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者简介 王晓光，中国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委员、西泠印社社员、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 曾获第四、五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二等奖，第六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银奖，第三届康有为书法理论奖，山东书法创作成就奖，第七届泰山文艺奖等奖项。曾为第七届兰亭奖评委会成员。《中国书法》杂志曾于2010、2016 年两次刊登个人专题。 出版专著《秦简牍书法研究》《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安在南碑不同北朝》《山东书法全集 · 简书卷》等。 简牍书法研究的思考 ⊙ 王晓光 一、简牍出土及其书法研究现状 20世纪以来，随着考古科学的进步和文物发掘工作的开展，古代遗存文物不断出土面世，其中，甲骨文、简牍帛书、敦煌文书被称为20世纪三大考古发现， 对它们本身的研究及与之相关联的科学研究早已成为世纪显学，持续不断地改变着今人对上古社会的认识，也助推着当代诸多领域科研成果的创新、修正与学科重构。这三大考古发现中，所含文字资料最多的是简牍与敦煌文书，前者涉及时代为魏晋以上，后者涉及时代为汉晋至唐宋。对于汉魏以前的历史情形，简牍面世之前，人们只能依据流传古籍、存留碑文或发掘实物等探察其究竟，当简牍墨迹呈现在今人面前时，人们终于可以近距离地与古人对话，更为切实有据地考察探讨各种历史问题，在还原古人生活实态和社会情景、揭示历史真相的探寻中，我们拥有了简牍这一可靠而丰富的一手资料。日本学者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一书认为，竹木简牍不仅是第一手的资料，更是“三维性”或“多维性”的资料，其蕴含着不同于只有记事内容的二维资料的价值，这是指简牍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其对于许多学科，包括书法艺术的研究和创作在内，都有着其他材料不可取代的价值作用。  ▲王晓光 隶书 《直上欲倾》联 出土简牍依时代大约可划分为楚简、秦简、汉简、吴晋简等。 楚简。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出土楚简包括：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楚简，信阳长台关楚简，随州曾侯乙墓竹简，江陵天星观、藤店、九店、望山、马山、秦家嘴、鸡公山楚简，德山夕阳坡楚简，慈利石板村楚简，新蔡楚简，荆门包山、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等，清华大学2008年入藏的楚简称为“清华简”，近年新见一批楚简是2015 年入藏安徽大学的 1167枚楚简，称为“安大简”。 秦简。到目前为止，面世的秦简已有11种，即睡虎地、青川、放马滩、龙岗、周家台、王家台、杨家山、岳山、里耶、岳麓、北大秦简，共约42000枚，其中有字简牍约23000多枚，共计30多万字。这些秦简墨书均为写法基本一致的秦隶——秦隶即古隶的前期形态，到西汉中期演进为汉隶——展现了由篆而隶嬗变（隶变）之细节与过程，如启功先生在《古代字体论稿》中说的，秦隶在隶变中、在古今文字演进中处于“中轴”位置。 两汉简牍。汉简是出土简牍之大宗，人们耳熟能详的有西北汉简，包括居延简、敦煌简、居延新简等，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出土的长沙马王堆、临沂银雀山西汉简帛等。21 世纪以来各地汉简持续出土，以荆湖地区及东部诸省出土量为大，如尹湾、天长纪庄、双龙西汉简，谢家桥、虎溪山、孔家坡、松柏汉简以及南越国、海曲、水泉子西汉简，等等。以上这些简牍多处于西汉前中期，从字体演进流变角度，可以看到其由前期古隶（秦隶）到后期古隶（西汉前叶隶书）的发展过程。