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汉书

小夏ho78b993zg 2023-10-11 发布于江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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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晔《后汉书》列传颇多创新之处《党锢传》、《宦者传》、《文苑传》、《独行传》、《逸民传》、《列女传》几个列传都属于自创,目的在于推崇品德激扬气节，笔势超逸，立意不俗，很有矫俗匡风砥砺名节的志趣，读来令人抗然出尘
    《独行列传》激扬气节高畅风骨对于后人砥砺品格以德操为高颇有益处,即使今天读来依然令人有景慕之意，范晔立传常把相同类型的人物不受时间限制放在一起这点不错·《文苑列传》专记文人录其文章褒扬品格也是独创，至于《逸民列传》中的严光梁鸿高尚其事避世而居和光同尘更是古今品格清高的隐士典范，正所谓“。。。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心名且犹不显，况怨累之为哉！与夫委体渊沙，鸣弦揆日者，不其远乎！”，而《列女传》读来则犹如宋明理学先声，极力推褒三从四德贞洁列女之类，班固的妹妹班昭才学宏博古今罕见，但从范晔所辑录的《女诫》七篇来看简直就是压抑人性绝对自我贬低今天的妇女读来未免可笑。《方术列传》内容良莠不齐，尤其是涉及神仙道家之类如王喬，费长房，苏子训，刘根等人列传明显荒唐不可信，属于刘向《列仙传》葛洪《神仙传》之类不应列入严谨的正史中，下篇尤其明显。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分析范晔《方术列传》内容最为荒唐，水准与其他列传差距极大但是如果和其天师道信仰结合起来分析就顺理成章，联想到南朝晋宋时期天师道盛行朝野那么范晔后来的谋反之举也是有其内因，不过陈寅恪的分析也只能说是聊备一说。相比较陈寿《三国志方术列传》相对严谨的多，不像范晔那样犹如道家仙传内容过于夸诞。
   《党锢列传》专记东汉后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与宦官斗争的党锢事件，写来笔势最为激昂，情动于中，意慨于辞，范蔚宗对于知识分子坚持正义不为权贵所屈的清高品格激赏不已，所谓“。。。叔末浇讹，王道陵缺，而犹假仁以效己，凭义以济功。举中于理，则强梁褫气；片言违正，则厮台解情。。。。逮桓、灵之间，主荒政缪，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核公卿，裁量执政，婞直之风，于斯行矣。夫上好则下必甚，桥枉故直必过，其理然矣。若范滂、张俭之徒，清心忌恶，终陷党议，不其然乎？”如范晔所记“。。。凡党事始自甘陵、汝南，成于李膺、张俭，海内涂炭，二十余年，诸所蔓衍，皆天下善士。三君、八俊等三十五人，其名迹存者，并载乎篇。。。'李膺的公忠节义杀身成仁令人仰之弥高，范滂的视死如归嫉恶如仇刚正不屈的品格令人敬佩，张俭亡命天下为之奔走，李杜齐名抗义而死举世为之悲怆

范晔将有鉴识之才的郭泰符融许劭紧接着《党锢列传》单独列为一传无疑有其深意，意在突出这三人善于识拔人材，鉴别才具。郭泰最为独特其实应该列入《党锢列传》但如传中所言“。。。林宗虽善人伦，而不为危言核论，故宦官擅政而不能伤也，乃党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闳得免焉。”至于许劭评曹操《后汉书》所载“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却是独特与我们通常所知道的《三国志》所载“子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却是恰恰相反，不知何故。东汉察举孝廉推荐人才之风极盛，因此人伦之鉴，才藻之评很重要，如范晔在郭泰传后所论“：庄周有言，人情险于山川，以其动静可识，而沈阻难征。故深厚之性，诡于情貌；“则哲”之鉴，惟帝所难。而林宗雅俗无所失，将其明性特有主乎？然而逊言危行，终享时晦，恂恂善导，使士慕成名，虽墨、孟之徒，不能绝也。”

