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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过草婴翻译的《战争与和平》后，我意犹未尽，又读了一遍张捷的译本。 
左草婴，右张捷。
两个译本之间最直观的差异，是两位译者对人名的处理：张捷把俄罗斯人名的习俗原原本本都呈现了出来。而草婴则化繁为简，把繁琐的规则简化为了“一人一名”。 俄罗斯人名有一套复杂的规则。简单来说，俄罗斯人的名字分三部分：本名、父名和姓氏，而这三个部分又有不同的变化和组合。在本名和姓氏上，俄罗斯与我们中国的规矩一样：姓氏标识一个家族，本名标识一个人自己。如“安德烈·保尔康斯基”的意思就是保尔康斯基家族的安德烈。而父名由这个人的父亲的本名变化而来，标识了这个人的父亲。例如安德烈的父名是“尼古拉耶维奇”，其中的“尼古拉耶维奇”就是由安德烈父亲的本名“尼古拉”变化而来，说明了安德烈的父亲叫尼古拉。
苏联版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的安德烈 这三个部分不是一成不变的。本名可以变为昵称、爱称，而且一个本名可以变为多个爱称。例如玛利亚的爱称就有玛丽、玛莎、玛申卡等。父名和姓氏的变化则主要体现在阴性和阳性上。简单说就是男性多为“夫”“斯基”结尾，女性则为“娜”“娃”“卡娅”结尾。例如，如同是保尔康斯基家的儿女，安德烈全名叫“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保尔康斯基”，玛丽亚则叫“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保尔康斯卡娅”。此外，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关系下，这三个部分要按不同的组合来使用。简单来说，关系非常亲近的亲戚好友间可以叫爱称。例如安德烈称玛丽亚为“玛莎”，玛丽亚称安德烈为“安德留沙”，就是用的爱称。关系比较一般的朋友间直呼本名就可以了。如果要表示尊敬，可以用本名加父名，也可以称呼姓氏+职位，如称安德烈为“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或“保尔康斯基公爵”。而本名、父名加姓氏的完整组合，通常只有在证件、自我介绍或其它非常正式的情况下才会用上。当然，这套姓名规则还有很多其它方面，例如女子出嫁前从父姓、出嫁后从夫姓（如罗斯托娃伯爵夫人，婚前名叫娜塔莉·申兴娜，婚后叫娜塔莉·罗斯托娃）等，这里不再赘述。
总之，是一套很复杂的规则。 张捷的译本非常清楚地呈现出了这套规则。除了保尔康斯基公爵一家之外，罗斯托夫伯爵一家也是明证。伊利亚·安德烈依奇·罗斯托夫伯爵的大儿子叫尼古拉·伊里奇·罗斯托夫。在父母、妹妹口中，他是尼科拉沙、尼科卢什卡、尼科连卡、科科……；在杰尼索夫、保利斯等好朋友口中，他是尼古拉；在内侄面前，他是尼古拉·伊里奇姑父；而对侍从、下人们来说，他是罗斯托夫伯爵；其它大多数时候，他是尼古拉·罗斯托夫。
没找到尼古拉，这是苏联电影《战争与和平》中的伊利亚·罗斯托夫。 草婴极大地简化了这套规则。他省略了大多数人物的父名，只保留了他们的本名和姓氏。这样，安德烈·尼古拉耶维奇·保尔康斯基就成了安德烈·保尔康斯基。他用本名代替了大部分的昵称、爱称。这样，“安德留沙”就成了“好安德烈”。他也不再区分姓名的阴性、阳性，全都用阳性词缀。这样，玛丽亚·尼古拉耶夫娜·保尔康斯卡娅就成了玛丽亚·保尔康斯基。不过，草婴并没有一刀切。他在“玛丽太后名声很大的女官和心腹安娜·巴夫洛夫娜·舍勒在迎接第一个来赴她晚会的大官华西里公爵时”中，就用上了本名、父名加姓氏的最正式的称呼。在“玛丽是取道梁赞到这儿来的”中，草婴也译出了玛丽亚的爱称“玛丽”。此外，“娜塔莎”本身也是“娜塔莉娅”的爱称，草婴版却一直把它当做本名使用。
