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学勤：试论帛书《春秋事语》与《左传》的关系

1973年末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中出土的帛书，有一种记述春秋史事及有关议论，原无书名，发表时题作《春秋事语》。这卷帛书残碎较甚，整理时由唐兰先生缀合复原，我也曾拼复一份。整理小组的释文于1977年在《文物》刊出[1]，同时发表有张政烺先生的文章[2]。其后，马来亚大学郑良树先生[3]、四川师范学院徐仁甫先生[4]等学者续有研究，不少问题已得解决。1983年，《马王堆汉墓帛书》（叁）出版[5]，其中有这卷帛书的全部照片、释文和注释，为进一步探讨准备了很好的条件。

本文仅就帛书与《左传》的关系试加讨论，望方家指正。

《春秋事语》帛书的形制，在马王堆帛书中较为特殊。帛高约23厘米，相当当时一尺，卷在一块长方形木板上，共十三周。这是从帛上中部朽成的一处空洞，在展开后重复出现而判定的。帛上有抄写时先打好的朱色界格，字体是带有浓厚篆意的隶书。因为长期浸润，卷叠时上层的字迹每每透印到下层，为拼复提供了根据。

帛书文字共十六章。值得注意的是，在第一章首行“口口口口口杀里克”这一句“杀里”二字的右侧，还能看到两个字的残笔。《马王堆汉墓帛书》（叁）的《出版说明》说：“前部残缺较重，不知卷首缺多少行”[6]，当即由此之故。另外，在第一章六行下方空白部分，即七行“非先”二字的右边，很清楚地有一个字的印痕，看其形状绝不是十六行的字印到上面来的。不过，第一到五行却没有什么印痕，和在一到五行下面的十到十四行大不相同。这可能说明原卷前面还有四行左右的文字。我们看到第一章开头的叙事部分，现在只有八个字，似乎太短，可代表的故事又相当复杂，以致释文注〔二〕长达一百多字，或许原帛书并没有另外一章，所残去的乃是第一章的前面一部分。

关于帛书的抄写年代，《出版说明》云：“书法由篆变隶,不避邦字讳，当是汉初（约公元前200年左右）或更早一些时候抄写的。”不讳邦字，与帛书《老子》甲本相同，我曾提出，“古代最需要严格避讳的是’今上’之名”[7]，不避邦字讳说明应早于汉高祖的统一。徐仁甫先生说：“马王堆汉墓帛书《春秋事语》，不避汉高帝刘邦之讳，而避秦始皇父名楚之讳，故凡言’楚’皆称曰’荆’。其例盖与《韩非子》一书’凡言荆者，俱为楚之代名，以避秦讳改也’同。然则《春秋事语》成书当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约公元前二百年左右。”[8]帛书第十三章确称楚为荆，但西周金文已有称楚作荆或楚荆之例。即使帛书此处确为讳字，也可能是传抄未改。帛书中不讳秦始皇名政，如第九章有“后（苟）入我口正（政），必宁氏之门出”，可见恐不抄于秦代。作为楚汉交争时期的写本，是最合理的。当然，古人传抄旧籍，讳字容许不甚严格，这一问题尚有待搜集更多例证，再综合论定。

《春秋事语》帛书一出现，就有学者注意到它和《左传》间的关系。裘锡圭先生在1974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指出，这卷帛书很可能是《铎氏微》一类的书，“据《经典释文·序录》,铎椒是左丘明四传弟子。这部帛书虽然记有《左传》所没有的事，并且所引用的议论也往往与《左传》不同，但是所记的有关历史事实则大部与《左传》相合。”[9]同时，唐兰先生则认为“它不是《左传》系统而为另一本古书”，怀疑是《汉书·艺文志》中的《公孙固》。[10]

整理小组的注释和郑良树先生的《〈春秋事语〉校释》，已经以帛书同《左传》作了详细对比。帛书十六章，第一章即杀里克章，如前所述可能佚去前半，难于比较；第二章燕大夫章，不见于任何传世古籍；第三章韩魏章最近于《战国策·赵策一》的首章。此外的十三章，均近于《左传》。例如第十章即吴人会诸侯章云：