东汉简牍之前出土较少，近年有几例大宗东汉简连续出土，如五一广场简、东牌楼简、尚德街简等，均出自长沙市，东汉简牍展示了“新体”（楷、行、今草）孕育发展及日益普及的情形。 吴晋简牍。吴晋简大宗的有长沙走马楼吴简、郴州苏仙桥吴简、郴州苏仙桥西晋简等，另外有其他零散出土的吴晋简牍。从吴晋简墨迹可以看到汉末以降楷、行等书体逐渐成熟与普及，将它们与秦至两汉简牍对照联系，可以梳理秦汉至魏晋手书体（以简牍墨迹为代表）发展历程。 面对巨量的古代简牍，目前书法界越来越重视，热心于此的研究者也逐渐增多，相关学术研究成果也逐渐增多。但和书法创作者对简牍借鉴的范围和热度相比，书法研究者对此的重视程度略显不足；就学术研究资料而言，和其他“老材料”比起来，研究者重视和运用简牍的程度仍显不够；和其他学科对于简牍资料的研究相比（如历史、考古、文献、文字等学科），我们对这些新资料的敏感度和重视程度仍有差别。这大体体现在：一是相关媒体对简牍，特别是新近出土的简牍介绍不够及时；二是书法研究界总的来说对简牍书法研究重视不够，系统性研究简牍书法的人不是很多；三是有关简牍书法研究的学术专著目前并不丰富，相关专业论文近些年虽然逐渐增多，但仍是零散的、不成系统的，还不能形成较为集中的、成规模的学术研究体系。一方面，目前简牍研究者所运用材料仍局限于20世纪出土的简牍上，而较少及时使用近些年新出土的简牍资源。另一方面，一些研究者一味将研究角度设在墨迹或书写本身，不能进一步扩大视野，将视角指向墨迹之外诸如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把简牍书写行为纳入更为广阔的视野中加以考察和研究。 二、有关简牍研究的方法与思考 笔者对简牍书法的关注已有十多年，研究的范围主要是秦汉至吴晋简。笔者对秦简的初步考察体现在专著《秦简牍书法研究》中。之后将视点转向汉晋简牍，重点是对近十多年新出土的汉晋简牍进行初步梳理与考察，以这批新资料为中心，对两汉魏晋某些书刻问题做了一些思考和论述，集中体现于另一本研究专著《新出汉晋简牍及书刻研究》中。以上这两部书有着题材、时间上的相近性与衔接性，或可称为姊妹篇，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依托简牍墨迹，在简书分析、墨书探微的同时，利用新材料对秦汉书刻中的多种问题进行再探讨，并试图将之置于纵向与横向的时空中加以考量，其中也有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诸种背景因素的分析。笔者第三本简牍专著《秦汉简牍具名与书手研究》则将研究视角转向秦汉简牍中的署名与写手问题，同时做相关的文教制度、政治仕进制度等方面的讨论。笔者最新一本简牍书法研究专著《两汉简牍墨迹研究》（近期将出版）则将视角集中于两汉简牍问题，主要想运用近些年出土的新简牍资料，既对这些新出简牍进行墨迹层面的探析，更以此为基点，重点梳理两汉书法，主要是两汉手书体墨书的发展概况，即做纵向的简牍墨迹的贯连与归纳，同时议论几个问题：一是隶变问题；二是隶变收官后汉隶在两汉发展问题；三是两汉草体演进问题；四是东汉中后期新隶体，特别是新体（早期今草、楷、行书）的孕育发展情形问题；五是两汉墨迹书法与铭刻书法之关系问题。  ▲王晓光 行书 《三衢道中》扇面 通过以上的学习与研究，笔者总结几点体会如下： （一）将简牍纳入纵向书刻发展史中加以审视 拿秦简为例。秦简所处时代并非书法完全自觉时期，因此不宜完全以今天“书法艺术”的视角审视两千多年前人们的书写行为，也不宜搬用后代常用的一些品评模式来考量秦简。虽然如此，我们依然可以从墨迹本身出发进行细致入微的笔墨形态考察，由小而大关注当时社会书写问题，本于墨书，细致剖析，抓住毛笔——书迹（简牍墨迹）这两个对应物来做文章。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书写从不摒弃修饰的、美化层面的追求，其实早在远古绘画、书写伊始，审美的因素即已存在了，在文字书写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对美和规范的渴求须臾未离。 就秦简墨迹笔触来说，其点画显示了复杂多样的技法追求，调锋、裹毫、护尾、中锋等已运用得有板有眼，在这样的书写方式下，简牍墨书点线显得含蓄、厚重、持稳、温润、拙朴，与东方诸国有着不同的书写理路。