洲人等，照旧准其居住，仍着满洲国大臣管理。按此约汉文云“黑龙江、松花江左岸，由额尔古纳河至松花江海口作为俄罗斯国所属之地”。此松花江不知何指。中国人因谓指松花江口以下之黑龙江并下文“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此后只准中国、俄国行船”之松花江，亦欲以此说解释，谓俄人航行松花江，实与条约相背。然据钱恂《中俄界约斠注》，则谓满蒙文、俄文及英、法各文，均无上两松花江字，而下文则确有之也。 此约成后，侍讲殷兆镛劾奕山，以黑龙江外5000余里，借称闲旷，不候谕旨，拱手让人，寸磔不足蔽辜，论者亦皆咎奕山之愚懦。然据日本稻叶君山之《清朝全史》，则奕山当日未尝不竭力争执，而俄人以开战相胁。当时情势与结《尼布楚条约》时适相反，中国断非俄敌，其屈服亦出不得不然。边备废弛，由来已久，实不能专为一人咎也。 时普提雅廷在津沽仍以添设通商海口，由陆路赴黑龙江，派员再清疆界为请。清廷诏恰克图、伊犁、塔尔巴哈台已有三口，再援五口之例，则共有八处，他国要求，无以折服，命谭廷襄于五口之中，选择两口，至多三口，嗣亦准其一律，于清理疆界，亦许派员查勘，盖欲倚俄、美，以拒英、法。及英、法兵占炮台，又先与俄、美立约，欲使俄与英、法商，将遣使驻京，改如美约。镇江通商，缓至太平军平后举行。天津互市，易以登州，事皆无效。俄人乃请馈军械，并派人教演，修筑炮台，以为见好之地。清仍以谕旨嘉奖，亦可发一噱矣。 咸丰八年，《天津条约》凡十二条，其要者，以后行文，不由萨那特衙门及理藩院，而由俄外务部径行军机处或特派之大学士，彼此平行。俄使与大学士、督抚亦平行，遇有要事，得由恰克图故道或就近海口进京（第二条）；开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琼州七处通商，他国再增口岸，俄亦一律照办（第三条）；并得设领事（第五条）；陆路通商人数不加限制（第四条）；俄人居京城学满、汉文者，亦不拘年份（第十条，按乾隆十六年，库伦大臣奏称俄罗斯学生已届十年，请派人前来更换，则前此以十年为限）；许在海口及内陆传天主教（第八条）；派员查勘边界（第九条）；京城、恰克图公文（信函亦得附带）由台站行走，以半月为限；运送应用物件，三个月一次；台站费用，中俄各任其半（第十一条）及最惠国条款（第十二条）是也。英、法、美三国所得利益，俄亦皆得之，而陆路陆商之利，则又非英、法、美所及矣。 九年，英、法遣使换约，俄亦遣伊格那提也夫为驻华公使。时穆拉维约夫发现彼得湾，定海参崴为海军根据地。十年，伊格那提也夫又在北京订续约十五款，尽割乌苏里江以东（第一条）。交界各处，准两国之人随便交易，并不纳税（第四条）。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雍正六年所立沙宾达巴哈界牌，西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尔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第二条）。兴凯湖至图们江，订于咸丰十一年三月，会立界牌，沙宾达巴哈至浩罕，则不限日期（第三条）。恰克图照旧，到京所经库伦、张家口，零星货物亦准行销（第五条）。库伦设立领事（第八条）。俄商来者每处不过二百人，须有本国边界官路引（第五条）；中国商人亦可往俄内陆通商（第五条）。得在俄京或他处设立领事，开喀什噶尔，设领事（第八条）除不许赊欠之例（第七条）。领事与地方官平行，犯罪争讼各归本国治罪（第八、第十条）。边事向惟库伦大臣与恰克图固毕尔那托尔、伊犁将军与西悉毕尔总督行文办理，今增阿穆尔、东海滨两省。固毕尔那托尔与吉、黑将军行文均平行。恰克图事有驻恰克图部员与恰克图边界廓米萨尔行文，要事由东悉毕尔总督行文军机处或理藩院。并规定行文交送之法（第十一条），恰克图至北京书信，每月一次，限二十日，物件二月一次，限四十日。商人愿自雇人送书物者，准先报明该处长官，允行后照办（第十二条）。 