吴人会诸侯，卫君后，吴人止之。子赣见大宰喜，语及卫故。大宰喜曰：“其来后，是以止之。”子赣曰：“卫君之来，必谋其大夫，或欲或不欲，是以后。欲其来者，子之党也；不欲其来者，子之雠也。今止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且会诸侯而止卫君，谁则不惧？堕党崇雠以惧诸侯，难以霸矣。”吴人乃□之。

查《左传》哀公十二年，鲁哀公会吴于

皋，随后吴征会于卫，卫侯不得已而往，这一段的纪事是：

秋，卫侯会吴于郧。公及卫侯、宋皇瑗盟，而卒辞吴盟。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于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嚭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嚭说，乃舍卫侯。

如郑良树先生所说，此段文字与帛书最近。

不难看出，帛书的内容是从《左传》简化而来。《左传》叙述吴会诸侯一事，情节曲折，帛书则专欲突出子贡的议论,故将复杂过程用数语概括。所言“吴人会诸侯”、“吴人止之”，“吴人”一语来自《左传》“吴人藩卫侯之舍”；“止之”来自《左传》“故将止之”。大宰嚭云：“其来后”，即《左传》“来也缓”。最后，“吴人乃□之”，缺字看残笔疑为泽字，读为“释”，即《左传》所言“乃舍卫侯”。中间的一段，可以说直接袭用《左传》，只有少数省简或变动。

徐仁甫先生的看法不同。他主张不是帛书《春秋事语》袭《左传》，而是伪造《左传》的刘歆袭《春秋事语》。在他看来,叙事详密的应在后，简略的应在先。不过，《左传》之不同于帛书的，不只是文字语句，而且是史事内容。假如《左传》是袭用《春秋事语》，那么多出的那些事迹过程又从哪里来的呢?如果是杜撰，如何能委曲尽理？如果别有所据，岂不是当时存在另一部《左传》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

况且帛书之类似《左传》不止一章，固然有的与《左传》少有出入，这只能说是作者闻见有异。其他古书也有这种现象，如《墨子》多有上、中、下篇的分别，是墨家三派的不同传本，其间也互有详略以至内容的差别。帛书的作者博采其他书籍，对《左传》作个别更改，这和司马迁撰《史记》有关部分基本依据《左传》，同时也有所变通[11]，可以说是一样的。

还必须注意到，帛书记事的上下限与《左传》一致[12]。《左传》的开首即云：

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为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

帛书第十一章鲁桓公少章云：

鲁桓公少，隐公立以奉孤。

“立以奉孤”显自《左传》上引文末句蜕变而成。《左传》最后述及韩赵魏三家灭知伯之事，终句为：

知伯不俊，赵襄子由是惎知伯，遂丧之。知伯贪而愎，故韩魏反而丧之。

帛书第三章韩魏章专论此事，末云：

韩……三家为一，以反知□。

缺字当为“伯”或“氏”之类。这句话与《左传》的联系也是很清楚的。由此可见，帛书所因袭的并非《公羊》、《榖梁》,而一定是《左传》。

帛书的第八章晋献公欲袭虢章，注释指出与《榖梁》最相近，实则其文句亦有明用《左传》之处，如帛书云：

公曰：“是吾保（宝）也，且宫之柯（奇）在焉，何益？”

显然袭自《左传》僖公二年：

公日：'是吾宝也。'……公曰：'宫之奇存焉。”

只是将文句略予合并而已。

引据《左传》而将文字简括归并，在战国至汉代古书中例证不胜枚举，其体例多与帛书相同。最彰著的，无过于刘向《说苑》《新序》之引述《左传》[13]。如果说刘歆竟用其父近作来伪造《左传》，未免匪夷所思。帛书《春秋事语》的发现,为《左传》非刘歆所伪增加了有力的证据。