对于东汉政治影响极大祸患严重的宦官范晔也单独作《宦者列传》叙述宦官由来及其沿革，以及如何在东汉势力渐大把持朝政，宦官也并非都是如十常侍那样的奸佞之辈，也有像郑众，蔡伦那样的干才，吕强清忠奉公谏论忠鲠不在当时名臣之下，曹操的那位挂名祖父曹腾人品也不差。孙程为虞诩抗论，丞良贺谦退处世，曹腾不计种暠之嫌而荐才为人行事都颇有格调。熹平石经起于好学深思的内廷宦官议倡，党锢开禁则得益于吕强忠贞抗论，像单超，候览，曹节，王甫,,张让,赵忠之辈真可谓祸国殃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五章最后探讨汉亡的原因，分析认为宦官未必如传统史书所说毫无益处，一定程度上来说宦官外戚以及后来被党锢的知识分子集团都是后汉政治势力的有效组成，相互牵制三方势力时分时合犬牙交错有其现实政治意义，结合后汉史事这种立足于现实政治学的分析观点还是相当客观理性的，这方面和陈寅恪分析与后汉同样严重的中唐以后的宦官政治集团的作用也颇为近似，当时朝臣无论哪一派都和宦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只不过唐代没有后汉那样严重的外戚权贵，从后汉政治来看宦官外戚知识分子三大集团关系也是相互错杂多有关系，不能说是泾渭分明相互对立毫无联系

东汉末期党锢之祸和明末的权贵东林党颇为近似,东汉陈蕃,李庸为首儒家士大夫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直接针对的是阉宦专权和朝政腐败,而东林党以明代江南学术最盛,集结书院放论朝政,两者都是所处朝代衰败之时,都是遭到阉宦的残酷镇压,相对来说,东汉党锢之士几乎囊括当时精英,而东林党多少有点地方性.儒学有党历代都有,唐代有牛李党争,宋代庆历新政时欧阳修那篇著名的<朋党论>就是为此而发,后来王安石新法更有新党,蜀党,洛党之分.东汉党人识见不凡,颇有品鉴人物,观其才具之能,许劭鉴曹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司马徽评孔明卧龙无不循名责实,当时风气,之后开始的九品中正制就是由此而来.竹林七贤,东晋风流都是东汉党人遗风,至于以何晏王弼为首的正始玄学则是中国最接近于西方哲学的思辨时代。后来读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版》中论及陶渊明思想与清谈关系时，也认为东汉党锢清议之风实是魏晋清谈之始。

刘秀开创的东汉虽然说延续了西汉世系，实质上完全是自己独立开拓基业和南渡的东晋南宋继承前朝基业根本是两回事。光武帝刘秀和汉高祖刘邦二人都是豁达大度,从谏如流,善于用人,不过刘秀尊崇儒学文化素养远高于乡村无赖刘邦，东汉儒学因此大盛，党锢事件出现在东汉自有其历史根由，二人所处时代形势不同，刘邦的对手只有项羽，而刘秀所处则是群雄并起的局面，所以用了十二年时间方才统一，局势和后来的李世民朱元璋赵匡胤有些类似，不过赵匡胤承继后周强势坐收渔翁之利这一点和隋文帝杨坚差不多，若论帝王骁勇善战无疑以李世民为最，洛阳之战力排众议围城打援一战而灭王世充窦建德两大劲敌，天下之势由此而定，朱元璋军事谋略仅次于李世民，当时所处南京被陈友谅和张士诚两强东西相持，朱元璋以为陈友谅渔匪剽悍实力最强而张士诚贩私盐出身坐守江南富庶之地必定贪利保守犹豫不决，所以不顾背后张士诚而鄱阳湖决战灭陈友谅，回头再灭张士诚，由此而奠定基业。而刘秀军事谋略则不如李世民和朱元璋，稍强于刘邦，但是刘邦驭将之略实在是无人能及，韩信彭越英布那样卓绝的将帅之才都只能任其摆布，张良奇策言下即悟，其人可谓权略绝伦
无论是《汉书》还是《后汉书》有关刘邦和刘秀的传记都比较简略，尤其是《后汉书》很有点类似于《春秋》的纲目式记载，对比《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就明显详尽的多了，看来司马光嗜好《左传》不是偶然，行文笔法颇为近似，编年体有着纪传体所没有的优点，可以以参考不同人物传记同一时间的史事使得人物形象性格更加丰满，而纪传体就相对受束缚多了，一个人的形象要通过同时期不同人物的事迹得以体现，如同《史记》中刘邦的形象可以通过同时期韩信张良项羽等人的史事相互映衬更加丰满传神。不过《资治通鉴》之后后继无人，《资治通鉴》有关刘邦刘秀的相关史料还是以《史记》《后汉书》为主干，胡三省所注《资治通鉴》可谓极其精妙，细致详尽考证严谨