此约论者多只知东北割地之巨，而不知西疆亦暗伏损失之机。其余诸条，受损亦甚巨也。别于后文详之。 ……（原稿有删节。省略号为编者所加。） 咸丰末年陕西募回勇设防，而人民亦办团练自卫，同治元年（1862年），捻党合太平军入武关，回勇溃，伐竹于华州之小张村，与汉民讧，死二人。回民相聚声言欲复仇。适云南回民赫明堂、任五至，遂起兵，与河南回勇合攻村镇，戕团练大臣张芾于临潼，围同州、西安。于是甘回马化龙、白彦虎等亦起事，据金积堡（在灵州西，后于其地设宁灵厅）。朝廷命胜保攻之，逗留不进。改命多隆阿，颇致克捷。而川蓝大顺入陕，陷盩厔，多隆阿还攻之，大顺走死。多隆阿亦以伤重卒于军。 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又以追击捻党，不暇兼顾陕事。捻党平。十月，宗棠还西安，时延、榆、绥各属游勇到处滋扰，马化龙居金积堡，资以粮马，而阳代乞抚。白彦虎据宁州之董志原，北接庆阳，南连邠、凤，东北达鄜、延。宗棠分兵破之邠、泾、鄜、凤、庆阳之间。八年二月，白彦虎走灵州，延、榆、绥亦平。五月，陕西遂定。宗棠驻泾州，分兵一由定边进宁夏灵州，一由宁州进环庆，一由华亭规平凉，一由宝鸡趋秦州。以宁、灵之间为回众根据所在，宗棠特进驻平凉，遣兵助攻。回众复分入陕西，再入邠州，宗棠分兵攻之，十年五月，陕西再定。七月，合出宁州之兵围金积堡。十一月，克之，杀马化龙。至十一年六月，自河以东，次第平定。七月，宗棠进兵兰州，十月复西宁。明年九月，复肃州，甘肃亦平。白彦虎先已自肃州走出关矣。 洪秀全画像 帝国主义的入侵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促使了农民起义的爆发，其中规模最大的是1851年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图为太平天国运动的领袖洪秀全的画像。 此像摹自A.F.Lindley（Lin-li呤唎）的《太平天国》 陕回之起事也，使其徒四出联络，于是回酋妥得璘以同治三年据乌鲁木齐，自称清真王，遂陷吐鲁番，下南路八城。五年正月，陷伊犁，二月，陷塔尔巴哈台，将军明谊死之。初博罗尼都（大和卓木）之死也，其子曰萨木克奔敖罕。萨木克子张格尔，于道光六年，以敖罕兵陷西四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阗、英吉沙尔），为清提督杨芳所擒。清谕敖罕执献张格尔家属，敖罕不可，清绝其贸易。道光十年，敖罕迎张格尔兄玉晋尔，资以兵，再陷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清卒许其通商乃和。道光二十七年，和卓木之族加他汉复入侵，往来于喀什噶尔、叶尔羌之间，回民无应者，而伊犁兵至，乃遁去。及妥得璘起，喀什噶尔回酋金相印开敖罕，敖罕复资张格尔子布苏格以兵，入据之。同治六年，敖罕将阿古柏帕夏废布苏格自立，与妥得璘争南路八城，会汉人徐学功起兵乌鲁木齐，击妥得璘，妥得璘败死。地皆入阿古柏，阿古柏据阿克苏，白彦虎既败，走归之。徐学功内附，阿古柏介之以求封册，又遣使土耳其及英、俄，俄与订通商条约，英印度总督亦遣使报聘焉。英使威妥玛亦为代请封册，朝议以用兵费大，欲以南路封之，左宗棠不可。光绪元年三月，乃命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乌鲁木齐都统全顺副之。二年三月，宗棠命全顺及提督张矅进据巴里坤、哈密以通饷道，而命刘锦棠以湘军2万进北路。六月，克古牧地（在乌鲁木齐东），遂复乌鲁木齐。九月，北路平。与张矅进规南路。三年三月，克辟展、吐鲁番，扼南路之吭。阿古柏战既不利，而敖罕已于前一年为俄所灭，四月，遂仰药自杀。子海古拉负父尸西窜，其兄伯克胡里杀之，据喀什噶尔。而白彦虎据开都河西岸，锦棠进兵迭复南路诸城，伯克胡里、白彦虎皆奔俄，南路亦平。 ◎第十五章 同光中俄交涉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 中俄陆路接界数千里，故交涉事务莫亟于分界。