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元璐《家书卷》

读元明书法史，有一个记载颇有画面感。天启二年（1622），黄道周、倪元璐、王铎同举进士，他们三人在翰苑相约攻书，以期革新书坛。黄取钟繇，倪学苏轼，王攻“二王”，这三人，赏者誉之“三株树”，而诋毁者称其为“三狂人”。事实证明，这三个人的书法都以鲜明的个性给晚明书坛抹上了一缕亮色。

倪元璐（1593—1644），万历二十年生，崇祯十七年卒。字玉汝，号鸿宝，别署园客。浙江上虞人。天启二年中进士，授编修。与黄道周并出韩太史日缵门下，一时推为双璧。其为人清正，有忠义之气。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而死。在上虞老家的倪元璐闻讯，亦自缢而绝。黄道周为其撰墓志，福王时谥文正，清改谥文贞。

倪元璐的《家书卷》是我在上世纪90年代就接触到的一部字帖。记得是在一期上海的《书法》杂志上刊载的。因为当时的印刷条件有限，《书法》杂志的图版在那时应该算是最好的了。有整体展现，有原作大小的局部，所以印象很深。最初的印象就是倪氏书风的独特，一看就特别喜欢。这种喜欢，应该是我个人的一种直觉，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讲。今天再来赏读，又多了一些深刻的东西。《家书卷》为无锡博物馆的收藏，纸本，是楷书与行草合卷。前段高27厘米、长70厘米，楷书，凡26行，计394字。后段高27厘米、长128厘米，行草书，凡49行，计695字。前有金蓉镜的题首“抑志珥节”四个大字，款云：“用离骚语状倪公壮节，明史赞云树义烈于千秋，得其槩矣。乙丑九月，金蓉镜。”（见附图）这显然是对倪氏人格的赞美，读其书，想见其人风采。

我们先来看前段的楷书部分。这是倪元璐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作于崇祯四年十月，时年38岁。用端庄的楷书写，表现了倪对母亲大人无比的尊重，这封信的书写格式亦可见古人的礼仪规范。儿子在母亲面前自称“男”，遇“母亲”字，皆提行另起，其他行起字皆低了一字左右。我注意到，比“母亲”行高一字的，有“关圣”“命下”两处。前指关帝（关羽），后指圣旨官文。“请”“宝”的空格为阙，表示尊重谦恳。这封家书的内容主要是为母亲和继妻王氏请封获准之事。根据《中国书法全集·倪元璐卷》刘恒先生的考证，可知如下信息：一、倪为举人时，先娶万历间吏部尚书陈有年之女为妻。陈氏以其家贵显过于倪家，曾失礼于倪母。二、元璐奉母命出陈氏于外，继娶王氏，其始成进士后，会试录则娶陈，造成陈、王二妻并载。三、据这封家书看，倪元璐计划先只为母请封，而王氏之封要从长计议。在闵洪学的建议下才决定母、妻一同报请。这就被同朝的温体仁一伙抓住了把柄。温唆使诚意伯刘孔昭以会试录陈、王并载为据，以倪元璐原妻尚在，而以妾冒妻领封的罪状疏劾，以致倪元璐落职闲住。

这封家书为倪氏不惑之年所作，书风已近成熟，可视为其代表作。黄道周与倪氏最为友善，黄道周大倪元璐八岁，其书法对倪氏影响至大，他们在书法上也互视对方为知音。黄对倪的评价，不是简单的吹捧，并且颇值得玩味，“同年中倪鸿宝笔法探古，遂能兼撮子瞻、逸少之长，如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要非时妆所貌，过数十年亦与王苏并宝当世，但恐鄙屑不为之耳”。也许，这是对鄙薄元璐书法的一些人的宣言，言明倪氏的书法取意高（子瞻、右军），远过同辈。“剑客龙天，时成花女”，这种比喻，是在讲倪书的气势，更适合他的行草书法。而且规划倪书的未来，一定会像王、苏书法那样得到人们的宝爱。在今天看倪元璐的书法，确有诸多的追随者，黄的评判也算是目光如炬了。比较倪黄书法，互相影响显而易见。可贵的是，倪的小楷沉郁苍劲，取苏的体势为多，写出了有别于黄氏的自家风范，实属难得。

苏轼说“我书意造本无法”。所谓的“意造”，是指不拘泥于原帖、机械照搬地因袭古人；“无法”，也并非真的“无法”，实则苏字的沉厚取颜，而字势多取李邕（北海），是“有法”可循的。故苏字能沉雄恣肆。与苏楷比较，可以看出倪字的有意借鉴，一些字也写得颇有几分苏意。虽是楷书，却有行意，活泼自然。结构上，有苏结字左低右高的倾斜，抛苏之扁，而取纵势，这一点既别于黄，更异于苏，是倪氏自己的结字习惯。细察之，我们可以发现起落笔处，多用露锋直下，斩钉截铁，猛厉峭拔，很有力度感。故倪楷有苏字的郁勃，更有黄道周的峭拔风神。再看墨色变化，未必强求楷书如大字行草书，要有大的墨色干湿浓淡的明显变化，但楷书（或是小楷）书写墨色细微的变化总是要有的。这源于书写者良好的用墨习惯，不必刻意造作。倪氏的家书，墨色过渡自然，有轻重虚实的微妙把控，体现了良好的用墨习惯，让人叹服！