   西汉文景之治崇尚道家黄老之学，无为而治休养生息四十年国力大盛,为汉武帝大张国势打下基础，而东汉明章之治崇奉儒学，汉明帝为人警敏明达颇似汉宣帝，东汉儒学极盛，所谓的党锢之祸也就是知识分子结党和外戚宦官斗争，观不少东汉党人行事很有相互标榜，虚矜矫饰的行为,不过推崇气节风骨,以才识学养为尊。只可惜明章之治后继续的汉和帝不过十岁，从此东汉步入幼帝即位外戚宦官交相把持政权的局面，国势不振日渐衰落，比起西汉紧接着文景之治的汉武帝在位五十余年国势大张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东汉从公元36年刘秀灭公孙述完成统一到公元105年汉和帝死，强盛期也就70年，从88年汉和帝十岁即位起便是一系列幼帝即位帝王短命外戚宦官专政，国势渐衰，而西汉至少从文景之治直到汉宣帝时期都是国势强盛，算上懦弱昏庸的汉元帝差不多150年间国势不衰，外戚也只是富贵而无权,像卫青霍去病叔侄都是以功业名著青史,西汉宦官以操纵庸懦的汉元帝于股掌之间的弘恭石显为最,而自汉成帝一天之内封其舅父王氏五人为候，委政于外戚，从此江河日下四十年后王莽篡汉也就顺理成章了,可以说西汉文景之治是其盛世的开始而东汉明章之治则标志东汉盛世的结束.西汉宦官外戚对政权的操控远不如东汉严重,只是最后亡于外戚王莽之手,而东汉明章之治后大都是幼主即位政权被宦官外戚操控国势却是远不如西汉

     《资治通鉴卷第六十八》司马光总结东汉政事赞美东汉儒学之盛'。。。光武帝敦尚经术，宾延儒雅，开广学校，修明礼乐。武功既成，文德亦洽。继以孝明、孝章，遹追先志，临雍拜老，横经问道。自公卿、大夫至于郡县之吏，咸选用经明行修之人，。。。自三代既亡，风化之美，未有若东汉之盛者也。及孝和以降，贵戚擅权，嬖倖用事，赏罚无章，贿赂公行，贤愚浑殽，是非颠倒，可谓乱矣。然犹绵绵不至于亡者，上则有公卿、大夫袁安、杨震、李固、杜乔、陈蕃、李膺之徒面引廷争，用公义以扶其危，下则有布衣之士符融、郭泰、范滂、许邵之流，立私论以救其败。是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至有触冒斧钺，僵仆于前，而忠义奋发，继起于后，随踵就戮，视死如归。夫岂特数子之贤哉，亦光武、明、章之遗化也！。。。。以魏武之暴戾强伉，加有大功于天下，其蓄无君之心久矣，乃至没身不敢废汉而自立，岂其志之不欲哉？犹畏名义而自抑也。由是观之，教化安可慢，风俗安可忽哉！ “东汉知识分子修身崇道，励名节，尚高风，党锢之祸后世慕其风慨倾慕仰望，如司马光所论幼帝即位贵戚当朝阉宦构祸，幸亏知识分子抗风励节，所以政治虽浊而风俗不衰，移风易俗砥砺名节的儒家教化之风无疑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