咸丰十年（1860年），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之地既割，于十一年（1861年）派员分界。新界凭黑龙江、乌苏里江、松阿察河，划分处均自然明白，无待勘察。自此以南，条约订明白松阿察河之源，逾兴凯湖至白棱河，自白棱河口顺山岭至瑚布图河口，再顺珲春河及海中间之岭至图们江口。两国交界，与图们江之会处及该江口相距不过20里，绘画地图以红色分界（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一条）。十一年，仓场侍郎成琦奉命与俄使会勘。俄使欲混白棱河为穆棱河，图占宁古塔附近交通三姓、珲春要路（见是年六月四日上谕），以成琦力争而止。此次共立八界牌，然有两牌遗漏未设，另两牌则与条约及立牌后所立约记不符。盖由兴凯湖以下交通艰阻，成琦与俄使仅在兴凯湖行营，将地图内未分之界，补画红线，而设立界牌，则彼此各差小官，未曾亲往故也（见是年五月成琦原奏）。其后土字界牌毁失，那字界牌虽存，中、俄亦皆谓已失。至光绪十二年（1886年），中国派右副都御史吴大澂及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与俄使巴啦诺伏等会勘，乃重立土字界牌，展拓至沙草峰下，水路距图们江口30里（俄15里），陆路距27里（俄13里半）之处（《重勘珲春东界约记》第一条）添立玛萨二牌（第二条）。倭字牌移设交界之地，那字牌亦经寻得（第五条）。旧立八牌，除土字牌毁失外，余七木牌因其年久易坏，又乡民烧荒，易于延及，均毁之，改立石牌（第二条）。条牌之间，多立封堆挖沟为记（第七条）。俄人越界在我国黑顶子山地方设立卡伦民房，令其迁回（第三条）。我国船只至图们江口者俄以照会申明不得拦阻。此约改正错误，一照条约办理，实为他约所不及。约文并用满文、俄文，以满文为主，亦他约所罕也。 其西疆之界，雍正六年，仅定至沙宾达巴哈止（乌里雅苏台属）。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第二条订明西疆未定之界，应顺山岭大河。中国常驻卡伦，自沙宾达巴哈往西直至斋桑淖尔，自此西南，顺天山之特穆图淖尔南至浩罕边界为界。其后由明谊、锡霖、博勒果索与之会勘，在塔城屡议，总署亦与俄使往返诘难。同治三年回事方棘，俄又驻兵图尔根河，强占卡内之地。伊犁将军常清咨行明谊与之速诘。明谊照会俄使换约。俄使杂哈劳先派兵至塔属巴克图卡外，然后送来图志，丝毫不容商议，有如谓不可行，立即回国派兵看守分准地界之语。明谊不得已许之，于是年九月七日，立分界纪约十条。定自沙宾达巴哈至浩罕界上之葱岭之界。此约第六条订明换约后240日，会立界牌鄂博。其后科布多属境由奎昌与俄色布阔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乌里雅苏台属由荣全与俄使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两条。事均在同治八年。塔尔巴哈台属由奎昌与穆噜木策傅会立，定有约志三条，事在同治九年。而伊犁属境，则未及勘定，遂启俄人占据后重大之交涉。 当同治三年伊犁危急时，将军明绪曾移文西悉毕尔衙门，以俄兵贸易圈地，为回众扰占，欲借俄兵相助，并奏请。饬下总署与俄使商办，其后迄无成议（见国史馆明绪传）。明绪死，以荣全署伊犁将军。荣全奏言俄国来文，俄官不日带兵数千名，同往收复，后亦不至。其后回人与俄构衅，十年五月十七日，俄兵陷伊犁。朝廷命荣全驰往收回。俄官布呼策勒夫斯奇言当请示本国。总署以诘俄使，俄使言关内外悉定，当归还也。及回事平息，乃以崇厚为全权大臣使俄议之。时光绪五年四月。崇厚但欲收回伊犁，所定条约（九月十六日。此约无全文可考）受亏甚巨，朝臣交章论劾，主战之议大炽。诏下崇厚于狱，拟斩监候。时郭嵩焘以使英大臣卧病于家，上疏言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又非道、咸时比。