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京保卫战：同样是围魏救赵，洪秀全'进北攻南'，为何加速灭亡？

1862年11月底，雨花台会战以太平军的失利而告终。洪秀全为了挽回败局，决定遣军挺进清军内线运动，命令李秀成渡江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

其意图是：由李秀成率部北上，进兵皖北，然后与扶王陈得才部会合，并图湖北，以吸引曾国荃部往援，从而达到天京解围的目的。

这一计划实际是第三次袭用“围魏救赵”的老谱。

1、“进北攻南”战略的失算

不得不说，这一计划是一个失策。“围魏救赵”成功的基本条件是“攻敌之必救”。

李秀成奔袭杭州而破江南大营之所以成功，就在于浙江是江南大营粮饷的主要供给地，和春不得不分兵救援。但此时情况与1860年李秀成出奇兵突袭杭州迥然不同。

湘军饷源主要出于湘、粤、赣、皖数省。曾国藩至交湖北巡抚胡林翼已死，湖北对于湘军关系较轻，因此太平军攻鄂不足以制湘军死命，“攻鄂”能否迫使曾国荃撤天京之围是大有疑问的。

看来，在雨花台会战后，太平军的较好选择是：

稍作休整，运储、备足军需，再与曾国荃围师决战，并捣其粮道，歼击或逐走曾国荃部不是没有可能的。

在雨花台会战中，太平军伤亡不过六、七千人，而湘军也伤亡了五千多人，曾国荃部孤军深入天京城下，先是犯了兵家大忌。

若李秀成十几万大军整军再战，曾国荃三、四万大军岂能经得起持久的消耗，雨花台会战接近尾声时，曾国藩曾告诫乃弟说：

“弟之骤进，余之调度，皆轻敌而不能精审，此次经一番大惊恐，长一分大阅历，如忠侍等酋解围而去，弟当乘势退兵”。

主张撤围缓攻，避免再次决战。这从反面证实，李秀成若能再次发动会战，将处于有利的军事地位。

但是，天王计不及此，竟命令李秀成北渡攻鄂。李秀成焦虑苏州危局，不愿意实施这一计划，但军令难违，“饬我进兵北行，不得不由”。

1862年12月初，李秀成先派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纳王郜永宽等率部过九洑州，一面围李世忠军营，一面昼夜冲过浦口、江浦，自己准备率主力跟上。

正在这时，李秀成得悉常熟守将有投敌企图，即匆匆东返。至1863年3月率后续部队渡江北进。

曾国藩对太平军的军事意图洞若观火，他说：

“忠酋往年以偏师破浙江，分官军之势，而以全力攻扑金陵老营。此次或以攻窜和、含、巢、庐，仿往年破浙之故智，而全力再攻营（指雨花台湘军)与金柱”。

随后，曾国藩亲自从安庆到天京前线视察军情，采取两项对策：

一是命皖北各地守军固守顽抗，同时派遣部队进援皖北，对太平军实行围追堵截；

二是推行坚壁清野，使太平军“行无民之境，犹鱼行无水之地；贼居不耕之乡，犹鸟居无木之山：实处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

2、“进北攻南”战略实施困境

太平军先遣部队渡江后，曾国藩因“皖北庐州兵力不厚，而和、含、巢县、无为、舒、相等属处处空虚”，即飞调李续宜所部萧庆衍从霍丘移扎庐州，毛有铭从河南固始移扎巢县，并商令新募淮军张树声部往扎无为州，截留新募淮军吴长庆部往守庐江县，同时令彭玉麟水师会同曾国荃两营陆师往扎裕溪口、西梁山。

当时皖北的产粮区是巢湖平原，曾国藩札调重兵驻守巢湖周围州县，控扼沿江主要港汊，掌握上游粮源，企图困死、饿死太平军。

皖北其他地区，大多赤地千里则不予过多重视。

太平军先头部队于12月9日渡江后，冲过二浦，趁皖北援敌尚未赶到之机，先后攻占了含山县、巢县、和州。1863年1月13日，对王洪春元等攻至无为州北门外，与张树声等接战后退回。

数日后，萧庆衍、毛有铭两部先后驰至。1月28日，清军攻陷含山县的运漕镇。2月7日，轻犯巢县。

2月27日，李秀成调护王陈坤书等继续渡江入皖，自己率领主力十余万随后跟上，3月21日，占领浦口，月底到达巢县。

4月3日，一部太平军攻占江浦县。

李秀成从4月19日起分军行动：一支牵制庐江、无为守敌，以主力猛攻无为州石涧埠毛有铭营盘，曾国荃遣部八营倍道驰援，彭玉麟也派水师与萧庆衍部会合于石涧埠之东的黄雒河，在敌人的内外夹击下，李秀成撤围西去。