     《剑桥中国秦汉史》第三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毕汉斯在分析东汉政局时，以刘秀的南阳集团和以马援窦融两大家族为代表的西北集团作为权利角逐的中心力量，后来还加入了同样出身西北的梁氏家族，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皇后的数量，东汉很多帝王都是幼年即位政权基本被外戚把持，南阳的阴氏，邓氏，西北家族的马窦梁氏，公元168年以前11名皇后输送9名，6名大将军有5名，阴，邓，梁，窦各自有两名皇后，西方史学对历史的分析角度迥异于中国传统史学，远胜于传统的考据之学，很有现代性，不过毕汉斯的这种以不同集团对立来分析政治的观点很显然受了陈寅恪在唐史研究中所开创的关陇集团和山东集团相对立融合理论的影响，《剑桥隋唐史》更是以陈寅恪思想为根基，纵观东汉历史外戚把持政权确实很严重，典型的像邓后和梁冀，内廷宦官对政权的操纵也同样明显，而民间与之抗衡的就是知识分子了，党锢事件无疑是矛盾的激化。与西汉相比东汉外戚普遍社会地位很高，势力很强对政权的控制明显，西汉则外戚力量不大，对政权的控制不明显，不过西汉却是被王莽这个外戚所篡位，汉成帝一日封王氏五候无疑是自取灭亡之路，霍去病之弟霍光是个例外，不过霍光虽然为人谨厚持重但是不学无术，贵盛之际不知谦退之道，死后三年而族灭。汉武帝确实善于利用外戚但基本没什么后患，像著名的卫青为皇后之弟霍去病则是其侄子，二人以功名立世却是远过于东汉外戚。西汉外戚社会地位远不如东汉，刘邦平民出身他的妻子就不必说了，汉景帝之母幼年贫困出身很低，汉武帝之母家道中落改嫁入宫，汉武帝的卫后则是歌妓出身，卫青霍去病霍光都是其亲属。汉元帝皇后王政君也不过出身官僚家庭。

《后汉书班彪传》最后论赞范晔替司马迁打抱不平“...彪、固讥迁，以为是非颇谬于圣人。然其论议常排死节，否正直，而不叙杀身成仁之为美，则轻仁义，贱守节愈矣。固伤迁博物洽闻，不能以智免极刑；然亦身陷大戮，呜呼，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班固讥讽司马迁博学通识才高于世而不能保身处世但是班固自己还不如司马迁,自己依附外戚权臣窦宪得势,不能约束子弟门客骄纵而得罪人最后受牵累落得个瘠死狱中，因此被范蔚宗所讥讽，但是范晔更是才高气傲，行事偏激，最终以谋反伏诛，司马迁激于意气为李陵辩护而获刑品格值得称赞，班孟坚因家人不谨攀附权贵而亡，范蔚宗更是负恩谋反，班固范晔可谓每况愈下，人格修养跟司马迁相比差远了.'古人所以致论于目睫也！”'睫在眼前常不见'班固范晔前车之覆后车之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何其难也，倒是班固之父班彪无论进退从容自若为人值得称赞如范晔论赞“：班彪以通儒上才，倾侧危乱之间，行不逾方，言不失正，仕不急进，贞不违人，敷文华以纬国典，守贱薄而无闷容。彼将以世运未弘，非所谓贱焉耻乎？何其守道恬淡之笃也。”范晔史笔平正论人还是相当客观公允,不比班固差,读班彪和隗嚣论周汉政制异同兴衰原因，真知灼见，极具洞察力。也难怪《剑桥中国秦汉史》会极力褒扬班彪的才华识见，班彪子女班固班超班昭三人无一不是才华出众，和三曹三苏相比也是毫不逊色

从班彪的《王命论》来看，其才华识见远过于其子班固,他和隗嚣的对话比较分析周汉两代政制的差异以及兴衰成败的原因确实极有见地,《剑桥中国秦汉史》称赞《王命论》为中国文献中表述政治原则最完善和最清楚的文章虽然有点过誉但并不是虚言妄发。

班彪《王命论》中的所谓君权天授的天命观极其浓厚，《剑桥中国秦汉史》称其为杰出未免过份，评其为那个时代最完善最清楚的天命论政治原则论述倒是公允，对董仲舒君权神受论的完善，只是比起贾谊《过秦论》的切合实际而不事神化无疑是一种现实思想上的退步，也不如《史记》独立不羁的自由主义思想。倒是他和隗嚣前面的对话比较分析周汉两代政制的差异颇有见地，“周之兴废与汉异，昔周立爵五等，诸侯从政，本根既微，枝叶强大，故其末流有纵横之事，其势然也。汉家承秦之制，并立郡县，主有专己之威，臣无百年之柄,至于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国嗣三绝，危自上起，伤不及下。故王氏之贵，倾擅朝廷，能窃号位，而不根于民。。。。”这几句极其犀利地点破了周衰汉兴这两种政制的区别，所谓封建诸侯制与郡县制的区别，后来柳宗元著《封建论》本于此。班彪《王命论》中宣称刘邦的五大特异之处以肯定其君权神授，只有最后两点宽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才是汉高祖得天下的根本，这也是司马迁一再称道刘邦的优点，至于体貌奇异，颇多征应处司马迁倒是当作奇闻异事来记载，班彪将其系统化为五行学说，源于董仲舒杂糅阴阳学说的儒学

