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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武周，本来是河间景城人，但是他的父亲刘匡将家搬到了马邑。刘武周的出生具有一定的神话色彩，据说一天晚上，刘匡和他的妻子赵氏在庭中坐着，突然看到一个类似雄鸡的物品，流光照亮了地面，突然飞进赵氏的怀里，赵氏连忙察看，却什么也没有发现，然后就怀孕了，接下来就生下了刘武周。这种故事颇类似帝王神话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或者“履巨人足迹而生”，可能是刘武周之后建构的内容。而此后还有一个故事，据说刘武周为人骁勇善射，交通豪侠，于是他的兄长刘山伯多次劝告他说：“汝不择交游，终当灭吾族也。”并且“数詈辱之”（也就是多次辱骂他）。刘武周也许是实在忍受不了，于是就立刻家里，跑到了洛阳一带，在当时太仆杨义臣帐内。当时正值隋炀帝试图实现其野心，南击林邑、西通西域、北服突厥，唯有辽东高丽尚未宾服，于是有三征高丽之举动。刘武周在此次战役中因为军功被授予建节校尉，于是刘武周光荣锦衣还乡，担任鹰扬府校尉，散官为建节校尉，正六品，大概是马邑当地边防团和营长，如果不出意外就是可以安度一生了。
但随着隋炀帝空耗国力，大隋逐渐走向灭亡之路，各处群盗兴起，昔日上司杨义臣也在河北到处剿“匪”，而留守李渊的太原正准备要起兵反叛隋朝，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刘武周决定起兵。当时的马邑太守是王仁恭，经常接受贿赂，但是又不能分给他人。而刘武周就是马邑人，史称其“骁勇喜任侠，为鹰扬府校尉”，可见其人是当地官员，而且有游侠之风，这种背景为其起兵提供了良好机会，所谓“仁恭以其土豪，甚亲厚之”，然而接下来就出现了董卓和吕布的翻版故事。当时刘武周和王仁恭的“侍儿”（侍妾；姬妾；使女；女婢）私通，结果又担心事情泄露，于是打算作乱，于是宣扬说：“今百姓饥馑，僵尸满道，王府君（即王仁恭）闭仓不赈恤，岂为民父母之意乎！”众人听此鼓动，大为愤怒。在进行舆论准备后，刘武周知道“众心摇动”，于是反而装起病来，乡闾豪杰大多都前来看望，刘武周乘机杀牛摆酒宴会这些豪杰，并且宣告说：“盗贼若此，壮士守志，并死沟壑。今仓内积粟皆烂，谁能与我取之？”于是豪杰皆许诺，由此奠定了反叛的基础。在豪杰都同意起兵的情况下，刘武周并没有草率行事，而是和同郡的张万岁等十余人准备杀掉王仁恭起兵。等到王仁恭来处理政事的时候，刘武周在前面“上谒”（求见），而张万岁从后面进入，将王仁恭格杀，于是带着他的首级在郡里巡视，展现威势，又开仓赈救穷乏，收拢民心，于是“驰檄境内，其属城皆归之，得兵万馀人。”刘武周的第一阶段是自称太守，然后派遣使者向东突厥禀报，以此来得到突厥人的支持。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东突厥。本来启民可汗是臣服于隋炀帝的，但是随着隋朝国势的衰落和突厥实力的恢复，双方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隋炀帝的大臣裴矩从既往的经验出发，献上分化瓦解突厥的计策，将要把隋室宗女嫁给始毕可汗的弟弟叱吉设，并将其拜为南面可汗来分化突厥势力。然而叱吉设却不敢接受，这件事被始毕可汗得知后，开始对隋朝产生怨恨。而当时始毕可汗的臣子史蜀胡多谋略，帮助其出谋划策，裴矩又借用互市之名，将其诱骗至马邑城下，并将其杀害。