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胡注表微辩误篇第七评论篇第八

新用户4541Ay47 2023-10-07 发布于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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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误篇第七

辩误即考证中之一事，所以自为一篇者，以皆取材于《通鉴释文辨误》也。《通鉴》释文南宋时通行者三家，一为司马康《释文》，刻于海陵，故谓之海陵本。康，温公子，字公休。《直斋书录解题》著录二十卷，《宋志》作六卷，今佚。二为史炤《释文》，《直斋》及《宋志》著录三十卷，今存。三为蜀费氏本《通鉴》，《音释》附正文下，今传有残帙。据身之所考证，一、三两本皆书估倩学究为之，海陵本话之公休，费本则间附己见，皆蹈袭史炤者也。《释文辨误》以辩史炤书为主，而海陵本、费本与史炤多同。海陵本宋末元初尚盛行，《考古质疑》六，及《齐东野语》十八“孟子三宿出昼”条，所引《通鉴释音》，皆称司马康本。身之并之者，以其冒公休大名，播其误于众耳。兹特采其有关史学常识，及初学易犯者著于篇。

周赧王五十五年，秦武安君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後，又五千骑绝赵壁间，赵军分而为二。史炤《释文》曰：“间，居栈切，间隔之也。”

《辨误》曰：若从炤说，当以“间赵军”为句，与下句分而为二，意颇重複。若以“又五千骑绝赵壁间”为句，与上句“奇兵二万五千人绝赵军之後”，句法文意，殊为停当，间读如字。每见为句读之学者，于一句之间，截而分属上下，求发先儒之所未发，以见圣贤深意。若文意自来通顺，而于一字两字或四三字之间，创分句读，以为新奇，似不必尔。（卷五）

此宋人讲义通病，故身之箴之。

汉献帝初平二年，邴原性刚直，清议以格物。史炤《释文》曰：“格，古伯切，废格之格，以清议废人。又音阁。”海陵本同。

《辨误》曰：格，正也，言以清议正物也，格读如字。炤以为“废格之格”，是知读《汉书》而未晓文义。夫因文见义，各有攸当，不可滞于一隅，学问思辩，圣人之所以教人也。然圣人之所谓学问思辩，讵止此哉！触类而长之，亦可以知学之无止法矣。（卷六〇）

邴原清议以格物，语本《魏志》十一《管宁传》《裴注》引《傅子》，此“格”谓格正也。《汉书》四七《梁孝王传》，言“大臣等有所关说，太后议格”，此“格”谓废格也。史炤以废格释格正，故身之以为“知读《汉书》而未晓文义”，所谓知其一不知其二也。

魏高贵乡公甘露二年，姜维出骆谷至沈岭。时长城积穀甚多，而守兵少，邓艾进兵据之以拒维。史炤《释文》曰：“长城，方城山名。《左传》所谓楚国方城以为城者，在汉南阳、堵阳、叶县之境，山自比阳连百里，号曰方城，亦曰长城。”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姜维出骆谷至沈岭，邓艾据长城拒之，此长城当在郿县之南，沈岭之北，乌得谓为方城之长城乎！《水经注》：“骆谷水出郿坞东南山骆谷，北流径长城西，又北流注于渭。”此正邓艾所据之长城也。凡注地理，须博考史籍，仍参考其地之四旁地名以为证据，何可容易着笔乎！（卷七七）

古今地名同者多矣，此条所论，乃注地理者之通则也。

晋惠帝永康元年，成都治少城，益州治太城。史炤《释文》曰：“少，失邵切。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汉武帝开西南夷，置益州郡，治滇池，更汉三国，分置改置不一。今太城治益州，未详益州所置也。”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成都有太城、少城，二城皆秦张仪所筑。仪既筑太城，后一年又筑少城。太城成都子城也，少城唯西南北三壁，东即太城之西墉。秦置蜀郡，晋武帝太康中改曰成都国，改蜀郡太守曰成都内史。“成都治少城”者，成都内史治少城也；“益州治太城”者，益州刺史治太城也。史炤蜀人，岂无文献之足徵，既不能尚友古人，又不能亲师取友，求其说而不得，乃颠倒《通鉴》本文，以为“少城治成都，太城治益州”，又泛引武帝所置之益州郡，终不得其说，疏谬甚矣。（卷八三）

《容斋续笔》五曾言，“晋益州刺史治太城，蜀郡太守治少城，皆在成都。故杜子美在蜀日赋诗，有'东望少城’之句。今人于他处指成都为少城，非也”云云。则成都太城少城之说，宋人已有数典而忘其祖者，故容斋辨之。然史炤眉山人，今《释文》卷首题衔，为“右宣义郎、监成都府粮料院史炤”，何以亦不谙乡邦掌故！无惑乎身之之弹之也。

晋元帝大兴元年，冬十月，刘曜至赤壁，即皇帝位。以石勒为大司马大将军，加九锡，增封十郡，进爵为赵公。史炤《释文》赵公注曰：“刘曜字永明，元海之族子，僭即皇帝位于赤壁，国号赵，改元光初，始于此。”

《辨误》曰：余按刘曜即皇帝位于赤壁，改元光初，国号仍旧曰汉，封石勒为赵公。至二年，进石勒爵为赵王，因斩勒使王脩，勒遂与曜为雠敌之国。曜既还长安，其下奏言：“刘渊始封卢奴伯，曜又王中山，请改国号为赵。”曜从之。石勒于是年冬十一月，亦即赵王位。自是以后，《通鉴》书刘曜则曰赵，书石勒事则曰后赵以别之。大兴元年冬十月之赵公，石勒也，乌得以刘曜国号赵为注邪！至下注“中山赵公”，想亦自知其误，而不能改此误，何也！（卷九〇）

刘曜、石勒，皆改国号曰赵，史家恐人易混，故称前赵後赵以别之，岂意史炤复混石勒为刘曜乎！

晋成帝咸康七年，诏实王公以下至庶人，皆正土断白籍。史炤《释文》曰：“白籍谓白丁之籍耳。”费本同。

《辨误》曰：江左之制，诸土著实户用黄籍，侨户土断白籍。琅邪南渡，凡中土故家以至士庶自北来者，至此时各因其所居旧土，侨置郡县名，并置守令以统始之，故曰“正土断”。不以黄籍籍之，而以白籍，谓以白纸为籍，以别于江左旧来土著者也。若以为白丁之籍，则王公岂白丁哉！（卷九六）

望文生义，为训诂家大病。东晋之初，政府方奖励人南渡，如史炤言，是从王师南渡之王公，皆贬同白丁，岂政府优礼勋贤之意。其为害义，何可胜言。

晋穆帝永和六年，姚弋仲据滠头。史炤《释文》曰：“滠水在西阳。”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九十五卷咸帝咸和八年，姚弋仲降于石虎，徙居清河之滠头。史炤只据《广韵》“滠水在西阳”，遂引以为释。西阳固自有滠水，然西阳今之黄州，时为晋土。读史须考本末，炤更不能省记姚弋仲所居之滠头在清河，一时检看《广韵》，便引以为注，是未足以语《通鉴》也。下卷下年“滠头”注误同。（卷九八）