几位论述《春秋事语》的学者都提到，这十六章书的特点是强调史事的议论。议论者有的是史事同时之人，如第一章之某某，第二章之子车，第三章之□赫，第四章之公襄目人，第七章之士说，第八章之荀叔，第九章之右宰榖，第十章之子赣，第十三章之士

，第十四章之纪䜊，第十六章之医宁（《管子·大匡》作竖曼）；也有的是后世之人，见第五、六、十一、十二、十五等章。后一种情形，文例作“某某闻之曰”。

这种体例，在《左传》中相当常见。以传文隐公元年至五年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元年有祭仲论共叔段居京，三年有君子论周郑交恶、宋宣公知人及石碏谏卫庄公，四年有众仲论州吁、君子评石碏大义灭亲，五年有臧僖伯谏如棠观鱼者及君子论郑败燕师。这些都与帛书所载议论相类似，在议论之后，每每记出这些事情的结局，也同于帛书。

《左传》中的“君子曰”，宋人林黄中、清人刘逢禄、皮锡瑞等以为刘歆所附益，杨向奎、郑良树两先生已有专文驳正[14]。他们还证明了，所谓“君子”有的是与史事同时的人,有的是后世之人，后者包括孔子以及《左传》的作者，证据坚强，殆无疑义。与《左传》密切相关的《国语》，其《晋语》部分也有“君子曰”。另外，《榖梁传》《礼记》亦可见此种文例，足见其为儒家的传统作法。

帛书所载后世人的议论，和《左传》一部分“君子曰”一样，是属于儒家的。张政烺先生已提到，其“某某闻之曰”的文例可对比《左传》成公二年的“仲尼闻之曰”、《榖梁传》成公五年的“孔子闻之曰”。另外，《左传》襄公三十一年有“仲尼闻是语也”，指子产论乡校之语，评论说：“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当时孔子虽生，仅十一岁，所以也是后来对史事的议论[15]。

要指出的是，帛书《春秋事语》也有一条孔子的议论，见第十二章长万章。章首用很简洁的语言概述了宋闵公因对长万戏言被弑之事，文云：

长万，宋之荑士也，君使为□。及鲁宋战，长万□，止焉。君使人请之，来而戏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鲁之囚也，吾不敬子矣。”长万病之，因田……夫君者，臣之所为容也，朝夕日孱，日以有几也。是故君人者，刑之所不及弗措于心，伐之所未加弗见于色，故刑伐已加而乱心不生。今罪而弗诛，耻而近之，是绝其几而陷之深，□□□何□？丘之闻之也……于君，君鲜不害矣。

郑良树先生在《校释》中已说：“说者下文云：’丘之闻之也丘，当是说者之名。”其所以不即定为孔子者，推想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帛书第七十三行下半残泐不清，释文作“因田□□□□□□□□曰□□□□□”，而“曰”字上两字不似孔子名字；一个是第七十五行“今罪而弗诛”，像是同时人的口气。实际上，细看七十三行的“曰”仅存左半，笔划模糊，未必是“曰”。从文气看，“夫君者”恐系议论开头，说者之名应在七十三行尾损去的部分。至于七十五行的“今”可解释为“假如”[16]，不是“现在”，应该考虑到，在儒家作品中，自称“丘之闻之也”的，恐怕只能是孔子了。

《左传》哀公十二年：“仲尼曰：丘闻之……”《礼记·檀弓下》：“夫子曰：丘闻之……”《哀公问》：“孔子曰：丘闻之……”（《大戴礼记·哀公问于孔子》作“丘闻之也”）《儒行》：“孔子对曰：……丘闻之也……”凡此均可与帛书参照。