然而裴矩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又让皇帝下诏书说：“史蜀胡悉叛可汗来降，我已相为斩之。”始毕可汗自然不是庸人，一眼便看穿隋朝的把戏，并且不再来朝。大业十一年（615）八月时，隋炀帝巡北塞，被始毕可汗抓住机会，“始毕帅骑数十万谋袭乘舆，……东驾驰入雁门，齐王睐以后军保崞县，……雁门四十一城，突厥克其三十九，唯雁门，崞不下。突厥急攻雁门，矢及御前，上大惧，抱赵王杲而泣。目尽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告始毕云:'北边有急’……始毕解围去。”可见当时情况之危急。加之隋朝衰落分裂，各方势力乘机崛起，东突厥遂成为东亚之霸主，起到了影响各方兴衰成败，而刘武周的命运也和东突厥政策有关。因此当时不少势力选择了联合突厥，以此来获取更大的资源和机会。大业十一年（615）正月，“上谷人王须拔反，自称漫天王，国号燕；贼帅魏刀自称历山飞，众各十余万，北连突厥，南寇燕、云。”大业十三年（617）二月，“朔方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唐世宗，据郡，自称大丞相，北连突厥。”“马邑校尉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北连突厥。”到后面的李渊也是希望获得突厥的支持，“资其士马以益兵势。”李渊“自为手启，卑辞厚礼，遗始毕可汗云：'欲大举义兵，远迎主上，复与突厥和亲，如开皇之时。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甚至派刘文静和突厥约定好所谓的“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再到后来的窦建德、王世充等人莫不如此。而对突厥依赖的多少，影响着自己的战略决策，相比于李渊这种实力更为雄厚，吸纳人更多的势力，刘武周显然更需要得到突厥的支持，一旦被突厥抛弃，自己的回旋余地便大为减少，这是刘武周后来失败的一大重要原因。刘武周的势力进一步发展是离不开突厥的支持，当时雁门郡丞陈孝意和虎贲郎将王智辩一起讨伐刘武周，将其围困在桑干镇，占了上风，然而由于此前刘武周已经和东突厥兵相互连结，于是突厥派人来相助，击败并斩杀了王智辩，陈孝意跑回雁门。接下来刘武周又攻破了娄烦郡，攻取了汾阳宫（隋炀帝在全国各处多有设立行宫），将宫中的宫女献给始毕可汗，始毕可汗则送给刘武周马匹，壮大了刘武周的声势。刘武周接着又攻克了定襄郡，被突厥立为“定杨可汗”，“遗以狼头纛”。刘武周接着“即皇帝位，立妻沮氏为皇后，改元天兴。”刘武周起于草莽，并不像李渊那样有很多名士响应，于是任命其卫士杨伏念为尚书右仆射，妹婿也是同县的苑君璋为内史令。
称帝必然有国号，关于刘武周的国号现在还鲜为人知，根据胡三省注释是说：“言将使之定杨州也。”然而新旧《唐书》中都没有说刘武周称帝时的国号，《大唐创业起居注》说刘武周的国号是“定杨”，其实有误，定杨和国号并非一回事。根据现代的新史料，刘武周的国号其实是“大汉”，起因是墓志铭的发现。公讳静，字真洪，太原文水人也，秉德经哲，弘教周王;直道正辞，敦风汉代，承家于郭，因而命氏，曾祖珍，并州刺史祖度，西河太守，西河分竹，既同吴起；并州牧民，无惭郭，父，本郡功曹，养素丘园，从宫乡里公幼禀廷训，世载家风，孝实天经，言为士则，加以气雄漠北，勇冠三军;多才多艺，立功立事，大汉应运，以德命官，授上开府仪同三司，用彰勋迹，而年龄已暮，遴疾弥留，天兴四年六月五日薨于私第，春秋七十有四，其世子士文，位极人臣，功被夷夏，号慕哀毁，攀援靡及即以其月十七日葬于朔州西南三里高原胜地，其铭曰:从中可以看到的“天兴”就是刘武周的年号，而所谓的“大汉应运”就是指刘武周的大汉兴起，而主人公郭静在刘武周的大汉授予开府仪同三司，是刘武周大汉政权的重要人物之一。