因异地同名而误注，为史炤所常犯。“读史须考本末”，学者药石之言也。

晋安帝隆安五年，河西王利鹿孤遣骑袭沮渠蒙逊，执蒙逊从弟鄯善苟子。史炤《释文》曰：“鄯善複姓，其先西域人，以国为姓，苟子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通鉴》本文明以鄯善苟子为蒙逊从弟，凡读《通鉴》者不俟博考，已知鄯善之非姓矣。是后沮渠鄯善复见于宋武帝永初二年，《释文》之误，愈不可揜。（一一二）

此极肤浅而幼稚之误，注已辩之，复辩于此。海陵本同，司马公休何至是，其为伪讬显然矣。

晋安帝义熙四年，乞伏炽盘筑城于嵻山而据之。史炤《释文》曰：“嵻山在西羌。”

《辨误》曰：炤说以丁度《集韵》为据也。夷考当时乞伏氏据苑川，嵻山盖在苑川西南。宋朝西境止于秦渭，故嵻山在羌中。丁度《集韵》以宋朝疆理为据也，若引以注十六国地界，则疏矣。（一一四）

史炤释《通鉴》，常以《广韵》、《集韵》诸辞书为据，而不能沿流溯源，究其首尾，所谓无本之学也。

宋武帝永初元年，宋王留子义康为都督豫、司、雍、并四州诸军事。史炤《释文》曰：“雍州名，入南北系宋。按《南、北史》无《地理志》，今用《晋志》，郡邑相统属处，各于逐国土地合音释者仍分所系。”海陵本、费本同。

《辨误》曰：余按宋武削平关洛，随失关中，雍州仍东晋之旧，还复侨治襄阳。此时古雍州之域，已属赫连，安得系宋耶！炤又言“《南、北史》无《地理志》，用《晋志》，各于逐国所有土地分系”，此卤莽之说也。南北国地理，沈约《宋书》、魏收《魏书》、萧子显《齐书》，各有《地志》；梁、陈、北齐、後周四朝地理，则长孙无忌等集于《隋书》，谓之《五代志》，曷尝无可考乎！炤之浅妄，欲盖而章。（一一九）

此为史学常识，而史炤似不甚了了，故身之以为浅妄。清乾嘉间，考据之学极盛，然周嘉猷撰《南北史表》，胡德琳为之序，有曰：“李氏《南、北史》及《齐》、《梁》、《陈》、《北齐》、《北周》之书，志且无之，况于表乎！”此其浅妄，较史炤又何如，盖并萧子显书之有志而不知也。

齐高帝建元四年，南康公褚渊卒，世子贲，耻其父失节，以爵让其弟蓁。史炤《释文》曰：“贲，符非切，姓也，耻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褚贲，渊子也，《通鉴》之文甚明。贲耻其父失节者，以渊奉宋氏社稷输之于齐也，不当以贲为姓，耻为名。史炤之误多类此。（一三五）

父卖国求荣而子耻之，此天理人心之正，乾坤赖以不息者此也。因史炤之误解，使人特注意其事，岂不有功名教乎！

陈文帝天嘉三年，齐和士开善握槊。史炤《释文》曰：“槊通作矟，矛长丈八者为槊。”海陵本同。

《辨误》曰：握槊，局戏也。李延寿曰：“握槊盖胡戏，近入中国。”刘禹锡《观博》曰：“握槊之器，其制用骨，觚棱四均，镂以朱墨，耦而合数，取应日月，视其转止，依以争道。”史炤乃以为握丈八之槊，是但知槊之为兵器，而未知握槊之为局戏也。（一六八）

此误《敬斋古今黈》四曾先身之而辨之，曰：“北齐高纬时，穆提婆韩长鸾闻寿阳陷，握槊不辍。《通鉴注》云：'槊，长矛也。’治曰：槊虽得为长矛，然言之齐事则非。此盖棊槊之槊，长行局所用之马也。长行局即今之双陆”云。按李治刻本或误作冶，金亡後入元，至元十六年卒，年八十八，见苏天爵《元名臣事略》。李长身之三十八岁，卒时《胡注》尚未成。其所谓《通鉴注》，当为司马康或史炤《释文》。《四库提要》杂家类六，乃谓“《敬斋古今黈》曾辨《通鉴》胡三省《注》握槊之误”，是仅知《通鉴》有《胡注》，不知《胡注》之前，《通鉴注》行世者有数家也。诚如《提要》言，非将《胡注》之成提前数十年，或将李治之卒移后数十年不可。然《胡注》释握槊并未误，且曾辩两家《释文》之误，与《敬斋》同，何谓《敬斋》辩胡三省之误乎！然则考证虽小道，亦未许轻心相掉矣。

陈宣帝太建八年，齐主猎于祁连池。史炤《释文》：“祁连山之池也，在匈奴中。”

《辨误》曰：余谓此祁连池，汾阳之天池也，即后所谓猎于天池者也，史互言之耳。北人谓天为祁连，故天池有祁连池之名，犹匈奴呼天山为祁连山也。祁连山《汉书音义》释之甚明；汾阳之天池，《水经注》言之甚详，余悉取以注《通鉴》，能读之者可考见也。（一七二）

天池之辨，已见《考证篇》。据此则注《通鉴》在前，《释文辨误》在後矣。然二百七十卷後梁均王贞明四年，吴兵奄至虔州城下条，又注曰“详见《辨误》”，则《辨误》实与《注》同时撰，而《辨误》後成也。

太建十二年，周杀代奰王达、滕闻王逌。史炤《释文》曰：“代，徒对切，姓也，奰，平秘切，名也。玉音肃，姓也，达其名。”海陵本同。

《辨误》曰：史炤以“代奰王达”为二人姓名，则下文“滕闻王逌”亦二人姓名乎？《释文》以古有玉姓，欲以稀姓愚后学。殊不思读《通鉴》者详味上下文，则代与滕其封国也，奰与闻其谥也，达与逌其名也，其姓则宇文，皆后周亲王也。杨坚专周政而杀之，加以恶谥，炤既不能发，顾以“代奰王达”四字离析为二人姓名，将以愚人，人有知识，其可愚乎！代音徒耐翻，王读如字。《十一家谥法》：“色取行违曰闻，不醉而怒曰奰。”（一七四）

代奰王达，与滕闻王逌，皆周文帝子，《周书》有专传，何至以“代奰王达”四字为二人姓名！然则编人名索引者亦非易事矣。曰“海陵本同”，是司马康《释文》亦以此为二人姓名也。司马康承温公辟咡之教，不应荒谬至此，益可见海陵本之蹈袭史炤，而讬之公休也。

唐高宗上元元年，敕文武官八品九品，并石带。史炤《释文》曰：“，容朱切。”