秦系书写之独特技巧从起笔、行笔、收笔即可全面体现出来。秦人书写技术实为后世的、我们常谈论的那些基本笔法的滥觞，其中也离不开审美因素的注入。比如在追求美观悦目的想法下形成了一些在后来文字嬗变中起重要作用的写法，如秦隶拖长尾笔、波势笔等——除了书写便利等因素外，审美追求是这些特色笔触生成的主因。不过这里所谓的“笔法”不尽相同于六朝以后的“笔法”范畴，就秦简说“笔法”，须密切联系“实用”概念及字体演进问题。 秦祚短暂，宜将秦代书刻置于整个先秦至西汉书刻流变历史中进行审视和思考。先秦手写体的脉络也可看作是后世书写技法之前世情形，先秦手书体系统笔法大体可归纳为三种模式，春秋以降至少有两种主要笔法传承下来，它们在东方和西土嬴秦有不同境遇，在秦国得以发展、出新，成为之后两千年来华夏文字书写之主脉，而这与秦人一统天下、汉承秦制的历史实况不无关系。先秦手写体系统与官文正体系统不像一般意义上的“草体”和“正体”那样是简单的对应关系，一个重要原因是“隶变”的影响。由于隶变，春秋战国时期秦系手写体与官文正体日见疏远，后者日益美术化、装饰化而形成小篆，前者在实用中简化约省而演变成古隶系统，并开启今文字新天地。 （二）从政治、社会、历史、文化等角度全方位观照简牍书法 汉简可以选取的研究角度和切入点很多。古代书法（书写）并非孤立于所处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之外，简牍书写更是如此。若一味着眼于墨迹层面而不做文字、历史、文化诸层面的综合因素分析，则研究最终很可能显得浮浅单薄，笔者以为，简牍书法研究宜从横向、纵向角度加以审视。横向角度指同近时代的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因素对简牍书写的影响以及同时期书刻与简牍间的关系。纵向角度指置身较长历史时期内考察某一时期的简牍书写问题，以宏观的、史观的思路来研究探讨问题，如此或能更进一步地接近历史实情。比如秦汉简牍之具名与书手等问题，这是研究简牍书法绕不过去的一个课题。魏晋以后的书法史可以说是以名家名作为主线的传记史和风格史，但两汉及以上不具备名人领带书史的条件，因为名家墨迹无存或者传本不可靠，名家之作也少见诸铭刻系统，于是广大范围内的社会基层书刻活动有理由被重视，况且名家名作也并非脱离社会性书写的向壁虚造。如同魏晋以降书法史的考察离不开名家一样，在秦汉及以上的书史探讨中，对于社会各阶层简牍书手的细致探究，或可作为全面、深入、立体地考察秦汉书史的一种新视角。  ▲王晓光 隶书 李白《月下独酌》轴 对书写者的研究离不开书写行为对象物——简牍墨迹，通过对墨迹的辨识分析可以帮助破解书手谜团。现代笔迹学理论认为：笔迹是手写文字符号遗留的痕迹，是书写动作的反映形式，能反映出一个人书写习惯的特殊性；研究笔迹的目的，在于识别文字是谁写的；文字学中有文字鉴定的任务，这离不开字迹研究，为的是确定文字的形体，判断文字的年代，认读文字记载的事实等（邹明理、李纯实编著《笔迹学》）艺术史研究中，对笔迹墨迹以及点线形式的分析也可以属于艺术形态学范畴。文字（书法）墨迹研究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可以由此确认形体、形式特征，并依此判断文字或书法的时代性，这是就大范围而言；就个案而言，有助于个体书家的细致探究，比如依据墨迹分辨不同的书手，或是分析同一书手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作品，等等。适当采用笔迹分析和墨书解析，进行书手墨迹辨识性等角度的细致讨论，加之整合归纳与书写者相关的简牍文本方面的诸多碎片化信息，或可以趋向于书手或某一书写群体的明晰化研究。 （三）书手研究有益于深入探究简牍文化背景 笔者通过对秦汉简牍墨迹署名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可知目前所见简牍书写主体是秦汉各级属吏, 如州、郡、县及其他行政单位的各级属吏，其中捉笔书简最多的有掾、属、卒史、令史、书佐、佐史等人。这些基层属吏一般都有多年的受教育背景，其基本文化知识结构并不欠缺，文字修养、书写技术更是自学童时即习练之。