由俄罗斯作家创作的、描写俄罗斯社会生活的小说，多保留一些俄罗斯社会风俗，自然也就多了几分俄罗斯味道。就好比去俄罗斯饭店点了一份俄罗斯大厨做的苏伯汤，那自然要多一点俄罗斯的味道才好。从这一点上来说，张捷的译本占了上风。可惜的是，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纯正的俄罗斯风味。对我这种并不了解、也并不想了解俄罗斯社会风俗的人来说，这些千变万化的名字给我造成了不小的困扰。
大列巴苏伯汤……我可吃不下…… 例如，在读张捷的译本时，我老是把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弄混；读到丽扎维塔·卡尔洛夫娜、米哈依尔·伊拉里翁诺维奇等名字时也总是想不起是谁。虽然张捷总是能及时给出注释，但在正文和注释间来回跳转，阅读体验实在降低了不少。也许张捷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因此在他的译本中偶尔也会出现这样的注释：“他特别邀请你去，瓦西里·德米特里奇（这说的是杰尼索夫）也去。”在草婴译本中，我就没有这样的问题：安娜·帕夫洛夫娜和安娜·米哈伊洛夫娜分别是“安娜·舍勒”和“德鲁别茨基公爵夫人”，丽扎维塔·卡尔洛夫娜被称为丽莎·保尔康斯基公爵夫人，而米哈伊尔·伊拉里翁诺维奇则只以“库图佐夫”这个名字示人。经过草婴的简化后，我就非常清晰地对应上了人物和人名，也能更加轻松地理解人物和剧情了。
这就叫化繁为简。
我有理由相信，张捷自己也遭遇了与我相似的困境。尽管有种种注释和说明，张捷还是在人名上出了点小纰漏：伊利亚·罗斯托夫伯爵的父名，在大多数时候是“安德烈依奇”，却有那么一两处变成了“安德烈维奇”。这大概也算是一种“天下苦秦久矣”吧……
如何翻译人名并不只是一件小事，它反映了两位译者对“信”和“达”的不同取舍。显然，张捷选择了“信”，而草婴更偏向于“达”。这两种偏好，除了人名之外，在西方谚语的翻译方面也可见一斑。例如，在译文“您知道，亲爱的，我觉得波拿巴已完全把他的拉丁文丢了”中，张捷直译出了“把他的拉丁文丢了”这句法国谚语。而草婴把这句话译作了“告诉您，老弟，我认为拿破仑方寸已乱”。还有张捷译本中的“整个莫斯科都在重复多尔戈鲁基公爵说的'给人抹泥，自己会沾满一身’这句话，在遭到失败时通过回忆昔日的胜利来进行自我安慰”，草婴将“给人抹泥，自己会沾满一身”意译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在这些谚语的翻译上，我认为草婴的意译比张捷的直译更好：他既表达出了作者的意思，又更贴近读者的文化语境。直译与意译的区别，除了谚语之外，在对典故的处理上也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给巴格拉季昂公爵写的那首诗。张捷直白地译出了诗中的所有典故：“你为亚历山大时代增光， 你为我们保卫着泰特斯， 你既是威严的统帅，又是善良的人， 是国家的奥尔甫斯，战场上的恺撒。拿破仑运气很好， 有机会领教巴格拉季翁的高招， 从此不敢再把俄罗斯的阿尔喀得斯打扰”。如果不看注释，我完全不理解“泰特斯”、“奥尔甫斯”、“阿尔喀得斯”代表什么含义，只能模糊的体会到诗人对巴格拉季昂的吹捧。
其实奥尔甫斯就是俄耳甫斯。但我还是不知道他和巴格拉季昂有什么关联。 “ 你保卫皇上稳坐江山， 为亚历山大皇朝增光。你是威严的统帅，仁慈的好人；你是战场的英雄，国家的栋梁。就算拿破仑福星高照， 也受巴格拉基昂一顿训教， 从此再不敢欺侮俄罗斯大邦”。在这里，草婴没有用到一个西方典故，却译出了韵脚，译出了更浓的马屁味儿。
