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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个没有”和延安作风

 春和书屋 2023-10-10 发布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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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时期自力更生开展生产。

1940年2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民众声讨汪精卫大会上发表讲话指出:“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陕甘宁边区的“十个没有”是党的初心使命的体现,是延安作风、延安精神的生动展示,与国统区的“西安作风”“重庆作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只见公仆不见官”:勤政廉洁的政治风向

毛泽东曾对国统区和解放区作过如此比较:“利用抗战发国难财,官吏即商人,贪污成风,廉耻扫地,这是国民党区域的特色之一。艰苦奋斗,以身作则,工作之外,还要生产,奖励廉洁,禁绝贪污,这是中国解放区的特色之一。”

在陕甘宁边区,上自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至各级干部和基层工作人员,几乎都是勤政廉洁作风的模范践行者。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曾举过延长县县长焦生炳的例子:“焦县长亲自参加担粪、翻地、锄草、收割。麦收时,他白天割了一天,晚上收工时还要挑着一担回去,无怪老百姓说,'自古以来没见过县长担粪,今天县长也担起粪来了,我们必须加倍生产才对’。”他在第二届参议会上作政府报告时感慨道:“廉洁奉公,已成为政府人员一般具有的品质。”“我们的工作人员大部是一些不知疲倦的人民的忠仆,他们念念不忘的,只是抗战与人民的整个利益。”

在延安,在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一般都没有薪酬,只发给勉强维持生活的津贴,最高级别的行政领导每月5元,县长2.5元,粮食每天1.4斤,菜钱4分。正如毛泽东所言:“谁人能够只要每月五块钱薪水呢?谁人能够创造这样的廉洁政治呢?”对于贪污腐败浪费等行为,共产党人更是毫不姑息。

1941年颁发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第8条规定,厉行廉洁政治,严惩公务人员之贪污行为,禁止任何公务人员假公济私之行为,共产党有犯法者从重治罪。担任甘泉县张家畔税务局局长的肖玉璧,因在任内贪污公款3050元,被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肖玉璧是1933年加入红军的战斗英雄,党和边区政府并没有因此而稍有宽纵。

《解放日报》对此案发表的评论中写道:“在'廉洁政治’的地面上,不容许有一个'肖玉璧’式的莠草生长!有了,就拔掉它!”

“无非一念救苍生”:积极向善的社会风尚

与“有官皆墨吏”的重庆不同,在“无土不黄金”的延安,群众的利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大关切,人民的解放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这里的一切努力和奋斗,“无非一念救苍生”。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边区政府不仅在经济上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改善人民生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而且大力加强社会建设,特别是针对陕甘宁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社会陋习,深入破除封建迷信,提高妇女社会地位,禁绝种植吸食鸦片,发展医疗卫生事业,以及开展改造“二流子”运动等。

在陕甘宁根据地建立前,当地的教育水平十分落后,文盲率高达99%。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把发展教育、扫除文盲、提高群众文化水平作为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经过多年努力,边区的教育水平稳步提高,群众的文化生活也日益丰富。对边区农村影响最大、效果最为显著的教育形式,当属各种类型的以民教民为特点的社会教育,尤以读报识字组、夜校、冬学、民教馆等最受群众欢迎。在宣传发动中,党和边区政府注重用通俗易懂的方式使群众明白教育的内容、意义等,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上冬学至少能识150个字、会唱5首歌曲,还知道为什么会打雷下雨、怎样会不生病、怎样选举、怎样办合作社;不识字一辈子吃苦头,上了冬学人人都能干、人人有本事,等等。

全面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是边区社会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各级政府鼓励和引导妇女参加生产,提升经济地位,进而提升其政治地位、文化水平,改善其生活,以“达到解放的道路”。

在边区妇女生产运动中,涌现出300多名劳动英雄,其中郭凤英、黑玉祥、张芝兰、刘桂英等作为全边区妇女生产的“状元”,受到毛泽东等领导人接见。比如柳林区二乡的妇女,通过从事纺织实现了多生产多积蓄,“妇女及其家庭生活都过得好,而且在'婆姨汉一条心,沙土变黄金’的体验中,增进了家庭和睦与全村的团结。男人打女人、邻舍相骂的事情,大大地减少了”。

针对盛行婚姻包办、买卖的不良社会风气,边区政府公布《婚姻条例》,大力倡导婚姻自主,实行一夫一妻制,禁止纳妾,禁止包办强迫、买卖婚姻、童养媳及童养婚等,使妇女的家庭地位有了根本改变,长期延续的恶俗陋习得以摒除。

“八载干戈仗延安”:团结奋发的精神风貌

“百年积弱叹华夏,八载干戈仗延安。试问九州谁作主?万众瞩目清凉山。”陈毅在延安时写下的这首诗,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族的希望”的历史事实。到过延安和边区的人们,都会为这里上上下下所展现出的那种团结奋发的精神风貌所震撼、所感染。

1939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出《为抗战两周年纪念时局宣言》,旗帜鲜明地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不仅使全党进一步统一了思想、提高了认识,也使根据地军民和党外人士进一步分清了是非、振奋了士气。

毛泽东在延安民众讨汪大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任务,就是团结一切抗日的进步的势力,抵抗一切投降的倒退的势力,力争时局的好转,挽救时局的逆转。”同一天,他在为延安民众讨汪大会起草的通电中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十点要求:一曰全国讨汪,二曰加紧团结,三曰厉行宪政,四曰制止摩擦,五曰保护青年,六曰援助前线,七曰取缔特务机关,八曰取缔贪官污吏,九曰实行《总理遗嘱》,十曰实行三民主义。这集中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和边区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和意志。

在延安的广大军民中间,坚持团结抗战到底已经内化为一种政治自觉,外显为一种精神风貌。这种精神风貌与国统区的状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和鲜明的对照。

美国人谢伟思在访问延安后说:“我们的全体成员有一个同样的感觉,好像我们进入了一个不同的国度和遇见了不同的人民。在共产党那里,有一种生机勃勃的气象和力量,一种和敌人交战的愿望,这在国民党的中国是难以见到的。”

梁漱溟在赴延安参观后也感慨道:“在极苦的环境中,那里的气象确是活泼,精神确是发扬。”“一般看去,各项人等,生活水准都差不多;没有享受优厚的人,是一种好的风气。人人喜欢研究,喜欢学习,不仅学生,或者说人人都像学生。这又是一种好的风气。爱唱歌,爱开会,亦是他们的一种风气。天色微明,从被窝中坐起,便口中哼哈抑扬,此唱彼和,仿佛一切劳苦都由此忘却!”

何其芳更用诗人的语言写下了自己的感受:“延安的城门成天开着,成天有从各个方向走来的青年,背着行李,燃烧着希望,走进这城门。学习,歌唱。过着紧张的快活的日子。然后一群一群地,穿着军服,燃烧着热情,走散到各个方向去。”

(摘编自《党史博采》2022第12期 韩洪泉/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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