《后汉书》有关佛教的内容很少,著名的汉明帝梦金人而佛教东传的故事没有记载,而《资治通鉴》虽然没有写汉明帝梦金人而佛教东传的故事，但是很审慎地记载“初，帝闻西域有神，其名曰佛，因遣使之天竺求其道，得其书及沙门以来。”范晔所处的南朝刘宋文帝时期佛教已经开始风行，而范晔很明显对于佛教没有好感，《后汉书》中所载也只是汉明帝的弟弟楚王刘英“。。喜黄老，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以及明帝诏书“楚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这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佛教初入中国直到三国时期也就和神仙方术祭祀之类的差不多，直到南北朝时期佛图澄还是靠方术取信于石勒兄弟，至于早期译经的安世高更是以道术闻名，俨然方士之流。至于另一处记载《西域传》论中言及“。。至于佛道神化，兴自身毒，而二汉方志，莫有称焉。张骞但著地多暑湿，乘象而战，班勇虽列其奉浮图，不杀伐，而精文善法、导达之功，靡所传述。。。”张骞通西域而佛教没有传入中国应该和印度那时正值大力弘扬佛法的阿育王死后印度分裂佛教因此传播比较缓慢有关，并且佛教那时正好也处于部派佛教分裂转变的时期也有关，只可惜印度一贯不重视历史，只有神话传说，那个时期的史料缺乏相关历史很模糊。不过从张骞到班超之子班勇不同叙述可以反映这两百年间对佛教西域传播历史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在西域传播影响的逐渐扩大,范晔对于佛教的反感在《西域传》论的后面文字中表露无遗“。。详其清心释累之训，空有兼遣之宗，道书之流也。且好仁恶杀，蠲敝崇善，所以贤达君子多爱其法焉。然好大不经，奇谲无已，虽邹衍谈天之辩，庄周蜗角之论，尚未足以概其万一。又精灵起灭，因报相寻。若晓而昧者，故通人多惑焉。盖导俗无方，适物异会，取诸同归，措夫疑说，则大道通矣”称其清心空有之意则是道书之流，言其学说好大不经，奇谲无已就是邹衍谈天之类的虚泛空疏了，因果报应更是连一些通人学者都为之迷惑
汉桓帝无疑是历史记载第一个信仰佛教的皇帝,不过也是和黄老之道并列,属于方术祈禳之类.《后汉书郎顗襄楷列传》和《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记汉桓帝中延熹九年（公元一六六年），襄楷上疏曰：“。。。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今陛下耆欲不去，杀罚过理，既乖其道，岂获其祚哉！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精之至也；其守一如此，乃能成道，今陛下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乎？“。。自永平以来，臣民虽有习浮屠术者，而天子未之好；至帝，始笃好之，常躬自祷祠，由是其法侵盛，故楷言及之。汉桓帝也是一样佛教和黄老并列属于方术之类。而且如襄楷辛辣讥刺“淫女艳妇，极天下之丽，甘肥饮美，单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黄、老”奢靡享受和宗教方术并行不辍，历代崇佛信道帝王大都如此，不过看得出此时佛教已经明显盛行了到宫廷了。《后汉书》卷八桓帝纪最后范晔论”。。。前史称桓帝好音乐，善琴笙。饰芳林而考濯龙之宫，设华盖以祠浮图、老子，斯将所谓“听于神”乎！“无疑是在讥讽放纵宦官实行党锢荒唐怠政的汉桓帝了,不过从汉明帝弟弟楚王英信仰来看,能够深入宫廷,说明佛教当时已经有一定的民间影响了,很可能传入中国时间更早