《辨误》曰：余按石似金非金，今人多以药物炼铜为者，音讬侯翻。宋时八品九品官犹石带，史炤仕宋至京官，不知有石带，而妄为之音，何耶！（二〇二）

，据章氏、熊氏校记，宋元本皆作“”。顾千里为胡氏覆刻《通鉴》时，以《广韵》有讬侯切之，无容朱切之，故据注意改从金。熊氏驳之曰：“元本作，与无注本合。《胡注》未敢径改正文，以就己说，是刻顾妄援注义改之，可谓多事矣。”顾字双关，作“乃”字讲可，作“顾氏”讲亦可，隐指顾千里也。熊氏颇不满于千里，其校记序谓：“乡先辈胡果泉中丞影刻元本《通鉴》，承乏者师心辄改，大失中丞矜慎之旨”云云。“”之改“”，其一例也。

唐肃宗乾元元年，王仲昇斩党项酋长拓拔戎德。史炤《释文》曰：“拓拔本代北元魏複姓。”

《辨误》曰：元魏之拓拔氏，起于代北；党项之拓拔氏，起于西陲。宋朝之西夏，党项拓拔之後也，宝元、康定之间，凭陵中国，慢书狎至，使其出于元魏，亦必张大而言之，而未尝语及者，非其所自出也。（二二〇）

西夏之拓拔，与元魏之拓拔不同，是也。然宝元元年李元昊称帝，曾遣使上表，言：“臣祖宗本出帝胄，当东晋之末运，创后魏之初基，远祖思恭，受唐赐姓”云云。语见今《宋史·夏国传》，则谓其“未尝语及”不可也。盖当时撰表之臣，其识见与史炤等耳，彼恶知党项之拓拔非元魏之拓拔哉！

乾元二年，郭子仪等围邺城，壅漳水灌之。史炤《释文》曰：“《山海经》曰：'漳水出荆山，南注于沮水。’”

《辨误》曰：余按郭子仪壅邺旁之漳水以灌城，非出荆山之漳水。九十七卷晋康帝建元二年，赵王虎投王波父子之尸于漳水，《释文》之误，正与此同，已辩于前矣。二百六十卷昭宗光化三年，漳水注复误。盖史炤读书不多，只据《广韵》以释《通鉴》，又不能亲师取友，以求闻所未闻，所以到底错了。孤陋自是者其戒之哉！然余亦当自以此为戒也。（二二一）

身之屡讥史炤不能亲师取友，盖深伤山中注书之孤陋，不能得诤友之益也。愤懑之馀，每不觉其言之过甚，遂来异日王西庄、赵绍祖诸人之反稽，亦必然之势也。

唐德宗贞元元年，新州司马卢杞遇赦，移吉州长史，陈京、赵需等争之不已，上大怒，左右辟易，京顾曰：“赵需等勿退。”史炤《释文》曰：“京，姓也。《风俗通》云：'郑公子段封京城，其后因为氏。’顾其名。”

《辨误》曰：余按陈京、赵需等争卢杞移吉州长史事，德宗大怒，当时左右之臣，皆辟开而易其故处，陈京乃顾谓赵需等曰“勿退”。此一段，稍识文理者皆知京之为陈京，顾之为回顾也。史炤以京为姓，顾为名，大似不识文理。彼岂真不识文理哉！其病在于不详观《通鉴》上下文，而轻为注释，至于板行其书，以诳後学，不知乃所以自彰其缪妄也。（二三一）

陈京，《旧唐书》无传。《柳子厚集》八，有《故秘书少监陈京行状》载此事，作：“上变于色，在列者咸恟而退，公大呼曰：'赵需等勿退。’”《新唐书》二百《儒学·陈京传》采之，改作：“帝大怒，左右辟易，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通鉴》则斟酌二家之文，改为：“京顾曰”。史炤遂误以京顾为人姓名，此温公所不及料也。明郑瑗《井观琐言》曾辩之。今人动谓古书须加标点句逗，诚是矣。然标点句逗，亦岂易言哉！使史炤为之，则鄯善为複姓，贲耻、代奰、京顾为人姓名矣。而司马康《释文》亦同此误，奇也。

贞元三年，李泌曰：“太子安有异谋，彼谮人者巧诈百端，虽有手书如晋愍怀，衷甲如太子瑛，犹未可信。”史炤《释文》曰：“愍怀，谓晋愍帝、怀帝也。”海陵本同。

《辨误》曰：李泌正引贾后谮杀愍怀太子遹事。《通鉴》于八十三卷晋惠帝元康九年，纪愍怀手书事甚详，史炤且不能考，岂可释《通鉴》以传世乎！（二三三）

愍怀太子遹，乃惠帝太子，为贾后所害，贾后既诛，追谥愍怀，见《晋书》五十三本传。如果指愍帝、怀帝，则当称“怀愍”，不当称“愍怀”，怀武帝子，愍武帝孙，此史学常识也。且愍怀一人，怀愍二人，何至混而为一。宋时史炤见于记载者有三人：《十驾斋养新录》十二，言：“一眉山人，即撰《通鉴释文》者；一颍昌人，文彦博尝从受学；一咸淳中利路统制，见《度宗纪》。”《铁琴铜剑楼书目》误读《养新录》，谓“咸淳中官统制之史炤，即作《释文》之史炤”。按冯时行《释文序》，撰于绍兴三十年，云“史炤年几七十”，至咸淳又越百馀年，然则史炤殆一百七十馀岁矣，此常理所不许也。史炤误愍怀太子为愍帝、怀帝，後人又误绍兴时史炤为咸淳时史炤，辩误之事，所以日出而无穷乎！

贞元十二年，以浑瑊、王武俊并兼中书令。史炤《释文》曰：“浑，户本切，本浑沌氏之後。”海陵本同。

《辨误》曰：余按浑瑊，铁勒九姓浑部之後，世为兰州都督，安得为浑沌氏之後乎！自安、史反，城从其父释之在兵间，父子各立战功。至德宗时，瑊之劳绩尤为显著，《通鉴》盖屡书不一书。史炤前固尝释浑城矣，至此方以为浑沌氏之後，何邪！又按《刘禹锡集》有《送浑大夫赴丰州诗》曰：“凤衔新诏降恩华，又见旌旗出浑家”，则“浑”字读从上声。无亦其时浑氏功名鼎盛，时人不敢言其出于藩落，而为之讳，遂以为浑沌氏之後邪？观唐世言氏族者，本其所自出，必各引前世帝王公侯卿大夫士之著见者，或以国，或以邑，或以氏，或以谥，或以字，或以官，亦或以名者，往往多有傅会，今亦无从而辨正之也。（二三五）

氏族之傅会不胜辨，已于《考证篇》言之。此盖有感于元时种人效汉姓者之多，而不可制止也。余曾于《元西域人华化考·礼俗篇》，有专条论之。

唐懿宗咸通九年，高邮岸峻而水深狭。史炤《释文》曰：“高邮邑名，属兖州。”