中外马屁一个味儿…… 但是，如果没有吃透原文，意译就容易弄巧成拙。例如上面举例的那首诗中，原著说的到底是“拿破仑运气很好，有机会领教巴格拉季翁的高招”，还是“就算拿破仑福星高照，也受巴格拉季昂一顿训教”？类似的，张捷译文中的“'小声点，小声点，难道不能小声点吗？’皇上说”，在草婴的译文中则是“'轻一点，轻一点，难道你不能放得轻一点吗？’皇帝说”。沙皇到底说了什么呢？从两位译者的一贯风格来说，我更愿意相信张捷。至于草婴的“他把这问题重复了十遍，不禁想起了莫里哀的话：'我何苦自寻烦恼？’于是他嘲笑起自己来……”这段译文，通过张捷的译本，我们可以知道莫里哀说的是“他怎么会上这条船的呢？”。这是莫里哀在戏剧《斯卡潘的诡计》中写下的一句经典台词，表达的不是“我何苦自寻烦恼”，而是“他为什么会跟那些人混到一起去呢”。在这个句子上，草婴显然谬以千里了。
《斯卡潘的诡计》海报。 同时，在处理谐音时，意译也很难与直译匹敌。例如，张捷的译文“'这个斑点想必是雪；一个斑点，法语是une tache。’罗斯托夫想。'原来这不是塔什……这是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什卡……拿着皮囊……’”，就通过直译点出了“斑点-塔什-娜塔什卡-皮囊”的谐音关系。在草婴版中，这一段被译作了“'那大概是雪，一片白雪。’尼古拉想。'那天……哦，娜塔莎，妹妹，黑眼睛……娜塔莎……拿大厦……’”。面对这个谐音梗，应该说草婴尽力了，可惜意译在这方面实在比不过直译。
算了算了，比不过就比不过吧。 此外还有一处细节，在我看来是非直译不可的：皮埃尔对海伦说的那句“我爱您”。张捷直译出了“我爱您”，而草婴则将其译作“我爱你”。在翻译法语时，“您”和“你”有着不同的词源和含义：前者表示尊敬，显得生疏；后者则更加平等而亲昵。在那个场合下，皮埃尔说的是“我爱您”，话语中“贫乏无力、自己也觉得羞耻”的意味就比“我爱你”要浓烈多了。虽然直译有种种优势，可是在有些译文上，张捷“直”得莫名其妙。托翁在写作时，除了俄语之外，还大量地使用了法语、德语和拉丁文。大多数情况下，张捷会把它们统一翻译为汉语，只在相应的注释中说明“原文是法语（或德语、拉丁文）”。然而，有那么几处，他却一反常态，直接把原文贴了出来。如：“'致法国政府首脑。Au chef du gouvernement français。’多尔戈鲁科夫严肃而又愉快地说。”和“战争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多么可怕的事！Quelle terrible chose que la guerre！”如果说“一个斑点，法语是une tache”是为了点出谐音梗，那这里又是为什么而贴出法语原文的呢？在译本中贴原文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这与草婴在翻译人名时的“双标”一样，实在让我感到摸不着头脑。两位译者对“信”和“达”的偏好并不绝对。在某些词句上，他俩做出了相反的选择。例如，俄国人打赌时，打赌双方要先把手握在一起，然后由证人把手分开。在翻译一次打赌时，张捷的译文是“库拉金，你来当证人”，而草婴的译文则是“阿纳托利，你来分手”。在这里，“当证人”应该是意译，而“分手”则是直译。
此分手非彼分手，无需心碎把泪流。
总体上来说，在“信”和“达”这两方面，张捷和草婴可谓各擅胜场。那么，在“雅”这方面呢？就我个人看来，在“雅”这方面，张捷完败于草婴。张捷翻译出了不少“病句辨析”的例题。最常见的问题是缺失主语，例如下面这些句子：“在童山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每天都在等待着年轻的安德烈公爵和公爵夫人的到来。”“同比利宾的预言相反，他带来的消息受到热烈欢迎。决定举行感恩祈祷。库图佐夫被授予玛丽亚-特蕾西亚十字勋章，全军都获得了奖赏。”“在步兵的帮助下，好容易把大炮拖上山，到了贡特斯多夫村，便停住了”。此外还有偷换主语、指代不明、被动句式、语义重复等问题，如：“库图佐夫统率的三万五千俄军遭到波拿巴统率的十万法军的追击，沿途的居民对他们又很敌视，他们对盟军已不再相信，忍受着粮草的不足，被迫在没有预见到的作战条件下行动，顺着多瑙河仓皇退却，在遭遇到敌军时停下来，只是为了在撤退中不损失辎重和重武器，才打几场后卫战。”“改朝换代后，虽然他已准许到两个京城去，可是仍然继续住在乡下，从不外出”。“我坚决认为，俄罗斯人应该要么战死沙场，要么凯旋而归”。