至于为何史书无载，是因为刘武周后来失败了，加上记载简陋，就没有多少人记得了。称帝之后，刘武周继续率兵南下，试图攻占雁门，当时雁门郡的郡丞陈孝意（就是围困刘武周那位）竭力死守，并且乘间屡次出击，多次击破刘武周，然而“外无救援”（考虑到当时李渊等人已经在谋划起兵了，很可能是故意不去救援），派遣使者偷溜出去到江都求救，也没有回应。最后被围困百日后，粮食吃尽，校尉张伦将陈孝意杀害投降，由此雁门郡落入刘武周手上，此时刘武周已经控制了马邑郡、楼烦郡、定襄郡和雁门郡，成为隋末一大割据势力，有了争雄天下的基础，然而控制的地区人口不多，资源也不算丰富，且远离长安、洛阳这种政治中心，且距离突厥较为接近，也是有利有弊，好处是更容易接受突厥援助，坏处则为更容易受突厥影响。李渊的太原起兵在当时来说是一件大事，之后李渊一路向关中进发，最终占领了入主长安，进而向陇右、巴蜀一带扩张，而这时候刘武周才开始南下，已经很迟了。为什么会有这种结果呢？如果李渊南下的时候偷袭太原，岂不是比后来南下更好呢？这里就要提到了李渊和东突厥联合的目的了。李渊如果要南下，最大的危险就是来自于刘武周和突厥是否会联合南下，因此他早早地就和突厥进行联系，不仅仅是希望获得突厥的战马资源，李渊派刘文静的时候曾说：“胡骑入中国，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又，胡马行牧，不费刍粟，聊欲藉之以为声势耳。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考察《旧唐书·李靖传》有所谓“往者国家草创，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称臣于突厥”的说法，应该就是此时李渊向突厥称臣。所谓“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并非其真实目的，所谓数百胡骑又何损于突厥，其实是为了表明其与突厥的共同行动，以防止被突厥控制的刘武周的来引兵袭扰，后来李渊南下途中，果然是遇到了这种情况，当时下雨不止，李渊军中粮食困乏，前去突厥的刘文静却还没有回来，这时候就传出来“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的消息，如果刘武周和突厥始毕可汗合作偷袭太原，前有阻击，后有袭扰，李渊军队很快就会崩溃的。于是李渊“召将佐谋北还”，可见当时突厥的影响。但是最终，在李建成和李世民等人的劝阻下，李渊没有轻信这个谣言，导致了唐朝入主关中的成功。 也许是之后东突厥和唐朝保持着较为良好的关系，刘武周并未找到可乘之机，然而之后就出现了机会。根据吴玉贵的《突厥汗国与隋唐关系史研究》提到：“唐朝'割让’五原、榆林二郡，固然解除了长安受到的直接威胁，换取了对西秦战争的胜利，但是从长远来说，却使突厥轻易跨过了黄河屏障，入居河南，并与梁师都连为一体，加剧了来自长安以北的压力。”其实就是让突厥能够和梁师都连为一体，而这期间始毕可汗的战略意图进一步具有雄心，所谓即吴玉贵所谓的：“力图将刘武周控制的河东之地与梁师都占据的关内陆区连成一片，在进逼长安的同时，对唐朝的根本之地太原构成战略威胁。”