《辨误》曰：余按高邮县自汉以来，皆属广陵，隋改广陵为江都郡，又改为扬州。《唐书·地理志》，高邮县亦属扬州，史炤以为属兖州，何也？晋氏南渡，迄于梁、陈，于广陵置南兖州，炤之所谓属兖州，无亦以此为据邪！但南兖州不可以为兖州；晋、宋、齐、梁、陈之疆理，不可以释唐之疆理。释《通鉴》者当随事随时考其建置、离合、沿革也。（二五一）

身之此论甚精，《四库提要》称之，谓：“其言足为千古注书之法，不独为史炤一人而设”云。

梁太祖乾化元年，南平襄王刘隐病亟。史炤《释文》曰：“亟，纪力切，敏疾也，又去吏切。”

《辨误》曰：按《礼记》“夫子之病革矣”，“革”，读与“亟”同，病亟言病势危急也，不当以“敏疾”为释。若去吏切之“亟”，数数也，愈非病亟之义。史炤大抵只据《广韵》为《释文》，更不寻绎《通鉴》文义，其敝至此。（二六八）

初学读书，遇有疑难之字，翻阅字典，尚须详观上下文义，求一妥当之解释，岂能任取一音，贸然为之注乎！颇疑史炤此书，急于求售，无暇细绎，故有此病；又疑史炤此书乃倩人为之，并非自撰，故有“贲耻”“京顾”诸笑柄而不知。冯时行序谓其“精力疲疚，积十年而书成”，殆不可信也。

後晋高祖天福五年，楚王希範自谓伏波之後。史炤《释文》曰：“汉马援封伏波将军。”

《辨误》曰：伏波将军而言封，史笔有此义例否？其鄙陋无识，概可见矣。（二八二）

汉时将军言拜不言封，曰“封将军”，此俗说耳。一字之微，不肯放过如此，操觚家宜知所慎哉！

後晋齐王天福八年，楚王希範好自夸大，为长枪大槊，饰之以金，可执而不可用。史炤《释文》曰：“《通俗文》：'剡木伤盗曰枪。’”

《辨误》曰：凡注书者发明正文大义，使读者因而求之，无所凝滞也。如炤此注，于大义为何如哉！（二八三）

此亦史炤草率成书，无暇细绎之证。

後汉高祖乾祐元年，蜀眉州刺史申贵击汉箭筈安都寨破之。史炤《释文》曰：“箭末曰筈，筈会也，谓与弦相会。通作括。”费本同。

《辨误》曰：箭筈，岭名，有箭筈关，在凤翔西南界上。宋高宗绍兴元年，金将没立郎君自凤翔攻箭筈关，吴玠遣将击退之。盖亦蜀口关隘处。史炤蜀人也，不知箭筈之为地名，而泛言箭筈训义，可见其孤陋寡闻矣。（二八八）

绍兴元年，金将没立自凤翔攻箭筈关，吴玠遣将击退之，见今《宋史》三六六《吴玠传》，语与《三朝北盟会编》一四七同，盖均本之王纶撰吴玠墓铭也。《宋史》为身之所不及见，此注盖亦采自吴玠墓铭，见《北盟会编》一九五。身之山中注书，时感史料缺乏，故每以孤陋寡闻为戒，期与学者共勉之也。

评论篇第八

注中有论，由来尚矣，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皆有时参以论议。马、班而降，史论尤繁，荀悦曰论，陈寿曰评，裴松之引孙盛、徐众之书，亦皆以评为号，则评论实注家之一体也。胡注《通鉴》，评论亦众，此篇之外，散见于《史事》各篇者，大抵皆评论也。自清代文字狱迭兴，学者避之，始群趋于考据，以空言为大戒。不知言为心声，觇古人者宜莫善于此，胡明仲之《管见》，王船山之《鉴论》，皆足代表一时言议，岂得概以空言视之，《通鉴注》中之评论，亦犹是也。

周赧王三十二年，齐亡臣相与求湣王子法章，共立之以为齐王，保莒城以拒燕。布告国中曰：“王已立在莒矣。”

注曰：其时乐毅以燕中军镇临淄，田单自安平保即墨，奔败之馀，犹可置之不问，法章布告国中，自言已立在莒，可安坐而不问乎！后人论乐毅，以为善藏其用，吾未敢以为然也。（卷四）

此深有感于帝昺厓山之败也。魏夏侯玄太初撰《乐毅论》，见右军帖，文中子读而善之，曰：“仁哉乐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发其蕴。”身之驳之，不怪张弘範之不为乐毅，而恨宋之无田单也。

周赧王五十三年，赵受韩上党地。

注曰：秦有吞天下之心，使赵不受上党，而秦得之，亦必据上党而攻赵。故赵之祸不在于受上党，而在于用赵括。（卷五）

此深有感于端平入洛之师也。元有吞天下之心，使宋无端平入洛之师，而元既灭金，亦必转而攻宋。故宋之祸不在于欲复三京，而在于赵葵、赵范之先无预备。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荀卿曰：“操十二石之弩。”

注曰：沈括曰：“钧石之石，五权之名，石重百二十斤。后人以一斛为一石，自汉时已如此，于定国饮酒一石不乱是也。挽强弓弩，古人以钧石率之，今人乃以秔米一斛之重为一石，凡石以九十二斤半为法，乃汉秤三百四十一斤也。今之武卒，蹶弩有及九石者，计其力乃古二十五石，比魏之武卒，当二人有馀。弓有挽三石者，乃古之二十四钧，比颜高之弓当五人有馀。此皆近世教习所致，武备之盛，前古未有其比。”案括之论详矣，然用之则误国丧师，不知合变，是赵括之谈兵也。（卷六）

沈括语见《梦溪笔谈》三，身之引而之，有感于旧兵器之不足恃也。括号称博物，元丰间知延州，奖励边人习射，得彻扎超乘者千馀人。然夏人陷永乐，徐禧等败没，括不能救。宋末襄阳之役，元人创作新兵器巨石炮，用力少而所击远，更非弓矢所能敌。故徒守旧法，矜武勇，不知合变，无补于亡也。

汉宣帝甘露二年，营平壮武侯赵充国薨。

注曰：《恩泽侯表》，营平侯食邑于济南。夫以赵充国之贤之功，而《班史》列之恩泽侯者，以其初封以定策功也。如卫青、霍去病本以破匈奴功封，而《班史》亦列于恩泽侯，以其由卫思后戚属得进也。《班史》书法，犹有古史官典刑，後之为史者不复知此矣。（卷二七）

卫青，汉武帝卫思后弟，霍去病则卫思后姊子也。王深宁曰：“外戚秉政，未或不亡。汉亡于王莽、何进，晋亡于贾谧，唐几亡于杨国忠，石晋亡于冯玉。”语见《困学纪闻》三。歇后一语，则宋亡于贾似道也。身之此条，以为赵充国之贤之功，犹只列之恩泽侯，而况不如赵充国，并不如卫青、霍去病者乎！盖亦有所指也。