如此多、如此低级的语法错误，实在有点惨不忍睹。我没有在草婴版中发现过类似的问题。对前面列举的张捷译文中的病句，草婴是这样翻译的：“在童山保尔康斯基公爵的庄园里，一家人天天都在盼望小安德烈公爵夫妇的到来。”“同比利平的预料相反，安德烈带来的消息受到热烈欢迎。皇上下旨举行感恩礼拜。库图佐夫被授与玛丽·泰利撒大十字勋章，全军获得奖赏。”“他们在步兵帮助下好容易把大炮拖上山，到根特斯陶夫村停下来。”“库图佐夫统率的三万五千俄军，遭到拿破仑所指挥的十万法军的追击，所到之处又受到各地居民的敌视。俄军给养不足，对盟军丧失信心，而且被迫在没料到的恶劣条件下作战，不得不沿多瑙河仓皇退却，只有在被敌人追上的地方才停下来，为保卫辎重进行后卫战。”除了病句之外，张捷还用了很多长句。例如前面的例子“库图佐夫率领的三万五千俄军……”，全句125个字，8个逗号，只有1个句号。类似的还有：“我在想到她的性格时经常对自己说，我不了解她，不了解这种永远心安理得，感到满足，没有任何激情和愿望的现象，只能怪我自己，而整个谜底就是她是一个荡妇这样一句可怕的话，这句可怕的话一说出来，一切就清楚了！（98个字）”“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晚会和头一个晚会一模一样，只不过现在她用来款待客人的一道新的菜肴不是莫特马尔，而是一个从柏林来的外交官，此人带来了有关亚历山大皇帝在波茨坦逗留以及两位伟大的朋友在那里会谈的详情的最新消息，据说两人发誓要结成牢不可破的联盟来捍卫正义事业，反对人类的敌人。（134个字）”
长句的优点是信息量大。正因为信息量大，长句的结构往往非常复杂。因为结构复杂，它会变得费解而拗口，还容易产生语病——也许张捷译文中的那些病句就是这样来的。
又不是高考作文，没必要这么多字。 相比之下，短句表意更加清晰、结构更加明了、读起来更加朗朗上口，也更不容易犯错误。对比草婴版的译本，我们就可以感受到这一点：“我常常思考她的性格，总怪自己不了解她，不了解她为什么总是冷若冰霜，没有丝毫激情，其实问题只在于那个可怕的事实：她是个荡妇（60个字）。这事一说出来，问题就一清二楚了（15个字）！”“安娜·舍勒的晚会仍同第一次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现在安娜·舍勒用来款待客人的不是莫特玛，而是从柏林来的一位外交官（52个字）。这位外交官带来亚历山大皇帝到达波茨坦的最新详情，还介绍了两位君主怎样在那里宣誓结成牢不可破的同盟，来保卫正义的事业，反对人类的公敌（65个字）。”在遣词造句方面，草婴的译文也比张捷的更通顺、更有味道。上面列举的“俄国人不获胜，毋宁死”就是一个例证。此外还有“尼古拉·安德烈耶维奇·鲍尔康斯基的儿子决不靠博得宠信而在任何人手下工作”，草婴译作“我尼古拉·保尔康斯基的儿子决不看人脸色办事”。显然草婴的译文更通顺些。又如张捷的“骠骑兵们已烧着了桥，法国炮兵朝他们射击已不是为了阻止他们烧桥，而是因为大炮已经瞄准，有目标可以射击”，草婴译作“骠骑兵已把桥烧着，而法国炮兵现在开炮已不是为了拦阻他们，而只是因为炮已拖到，总得轰击一番”。草婴用“总得”两个字，翻译出了一种“来都来了”的味道。在这种韵味上，张捷离草婴还有一些差距。
法军：来都来了，打一炮吧……
总而言之，我认为，在“信达雅”三个字上，张捷做到了“信”，草婴在“达”和“雅”上更胜一筹。
最后顺带一说，苏联拍的《战争与和平》电影不亚于原著，同样是史诗级巨著！非常推荐！
帅气的安德烈公爵压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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