而且这一时期野心也更加明显，所以《旧唐书》称：“（武德）二年（619）二月，始毕帅兵渡河，至夏州，贼帅梁师都出兵会之，谋入抄掠。授马邑贼帅刘武周兵五百余骑，遣入句注，又追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毕卒，其子什钵苾以年幼不堪嗣位，立为泥步设，使居东偏，直幽州之北。立其弟俟利弗设，是为处罗可汗。”这时候明确是三方的行动，一旦入侵，刘武周的部队无疑会成为重点之一，然而不幸的是，始毕可汗恰好在此时去世，处罗可汗上位，这对刘武周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因为新上位的突厥掌权者中有“义成公主”，此人是隋朝宗室，心向隋朝（从雁门之围自可看出），始毕可汗二月去世，义成公主四月就从窦建德手中迎接了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南阳公主，以及弑杀隋炀帝的凶手宇文化及的首级，更明显的步骤是武德三年（620）二月时，“突厥处罗可汗迎杨政道，立为隋王。中国士民在北者，处罗悉以配之，有众万人。置百官，皆依隋制，居于定襄。”所谓的“隋王”，也就是隋朝的延续，即“皆依隋制”，如此明显的意图，很难说与突厥政策转向无关。刘武周的失败原因首先是东突厥的不支持。东突厥的不支持来自于对自己政策的变化，即由“灭杨”到“扶杨”。在最初的始毕可汗的方案中，从其对割据群雄的封号可以看出，“始毕以刘武周为定杨天子，梁师都为解事天子，子和为平杨天子；子和固辞不敢当，乃更以为屋利设。”所谓“定杨天子”“平杨天子”中的“杨”当时隋王朝的国姓，突出了当时始毕可汗的反隋色彩，也符合他的一贯作风。这时候突厥政策的突然转向，显然给刘武周带来了危机感，也是促使其继续南下的理由之一。《风尘两万里——战神李靖评传》提到：“处罗可汗继位后继续准备攻打唐朝，唐朝花了很多的钱帛物资游说突厥人退兵，结果把他们打发走了。但是梁师都和刘武周知道如果这个时候不拉突厥人下水，等他们走远了后，李渊腾出手来反手就会 -巴掌拍死他们，于是他们先下手为强和唐军干上了。”所谓“准备继续攻打唐朝云云，其实不然，“先是，上遣右武候将军高静奉币使于始毕，至丰州，闻始毕卒，敕纳于所在之库。突厥闻之，怒，欲入寇；丰州总管张长逊遣高静以币出塞为朝廷致赙，突厥乃还。”可见当时处罗可汗只是看到唐朝的“币”没有送到，所以想要入侵，这时候送到了，自然不会回去了，但是梁师都和刘武周不同，反而想要继续南下，梁师都这一路没什么进展，然而刘武周取得了巨大的成果，然而随后又失去了此次战果。
三月时，刘武周“寇并州”，并未成果。但是随即叫来突厥盟友帮忙，四月就“引突厥之众，军于黄蛇岭，兵锋甚盛”，并且车骑将军张达投降了刘武周，带着刘武周攻克了榆次，但是攻不下有着重兵把守的太原，遂弃太原东下，连续攻陷了西河郡的平遥、介次。而刘武周这时候任用的主要将领叫宋金刚。宋金刚是何许人也？他本是易州的一个“贼帅”，大概有上万人，和另一个叫魏刀子的人合作，后来魏刀子被窦建德灭了，宋金刚前去救援结果战败，带着四千多人投靠了刘武周。刘武周听说宋金刚善于用兵（也不知道是怎么听说的)，将他称之为“宋王”，“委以军事”，并且将家产一半分给了宋金刚，宋金刚也将自己之前的妻子遗弃，娶了刘武周的妹妹，以此来拉近与刘武周的关系。宋金刚向刘武周提出：“图晋阳，南向争天下”，而刘武周吸纳了这个意见，让其领兵三万进攻。之后刘武周攻克了介州，并且击败了将姜宝谊和李仲文，并且将其俘虏（后逃回），刘武周沿着太原起兵的方向兵锋直指临汾郡。