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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二元《现代大学国文教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第174-187页
叶圣陶的《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发表于1940年《教育通讯》第3卷第41、42期。 叶圣陶（1894-1988），现代作家、语文教育家、出版家。原名叶绍钧，江苏苏州人。长期任小学、中学、大学国文教师，编辑过几十种课本，撰写过十几本语文教育论著。1949年后历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兼编审局局长、教育部副部长兼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等职。有《叶圣陶集》26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4年12月版）。 叶圣陶对于语文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小学语文，真正研究大学语文的文章，笔者在他的文集中只看到三篇，除了这一篇《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另外两篇是《<大学国文〔现代文之部〕>序》和《<大学国文〔文言之部〕>序》。即使是这篇《关于大学一年级国文》，其实也是谈的高中国文，因为大学一年级学生，所有的也就是高中国文的基础，说大学生国文基础不好，也即等于说他们高中国文没有学好，而且大学国文并没有个标准（写此文时作者还不知道教育部专家已经拟订了一个大学国文标准），所以他就另辟蹊径，从《高中国文课程标准》说起，即： （一） 使学生能应用本国语言文字，深切了解固有文化，并增强其民族意识。 这是一个很巧妙的立论角度。小学语文、中学语文、大学语文，本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三位一体的整体，离开中小学语文状况谈论大学语文，容易蹈空。而这方面是叶氏（老）的强项，他对中小学语文非常熟悉，谈论起来头头是道，这对我们如何进行“大中衔接”的研究也是颇有启发的。 至于本文的写作起因，到了结尾处才点出，即“最近听说教育部聘请几位专家编订大学一年级国文的细目，愿意把以上的意见提出来，供他们参考”。然而当时作者也许不知道这几位专家在编订目录时也提出了几条标准的，即： 1．在了解方面，养成阅读古今专科书籍之能力。 否则作者也许会拿这几条为依据来分析，写出来的就是真正“大一国文”研究的文章了。不过也不要紧，如何根据高中国文课程标准进行分析、推论，本文已经做出了榜样，那么要对大学国文的四条进行分析、推论，也完全可以照此办理，这就是这篇文章提供给我们的研究思路。 然而今天人们读这篇文章（这是民国“大一国文”论文中最为大家熟知的一篇），最感兴趣的恐怕还在文章开头，即“大学一年级普遍添设国文课程，是民国二十七年度开始的”。这是所有民国论文中唯一明确提示“大一国文”源头的话，这段话今天论文引用率很高，今后恐怕还会有更多的引用。或许叶老强调的只是“普遍添设”，但是这仍然是含糊的，因为这必须统计：1938年之前开设“大一国文”的学校到底有多少？然后才能证明1938年之前“大一国文”有没有“普遍添设”。又或许叶老依据的不是统计，而是1938年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表所作的规定，也就是今人常说的“红头文件”，但是这也仍然有疏漏，因为大学国文课从一开始就是有“红头文件”的，1904年癸卯学制的“红头文件”就规定“高等学堂”要开设“中国文学”课，1913年民国教育部的“红头文件”《大学规程》规定“国文”为大学预科各部之必修科目，1929年教育部再次发布《大学规程》“红头文件”规定“国文”为大学一年级生共同必修科目。所以，即使从国家教育文件层面讲，“大一国文”也不是从1938年才开始“普遍添设”的。 那么为什么叶圣陶先生的记忆会出错呢？这里笔者按照“知人论世”和“以意逆志”的思路来推测一下。 首先，1938年这一年对于“大一国文”确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年份。是年春，陈立夫任教育部长，整理大学科目表，特别重视“大一国文”，规定“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在第一学年终了，应举行严格考试。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至达上述目标，始得毕业。”