汉哀帝建平二年，上欲令丁、傅处爪牙官，是岁策免左将军淮阳彭宣，以关内侯归家，而以光禄勋丁望代为左将军。

注曰：上策宣曰：“前有司数奏言：诸侯国人，不得宿卫，将军不宜典兵马，处大位。朕惟将军任汉将之重，而子又前娶淮阳王女，婚姻不绝，非国之制，其上左将军印绶。”余按彭宣以连姻藩国而免官，丁、傅以戚党而见用，卒之夺刘氏者非藩国，乃外戚也。丁、傅于国有大故之时，拱手授柄于王氏，而彭宣乃能辞三公位于王莽专权之初，任官惟贤材，乌得拘小嫌乎！（卷三四）

慨宋宗藩之不振，而外戚得以贾祸也。

汉安帝永初二年，诏邓隲还师，留任尚屯汉阳，为诸军节度，遣使迎拜隲为大将军。既至，使大鸿胪亲迎，中常侍郊劳，王、主以下，候望于道，宠灵显赫，光震都鄙。

注曰：王、主，诸王及诸公主也。邓隲西征，无功而还，当引罪求自贬以谢天下。据势持权，冒受荣宠，于心安乎？君子是以知其不终也。（卷四九）

此盖为贾似道言之。开庆元年，忽必烈围鄂州，似道督师汉阳，大败，乃遣人议岁币称臣。会元宪宗殂，元兵拔砦而北，遂上表以诸路大捷，江汉肃清闻。帝谓其有再造功也，以少傅右丞相召入朝，百官郊劳，如文彦博故事。语见《宋史》似道本传。其冒受荣宠，视邓隲为何如也？

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武陵部从事樊伷，诱导诸夷，图以武陵附汉中王备。孙权以问潘濬，濬曰：“伷是南阳旧姓，颇能弄唇吻，而实无才略。”

注曰：今人以辨给观人才，何其谬也！（卷六八）

由此条知身之为寡言沉默之人，与卅四卷及一七五卷之不喜人滕口说，可互证也。见《治術篇》。

魏邵陵厉公正始五年，曹爽西至长安，发卒十馀万人，与夏侯玄自骆口入汉中。汉中守兵不满三万，诸将皆恐，欲守城不出，以待涪兵。王平曰：“汉中去涪垂千里，贼若得关，便为深祸。”

注曰：垂，几及也，关，关城也。杜佑曰：“关城俗名张鲁城，在西县西四十里。”呜呼！王侯设险以守其国，其后关城失守，锺会遂平行至汉中。王平谓“贼若得关，遂为深祸”，斯言验矣。（卷七四）

全谢山言：“姜维守汉乐诸城，而魏得平行入蜀；梁武帝不守采石，而臺城坐困；周德威失榆关，而契丹取营平；金人过独松，而笑宋之无备，一也。”语见《困学纪闻三笺》一，可与此论互证。

魏高贵乡公甘露元年，帝宴群臣于太极东堂，与诸儒论夏少康、汉高祖优劣，以少康为优。

注曰：帝谓：“少康生于灭亡之后，降为诸侯之隶，能布其德而兆其谋，卒灭过、戈，克复禹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非至德弘仁，岂济斯勋！汉祖因土崩之势，杖一时之权，专任智力，以成功业，行事动静，多违圣检。身没之后，社稷几倾，若与少康易时而处，未必能复大禹之绩。”呜呼！帝固有志于少康矣，然不能歼浇、豷，而身死人手者，不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也。余观帝之所以论二君优劣，书生之谭耳，未能如石勒辞气之雄爽也。（卷七七）

后羿事，《史记》不载，而《左·襄四年、哀元年·传》载之。夏帝相，为有穷后羿所篡，徙于商丘。寒浞又篡羿，袭有穷之号，生二子浇、豷。后浇杀帝相，浞封浇于过，封豷于戈。夏有臣靡，乃杀浞，立帝相遗腹子少康，灭浇。少康子杼又灭豷，而有穷遂亡。

甘露五年，帝自讨昭不克，反为贾充、成济所弑，盖欲效少康而失败者。身之则又深惜南宋诸帝及宋之宗子，有书生而无雄略，故终不能光复旧物，而底于亡也。

魏元帝景元四年，汉主之降魏也，北地王谌怒曰：“若理穷力屈，祸败将及，便当父子君臣，背城一战，同死社稷，以见先帝可也，奈何降乎！”

注曰：曾谓庸禅有子如此乎！（卷七八）

亦伤宋宗室之无人也。

晋武帝太康元年，孙皓与其太子瑾等，泥头面缚，诣洛东阳门。诏遣谒者解其缚，赐衣服车乘，田三十顷，岁给钱穀绵绢甚厚。

注曰：武王伐纣，斩其首悬于太白之旗。如孙皓之凶暴，斩之以谢吴人可也。（卷八一）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此义汉以後不闻久矣，身之昌言之，盖有鉴于金海陵之凶暴，仅遇害而未明正典刑也。

晋元帝建武元年，刘琨、段匹相与歃血同盟，期以翼戴晋室。琨檄告华夷，遣右司马温峤，匹殚遣左长史荣邵，奉表及盟文，诣建康劝进。

注曰：汉之禅于魏也，文帝三让，魏朝群臣累表请顺天人之望，此则劝进之造端也。晋受魏禅，何曾等亦然。是时愍帝蒙尘，四海无君，琨等劝进，为得其正。（卷九〇）

前二者之劝进为附逆，後者之劝进为尊王攘夷，故曰“得其正”。

晋元帝太兴四年，王敦久怀异志，闻逖卒，益无所惮。

注曰：王敦之所忌，周访、祖逖。访卒而逖继之，宜其益无所惮也。然温峤、郗鉴诸人已在，晋朝卒藉之以清大憝。以此知上天生材以应世，世变无穷，而人才亦与之无穷，固非姦雄所能逆睹也。（卷九一）

身之论史，颇信任自然，可于此论见之。

晋穆帝永和八年，戴施入邺，绐取传国宝。

注曰：江南之未得玺，中原谓之“白板天子”，传国玺至此归晋。蔺相如全璧归赵，赵王擢之，自缪贤舍人为上大夫。戴施能复致累代传国之宝，未闻晋朝以显赏甄之也，何居！（卷九九）

此有慨于嘉定受宝时赏赐之滥也。《齐东野语》十九，载嘉定受宝事，垂二千言，云：“贾涉为淮东制阃日，尝遣都统司计议官赵珙，往河北军前议事，得其大将撲鹿花所献皇帝恭膺天命之宝，并镇江副都统翟朝宗所献宝检一座，缴进于朝，诏下礼部太常寺，讨论受宝典礼，时嘉定十四年七月也。明年正月庚戌朔，御大庆殿受宝，大赦天下，文武官各进一秩，三学士人，并推恩有差。盖当国者方粉饰太平，故一时恩赏，实为冒滥。”身之言未闻晋朝以显赏甄戴施者，意盖指此。赵绍祖《通鉴注商》讥之曰：“白板之言，俗人之见，天子岂果以玺为轻重哉！戴施不能全邺，虽能得玺，未为大功。晋赏固薄，然胡氏儒者，而作此等议论，余所不取”云云。《鉴注》诚未易读，不谙身之当时背景，不知其何所指也。且白板之言，出《南齐书·舆服志》，非身之所杜撰。玺之不足轻重，岂待赵君然后知之！陈后山《谈丛》三云：“前世陋儒，谓秦玺所在为正统。故契丹自谓得传国玺，欲以归太祖，太祖不受曰：'吾无秦玺，不害为国，且亡国之馀，又何足贵乎！’”是北宋时君臣上下已共知玺之不足轻重，不过嘉定时史弥远当国，特张大其词，欲以此耸动天下之耳目。据《宋史·贾涉传》，山东李全，亦以此次玺赏，得为节度使，故身之借晋事以讥之，不图复来赵君之讥也。《廿二史劄记》“《宋史》各传回护”条，谓：“李全得玉玺以献，朝廷赏以节度使。”则误读《贾涉传》耳，得玺以献者翟朝宗、赵珙，非李全也。