六月时，由于裴寂主动请缨前去对付刘武周，于是李渊派其征讨，结果到达介休后被宋金刚击败，当时裴寂在度索原扎营，“营中饮涧水，金刚绝之，士卒渴乏。寂欲移营就水，金刚纵兵击之，寂军遂溃，失亡略尽，寂一日一夜驰至晋州。”可见当时裴寂被宋金刚打得几乎全军覆没，所谓“及裴寂败，自晋州以北城镇俱没，唯西河独存。”可见当时太原已经沦为孤城了，在刘武周进逼太原城时，李渊之子李元吉赶紧逃跑，接着刘武周攻克了太原，又让宋金刚攻陷了晋州，进逼绛州，陷龙门，又让宋金刚进攻浍州，将其攻陷，裴寂已经无能为力。这时候李渊已经打算放弃河东地区，出手敕说：“贼势如此，难与争锋，宜弃大河以东，谨守关西而已。”然而李世民站出来说：“太原，王业所基，国之根本；河东殷实，京邑所资，若举而弃之，臣窃愤恨。愿假臣精兵三万，必冀平殄武周，克复汾、晋。”于是李渊将关中兵全部调发给了李世民，让其收复河东，而在此前，李渊就“诏永安王孝基、工部尚书独孤怀恩、陕州总管于筠、内史侍郎唐俭等将兵讨之。”可见此次对付刘武周的兵力规模之大，也是孤注一掷了。当时刘武周南下的时候，相比于宋金刚的激进主张，他的妹婿苑君璋就说过：“唐主举一州之众，直取长安，所向无敌，此乃天授，非人力也。晋阳以南，道路险隘，县军深入，无继于后，君进战不利，何以自还！不如北连突厥，南结唐朝，南面称孤，足为长策。”从中可以提取的信息是从太原以南“道路险隘”，孤军深入，没有后援，难以撤退，容易覆灭，提出联合唐朝和突厥，以此谋求稳定的做法，后来刘武周失败而归后果然后悔没有采取此策，已经是欲求富家翁而不得的处境。李世民渡河后，宋金刚和李世民对峙，而刘武周转而向东发展，武德三年(620)二月陷上党郡(治上党，今山西长治)之壶关、长子二县。四月，宋金刚以粮运不继，北还，进而被李世民追击大败，那么，刘武周为何失败呢？首先自然离不开唐朝反击力量的强大和李世民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这次李世民手上有李唐在关中的全部军队，而当时李世民在正面和宋金刚采取长期对峙的策略，等到宋金刚粮食耗尽后，又放心大胆地追击，先是“追及寻相于吕州，大破之，乘胜逐北，一昼夜行二百馀里，战数十合”又不顾将士的疲劳饥饿状态，“追及金刚于雀鼠谷，一日八战，皆破之，俘斩数万人。夜，宿于雀鼠谷西原，世民不食二日，不解甲三日矣”，等到追到介休城下，宋金刚出城背靠城池列阵，李世民先派遣李世勣等人和宋金刚作战，后退后被李自成精骑袭击后方，宋金刚又大败，一路追击到张难堡，解了浩州之围。刘武周手下的尉迟敬德率领剩余部众约八千人守住介休，在李世民的招降下投降了，而刘武周听说宋金刚战败，知道保不住战果了，于是放弃太原城逃亡突厥手下，宋金刚收集刘武周剩余的部众，想要继续作战，但是都不为其所用，于是也带着上百名骑兵逃亡突厥境内。此战中刘武周表现并不好，所谓“武周复攻李仲文于浩州，频战皆败，又馈运不属，贼众大馁，于是金刚遂遁。”而浩州就如同一颗钉子在刘武周后方威胁，刘武周一直没有拿下，加上当时输送粮食不及时，最终导致了宋金刚的败退。刘武周遣其将张万岁寇浩州，李仲文击走之，俘斩数千人。其次是东突厥的政策改变。上文已阐述东突厥此段时间的政策转变，而一朝天子一朝臣，这影响了刘武周与突厥的关系，身为“定杨天子”的他却要面对东突厥“扶杨”政策的出台，无疑是苦闷的，实际上刘武周在这场战役的战场后期和东突厥是处于敌对关系。《旧唐书》记载：“时太宗在籓，受诏讨刘武周，师次太原，处罗遣其弟步利设率二千骑与官军会。六月，处罗至并州，总管李仲文出迎劳之。留三日，城中美妇人多为所掠，仲文不能制。”