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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作者是英国汉学家胡司德。他是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剑桥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早期中国，也就是战国及两汉时期中国的文化、宗教与思想，是目前海外研究早期中国最权威的汉学家之一。 胡司德在剑桥读研期间，研究李约瑟的名著《中国科学技术史》，发现这部巨著中关于中国动物学的内容太少，也不够精确，于是决定研究这个课题，以补前人之不足。他不是从生物学意义，而是从文化意义上来研究，通过阅读海量的中国古文献，写出了这本《古代中国的动物与灵异》。  我从动物和等级制度，动物和道德教化，动物和王权统治，动物和祸福吉凶四个方面为你讲述本书的主要内容： 一、动物和等级制度 我国战国两汉的大量文献中，关于动物的生物学分类十分潦草。古人区分动物更多地是从人类事务的角度出发，比如祭祀、送礼等各种礼仪活动中对于使用什么类别的动物就大有讲究。在这些活动中，人类社会的等级制度深刻地影响了动物的分类和等级。  古人把动物的行为纳入到社会礼治秩序当中进行解释，赋予它们人的行为举止和道德规范的内容，借助动物客观上提升了等级制度的稳定性，强化了不同阶层的人各自的社会定位。 二、动物和道德教化 古人人为地为动物赋予了某些他们认为的品格和象征意义。这套师法动物的道德理念，逐渐成为了一套深入人心的社会认知体系，最后被用来教化人民。 另一方面，古代中国的人们认为动物可以像人一样被教化。尤其是，贤明的君主可以用道德权威感化动物。  古代的圣主贤君之所以有号令动物的权威，一方面是因为他精通音乐。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在人间推行“德治”。意思是圣主贤君统治世界，靠的是道德教化，而不是武力征服。 教化动物的这套社会政治思想，也常见于古代君王治理蛮夷外族的相关论述中。 三、动物和王权统治 古代中国有一种约定俗成的地域观念，即认为特定的土地上生活着特定的人和动物，人和动物一般都不能越过生活和栖息地的边界，一旦逾越就是超出常规。 有了这个地域观念的大前提，古代君王特有的一些社会活动就有了象征意义。比如自商汤起，就有君王建造苑囿的记载。苑囿里豢养着各种珍禽异兽，大都来自异域。君王在苑囿狩猎，进行斗兽表演，举行祭祀典礼，举办宴会、享用猎物，依靠这些活动，君王象征性地宣示他对于所辖的异域之地的统治，宣示那里的人和动物都是他的臣民。  除了在苑囿中豢养动物，野外捕猎也是君王的特权。君王捕猎野生动物，意味着正在行使逾越国界的权力。 此外，国与国之间把动物当成贡品也具有类似的政治象征含义。异域小国进贡给中央君王的域外品种，像是给君王的统治权利加盖了印章，证明他的统治已经伸展到眼前这片中心地域以外的人民和动物。 四、动物和祸福吉凶 既然动物和人是如此密不可分，那么动物的某些变化也一定体现着人间事物的变化。这正是战国两汉的文献对于动物反常的基本认识。 第一种动物反常行为是，稀有的动物突然出现。 古人认为家养动物和野生动物各有活动范围，本土动物和域外动物各有栖息地。如果一种动物突然自己出现在了不该出现的区域，那就会被看做是反常。动物反常有时被认为是政治凶兆，有时是天大好事，在于人们想怎么解释它。  第二种动物的异常现象是动物的变形，和畸形现象。 在动物界，变形其实是很常见的现象。但是在很多古文献中，那些说的有头有尾的动物变形事件，显然已经大大超出了生物学的范畴，大多是人们想象力的产物，因而也就有了一些灵异的色彩。重视动物变形所蕴含的意义，并妥善应对，是古代君王树立政治权威不可或缺的因素。 人类对动物世界的探索反映了他们对自我的认知和世界观。古代中国的人们不承认人和动物分属两个世界，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无论是人类、动物，还是其他别的物种，都是整个自然或者说是同一宇宙的一部分，运行采用的都应该是同一种规则模式。所以他们认为动物不仅是生物学上的物种，而是有些灵异的生灵，能够透露出那个宏大宇宙一以贯之的运行模式。而对于这种运行模式的解释和探索，才是古代中国的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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