晋穆帝升平三年，诏谢万军下蔡、郗昙军高平以击燕。郗昙以病，退屯彭城。万以为燕兵大盛，故昙退，即引兵还，众遂惊溃。

注曰：进师易，退师难。是以善将者欲退师，必广为方畧，而后引退，不唯防敌人之追截，亦虑己众之惊溃也。（一〇〇）

此有感于鲁港之溃师也。德祐元年二月，贾似道师次芜湖，孙虎臣告急，言北兵已迫，夏贵亦遁。似道仓皇失措，鸣金一声，十三万军，一时溃散。是役也，或谓似道尝与北军议定岁币，约于来日各退一舍以示信。既而西风大作，北军之西退者，旗帜皆东指，南军以为北军失信，遂鸣锣退师。及知其误，则军溃已不可止。故南军既退，越一宿而北军始进也。呜呼天乎！语出《癸辛杂识》续集，此身之所亲值也。

晋安帝元兴三年，桓玄挟帝至江陵，自以犇败之後，恐威令不行，乃更增峻刑罚。荆江诸郡，闻玄播越，有上表犇问起居者，玄皆不受，更令所在贺迁新都。

注曰：唐人所谓“难将一人手，掩尽天下目”，桓玄是也。（一一三）

奔败而必欲掩饰，更令人庆贺，徵之于古，盖亦有之！

宋文帝元嘉二十年，前雍州刺史刘真道，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坐破仇池，减匿金宝及善马，下狱死。

注曰：宋人捨功录过，自戮良将，宜其为魏人所窥。（一二四）

此有感于四川置使余玠及湖南制置副使向士璧之死也。玠治蜀，士璧治湘，皆有功，以谗死，邦人莫不悲慕。《宋元通鉴》宝祐元年条论之曰：“宋之不竞，若天有以限之。才得一人，谗忌即入。自其盛时，固已有之，熙、丰以後，类不相容，迄于南渡，日甚一日。迨嘉、宝间，残金虽亡，新敌方炽，余玠治蜀，措置有方，犹足以为一木之支，而谢方叔、徐清叟之徒，必为疑间，以致之死。呜呼！玠死之後，不特蜀非宋有，而国祚从可知矣！寻又籍玠家财以犒师，若非忠义之士，有不解体者哉！”《宋季三朝政要》载：“景定二年，夺向士璧从官恩数，令临安府追究侵盗掩匿情节，从侍御史孙附凤之言也。士璧帅长沙，北兵已围鄂岳。方措置间，皮泉渌家居访之，问所以为城守之计，士璧曰：'正为眼中无可用之人。’皮恚之。北兵退，皮入朝，百计毁短。贾似道忌其成功，竟坐迁谪。至今邦人言之，有垂涕者”云。身之言“宋人捨功录过”，本指刘宋，然不啻指赵宋也。

齐东昏侯永元元年三月，陈显达为魏武卫将军元嵩所败，威名至是大损。

注曰：陈显达之败，固是弱不可以敌强，亦天为之也。齐师溃于戊戌，魏主殂于丙午，傥显达更能支持数日，安知不能转败为功邪！（一四二）

戊戌至丙午，相差凡八日。论事而委诸天，此失败者之恒言，所以自慰藉耳。身之处境，盖失败者，可悯也！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魏主命高肇等将步骑十五万寇益州，游肇谏以为“今频年水旱，百姓不宜劳役。往昔开拓，皆因城主归款，故有征无战”。

注曰：不因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魏不得淮、汝、青、徐；不因裴叔业，魏不得寿阳。游肇之言，可谓深知当时疆事者。（一四七）

薛安都、常珍奇、沈文秀，宋守臣；裴叔业，齐守臣，皆先後降魏。身之则有感于景定以来，守臣之先後降元也。不因刘整、吕文焕，元不得泸州、襄阳；不因陈奕、范文虎，元不得黄州、安庆。游肇之言，古今一辙，为可慨也！

梁武帝大同十一年，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臺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注曰：宇文泰令苏绰仿《周书》作大诰，今其文尚在。使当时文章皆依此体，亦非所以崇雅黜浮也。（一五九）

文体随世运为转移，岂能拘于古式。故六朝之浮靡，非也；伪装之古奥，亦非也。孔子曰：“辞达而已矣。”故为古奥，使人不能速晓，其意何居。叶水心尝论之，曰：“为文皆依此体，止是皮毛上模出一重粗俗。颇记少时长老言：有数士各效名人文字，以相夸耀，或为韩、柳，或为欧、曾，高者为西汉。其一人曰未也，遂为《诗》《书》之文以盖之。绰所欲革，与此何异。以为于变一世，恐未可也。”语见《习学记言》卅五。

梁武帝太清元年，东魏大将军澄，尝侍静帝酒，举大觞属帝曰：“臣澄劝陛下酒。”帝不胜忿曰：“自古无不亡之国，朕亦何用此生为！”澄怒曰：“朕朕！狗脚朕！”使崔季舒殴帝三拳，帝不堪忧辱。

注曰：徐知训陵侮其主，与高澄异世同辙，皆不能保其身。《诗》云：“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谅哉！（一六〇）

徐知训事杨行密子隆演，尝使酒骂坐，语侵隆演，至愧耻涕泣，知训愈辱之，後为朱瑾所杀。见《五代史·吴世家》。隆演庙号高祖，亦尝称朕者也。朕，手脚厚皮耳，今粤人犹有是语。《考工记》“函人眡其朕”，当即此字。高澄以“狗脚朕”为詈，此古语之仅存者。今北俗谓之茧。