5月9日，李秀成进攻庐江，曾国藩飞檄在皖南的鲍超往援庐江，李秀成遂解围西走。

10日，李军前队至六安州，12日，三面攻城，曾国藩调鲍超由庐江、毛有铭等由无为州往援。此时陈得才等部早已入陕。因此，李秀成部会合陈得才军的计划落空。

与此同时，由于敌人坚壁清野，李秀成无法获得粮食，陷入了“此地正无粮”，大军“脚不住”，对城池“攻又不下”的窘境。

19日，李秀成被迫撤六安之围，由寿州边界东退。沿途“被苗沛霖之兵之害，民苦万分”，大军同样无粮可征，沿途饿死、病死甚多。李秀成大队并入巢县。

李秀成从六安州下退后，曾国藩即令皖北各支精锐进图巢县。9月8日，巢县落入敌手，未几，含山、和州也相继沦丧。

10日，李秀成进抵天长县，是时，捻军梁王张宗禹部也在天长、盱眙一带。

曾国荃恐李秀成往攻扬州、里下河，以渡江南援苏州，在曾国藩的援意下，力攻雨花合石城及聚宝门石垒，以牵制李秀成。

果然，天王以雨花台、聚宝门外石垒失陷，诏令李秀成统军回援。

李秀成乃撤来安、天长之围，取道仪征、六合赴二浦，拟由九状州渡江南返。

9月20日，李秀成渡江返京。“斯时正逢大江水涨，路道被水冲崩，无处行走”，九洑州也一片汪洋。等待渡江的太平军因有米无柴，饿死不少。曾国藩利用水师的优势，对渡江太平军进行拦截，同时命水陆师攻下浦口、江浦，对沿江太平军进行南北夹击。太平军被战死、溺死者以数万计。敌人乘势攻占了九洑洲、下关。

“进北攻南”战役使太平军损失十余万，从此，李秀成所统机动战部队剩下无几。

李秀成曾说：“因我一人之失锐，而国之危也”，可见此举危害之重。从此天京再也无力解围，太平天国局势岌岌可危。

3、围困天京城

“进北攻南”之战失利后，天京保卫战进入最后阶段——城防战。

李秀成返京后，于28日匆匆离开天京前往苏州。与此同时，曾国藩令鲍超、萧庆衍两军南渡与曾国荃会师，敌人攻城力量因此骤增。7月下旬，李秀成返京督战。8月上旬，李秀成率军出仪凤、太平二门，扑攻鲍超、刘连捷营盘，失利而退。

当时，自钟山南至秣陵关，东至荣华镇，尚为太平军所守。

天京西南的江东桥、博望镇要隘亦在太平军手中。但天京的水路粮道已断。本来，天京水上粮道有长江和内河。内河粮道是天京至高淳，“苏浙之米，能由高淳小河通金陵”。

但自从曾国荃逼扎雨花台后，彭玉麟水师就已将这条水路切断；至于长江水道，在1863年9月以前，由于九洑洲、下关、燕子矶一带控制在太平军手中，因此一些外国商人和清军下游水师（指红单船水师，曾国藩称之为奸民)为谋取厚利，不断偷运粮食卖给天京太平军。

但九洑洲、下关被湘军水师攻陷后，整个长江水道即为敌人所控制。曾国藩一方面力禁红单船水师偷运，另一方面高价买下外商所运粮食，同时，通过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华公使：在攻克天京以前，严禁外轮在天京城外驻泊，以彻底杜绝天京粮源。

曾国藩在给江西巡抚沈葆桢的函中得意地说：

“今大小河道皆为官兵所有，谷米日用之需，丝毫皆须肩挑入城，故贼中大以为不便”。

天京守军面临着粮食日渐告罄的严峻局面。

1863年8月，曾国荃部攻占天京东南印子山，佩王冯真林阵亡。李秀成率部万余人出城猛攻，鏖战三时，失利而退，梯王练业坤战死。

9月，湘军攻陷天京东南要地上方桥。月底，占领西南要隘江东桥，从此天京西门被湘军扼断。

10月，朱洪章自金柱关返回，顺道攻占了天京西南的博望镇。11月，敌人先后攻占了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方山、土山、秣陵关、中和桥等东南据点。

