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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10月4日，原中原突围部队、野战军一纵队突围至鄂西北的保康地区时，纵队参谋长张才千（1955年中将）在保康县金斗乡东沟水召开了一次团以上干部会议，宣布接到上级指示，要在鄂西北地区活动一段时间，争取在原地歼灭敌军一部分。会上还决定抽调2旅5团副团长沈甸之（1955年上校）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在保康、南漳地区开辟一块游击根据地。  抗战中的张才千 说起沈甸之，那可真是新四军中的一个传奇性人物。出生于1920年的沈甸之，15岁时就到宋哲元将军指挥的第29军37师217团3营当兵，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时，沈甸之所在的学兵队承担了前敌指挥何基沣将军司令部的警卫工作。第29军撤离华北抗日前线后，沈甸之毅然离开队伍参加了八路军，到1945年，他已经是新四军5师的一名副团长。 随同沈甸之一起开辟根据地的还有原中原解放区礼县县长孔晓春、原豫西抗日根据地禹县九区区长李浩等人。在简单传达完会议精神后，沈甸之等人带着5团7连离开大部队，趁黑夜转移到保康县城东南方向40公里处的庙子垭。庙子垭位于永峰乡和黄化乡交界的一处延绵30多里的大山中，山的外围也都是纵横交错的丘陵地区，因此很适合建立游击根据地。 看完地形后，沈甸之便带着部队借住在庙子垭的村民家，但没想到当地的村民并不害怕解放军，相反还主动过来烧水做饭、嘘寒问暖，这是沈甸之在其他地方都从未遇到过的。在与村民姜德纯的交谈中，沈甸之才得知1931年夏贺龙指挥的红三军曾路过保康一带，并带领当地老百姓打土豪分田地，在当地留下了非常好的名声，而姜德纯本人就是当年红三军的一名掉队干部。  解放军中原突围部队 听完姜德纯的汇报，沈甸之非常高兴，认为这对于创建保康游击根据地是非常有利的条件。在了解完当地上层实力的情报动向后，沈甸之决定先做通这一带的乡长、保长和帮派头目的工作。因为创建半公开的游击根据地不同于巩固地区的根据地政权建设，为了求得生存不能树敌过多，对于原地方势力必须采取争取为主的统战策略。 据姜德纯介绍，永峰乡现任乡长是当地地主张逸仙，此人当过保康县中学校长，也在县政府当过文书，为人比较开明，担任乡长多年老百姓评价都还不错。而反对张乡长最激烈的，则是永峰乡十二保之一的西六保保长万书筠，此人是个小恶霸，也一直想当乡长，只是当地群众和上层人士大多不支持他而未能得逞。想要在永峰乡站稳脚跟，就非得争取到此二人。 为了争取张逸仙，第二天沈甸之就带着部队前往他家借宿，因为张逸仙母亲病卧在床在缘故，他全家也都没走，只有他一人跑出去避风头了。沈甸之看望了张逸仙母亲，劝她把儿子找回来与解放军见面。这时，一个自称是长工的年轻人又跑回来看个究竟，此人实际是张逸仙的贴身护卫，沈甸之向此人宣讲了解放军的政策，又交给他一封给张逸仙的亲笔信。  晚年沈甸之（中） 张逸仙在听完护卫的汇报后，又阅读了沈甸之的亲笔信，觉得这解放军确实是一支值得信任的部队，便同意当晚就见面，地点设在他家的一个伷户。沈甸之和孔晓春欣然前往，双方把酒言欢，在略微寒暄几句后很快把话题转移到解放军的政策主张上。沈甸之首先介绍了中原解放军的光荣历史和被迫进行自卫反击战、在鄂西北建立根据地的原因。 张逸仙也随后讲述了自解放战争打响以来他所耳闻目睹的中原突围部队路过保康县时种种爱民之举，以及蒋军追击部队在当地犯下的各种罪行。他不断称赞解放军是一支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同时又称赞毛主席、朱总司令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人才。讲到这儿，狡猾的张逸仙又旁敲侧击打听了在华北抗日根据地所实行过的三三制、二五减租等政策，沈甸之都一一给以答复。 最后，沈甸之和张逸仙初步达成了关于解放军鄂西北游击大队在永峰乡活动的三点意见，即乡公所不向蒋军提供游击队的情报、乡公所不阻挠游击队向当地富户摊派粮食、乡公所不阻止游击队向当地富户募捐冬衣布匹。之后，为了讨论在永峰乡建立根据地自治政权的问题，10月18日，沈甸之在孔晓春的陪同下又与张逸仙见了一面。  第二次见面谈到一半时，张逸仙突然向沈甸之提出，要一支自卫用的手枪。沈甸之一开始有些吃惊，但很快就明白，这是张逸仙在试探他是否有诚意。于是，沈甸之二话没说，解下自己皮带上佩戴的小手枪，用双手递给张逸仙说：“您看这一支行吗？如果张乡长不嫌弃的话，就请收下吧！” 这下，轮到张逸仙惊讶地合不拢嘴，在半推半就一番后，他还是收下了这支小手枪，并紧紧握住沈甸之的手说：“沈大队长！您真够朋友！”就这样，由于沈甸之的慷慨解囊，张逸仙很快同意了在永峰乡建立自治政权、并以孔晓春为乡长的意见。同时张逸仙又提出，能不能让他的儿子担任副乡长，沈甸之当场予以批准。 在做张逸仙工作的同时，沈甸之、孔晓春也一直在做万书筠的工作，最后万书筠也表示同意参与根据地自治政权，并出任副乡长一职。