太清二年，慕容绍宗败侯景于涡阳，景使谓绍宗曰：“景若就擒，公复何用？”绍宗乃纵之。

注曰：人臣苟有才，必养寇以自资。东魏之世，彭乐、慕容绍宗，同一辙耳。（一六一）

此世所以治日少而乱日多也。

又，邵陵王纶行至锺离，闻侯景已渡采石，纶昼夜兼道，旋军入援。济江中流风起，人马溺者什一二。

注曰：卢循之乱，刘裕冒风济江而风止。侯景之乱，纶济江而风起，岂天之欲亡梁邪！是以善观人之国者，必观之天人祐助之际也。（一六一）

天时不就，最易令人懊丧，身之盖有感于海潮三日不至之事乎！《辍耕录》一，“浙江潮”条，言：“至元十三年正月甲申，丞相伯颜驻军皋亭山，宋奉表及国玺以降。范文虎安营浙江沙浒，太皇太后望祝曰：'海若有灵，当使波涛大作，一洗而空之。’潮汐三日不至，军马晏然。”按是年正月丁卯朔，甲申月之十八日也。元明善撰伯颜勋德碑，亦言：“伯颜军钱塘沙上，三日海潮不至，宋人以为天助。”碑见《元文类》廿四。《元名臣事略》及《元史·伯颜传》，皆因之，则此事为当时言天意者所藉口可知也。又伯颜之名，本音译耳，而宋末有“江南若破，百雁来过”之谣，《玉堂嘉话》载之，《辍耕录》亦载之。刘静修诗文，尤喜以“白雁”为说，如咏宋理宗官扇云：“秋去秋来几恩怨，一声白雁更西风。”咏宋度宗古墨云：“君王弄墨熙明殿，不觉江头度白雁。”铭刘潭先茔云：“自北而南，天开元基，白雁一举，横绝天池。”铭李仁裕先茔云：“吁其好还，卧榻不容，白雁载飞，于彬益雄。”一若伯颜之来，果为天意者，则当时人心之懊丧又可知也。

又，贼积死于城下。

注曰：死于城下者，岂真贼哉！侯景驱民以攻城，以其党迫蹙于后。攻城之人，退则死于贼手，进则死于矢石。呜呼！积死于城下者，得非梁之赤子乎！（一六一）

此有感于元师之攻城，辄以降兵为先锋，积死于城下者，皆宋人也。

隋文帝开皇九年，衡州司马任瓌，劝都督王勇据岭南，求陈氏子孙，立以为帝。勇不能用，以所部来降，瓌弃官去。瓌，忠之弟子也。于是陈国皆平。

注曰：任瓌志趣如此，宜其能自表见于唐元也，萧摩诃儿豚犬耳！（一七七）

任忠、萧摩诃，皆陈故将。任瓌之策，即文天祥、陆秀夫之策也，故以为有志趣。开皇十七年，萧摩诃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见《隋书》六二《赵绰传》。萧世略为人所利用，故谓之“豚犬”。

唐高祖武德元年，窦建德攻冀州，刺史麴棱壻崔履行，自言有奇术，可使攻者自败，稜信之。

注曰：自古以来，信妖人之言以丧师亡城者多矣，然后世之人犹有信而不悟者，若高骈、李守贞之徒是也。（一八六）

高骈信左道吕用之，李守贞信妖僧总伦，各见《唐书》、《五代史》本传。身之盖为何、孙傅之信郭京言之也。郭京事见《宋史》三五三《孙傅传》。靖康元年闰十一月，金兵薄汴京，郭京以六甲兵禦之，败绩，城遂陷。先是京领六甲兵七千七百七十七人，屯天清寺，王宗濋荐之朝，尚书右僕射何，同知枢密院孙傅，倾心尊信之。京城居人，不论贵贱，语及京者，无不喜跃。京耀兵于市，鬼颜异服，或称六丁力士，或称北斗神兵，或称天官大将。尝曰：“非朝廷危急，吾师不出，出便可致太平，直抵阴山，不必战也。”金兵围城急，人告之出兵，京乃登城树旗，绘天王像示众曰：“是可令虏落胆矣。”人亦莫测，大放宣化门出战。城中士庶，延颈企踵，立俟报捷者几千万人，从行旁观，鼓噪助战者，又数万人。俄报云：“前军已得大寨，树大旗于敌营矣。”又报云：“前军夺贼马千匹矣。”其实皆妄。京见事去，即下城引馀兵南遁。《避戎夜话》及《三朝北盟会编》六九详其事，《宋史·孙傅传》即本于此。身之所谓“後世之人犹有信而不悟者”，哀靖康之南渡也。

武后久视元年，制杨素及其兄弟子孙，皆不得任京官。左迁元亨睦州刺史、元禧贝州刺史。

注曰：马何罗为逆于汉武之时，而马援贵显于东都再造之日。沈充失身于王敦，而沈劲尽节于司马。恶恶止其身，追罪异代之臣，而并弃其子孙，此盖出于一时之爱僧，姑以是说而藉口耳。（二〇七）

此论足见身之存心之厚，持论之平。

唐玄宗开元三年，姚崇谓紫微舍人齐澣曰：“余为相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虽不能施于後，犹能没身；公所为法，随复更之，似不及也。”

注曰：观姚崇之所以问，齐澣之所以对，皆揣己以方人，欲不失其实。今之好议论者，当大臣得权之时，则誉之为伊、傅、周、召，为大臣者安受之而不愧；失权之後，则诋之为王莽、董卓、李林甫、杨国忠，为大臣者亦受之而不得以自明。则今日之谄我者，乃他日之毁我者也。（二一一）

《癸辛杂识》别集上，载：“方回为庶官时，尝赋梅花百咏以谀贾相，遂得朝除。及贾之贬，方时为安吉倅，虑祸及己，反锋上十可斩之疏，以掩其迹，遂得知严州，时贾已死矣。识者薄其为人，有士人尝和其韵云：'百诗已被梅花笑，十斩空馀谏草存。’未几北军至，回倡言死封疆之说甚壮，忽不知其所在，人皆以为践言死矣，乃迎降于三十里外，鞑帽毡裘，跨马而还，有自得之色。”身之所谓“今之好议论者”，其指方回之徒欤！

唐肃宗乾元元年，史思明乘崔光远初至，引兵大下，光远使将军李处崟拒之。贼追至城下，扬言曰：“处崟召我来，何为不出？”光远信之，斩处崟。处崟骁将，众所恃，既死，众无鬥志。

注曰：姚耸夫若在，未必能为宋保守河南，而耸夫之死，宋人惜之。李处崟若在，未必能为唐保守魏州，而处崟之死，唐人惜之。以两敌相持，而自戮門将，乃自翦其手足也。（二二〇）

