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历史行进的征程上，总是会出现一些岔路，前行者不知道走哪条才是对的，只能走过才知道。有些人选择了对的路，幸运地到达了终点；然而有些人却走上了岔路，等待他们的或是深渊、或是沼泽，可能永远也到达不了目标。 其实，选择哪条路走，很多时候完全出于偶然，但我们习惯性把走了对的路的人叫做“正确”，把走上岔路的人叫做“错误”。实际上，我们应该知道，不管当初他们选择哪条路，都是奔着自己心中那片光明的地方勇毅前行的。 谭平山在早期党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他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以及领导人之一，人称“南谭北李”；国共合作后，他曾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南昌起义时，他是最核心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同时也差点成为新的国民政府的主席；起义失败后，他被错误地开除出党；之后，他与邓演达等人重组中华革命党...... 几番蹉跎，几度沉浮，爱国之心，矢志不渝。   1886年9月28日，谭平山出生于广东高明县新元村一个贫寒家庭，其父谭恢世靠走村串巷摆卖绒线为生，略有积蓄后，在明城南街开设了和生小布店。母亲李氏在家里为人缝补衣服，增加经济收入。 谭平山有兄弟姐妹五人，他排行第二。虽然家庭生活艰难，谭父依然节衣缩食，供平山到学堂念书，争取功名，光宗耀祖。然而没几年，谭父病逝，家庭陷入困顿，平山被迫辍学。后来，其兄为了成全他的学业，曾以店中及家中一些财产作典押，向族人借了不少银两，供平山读书之用。
贫寒之家易出英才，谭平山为人聪慧，勤勉好学，记忆力强，成绩常列前茅。他读完广肇罗实中学后，又在1909年考上当时广州有名的两广优级师范本科学习，成了这所学校的工读生。 在广州读书期间，谭平山深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影响，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1912年，宋教仁在北京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组成了国民党，谭平山成为第一批党员。 之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后，国民党被下令解散，谭平山第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组织。 不过，暂时的失意并没有让谭平山停下自己向上的脚步，1917年谭平山和族孙谭植棠、陈公博、区声白等一帮广东青年考上北京大学。值得一提的是，是年谭平山已经三十一岁，而同行者大都比他小十几岁。 彼时，正是“西风东渐”，而北大也正处于各种思潮的最前沿。在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杂志影响下，谭平山参加傅斯年、罗家伦等人发起的“新潮社”，该社出版了《新潮》杂志，宣传新文化思想。 “五四运动”中，谭平山和同学们手执“拒绝和约”、“还我青岛”、“严惩卖国贼”等标语小旗，与北京十几所学校约3000人举行了示威游行，还痛打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放火烧了赵家楼，因而被反动军警逮捕。
“五四”期间，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在上海创办了《政衡》小报，谭平山先后发表《谁是制造社会革命的工人》、《中国政党问题及今后组织政党的方针》、《我之改造农村之主张》等理论文章，这些理论观点，表明了谭平山初步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1920年夏天，谭平山和谭植棠、陈公博等人大学毕业后回到广州，分别在广东的几个高校任教。他们的身上还背负着陈独秀建党的使命。他和谭植棠、陈公博于1920年10月20日创办了《广东群报》，并利用这个刊物继续宣传“五四”革命精神以及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 这一时期，谭平山、谭植棠、谭天度都成为早期的党员，史称“革命三谭”，而谭平山也成为广东共产主义小组的主要组织者。 共产党“一大”后，谭平山任广东区执行委员会书记，兼任中国劳动组合部南方分部主任，负责指导南方的工人运动。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召开，决定联合孙中山，开展革命统一战线。10月，谭平山做为我党的代表，参加国民党改组的筹备工作。10月24日，孙中山委任廖仲恺、谭平山等九人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负责筹备改组工作。之后，谭平山和谢英伯、杨庶椹负责起草《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后该《草案》修改成后来在国民党“一大”会议上通过的宣言。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了大会的开幕式。21日上午，谭平山向大会作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大会选举了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谭平山被选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主持中央秘书处的日常事务工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在共产党人的提议下，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举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谭平山和谭植棠参加了广州农讲所的筹办、教学等工作，谭平山任第一、二、五届农讲所教员，谭植棠任第一、二、三届农讲所教员及第四届农讲所主任，为培养农民骨干开展农民运动倾注了大量心血。 