1946年10月25日，在永峰乡乡公所所在地塔湾，张逸仙、万书筠及全乡十二保的保长、保代表全部到场，宣布新四军鄂西北军区保康县永峰自治乡正式成立，孔晓春和沈甸之都在成立大会上讲了话。  在永峰乡站稳脚跟后，沈甸之对黄化乡的争取工作也很快取得突破，11月11日，在黄化乡乡公所黄堡坪，黄化自治乡也正式宣告成立，并由李浩、姜德纯分别担任正副乡长。在与这两个乡毗邻的长坪、明阳、马良、歇马、板桥等乡，虽然没有建立自治政权，但当地的大部分保甲长在沈甸之等人的宣传影响下也都能为解放军办事。 为了解决游击队急需的冬装问题，沈甸之在自治乡成立后，立即给两个乡的20多户地主、富商写了一封劝募信，在信中提出眼看就是严冬，游击队全体指战员仍无御寒棉衣，希望地主富户们能慷慨解囊，为游击队提供一些制作冬衣用的棉花布匹。这封诚恳意切的求募信发出后，信中列举的地主、富户们很快都给了回信，并或多或少送来一些棉花、布匹。 但黄化乡首富、在县城拥有几家造纸厂的王子安，这次却没有回复，鉴于之前他对游击队态度还算不错，沈甸之便决定亲自到他府上探个究竟。一到王子安家，沈甸之就委婉地提出：“之前的那封信，不知王老先生可否收到？”王子安不愧是个能人，很快听出了沈甸之提问背后的用意，说：“我早已准备了110斤耳子，打算去南漳换点布匹，只是……”  沈甸之这才明白，这乡首富原来是怕事情，便接口道：“王老先生考虑确实周到，毕竟人们常说“树大招风”。您只管派两个可靠之人随耳子一起过来，其他事情都由我方操办就行。”王子安一听非常高兴，紧紧握着沈甸之的手说：“是的！是的！知我者真乃沈大队长也！”沈甸之之后将这110斤耳子换成35斤白布，终于解决了部队冬衣制作的材料问题。 到12月中旬，以永峰乡黄化乡为中心、方圆100多里的保康游击根据地已经初具规模，游击大队走到哪儿都有人接应，能保证吃上饭。保康县政府为此向蒋军频频告急，迫使蒋军从前线抽回一部分兵力来维持当地秩序。这样虽然减轻了主力部队的压力，但游击根据地所面临的形势却一下子紧张起来，游击大队在频繁的活动中也受到了一些损失。 1947年1月28日，游击大队在千家老林北麓的八字岩过夜时遭到蒋军袭击，跟随在沈甸之身边的15名战士只有7人跟着他杀出重围，其余8人均当场牺牲或被俘后遇害。事后与沈甸之成功会合的只有一个排的兵力，另两个排在连长蒲正华的带领下走了另一个方向，还差点又与蒋军遭遇，不过在同情解放军的甲长冯大爷的掩护下最终成功归队。  在严峻的形势面前，永峰乡的一些保甲长仍秘密支持着游击大队，比如第十保保长白振武，经常亲自与沈甸之会面，向他提供蒋军的情报。但也有一些保长却选择投靠敌人，比如第十二保保长李成孝，他曾带着蒋军追了游击大队一晚上，把掉队的两名工人和两名伤病员抓起来杀害。沈甸之对这种叛徒也毫不手软，亲自带人在一个晚上将李成孝押出村子就地处决。 1942年2月上旬，一纵队副司令员刘昌毅（1955年中将）途经保康游击根据地，他见沈甸之在这里干得不错，便带走了蒲正华指挥的7连。幸好这时5团团长江贤玉（1955年大校） 也带着一个排的兵力，和此时沈甸之手下的指战员们加起来，两支部队也一共只有42人，而他们要对付的却是蒋军的三个正规团、两个县保安大队和各乡保安队，总计共近万人。 所以沈甸之后来在回忆录中说，1947年2-5月，是他和江贤玉团长一生中最困难的时期，蒋军不仅在永峰乡和南化乡的各个集镇都驻有重兵，还经常出动整营、整连的兵力在游击大队经常活动的长岭、百峰坪等地驻剿、搜捕，一发现有游击大队活动的痕迹就将整片山林全部烧掉，哪个老乡家里要是有游击大队住过的痕迹，马上就会面临灭顶之灾。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困难的环境下，游击大队内部也非常团结，上下级关系融洽，因为沈甸之坚信，这样的坚持必然是有意义时，能一定赢来主力部队大反攻的时刻。保康当地群众也一如既往地支援游击大队，每次游击大队住到老百姓的家里来，他们总是为指战员们递上热腾腾的饭菜，游击大队走后还帮助他们照顾伤病员和掉队人员。 1947年5月初，蒋军整编第66师的三个团先后调离保康地区，游击大队的军事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大家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张才千参谋长指挥的游击纵队在长江以南兜了一圈后，又再次渡江北上，被调走的蒋军都是被派去围堵他的。而随着新消息所传来的，还有张参谋长要沈甸之和江贤玉赶紧带队去会合的新命令。 原来，上级认为，在鄂西北地区对敌人的三个月战略牵制的任务早已超额完成，现为了不再造成新的损失，应将各游击队集中并向外线转移，待时机成熟时再返回此地。于是，1947年5月26日，沈甸之跟随大部队在庙滩东渡襄江，暂时告别了战斗七个多月的鄂西北地区和保康游击根据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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