俄环中国万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衅端一开，搆患将至无穷。主战之论乃稍戢。六年二月，改使曾纪泽如俄。纪泽请贷崇厚死，并先办结边界案件，免俄有所借口，然卒本原约于七月一日立约26条。崇厚原约收回伊犁之地广200余里，长600里。此约添索南境要隘广200里，长400里（第一条。与原约比较之语，均见曾氏寄总署译稿原注）。其界自别珍岛山顺霍尔果斯河至该河入伊犁河处，南至乌宗岛廓里札特村之东，自此往南，依同治三年旧界（第七条。按原约割霍尔果斯河以西，此约未能争回。其帖克斯上流两岸之地，则经此约争回，即自伊犁河至廓里札特村界内之地也）。同治三年塔城界约所定斋桑湖迤东之界，派员复位其界，系自奎峒山过黑伊尔特什河至萨乌岭画一直线（第八条）。其费尔干与喀什噶尔之界，则照现管之界勘定，安设界牌（第九条）。偿俄人代守伊犁及俄商民恤款900万卢布（第六条。合英金143.1664万镑2先令，见专条。崇厚原约系500万卢布）。原约肃州、吐鲁番、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哈密、乌鲁木齐、古城均设领事。此约仅设肃州、吐鲁番两处，余五处订明系商务兴旺议设（第十条。领事设肃州，或嘉峪关未定。约文皆作肃州而注曰即嘉峪关。吐鲁番非通商口岸，而设领事，约文订明各海口及十八省东三省内陆不得援以为例。俄领事在蒙古天山南北路往来及寄信，均可由台站行走。约中亦订明）。蒙古设官未设官之处，均准贸易不纳税。伊犁、塔尔巴哈台、喀什噶尔、天山南北路各城，则暂不纳税，俟将来商务兴旺再行议定税则（第十二条）。设领事处及张家口准造铺房、行栈（张家口无领事，而准造铺房行栈，他处及内陆不得援以为例。第十三条）。俄商往肃州贸易，至关而止，照天津办理（第十四条）。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行船之约，再行申明（第十八条。原约只提俄国，改约中俄并提）。将来陆路商务兴旺须另定税则时，按照值百抽五之例，未定税则前，将现照上等茶纳税之，下等茶之出口税酌减（由总署会同俄使于一年内商定。第十六条）。另定陆路通商章程十七条，以十年为满，但须于满期前六个月照会方得修改，否则照行十年。沿海通商照各国总例办理（第十五条）。 有关中俄边界的条约一览表 通商章程最要者，第一条，两国边界百里内准两国人民任便贸易，均不纳税。第二条，俄人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贸易，只能由附单指明之卡伦过界，应有本国所发中俄两国文字并译出蒙古文或回文执照。第三条，运往蒙古及天山南北路未销之货，准其运往天津、肃州或内陆。第五条，俄货运至肃州者完税，照天津办理，自肃州运入内陆者，照天津运入内陆办理。第十条，自肃州运土货回国，亦照自天津运土货回国办理。又第三条订明由恰克图、尼布楚运货往天津，由俄边运货经科布多、归化城往天津。第十条订明由天津运土货回国，均应由张家口、东坝、通州行走。 此约第七条所言之界，光绪八年由哈密帮办大臣长顺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三条。据原约廓里札特村以南，应顺同治三年旧界，而此约将塔约改变，于是温都布拉克水及其所自出之格登山咸割隶俄。格登山者，乾隆二十五年奏定为伊犁镇山，立有高宗御制碑文者也。自格登山西南，旧以达喇图河为界，此次亦改以苏木拜河为界，别珍岛山口以北，约文虽未言顺旧界，而未制定新界，则应循旧界可知。乃旧以阿勒坦特布什山为界，此次改为喀尔达坂为界，而塔尔巴哈台属巴尔鲁克山外平地，遂不能尽为我有。至九年塔城之约，又割平地之半入俄焉。 第八条所言之界，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科布多帮办大臣额福与俄会勘，定有界约五条。