大概是纸张有限，内容又要写完的原因，后两行写成了四行，字明显地变小了，更繁密了，也更出彩了，与前面有了大小的对比，视觉上更好看了。这种处理方法我们在今天书法展的作品中经常可以见到，不足为奇，但不同的是，倪氏是实用书写，并不是为了达到什么视觉效果刻意为之，而展厅里书作的效果大多是刻意做出来的。

倪元璐《家书卷》（楷书部分）

接下来再看此卷的行草部分，我们可以再通过刘恒先生的考据了解一下。这封家书是倪元璐写给其弟倪元瓒（献汝）的。内容大多谈的是家事，后三分之一才涉及时政。这段时政涉及的人和事也比较复杂。第一件事是崇祯六年（1633）正月，修撰陈于泰秉首辅周延儒意疏陈时弊，宣府阅视太监王坤疏诋陈于泰且直劾周延儒庇护，举朝大哗。皆谓中官直讦廷臣，有悖朝纲。副都御史王志道上言指斥王坤，竟被削籍。第二件事情是，这时内阁首辅温体仁又使人弹劾周延儒与武弁、李元功“招摇罔利”，锦衣卫帅王世盛审讯李元功无所获，崇祯皇帝大怒，将王世盛削降五级，命其穷究此案。信中“边珰王珅一哄，国体大伤”及“东厂忽蒙重谴”云云，盖指上述二事。“王珅”，《明史》等书皆作“王坤”，“东里”大约是王志道的号，“东厂”则应为“锦衣卫”之误。据此可知，此信作于崇祯六年二月十五日。与前致母札相差约两年的时间。在这通手札里，我们可以大略了解晚明官场派系复杂，互相之间斗争严酷，时时都充满危机。

黄道周书法遒媚，倪元璐行草显然与之一脉相承。对于倪黄书法，倪元璐之子有中肯的评价：“世以夫子（黄道周）与先公并称。先公遒过于媚，夫子媚过于遒。同能之中，各有独胜。”真正的识者，既能找到倪黄的共性，更能发现他们之间的不同。

这封家书娓娓道来，书写状态安和稳定，不激不厉，没有大的节奏起伏变化。这是一种再实用不过的日常书写，但大家手笔往往于平素之间见修为，其笔墨功夫亦会自然而然地流露。清人秦祖永评倪“元璐书法灵秀神妙，行草尤极超逸”，读其行草手札，便能得到印证。典雅中含古意，流荡间寓婀娜，不得不让人心折。时行时草，时圆时方；左低右高，大小参差，婉转流丽；不作大的回环缠绕，而是控制在指腕的细微之间；字与字之间大小错落、连贯绵密，行与行之间又能拉得很开，即字密行疏……这都是倪氏从黄氏那里受到的深刻影响。不同之处其一为，倪变黄的横势为纵势，字形以长为主。黄道周受章草的影响，喜欢横撑，而倪取颜、苏，故多纵。第二，倪氏行草圆转之笔渐多，虽也左低右高，然右上角多为圆角，少作方笔，去黄之猛厉的习气，而多了一丝温润。第三，除了继承黄道周用笔干练斩截的特色之外，倪书更显绵厚，即黄媚而倪遒。这主要是倪字除受苏东坡影响之外，还有鲁公颜体的润泽，故多了些篆隶的遒劲。

在卷尾又见金蓉镜的跋文，小楷工整婉秀，沉静端庄。其略叙倪元璐生平，细究其内容可见温体仁、刘孔昭攻元璐存妻续妾事的原委，与前文刘恒先生的考释是基本一致的。

清人倪后瞻说：“倪鸿宝书，一笔不肯学古人，只欲自出新意，锋棱四露，仄逼复叠，见者惊叫奇绝。方之历代书家，真天开丛蚕一线矣。”说倪一笔不肯学古人，显然是胡诌。不难看出，黄道周的人格、学问以及书法都对倪元璐影响很大，可贵的是，倪氏能上溯东坡、鲁公而自成风格。锋棱四露、仄逼复叠，确是倪氏行草的奇绝风格，但多在大条幅大字的表现上，小行草类的还是以温润风格为主。喜欢夸大的康有为对倪的评价是这样的：“明人无不能行书，倪鸿宝新理异态尤多，乃至海刚峰之强项，其笔法奇矫亦可观。”算是说到点儿上了。

倪元璐的《家书卷》，前楷后行草的二通手札，一静一动，丰富而恬淡。晤对把玩，氤氲在古人的笔墨里，让人身心愉悦，思绪丰满。提笔临写，让我们在笔墨里去感悟一个真实而丰富的倪元璐吧！

倪元璐《家书卷》（行草部分）

金蓉镜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