帛书另一称“闻之曰”的，是闵子

，第六、十一、十五章共三见。唐先生认为“可能就是闵子骞”[1]。张政烺先生说同，并读“

”为“

”，云音与“骞”同，与闵子骞名损义亦相应。按“

”字尚未见于其他时代相近的古文字材料，帛书之“

”与“

”不同，可能就是“

”字。请参看本帛书九十行“亲”字所从的“辛”，以及其他帛书的“辛”字（如《五十二病方》《养生方》《胎产书》等）[18]，便可知其差异。

闵子系孔门高弟，在四科中列于德行，尤以孝著称[19],有何专门之学则未见记载。帛书表明他长于《春秋》学，是过去很少人知道的。帛书的作者当与他有某种传承的关系。

《孟子·离娄下》：“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而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足证儒家《春秋》学要旨在于“义”，故《史记·太史公自序》云“《春秋》以道义”，《孔子世家》云“《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云：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馀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艺文志》春秋家所说大旨相同。可知《左传》之作是“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阐明《春秋》之义。书中之所以详于议论，正是这个原因。

《经典释文》所载《左传》传流，本于刘向《别录》、《汉书·儒林传》等，其汉初以上部分如下表：

左丘明一曾申一吴起一吴期一铎椒一虞卿一荀子一张苍一贾谊

《十二诸侯年表》有与上述诸人有关记载：

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颇著文焉。

可与前表印证对照。这些传《左传》学者的著作，见于《汉志》的，有如：

《铎氏微》三篇，王应麟《考证》引《别录》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吴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铎椒。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

《虞氏微传》二篇，王氏《考证》引《别录》：“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卿授张苍。”又《虞氏春秋》十五篇，在儒家，《史记》本传则云有《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

《公孙固》一篇，原注云：“十八章，齐闵王失国，问之,固为陈古今成败也。”在儒家，据《年表》亦捃摭《春秋》。

《张氏微》十篇，沈钦韩云疑为张苍作[20]。

此外另有《左氏微》二篇，列于铎氏书前，不知班固是否以为左氏自作？

所谓“微”，颜师古注言：“谓释其微指。”实则这些书的共同特点是抄撮《左传》，采取成败，有的还采及《左传》以外的内容。其论成败，就是“道义”的一种方式，只是为便于读者接受，篇幅较小。这可以说是汉初以前《左传》学的一个传统。

从张苍受《左传》的贾谊，在其作品《新书》中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兹以《审微篇》一段为例：

礼，天子之乐宫县，诸侯之乐轩县，大夫直县，士有琴瑟。叔孙于奚者，卫之大夫也。曲县者，卫君之乐体也；繁缨者，君之驾饰也。齐人攻卫，叔孙于奚率师逆之，大败齐师，卫于是赏以温。叔孙于奚辞温，而请曲县繁缨以朝，卫君许之。孔子闻之曰：“惜乎！不如多与之邑。夫乐者所以载国，国者所以载君。彼乐亡而礼从之，礼亡而政从之，政亡而国从之，国亡而君从之。惜乎！不如多与之邑。'

这段文字本于《左传》成公二年，前半解释曲县繁缨，章太炎认为是“《左传》训故”[21]。《新书》这一段，文句体例都接近《春秋事语》帛书。

总之，《春秋事语》一书实为早期《左传》学的正宗作品。其本于《左传》而兼及《榖梁》，颇似荀子学风，荀子又久居楚地，与帛书出于长沙相合，其为荀子一系学者所作是不无可能的。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年）焚书，“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左传》一类书自在禁毁之列，至汉惠帝四年（公元前191年）除《挟书律》后，张苍献其《左传》，不过是二十年左右，而帛书《春秋事语》的抄写即在其间。近年出土的简帛书籍，属于秦至汉初的还有不少，但确定在秦法禁绝范围以内的，特别是儒家作品，应推此书为最早。这对我们了解当时学术流传的脉络，有很重要的启示。

《左传》的真伪问题，经过中外学者多年的讨论辨析，今天已趋澄清[22]，没有多少人怀疑了。至于《左传》之学的传流，虽有章太炎、刘师培等论证，还有不少问题有待探索。帛书《春秋事语》也对此投射了新的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