同治三年勘分界约，西北自大阿勒台山至斋桑淖尔之北，又转东南沿淖尔顺喀喇额尔齐斯河。此约自大阿勒泰（彼约之大阿勒台）即折西南而斋桑泊全入于俄矣（勘界后有记约，亦名阿勒喀别克河口约）。 第九条所言之界，自伊犁西南那林哈勒山口起至伊犁东喀尔达坂止。光绪八年（1882年），长顺所勘，其北段自那林哈勒噶至别牒里山豁为巴里坤领队大臣沙克都林札布所勘立，有光绪八年喀什噶尔西边界约四条。钱恂谓北段中木种尔特至柏斯塔格之间，未能以分水脊为界，致阿克苏河上源割入俄境。自别牒里山豁以南，至乌孜别里山豁一段，亦沙克都林札布所勘，于光绪十年，立有喀什噶尔续勘西边界约六条。先是阿古柏曾许俄人定界至玛里他巴山为止，曾纪泽议约时，俄人以此为请，纪泽力拒之，谓崇厚原约所无之地，断不能增。乌孜别里在玛里他巴之南200余里，则较诸纪泽所未许者，反益拓而南矣。 第七、八、九三条所言之界，勘定时皆失地于条约之外。其萨乌鲁与别珍岛之间，条约未言，自应循同治三年旧界，乃俄人又强援第九条迫我会勘，于光绪九年，由伊犁参赞大臣升泰与彼定塔尔巴哈台界约七条，而巴尔鲁克山以外平地，遂半割入俄焉。 当曾纪泽使俄时，俄人持原议甚坚，而其舰队游弋辽海，中国亦召回左宗棠，命刘锦堂代主军务。李鸿章在天津设防。及事定，锦堂请改新疆为行省，从之，至十一年而布置乃粗定。 ◎第十六章 嘉道咸同光之朝局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清代盛衰当以乾隆时为关键，前已言之。中国地大而政主放任，层累级次又多，变法革政甚难。中衰之后，往往不易振起，况又遇旷古未有之局邪？ 仁宗即位之后，王杰、董诰、朱珪、戴衢亨相继秉政。杰、诰皆乾隆时与和珅并相，差能持正者，珪与衢亨，尤称名臣，然亦特老成练达者流，不足以济非常之变也。中岁后信任曹振镛，琐细不知大体。而道光一朝政治，实出其手，中枢遂益颠倒矣。 仁宗以嘉庆二十五年崩，次子旻宁立（本名绵宁），是为宣宗。宣宗在清代诸帝中，最称深于汉文，或云宣宗初即位，苦章奏之多，以问曹振镛。振镛曰，皇上几暇，但抽阅数本，摘其字迹有误者，用朱笔乙识发出。臣下见皇上于细迹尚能留心，自不敢欺慢矣。此说未知确否。要之不知大体，不能推诚布公，而为任小数，拘末节，则事实也。宣宗中叶后，相穆彰阿。五口通商之役，一意主和，论者多目为权奸。然清朝实无权臣。如穆彰阿者，亦不过坐视宣宗之颠倒而不能匡正者耳。宣宗未尝不思振作，然无康、雍之聪明，而思学其举措政令，朝更夕改，举棋不定，此其所以败也。 宣宗在位三十年死，子奕立，是为文宗。咸丰元年，即革穆彰阿职，并罢耆英（时英舰驶至津沽，称欲吊唁。文宗谋诸穆彰阿及耆英，二人请许之。文宗不听而英舰亦自去。文宗谓外人本未尝不可折，而疑二人之主张，其势以自重而自文也，遂革穆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咸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叶赫那拉氏 图为影响近代中国与清朝后期的慈禧太后像。从其垂帘听政开始，实际把持中国朝政长达半个世纪。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 之，然奕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芬、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 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4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 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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