接着，敌人又挥兵东指，迭克天京城东的淳化、解溪、隆都、湖墅、三岔镇等战略要地。未几，敌军又攻踞城东孝陵卫。

自此，天京东、南、西三面险要尽失，仅钟山之巅天保城、地保城尚为太平军据守，城北神策、太平二门未被合围。

4、“让城别走”的主张

1863年9月，李秀成因东线告急，东下苏州。12月初，忠王自苏州退出，途经丹阳，正在溧阳的李世贤劝他同往溧阳，另作他谋，勿赴天京，李秀成未允其弟所求，于12月20日赶回天京。

翌日，李秀成上朝面奏天王：

“京城不能保守，曾帅兵团甚严，濛深垒固，内少粮草，外救不来，让城别走”，否则，“合城性命定不能保”，“灭绝定矣”。

李秀成这一建议是明智的，它有利于保存太平军的实力；同时，这一计划也是可行的：当时敌人尚未完全合围天京；李世贤正准备从溧阳、陈炳文则将从浙江北部转移江西，他们可以接应自天京突围的太平军；坚守在常州、湖州、杭州的太平军可以作为转移的后卫，以牵制追击的敌人。

但是，李秀成“让城别走”的主张遭到天王的断然拒绝。

李秀成反复启奏，甚至以死相谏，但天王仍执迷不悟，坚持婴城固守。

天王拒绝“让城别走”的原因有：

首先，天王囿于天京历次解围的经验，指望各地援兵会来解围并特别寄希望于扶王陈得才大军，殊不知此时江浙战场的太平军已被敌人分割包围，自顾尚且不暇，陈得才所部被清军堵截在鄂、皖，难以夺路东援。天王昧于时势、盲目待援是固守不走的主要原因。

其次，天王为宗教迷信所惑，万事“俱信天灵”，“不肯信人”，竟认为“铁桶江山”，“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者乎？”蒙昧主义挡住了他的视线。

再次，天王留恋小天堂的舒适生活，不愿再去过动荡不安的戎马生涯。

洪秀全不仅否决了李秀成的建议，而且对他“深为疑忌”，将“京中政事，俱交其兄洪仁达提理。各处要紧城门要隘之处，概是洪姓发人巡查掌管”。

当时，天京无粮养众，合城男女饥不得食，日夜聚集在忠王府门前哭求救命。李秀成无可奈何，只能将“自已家存之米谷发救于城内穷人”，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李秀成主张放饥民出城逃生，天王对此极为愤懑，对李秀成严加斥责。

洪仁发、洪仁达等人则趁火打劫，将出城之人所带的金银财物尽行攘夺搜刮，并派人“日日按户查寻”米粮财物，任意取用，闹得“全城惊乱”，“男女不得安然”。

李秀成明知天京不保，又不忍只身离去，只能“逼气而陪其亡”。他披肝沥胆，“屡与官军搏战”。

5、洪秀全去世后的天京局面

1864年2月，忠二殿下李容发率数千人自太平门赴句容护粮进城，但被朱洪章等设伏拦截，弃粮而走。

以后，敌人又数次阻截陆运粮食的太平军。从而彻底断绝了天京守军的粮源。

2月底，李秀成率部出城至钟山之南，猛击敌营，朱洪章等率众夹击太平军，并乘机攻占了天保城。太平军曾两次反攻，但均失利而退。3月初，敌人堵住了神策门大路。至此，城外除地保城尚为太平军所据，天京遂被敌人完全合围。

5月，朱洪章有意张扬，演戏饮宴祝寿，暗中设伏诱敌。忠王不察，遣部出门往捣敌营，中伏惨败，伤亡上万人。

此时洪秀全已病入膏肓，拒不服药治疗，以致病情日趋严重。9月3日，天王盍然长逝，时年五十岁。

临终前，他还下最后一道诏旨：

“大众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领到天兵，保固天京”。

至死还把首都的安危寄托在天父天兄身上。

天王既逝，李秀成与天朝群臣拥戴幼天王洪天贵福登基，以安众心。

6、天京城破

这时，以扶王陈得才为首的太平军联合捻军已从陕西赶至鄂东，正拟横扫皖省、驰援天京。

清廷一面调集大军在鄂、皖边界阻击陈得才东趋，一面连下六道“上谕”，命正在浙江西北的李鸿章率部赶赴天京，协助曾国荃部攻陷天京。曾国藩却并不愿意李鸿章赴援，李鸿章当然洞悉其恩师曾国藩的真意，乃致书曾国荃，表态不能窥卧榻而近禁脔，托辞不来天京。