属吏特点是人群庞大、分布广、阶秩层次复杂，这些吏员从中央到地方分布全国各地，从 纵向看，秦、西汉到东汉，属吏数量日益扩充；另外，官吏的流动性客观带动书写观念与技术的散播与互通，在秦汉大一统环境内，这种书写行为的广布与互通都促进着社会性书写发展。 就文字演进层面讲，胥吏阶层作为简牍书写主体，在字体演进中起着重要作用。秦汉处于字体演变的两个重要时期，即由篆而隶（隶变，时在西汉前中叶）和新体形成（楷、行、今草，时在东汉中后叶）。从秦至西汉简牍看，文吏日常书写已普遍使用隶书，这期间经历了从古隶到汉隶的进变。隶书是以基层吏员为主体的社会书写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便捷实用的书体。同样，在东汉后期楷、行、今草形成过程中，广大属吏阶层的巨量日常书写同样有着决定作用。 诚然，属吏书写现象并非孤立独存的，属吏书写属于整个官吏书写活动乃至全社会书写行为的一部分，社会书写精英（包括书法名家）也基本属于这个群体。除了官吏书写群体外，简牍书写者还有各色人等，如未宦士人、在野文人及其他知识者，还有大量略通文墨的平头百姓、戍卒、佣书等。字体演进、书史发展是全社会共同努力、长期实践的结果，不是某一阶层、某一书写群体或是书写精英能够单独完成的，在秦汉字体变动期内更是如此。魏晋以降，文字演变大体完成，书史开始以名家名作为主要参照和成就点，书史基本上被看作书写精英、士人名家的历史。然而在魏晋以上，书史呈现两大背景或客观现实：一是文字处于持续不断的演变之中；二是极少有名家作品（墨迹类一手资料）留传。前者即文字剧烈变动之下的书刻史，不同于魏晋之后之书史，作为推进字体进变的社会性书写的研究不应被忽略；后者则逼迫我们不得不转而关注新出土墨迹资料。从书史立场讲，名家名作仅是书刻发展长河中的一个个“点”，我们没有理由对名家名作以外的日常书写视而不见，秦汉及以上书史更是如此。所以，进一步深入细节、尽精微地追探书刻史的细部，并将这些书刻放在历史大范围内进行思考，也是书法史求真的一个步骤。  ▲王晓光 隶书 《德厚流光》扇面 三、对于简牍书法研究的建议 一是占有较丰富的研究资料。简牍研究离不开简牍材料本身，大量地收集简牍资料是不可或缺的步骤。收集相关材料，一要搜集高质量印刷品，二要在可能的条件下关注实物（研究者掌握的简牍原物不可能太多），三则宜赴简牍出土地、相关古代遗址及博物馆等处实地考察，现场观察实物，可以体验其情其景（比如西北的古代烽燧遗址及简牍出土地等）。 二是以新视角、新问题、新方法进行探究。这是指简牍研究不能总囿于已有研究角度或思路，而应尝试思考新的课题、新的切入点和探讨视角，以问题意识考察简牍实物，构思新的研究方向和专题。将简牍个案置于历史情景及书史发展历程当中，由点及面，将阶段性书史系统性勾连起来，以纵向的、发展的视角审视某批简牍墨迹，而不止于静止地、孤立地研究这批或那批简牍。力求通过对某些简牍的研究来解决几个书史问题，或修正补充某些个案研究。所谓新方法，即是尽力运用多学科或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来探究简牍书法，比如合理、适当地借鉴考古学、历史学、文献学、图像学等方法来从事简牍书法研究，使得研究之路越走越宽。 三是简牍墨迹研究要与文字研究及其他领域的研究相结合。这是由简牍所处的时代特征决定的。简牍时代是字体演进的时代，所以必须与文字学密切联系。比如在秦汉及其前后一段时间里，手书体系统（以简牍墨书为代表）发展与字体发展可视为互为依存、关联密切的两条线索，秦汉古隶与隶变过程互为表里，东汉是楷、行、今草形成发展期，其时，隶书、新隶体等的书写与之关系密切…… 四是加强对简牍所处时代社会与政治等问题的关注。简牍书法研究不能一味执着于墨迹本身，总是停留于墨迹层面，则研究可能是单薄、片面、后继乏力的。简牍研究除了关注墨迹与书写问题外，还应拓宽视野，着力于所处时代的政治、社会、文化、文教、官制等问题，将之引入简牍书法研究中。在这些大背景下思考简牍书写的生成及特征，在社会视域和其他视域下审视简牍书写及书体、风格诸问题，如此才能深层次、多角度、系统性地探讨古代简牍书法问题。 本栏目责编：常海琴 原文刊发于《大学书法》杂志2023年第三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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