九月，教育部又召开第一次课程会议，正式公布文理法三学院共同科目表，各校自二十七学年度一年级新生起一律开始施行。农、工、商各学院也同时施行新科目表（师范学院已于7月份颁布实行），国文为各类学院必修科目。所以，1938年确实是“大一国文”的一个标志性时间。 同时，这一年叶老和“大一国文”又有特别的接触。1938年叶老举家迁居重庆，8月下旬应聘去武汉大学（彼时该校迁址四川乐山）教“大一国文”，当时他踌躇满志，给夏丏尊写信说：“弟现在不只作初中国文教师，且作大学国文教师，……若教了一年半载，实际经验一定不少，……可以编一部国文教学法的讲义矣。” 假如真能这样，那真是大学语文之幸，第一种大学语文专著的问世时间也许可以整整提早70年 。然而叶老的想法并未能如愿以偿。 据苏雪林回忆：“文学院长陈通伯先生，立意要把全校基本国文课（即“大一国文”）好好整顿一下。素知叶氏对国文教学极有研究，知他此时也到了大后方的重庆，一时尚未找到适当的职业，遂卑辞厚礼，聘请他来武大任教。请他选择教材，订定方针，领导全校基本国文教师工作。那时的国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叶氏则俨然成了一个没有名义的国文主任，不过他的权限止于国文罢了。” 显然，这是犯忌的，于是受到中文系主任的排挤，他特意安排自己的得意门生做叶的助教，实质为变相监督。这位助教把叶圣陶授课时的口误，乃至他的吴侬软语一一记录在案，再交给这位主任，作为叶学问“不通”的证据。这位刘主任还故意刁难，一学期给他排了三个班的大一国文，另外两个教师却完全赋闲。叶圣陶气不过，就问刘主任：“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大一国文’课？”刘主任答：“这哪能比啊？人家是专家啊！”在这样的排挤下，再加上一些新旧文化的矛盾，1939年8月，叶愤然离校。 1940年初夏，叶圣陶应四川省教育厅长郭有守聘请，任教育厅教学科学馆专门委员，从事中学教学的计划和研究工作。在中小学语文教育的领域，他从此如鱼得水。 所以，1938年，叶圣陶与“大一国文”相遇，大起大落，留下极深的印象——这会不会是一个原因呢？当然这仍是猜测，因为持“大一国文”“补课说”的人还有很多，甚至占大多数，肯定还有更为普遍的原因。 这篇文章还有一处值得商榷，说“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但是这个结论也是与事实不符的，我们可以用一些具体的例子来证明： ▲ 南洋公学（上海交大），从1909年唐文治长校后，就设置了“国文科”这一机构，不单独招生，主要是负责全校的国文教学。 ▲ 北京大学，1931-1932年度各学系课程设置，必修国文的有外国文学系、教育学系、史学系、法律学系、政治学系、经济学系、数学系、物理学系、化学系、地质学系、生物学系等。 ▲ 清华大学，全校各系大学一年级只开公共必修课，大二选系时，学生又要参与入系选拔。中文系规定，大一国文成绩超上中等者，始能入该系。 ▲ 复旦大学（复旦公学），二十年代始即把大一国文列为全校公共必修课。 ▲ 国立师范学院各年级均有“基本国文”，入学考试国文不及格者先上一年“补习国文”，第二年才有资格上“基本国文”，有的第三年还要上“高级国文”。 ▲ 武汉大学，1931年苏雪林的教学任务是中文系基本国文一班，别系国文一班，中文系中国文学史一班，每周有十三个钟点的功课。 ▲ 辅仁大学，全校各系一年级都设置国文课，陈垣校长亲自遴选教师，他自己也教一班。 ▲ 四川大学，全校开设大一、大二国文，1937年度规定，每学年终各举行一次会考。会考成绩优秀者，由学校发给奖金；不及格者，需要补修。 ▲ 西南联大，1937年11月1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在岳麓山下组成了长沙临时大学，即规定“大一国文”是全校一年级学生共同必修课，计6学分（读本4学分，作文2学分），开设五组，由许维遹、罗庸、李嘉言、王力等分担，在长沙圣经学院上课。 此外，燕京大学、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金陵大学、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等，也都是全校必修大一国文课的。 这些都是1938年之前的资料，虽然尚无全面的统计，但起码说明“大学一年级，除了国文系，本来没有国文课程”这个说法并不是绝对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误差，还希望有人来进一步研究，不过在弄清楚原因之前，大家引用叶老关于“大一国文”的这些结论，还须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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