1925年1月，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谭平山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月1日，国民党“二大”在广州召开，谭平山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并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兼秘书长等要职。 1926年11月，谭平山和邵力子作为共国两党代表，去苏联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后谭平山被选为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主席。  实际上，早在蒋介石蓄意制造“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谭平山就被迫离开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和秘书处，不过仍然保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的身份。 之后，蒋介石悍然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国共分裂在即。而当时一举一动尚在共产国际指挥下的幼年的中国共产党，面对着巨变，陈独秀等领导人尚不知如何应对，只知道一味退让。而国民党中的一些左派，如邓演达等人与中共一些领导人甚至有解散共产党，再次改组国民党，另组第三党的酝酿，当然这个主张被我党拒绝。 1927年，中共“五大”后，谭平山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之后他和林伯渠一起讨论了农民运动问题，又到武汉一些乡村进行考察，并将情况电告斯大林。不久斯大林复电指示必须反对农民运动过火的行为。
5月26日，谭平山以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的名义发表布告，指出国民革命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扶助农民，以求解放。但又说，对于农民所有一切幼稚举动，应加以纠正，而对于轶出正轨，妨碍大多数农民利益者，更不得不加以制裁。 不知道是不是以上原因，竟成了谭平山后来被开除党籍的“罪状”，后来瞿秋白主持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中称“谭平山同志自第五次大会后当选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知识分子同志中做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 “宁汉合流”后，汪精卫也正式暴露出了反共的面目。 1927年7月12日，鲍罗廷宣布中共中央改组，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组成临时中央常委会，陈独秀从此走下历史舞台。之后，中共中央决定在赣举行武装暴动。 7月19日，谭平山同李立三一起奔赴江西省九江。他们到达九江后，经会谈分析，认为军事上赶快集中南昌，运动二十军与我党行动一致，实行南昌地区武装暴动，尽快解决第三、六、九军在南昌的武装；在政治上，以反对武汉、南京政府，建立新的国民革命政府来重新领导革命。并商定由李立三负责综合会议情况，书面报告党中央。 需要说明的是，在起义之前，大家达成的共识是仍然需要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后来李立三在给中央的报告中称，“此次会议对暴动计划完全一致。在政治上决定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为集中政权党权军权之最高机关，以反对宁汉政府中央党部，继承国民党正统。”
除了确定南昌作为起义的地点之外，谭平山还成功地动员了贺龙带部队参加起义，彼时贺龙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部队全员有八千五百多人，为参加起义部队中兵力最多的一支。之后，在起义部队南下途中，谭平山还成为了贺龙的入党介绍人。 就在起义部队箭在弦上时，张国焘的到来给起义造成了不小的困扰。作为手持“尚方宝剑”的共产国际的“钦差大臣”，张国焘对起义的时机等各方面因素持否定意见，并一再推迟起义的时间。对此，谭平山十分愤怒，几次与张国焘发生争吵和冲突，并声称“张国焘如果坚持反对起义，就把他杀了。” 该细节也被一些文学影视作品所引用，在很多文章中也描绘成了日后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重要原因。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谭平山被开除党籍更多的原因是“自行其是”、“组织第三党”，而在开除谭平山的那份文件《政治纪律决议案》中也有对张国焘的处分，称其“怀疑暴动、反对暴动”，因此被开除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资格。 八月一日上午，起义的枪声刚停止，谭平山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召开了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推举周恩来、宋庆龄、谭平山、张发奎、贺龙等二十五日组成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其中的宋庆龄、邓演达、谭平山、张发奎、贺龙、郭沫若、恽代英等七人组成国民革命委员会主席团。 由于彼时宋庆龄和邓演达都不在国内，谭平山成为了实际上的国民革命委员会的最高领导人。而起义部队则继续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 起义后，部队按照既定计划进军潮汕，不过起义部队没有能等来共产国际的援助，而是国民党部队的重兵围剿。