此有慨于曲端之被杀也。姚耸夫事见《通鉴》一百二十一卷，宋元嘉七年，语本《宋书》六五《杜骥传》。曲端之被杀，在绍兴元年，见《宋史》三六九本传。《鹤林玉露》一，言：“曲端在陕西，甚有威望。金人万户娄室，与撤离曷等寇邠州，端击败之，至白店原，又大败之。撤离曷乘高望师，惧而号哭，金人目为'啼哭郎君’。后张魏公以端恃功骄恣，又惧其得士心，竟杀之。自端之死，众心稍离。金人再战富平，我师诈张端旗以惧敌，娄室知端已死，曰：'何绐我也？’于是尽锐力攻，我师败绩，陕西非我有矣。淳熙间，高庙配享，洪景卢举此为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斩马谡，已为失计，魏公袭其事，几于自坏长城。至于诈张端旗，尤为拙谋，徒足以召敌人之笑，沮我师之气耳！”《齐东野语》十五，记其本末尤详。《鲒埼亭集》外编卅七，乃著论大贬之，有意为魏公辩护。然曲端若在，未必能为宋保守陕西，而曲端之死，宋人惜之，自是当时公论。《朱子语类》一三二，亦尝冤之。朱竹垞《书宋史张浚传後》云：“曲端之诛，与桧之杀岳飞何异？读史者务曲笔以文致端有可死之罪，不过因浚有子讲学，浚死，徽国公为作状，天下後世遂信而不疑尔！袁中郎宏道《宿朱仙镇诗》云：'祠前箫鼓赛如雲，立石争镵吊古文，一等英雄含恨死，几时论定曲将军！’江进之盈科《读魏公传诗》云：'子圣焉能盖父凶！曲端冤与岳飞同，何人为立将军庙？也把乌金铸魏公。’可谓助我张目者也。”语见《曝书亭集》四十五。身之之惜姚耸夫，亦惜曲端耳！

唐代宗永泰元年，鱼朝恩欲奉上幸河中，有刘给事者，独出班抗声曰：“敕使反邪？今屯军如雲，不戮力扞寇，而遽欲胁天子弃宗庙社稷而去，非反而何？”朝恩惊沮而退，事遂寝。

注曰：刘给事立朝守正不可夺如此，且两省官也，而史失其名，唐置史馆何为哉！（二二三）

《通鉴》语出李肇《国史补》，称给事中刘，不记其名。《新唐书·鱼朝恩传》作“有近臣折曰”云云，亦不得其名。史家记事，稍纵即逝，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此之谓也。温公之侄孙朴，靖康间使金，被留不屈，卒于真定，国史载之，故《宋史》得为立传。然朴在敌中生子，名通国，谋起义未成，一家歼焉。其祸酷于宇文虚中，国史不载，故《宋史》亦遗其事。通国字武子，盖本苏武之义。少有大志，尝结北方之豪韩玉举事，未得要领。绍兴初，玉挈家以南，授京秩江淮都督府计议军事。其兄璘，犹在敌中，以弟故，与通国善。隆兴元年癸未九月，都督张魏公遣张虬、侯泽往大梁伺璘，璘因以扇赠玉诗云：“雝雝鸣雁落江滨，梦里年来相见频，吟尽楚词招不得，夕阳愁杀倚楼人。”魏公见此诗，于甲申岁春，复遣侯泽往大梁讽通国、璘等。行至亳州，为逻者所获，通国、璘与尝所交聂山等三百馀口，同日遇害，是岁三月十六日也。先是金主完颜褎之皇太子，以都元帅留守大梁，以是月十一日交事，泽与通国、璘、山等，谋率壮士百人，趋留守所庭劫之，时留守左右与通国结盟者三万馀人，而泽败于初十日。皇太子得其图籍与券，立焚之，独罪首事。时魏公开督府于丹阳，闻之盛叹，云：“某入见上，当白其事而旌之。”会魏公中道罢去，玉亦窜责岭表，遂不得达于朝，仅《四朝闻见录》丙集记其事，《宋史新编》及《南宋书》以至于《宋史翼》，皆不为补传。彼其人虽埋迹异邦，忠心祖国，数十年如一日，卒至举族以殉，可哀也已！叶绍翁曰：“中原既陷敌，忠义之士，欲图其国，挈而南向本朝者甚众。盖祖宗之泽，时犹未泯也。”然则通国者，岂可以其沦陷久而外视之！且名臣後也，宋置史馆何为哉！因论刘给事，而连类及之如此。

唐代宗大曆四年，回纥皆环董晋拜，既又相帅南面序拜，皆举两手，曰：“不敢有意大国。”

注曰：此晋吏韩愈状晋之辞，其言容有溢美。（二二四）

全谢山曰：“董晋庸人耳，韩公为之点缀生色，本来面目希矣。”语见《困学纪闻三笺》十一，盖本于此注。

唐德宗建中三年，朱滔乃复引军而南，众莫敢前却。

注曰：观田庭玠之谏田悦，谷从政、邵真之谏李惟岳，范阳之兵，不肯从朱滔南救魏州。河朔三镇之人，岂皆好乱哉，上之人御失其道耳！（二二七）

御得其道，则秦越为一家；御失其道，则同舟如敌国。乱之所由生，必有所藉口也。故贤者御宇，先清其致乱之源。

唐文宗太和七年，杜牧注《孙子》，为之序，以为：“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注曰：观温公取杜牧此语，则其平时讲明相业，可以见矣。（二四四）

顾亭林言：“《通鉴》承《左氏》而作，其中所载兵法甚详。凡亡国之臣，盗贼之佐，苟有一策，亦具录之。朱子《纲目》大半削去，似未达温公之意。”语见《日知录》廿六。岂独《通鉴》，《胡注》之于兵事亦然。胡林翼撰《读史兵略》，于《鉴注》之言兵事者，几全部收入，其推重可想。然古今异宜，兵不可以纸上谈也，故《表微》始立《兵事篇》而复删之。

唐僖宗乾符三年，天平军奏遣将士张晏等救沂州，还至义桥，闻北境复有盗起，留使扞禦。晏等不从，喧趣郓州。都将张思泰、李承祐走马出城，裂袖与盟，以俸钱备酒殽慰谕，然後定。诏本军宣慰一切，无得穷诘。

注曰：唐自中世以来，姑息藩镇；至其末也，姑息乱军，遂陵夷以至于亡。（二五二）

姑息之政，多起于自慊，自慊则气不壮，而人得以乘之，驯至不可收拾。

唐僖宗广明元年，张璘攻饶州，克之，巢走。时江淮诸军屡奏破贼，率皆不实。宰相已下表贺，朝廷差以自安。

注曰：贾谊有言：“厝火积薪之下，火未及然，因谓之安。”唐则薪已然矣，尚可以自安邪！（二五三）

败而以捷闻，为南宋时习见之事，故身之痛言之。

後唐庄宗同光元年，梁兵前後急攻诸城，士卒遭矢石、溺水，暍死者且万人，委弃资粮铠仗锅幕，动以千计。

注曰：王彦章掩晋人之不备，取胜于一时，持久则败矣。使梁能终用之，亦未必成功。（二七二）

王彦章虽勇，然善战者鬥智不鬥力，乘人不备，侥倖一时，其能久乎？君子知其终必败也。

後唐明宗天成元年，帝时为监国，有司议即位礼。李绍真、孔循以为“唐运已尽，宜自建国号。”监国问左右：“何谓国号？”对曰：“先帝赐姓于唐，为唐复雠，继昭宗後，故称唐。今梁朝之人，不欲殿下称唐耳。”

注曰：霍彦威、孔循，皆尝事梁者也。当时在监国左右者，未必皆儒生，观其所对辞意，于正闰之位，致其辩甚严，虽儒生不能易。（二七五）

是非顺逆，本在人心，不必儒生然後知之。若迷于目前之利禄，则虽儒生亦未必知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