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 钱穆
“文化”一词，是近代西方一个新观念，因为Culture这字乃是近代西方新创的字。也可说，从前的西方人，只知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艺术、文学、哲学等一切，但对人类大群体的生活，没有一个涵盖一切的名词，像“文化”，亦即是没有这观念。到近代西方人才开始有文化一观念。 最近一百年来，几乎大家都喜欢讲文化一语。但在中国古人，很早便有这文化的观念，即是超出于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法律以及宗教、艺术、文学、哲学一切之上，对于人类大群体生活早有一个涵盖一切的观念了。 今要问：除却上引《易经·贲卦·彖辞》这一段话之外，在中国是否有一个字可以用来明白表达出这一观念呢？我想是有的。中国人对文化二字的观念，常用一“道”字来表达。道，便是指的人生，而是超出人生一切别相之上的一个综合的更高的观念，乃是指的一种人生之“共相”。 政治要有道，外交也要有道，军事也要有道，法律也要有道，一切别相人生，都要有一道。男女相交也要有道，就是结婚为夫妇。成了夫妇以后，夫有夫道，妇有妇道。养了儿女，父母有父母之道，儿女有儿女之道。 中国人这个“道”字，可说即相当于近代西方人的“文化”二字，而实已超出之。如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一句话，如翻成现代语，“大道之行”四字，即是说世界人类已共同到达了一个最合理想最伟大的文化境界。“道”不能仅照字面翻说一条路，把“大道”二字说成现在语，实该说作“理想文化”一语乃恰当。 由此可知中国人讲的道，实已超出了西方人所讲的文化，而中国人三千年前早已如此讲了。西方人在现代物质文明方面的发明，只在两三百年以内。有了“文明”二字，才有“文化”二字。可是中国人在三千年前便有了“道”之一字，这足证明中国民族之伟大，亦即是中华文化之伟大。 中国人讲道，与近代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却有一分别。西方人讲文明、文化，只讲的人生外相，中国人称此为“象”，即现象，那是表现在外面，人所看得见的，所谓“形而下”。如最近西方人来台湾，他们都说中国进步了，进步在哪里？这都指的道路、交通、建筑、生产种种物质设备等现象，故知他们只看重表现在外边的。 而中国人讲道，是指的人生本体，有其“内在”之意义与价值。西方人只看外面现象，没有一个更深的人生意义和更髙的人生价值的观念包含在里面。那就是不论意义，不论价值，就人生论人生，就现象论现象；不比中国人讲道，必有一个“意义”和“价值”在内。 更深一层讲，近代西方观念，似乎只认为有了火车、轮船、电灯、电话，种种物质文明之发现，便可把全世界人类化成一体，化成为一个天下了。但中国古人观念，则注重在人类内心相互间之“感通”上，认为如把男女化成夫妇般，如此推去，才能把世界人类大群化成一体，成为一个天下。所以他们说“文化传播”，我们则说“大道之行”，在此一观念之分歧上，便形成了中西文化之两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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