《剑桥中国秦汉史》最后一章引用戴密微的论文《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总结叙述西汉到东汉宗教思想和佛道两教的形成与演变，从西汉黄老之学到汉武帝独尊儒术而带动两汉经学的兴盛，重点在于佛教的传入和在中国的演变和兴盛，戴密微这篇写于七十年代的论文读来感觉东西方文化之间明显的文化理解差异，无论是从正始玄学王弼的有无之义还是《庄子》之学在魏晋之际兴起的理论释义，以及大乘佛教的般若中观内蕴的西方式理解都明显和我们文化本意的区别很大，我所读过的国内史学家对这一时期佛教史和魏晋玄学最好的阐述无疑是汤用彤三十年代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和《魏晋玄学论稿》了，比较戴密微对许多具体理论和关键名词的释义明显没有汤用彤精准，戴密微这篇文章所论述的佛教史和汤用彤那部著作时间跨度相同，只是太过简略所论述的丰富细致远不如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而且完成时间也明显比汤用彤晚了四十年不知道剑桥史编者为何对戴密微这篇论文如此推崇

     《后汉书》读完，范晔的论赞颇有司马迁之风，只是可惜范晔著《后汉书》未完而死因此无志，后来补入的志很差远不能和《汉书》体大思精资料详尽的志相比，而且明显草率没有《食货志》《艺文志》，《郡国》也只是对《汉书地理志》的补充，《百官》算是对两汉官职制度的介绍资料最有价值，前四史中《汉书》的志最好，《三国志》最为简略根本没有志，《史记》独树一帜命运多舛，内容删过多次，《汉书》最为周全，班彪班固父子和其妹班昭马续等合著而成，《后汉书》较之《汉书》整体上还是差了一截，《三国志》较之《后汉书》又差了不少，
     从少年起就嗜好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读得最少的还是《后汉书》，真正意义上的通读全书只有一遍，范蔚宗恃才傲物，为人特立独行，矫激狷狂，放意直言处近司马迁，但是文思深远，识见超拔处不及，比起班固那样中规中矩的儒生行文立传处激抗不少，文笔秀逸清劲处却是过于班孟坚，东汉人材不盛，国势不振，所以不是很留意

      汉明帝绘云台二十八将以记东汉开国名将，因为马援女儿是皇后为避嫌因此未上，以马援之功勋较之名将吴汉岑彭耿弇毫不逊色，敬佩其马革裹尸老当益壮的英姿奇气，其诫子书惇惇教诲子侄恭谨，可惜词引当世，为人嫉恨，得罪梁松之辈小人，身死蛮荒而被梁松构陷，刘秀也是对不起这位精诚卫国的一代名将。钱钟书《管锥编》感叹马援诫晚辈诚恳，只是言辞不谨不该词引当时人物，终归被人构陷，言辞之间自当谨慎处世。还是范晔论的恰当，史笔卓然论曰：马援腾声三辅，遨游二帝，及定节立谋，以干时主，将怀负鼎之愿，盖为千载之遇焉。然其戒人之祸，智矣，而不能自免于谗隙。岂功名之际，理固然乎？夫利不在身，以之谋事则智；虑不私己，以之断义必厉。诚能回观物之智而为反身之察，若施之于人则能恕，自鉴其情亦明矣。”
    云台未掩马援功，百战伏波卫霍雄。
    诫子书中词谨慎，当初何必傲梁松。

范晔《后汉书》将马融蔡邕合传，意在比较二人，马融蔡邕都是才学宏博，精通音律，文采斐然，罕见之士，只是马融贵戚之身，奢靡成性，早年颇慕高节，只是耐不住穷困先投靠权臣邓氏，后来又党附梁冀，颇有献媚之态，所以范晔讥讽“。。。羞曲士之节，惜不赀之躯，终以奢乐恣性，党附成讥，。。”绛帐授经，笙歌不休，虽然不羁时俗风流自尚，因此被崇尚气节，安贫乐道的儒士不齿也是自然，其品格就不如励高节，抗外戚，诋阉宦而流亡奔命的蔡邕了。范蔚宗《后汉书》论赞识见卓然，“季长戚氏，才通情侈。苑囿典文，流悦音伎。邕实慕静，心精辞绮。”蔡邕可谓意气之士

   附势奢华笑马融 ,奇才绝世惜蔡邕.
   传经绛帐笙歌影，何似柯亭玉笛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