可见当时唐军打到太原时，处罗可汗派遣其弟弟率领二千骑兵来和唐军会和，之后处罗可汗也到太原，并且带走了不少“美妇女”，联想到此前李渊的入长安的约定以及此后安史之乱的约定，东突厥和唐廷达成了什么交易尚未可知，但是可以略微进行推测。而且，突厥并未失去刘武周的控制地区，所谓“武周既败，是月，处罗至晋阳，总管李仲文不能制；又留伦特勒，使将数百人，云助仲文镇守，自石岭以北，皆留兵戍之而去。”可见当时处罗可汗的威势地位。吴玉贵认为：“武周自太原不战而逃，很可能与突厥兵南下援助唐军有关……突厥在石岭以北戍兵，实际上等于完全接管了原来由刘武周控制的地区。唐朝与突厥间的势力界限与战前相比，并没有发生变动，不同的是原来由刘武周控制的地区，现在改由突厥直接控制了。”并且认为东突厥将刘武周作为弃子是刘武周灭亡的直接原因（“处罗可汗继位后突厥政策的转变不仅在于接纳亡隋遗裔，而且是要北方诸割据势力接受隋皇室后裔的统治。这一转变严重影响了刘武周与突厥政权间的关系，也直接导致了刘武周的灭立。”）关于宋金刚和刘武周的结局，《旧唐书》如此描述说：“未几，金刚背突厥而亡，将还上谷，为追骑所获，腰斩之。武周又欲谋归马邑，事泄，为突厥所杀。武周自初起至死，凡六载。”可见当时两人在突厥境内并不得志，宋金刚想要逃回当年自己活动的上谷郡，刘武周想要回到自己起家地马邑（而且还在刘武周将领高满政控制下）都没办法做到，而逃这个做法，又可以看见他们实际上已经是属于被控制的状态，且两人都被突厥所杀，愈发可见其两人不过突厥一颗棋子。后来在宴会时，奏七德、九功之舞，萧瑀曾说：“七德舞形容圣功，有所未尽，请写刘武周、薛仁果、窦建德、王世充等擒获之状。”而李世民则说：“彼皆一时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尝北面事之，若覩其故主屈辱之状，能不伤其心乎！”可见刘武周也能够被称为“一时英雄”，也算是其割据一方的肯定吧。
虽然刘武周死了，但刘武周的妹婿苑君璋又被突厥任用，所谓“武周既死，突厥又以君璋为大行台，统其馀众，仍令郁射设督兵助镇”，可见当时的兵权已经被突厥人掌握，但是苑君璋并不掌握刘武周剩余部众的力量，“高祖遣谕之，君璋部将高满政谓君璋曰：'夷狄无礼，本非人类，岂可北面事之？不如尽杀突厥以归唐朝。’君璋不从，满政因人心夜逼君璋，君璋亡奔突厥。”就这样，苑君璋被逼走，然后又带着突厥兵打回来，夺取了马邑，高满政战死，然后又将其放弃，后来投降唐朝。之后突厥颉利可汗又想让他投靠突厥，其子说：“刘武周足为殷鉴。今既降唐，又归颉利，取灭之道也。粮储已尽，人情悉离，如更迟留，变生肘腋。”可见当时刘武周给诸人留下的印象颇为深刻，不过苑君璋还是投降了突厥，后来又复降唐朝。此外，还有很多刘武周将领投降了唐军，然而“刘武周降将寻相等多叛去。诸将疑尉迟敬德，囚之军中，”可见当时唐军并不能收服刘武周将领的心，尉迟敬德甚至一度被怀疑也要逃跑，因而被囚禁。在流传下来的史书中，只记载突厥对刘武周的封号及其年号，以至后世都将刘武周政权称为“定杨国”。但2011年出土于马邑古城的《大汉故上开府仪同三司郭君墓志》却明确指出刘武周的国号为“汉”。 “大汉应运，以德命官，授上开府仪同三司，用彰勋迹。” 墓主郭静在天兴元年官拜开府仪同三司，其子郭士文“位极人臣，功被夷夏”，是“大汉”重要将领。 刘武周是唐朝的死对头，他以炎汉自居的行为自然不被认可。故史书不载其国号，只以突厥封号相称。直到《郭静墓志》出土，这桩千古迷案才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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