但清廷一再催逼，曾国藩命曾国荃，不惜任何代价，加紧破城。曾国荃更悉力攻城。

6月中旬，李秀成率部冲出太平门，拼死猛攻，谋破曾国荃营盘，终因寡不敌众，力竭退回城内。7月初，湘军攻占紫金山第三峰龙脖子。龙脖子又名地堡城、富贵山。紧挨太平门城根。

敌人居高临下，架设百余尊大炮，对天京城内日夜轰击。天京守军愈益处于不利地位。7月上旬，湘军各营逼近城根，轮番猛扑，天京守军誓死抵御，多次挫败敌人攻势，敌“总兵陈万胜、王绍义、郭鹏程等素称骁将，数日之内，次第阵亡。”

湘军士卒伤亡尤众。

李秀成乘势出城反攻，但未能破敌。7月中旬，李秀成见敌军攻势甚急，知不可久守，即抽调敢死将士突出太平门猛攻曾营，期一举破敌，未能如愿。

同时，湘军也百计环攻，设法破城：

他们一面在龙脖子山麓与城垣间大量填塞芦苇、蒿草，上覆沙士，为攻城铺路，一面在城墙外十余丈处开挖地道，谋穴地攻城。李秀成派敢死队员吊下城墙，谋破地道，但被敌人伏兵截杀。

7月19日，敌人从地道用炸药轰塌城垣二十余丈，直冲城墙缺口，城头太平军临危不惧，以火药延烧敌群，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大队敌军因之后却。

稍许，敌人蚁聚蜂集，再度抢入缺口。李秀成督部与敌人短兵相接，鏖战历三时之久，终因寡不敌众，援绝力竭，被敌人攻入城内。

李秀成率残部冲向旱西门，拟夺路冲出，但为敌人大队兵马所阻，乃率余部折向清凉山。是日，天京沦陷。天京陷时，城内仅剩三万人，其中“能守城者，不过三、四千人”。

7、被蹂躏的天京城

湘军入城后，罪孽与灾祸随之俱来。他们到处放火、劫掠，逢男人便杀，见妇女便虏，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斩之为戏，虏奸少妇少女，大致四十岁以下、十岁以上者，悉遭奸淫，死难妇女难以计数。

但天京守军并未屈服，他们在屋顶、街巷，与湘军血战。湘军每推进一步，都需抛下尸骨。最后太平军将士伤亡几尽，不少人自焚殉国，鲜有降者。

曾国荃指挥这场惨绝人道的焚掠和屠杀，全城夜间火光烛天，如同白昼，天王府和忠王府也被付之一炬，所谓“十年壮丽天王府，化作荒茌野鸽飞”。其它王府也遭同样厄运，湘军纵火意在灭迹，掩其劫掠丑行。

昔日繁华的天京，顿成瓦砾。天京遭此浩劫，历三十载而尚未恢复。

十九世纪末，谭嗣同曾至金陵，他所描绘的情景是：

“顷杀金陵，见满地荒寒气象。本地人言：'发匪据城时，并未焚杀，百姓安堵如故。终以为彼叛匪也，故日盼官军之至。不料湘军一破城，见人即杀，见屋即烧，子女玉帛，扫数悉入于湘军，而金陵遂永穷矣。’至今父老言之，犹深愤恨”。

从1862年5月曾国荃逼扎雨花台，至1864年7月天京城陷，历时二载有余。

太平军奋勇抵抗、敌人在天京城外抛下了数万具尸骨。曾国藩刻石于太平门侧，写道：“穷天下力，复此金汤。昔哉将士，来者勿忘！”碑铭从侧面反映了湘军的创巨痛深。

李秀成于城破当晚携幼天王逃出天京，并将自己的坐骑让与幼主，自己终因人困马乏在方山被俘，即被解送到曾国荃军营。

为泄积愤，曾国荃竟“割其臂股”，但李秀成并未低头求饶。经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劝阻，曾国荃才作罢。

晚上，赵烈文探视李秀成，询问李秀成今后有何打算，李秀成说：“惟死而已。顾至江右皆旧部，得以尺书散遣之，免戕贼彼此之命，则瞑目无憾”。

7月28日，曾国藩从安庆赶到南京，当晚即提审李秀成。假惺惺地对李秀成表示惋惜。随后，又让李秀成写了一份供词，前后共花九天时间。

（正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