9月下旬，张太雷来到潮汕，带来了中共中央的最新指示。而在此前的八月七日，中央举行了临时会议，史称“八七会议”。 根据“八七会议”的指示，张太雷替换周恩来和谭平山，担任起义军的总负责人，同时取消“中国国民党委员会”的名义，也不再公布国民政府的名单，今后要同国民党彻底决裂，在中共公开领导下开展土地革命。 随后，张太雷宣布取消“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旗号，并要废除国民革命军的名义，以后部队一律称工农革命军，改用红旗，以镰刀斧头为标志。 领导机关的调整也意味着谭平山被彻底否定，不到两个月时间，从起义军的主要负责领导人到如今被踢出局。 连张国焘都为谭平山鸣不平，他对张太雷道：“比如谭平山，就算他有问题，但现在人家既然成为这次起义的旗帜，就不好随便撤换。这样的话对起义部队怎么说？对贺龙怎么解释？” 流沙会议后，起义军的所有领导人各自撤退，谭平山先到香港后划船来到澳门，后辗转回到上海。 11月9日，瞿秋白在上海召开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此次会议上通过了一系列决议案，其中就包括《政治纪律决议案》，其中明确“开除谭平山党籍”。 该《决议案》中关于谭平山的错误是这么描写的： 谭平山同志自五次大会后当任国民政府农民部长一直到南昌暴动前后的行动与主张，完全反对土地革命的政策。其行动更多离开党而自由行动，最著者如当今年七月武汉国民党及政府开始排共之际，曾秘密与邓演达等联络主张取消中国c.P.而另组织第三党，并向智识份子同志中作反对中央另组织第三党之宣传。 同时忽视党的决议，不得中央许可私向汪精卫请假。在请假呈请书内复大骂农运之棘手。与汪精卫代表陈春圃谈话，更大骂本党中央及农运。 最后中央政治局决定其赴奥，亦未遵命前去。及至九江南昌更充分发挥其个人行动，在九江因为他和贺龙谈话之投机和贺可反张，便在负责同志会议中鼓动不管中央不管党而自干的反党空气。 至南昌仍继续其第三党的宣传，在同志中在国民党员中。其后在革命委员会中更争先做而后通知或径不通知前委的举动，其于屠杀豪绅和没收（土地）等政策，亦时妨碍其行动，这些表示都是违背本党组织的行动，应即开除党籍。 对此，很多文章都引用了周恩来的话，“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 就这样，谭平山又一次失去了自己的组织。 1928年初，谭平山从澳门返回上海，寻找党的组织，才知道自己被开除了党籍成了党外人士。这时，不少国民党左派和一部分失去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云集上海。谭平山、章伯钧、季方等在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党”，表示继续奉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这是第三党形成后最早采用的名称。该党与在海外的邓演达保持联系。 一九三〇年春，邓演达自海外归国。八月召开十个省区负责干部会议，将第三党的名称正式定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通过《政治主张》的决议。邓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 第三党积极进行反蒋活动，特别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给蒋介石的统治造成一定的威胁。
邓演达回国后，也曾多次主动找中国共产党负责人进行商讨，希望同中共建立联合反蒋战线。但由于当时中共负责人左倾关门主义，对邓演达等人组织的“第三党”采取了错误的政策。 需要说明的是，“第三党”的成立也引起了彼时苏区根据地的“肃反”，当时多数有黄埔背景的将领几被肃清。 一九三一年八月，邓演达被逮捕，劝降失败后，十一月，蒋把他秘密杀害于南京。邓演达的遇害，使第三党受到极大打击。此后第三党的成员，除一部分投靠蒋介石外，其他人继续坚持斗争，但在蒋介石高压政策下，他们只能在狭小的圈子内进行隐蔽的活动。1935年11月改党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7年2月改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 共产党不要他，国民党迫害他，谭平山从此一直过着颠沛流离、东躲西藏的生活。 抗战爆发后，抗日统一战线形成，谭平山突然在武汉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关注。鉴于他原来的地位和影响，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争取他。叛徒特务张国焘获悉谭平山回到武汉的消息后，千方百计要和谭平山见面，受到谭平山的拒绝。陈独秀也在这时被蒋介石释放出狱来到武汉。谭平山在汉口的南京饭店与陈独秀相会时，因政治观点不一致，不欢而散。 不久，谭平山便参加了蒋介石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时，谭平山恢复了国民党党籍，被任命为国民党武汉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指导委员和设计委员（周恩来为该部副部长）。国民参政会成立，连续担任历届参政员。 1938年秋冬，谭平山在武汉向周恩来、董必武提出请求“希望党组织重新审查自己及恢复自己的共产党党籍并盼望能去延安工作。当时，党中央经研究，同意他回到党内的请求，但要求他继续留在国统区，以民主人士身份做各民主力量的统战工作。
1946年秋，谭平山从重庆回到上海，对蒋介石卖国、独裁的真面目看得更加清楚，他坚决拒绝参与国民党的一切活动，继续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阴谋。因此，蒋介石想方设法要杀掉谭平山。在这种情况下，谭平山在各方人士的善意劝告下，于1947年四五月间离开上海，出走香港。之后在香港，谭平山和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冯玉祥等人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 新中国成立后，谭平山迫切要求以中共党员的身份来工作。1951年，他曾致信主席，请求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毛主席当即复信，肯定了他的历史功绩，但说目前台湾还未解放，还有许多统战工作需要由他出面来做，暂时不宜公开他中共党员的身份，但可以看党内文件，可以过小范围的组织生活。 1956年春，谭平山病逝前三个月，再次请求中央公开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当时中央派人答复说，还是按主席的指示办，为了党的利益，暂不公开。 1956年4月2日，谭平山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