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政治术语：人民与共和 | 你身边的政治学siri

引言

“从某种意义而言，解释一个概念也就是解释一段历史，因为概念的出现及其语义生成总是基于特定的历史。”

在第二次空间革命的影响下，20世纪中国的很多政治概念绝大部分源自对19世纪欧洲概念的翻译与挪用，被认作是一种概念“置换”，是“通过母语词素描述性地复制西方词汇术语”，在语义上或多或少与原来存在松散的关联，同时又衍生出大量新的涵义。

而其中的很大一部分自从被引进以来，就已经深深地嵌入到中国的政治实践之中，并成为我们了解中国政治的关键术语。但概念的建构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而也需要我们从观念史的角度对其进行整体思考。文章以中国近代史为切入点，将论述“人民”与“共和”这两个概念在语义上的变化及其所反映的政治意义。

人民（People）

“人民”是汉语词汇表中长期存在的一个重要词语，它原本所指的含义主要是“平民”，如“掌建邦之土地之图，舆其人民之数”(《周礼·地官·大司徒》)。因而在古代中国，“人民”与“百姓”、“黔首”、“群氓”等词义相近，被认为是愚昧、软弱的群体，是君主和官员应当加以治理和教育的对象。而在中国近代的早期，“人民”一词依旧指被统治的百姓，如“以中原之货殖拯彼国之人民，非利其区区赋税也”（《清代外交史料》，第四册，435页）。

而自甲午战争之后，随着知识分子深入接触明治时期日本所翻译的西方著作，“人民”一词开始与西方现代政治概念“People”相衔接，从而实现了第一次语义演化。首先，赋予了“人民”以现代政治道德，摒弃传统语义中愚昧、软弱、冷漠等内涵的同时，为其新添了独立、自由、进取等现代内涵；其次，将“人民”与个人权利相链接，强调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拥有者，并强调个人主义；最后，将“人民”与民主政体建构密切联系，把个人独立看作是国家独立的前提，如“今日我国为共和国，应以人民为主体”（孙中山）。但值得强调的是，此时期“人民”常与“国民”“公民”等词汇混用，并没有明确的区分标准。而这也从侧面表明，此时“人民”的外延没有发生变化，其并不针对特定的阶级或群体，而是着眼于全体社会成员。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主义马克思的传播，“人民”一词迎来了第二次语义转型。与前一次最大的不同在于，第二次在内涵与外延两方面同时发生了变化。主义马克思赋予了“人民”阶级性、革命性和先进性等全新内涵，并且旗帜鲜明地将“人民”的主体外延（范围）限定于工人阶级、农民阶级等底层阶级。而“人民”的具体外延是变化的，“从阶级性角度而言，人民的范围主要由其所处的阶级地位所决定。从革命性角度而言，人民的范围相对不固定，除核心阶级成分外，其他社会阶级是否属于人民的范围，主要取决于革命的需要和它们对革命的态度。”

于是在此时期，阶级成为区分人民的核心标准，而革命则成为人民的首要任务。与第一次强调个人主义不同，第二次更加强调“集体主义”，而这也标志着“人民”与“公民”形成了实质性的语义分离。同时，作为以阶级为标准的集体性概念，“人民”为无产阶级领导的共和国提供话语基础和合法性来源。

共和（Republic）

“共和”同样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其原本的主要含义是指一种在皇帝缺位时的上层贵族精英统治。最常引用的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周本纪）而与“人民”一词相一致，在近代早期，大臣奏折中仍按照传统意义使用“共和”。

研究表明，将“republic”翻译成“共和”同样是源于明治时期的日本，“共和”一词被用作翻译西方民主政体，是与专制相对立的概念。按照目前可考据的数据，黄遵宪在介绍日本政党时最早使用现代意义上的“共和”一词，只不过在洋务运动时期，由于各种翻译参差不齐，“共和”与“民主”并未明确区别开。直到甲午战争后，由于在传统语义上强调精英治国，所以希望引进西方制度的维新主义者对“共和”一词格外青睐，同时也有意识地将“共和”与“民主”区分。严复在《天演论》中曾用“数贤监国”来阐述共和的含义。

紧接着，戊戌变法失败后大部分维新派流亡日本，促成了关于“republic”在学理层面上系统地传入中国，“共和”的使用次数激增；而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辩论进一步推广了“共和”一词。值得强调的是，革命派与改良派在本质上都属于共和主义者，其争论的核心议题是“中国实现共和政治是否要求国民具有相应的道德水准”，前者主张通过革命可以跨越式地建立共和政体，而后者强调共和政体需要足够资质的国民。

正是在此时期，近代“共和”与古代“共和”语义形成明显的分离：古汉语中的“共和”仅指大臣摄政的事例，仍处于君主制框架下，而且并未形成一种制度；而在近代语境中，“共和”指选举产生国家权力机关与国家元首的政体，并且强调公民政治参与和公共精神的培育。

随着辛亥革命爆发，革命派推翻了君主制，建立起共和制，但由于当时政治局势的混乱，民初的“共和”越来越偏重于共和之“名”，即无君的政体；却缺乏了republic之“实”，即公共精神的培养和宪政民主制度的完善。对此，梁启超称其为徒有其名的幻象。而袁世凯称帝与张勋复辟等事件再次将民国初期的政治搞得一团糟，为此绝大部分知识精英都承认民初共和政治的失败，引发了对共和主义的批判与否定。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展开，“民主”兴起，并最终取代“共和”成为了解西方政治的主要符号。而“共和”一词，仅被当作是现代国家的代名词，除保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号之中外，在其他场合很少被使用。

结语

“人民”从表达无权、愚昧含义的传统臣民，演化为表示独立、平等、权利的现代公民，再演变成表示阶级的革命集体，这一语义流变代表着近代中国由封建帝制向现代国家转型过程中不断变动的合法性基础。

“共和”一词的发展变化则是对国民身份转变的回应，是一次在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也承载着建立一个稳定且广受认同的政治秩序的愿望。

概念的语义取决于具体的历史背景，而且是不断变化的，这就要求我们对其进行更为细致的理解。知识层面的问题与政治层面的问题纠缠在一起，往往会造成语义上的混淆，而在中西文化冲突的大环境下出现的政治词汇，则更需要理顺概念的形成过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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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

编辑 | 康方沉

审核 | 孙浩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