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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百诸侯共建华夏，图强争霸称雄兼并，五百年你方唱罢我登场，或破家亡身，或化家为国，终致家天下，家国同构不再，家族一体悄然兴起。 第二章：世家-家族一体 六王毕，四海一。秦汉以后，皇室一家独大，此外再不准许其他大族家国同构，皇家之下，只有编户齐民。大家族在官僚制下努力出仕，力保家声不坠，阀阅望族，世家门第逐渐成为“家”的主流。此后两千多年，政府力图齐民编“户”，宗族力求世代传“家”，历朝政权与诸家百姓围绕”户口“和”家人“展开的争夺，贯穿了整个帝制时代。
帝制早期，政权与宗族之间的斗争形式普遍激烈尖锐。秦汉两朝初立时，致力于打压贵族豪门的手段酷急刻深。公元前221年，六国灭亡，秦始皇便“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将分散于天下的六国贵族豪门都迁徙到咸阳，放在眼皮底下监视，防止坐大。秦亡汉兴，仍然沿袭了移徙大族政策，将成规模的地方豪族迁移至关中，以防止宗族势力在地方扩散和壮大。 汉初高皇帝刘邦出身基层官吏，深知民间疾苦，创造性地发明了“徙陵”制度，在皇陵附近修建一个城市，再按一定标准把关东大族势力举家迁徙过来守陵。徙陵一箭双雕，既在都城长安周围建起了星罗棋布的新城，作为防御匈奴南侵的缓冲带，又把豪强搬迁后留下的土地收归朝廷重新分配，这一招无疑是周期性收割地方势力的杀手锏。 所以，西汉前中期的诸位皇帝，一旦继位之后，立即开始营造自己的陵寝，经过七代苦心经营，高祖长陵邑、惠帝安陵邑、文帝霸陵邑、景帝阳陵邑、武帝茂陵邑、昭帝平陵邑和宣帝杜陵邑都紧密地围绕在长安城附近，呈卫星拱月之势，在都城与北方匈奴之间构建了一个牢靠的军事屏障，有效抵御匈奴入侵，战略意义非凡。
但汉承秦制，有所损益，为宗族势力的复活提供了条件。秦制“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强行分家，一心致力于编户齐民，离散宗族的政策，剥离血缘关系对民户的牵绊。汉制毕竟不同，高举以孝治国大旗，提倡教化，与民休息，从郡县到乡里设孝悌、力田、三老成为常制，孝成为选官的首要标准。这样一来，“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制度自然消解废除，六国贵族之后和豪强大姓又恢复了活力，无论是迁于关中，还是回归故里，宗族血缘纽带一旦接通，力量快速壮大，并因宽松的经济政策和黄老无为政治而迅猛崛起。 聚族而居、族墓相连、生业相承的传统，为豪强在乡里社会发挥影响提供了土壤。势力坐大之后，往往以其富厚交通王侯，操纵乡里，兼并土地。当时往往有经营陂田千余顷，役使数千家，声望和影响甚至重于郡守的豪强，如此便很容易离心离德，脱开政权的掌控。 汉景帝和汉武帝父子性格强势，在徙陵之外，又重用酷吏，严酷打击豪强及富室势力，如郅都、张汤、王温舒之辈，诛杀豪强，动辄抄家连坐灭族。汉武帝又增设刺史，以六条问事，第一条就是针对“强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其余五条均为针对“二千石”的条款，对其不法行为严加惩处，打击核心都是宗族大姓及其保护伞。 汉武帝打击宗族固然严厉，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抑制其发展。汉武帝置太学设立五经博士后，儒术逐渐成为做官的阶梯，只要研习儒家经典、成为儒士，就有迈入统治阶层的机会，推动原本受到打压的大族豪宗向经学世家转变，“遗子黄金满篑，不如一经”。随着经学世家影响力与日俱增，汉室与强宗豪右逐步缓和，直至融为一体。“柔仁好儒”的汉元帝刘奭在位时，在儒臣们的鼓动下，终于下诏废止了折腾豪强们的徙陵制度。 公元前20年，曾喊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名将陈汤，针对社会积弊，给汉成帝刘骜开了一剂重启徙陵制度的猛药：“天下民不徙诸陵三十余岁矣，关东富人益众，多规良田，役使贫民。可徙初陵，以强京师，衰弱诸侯，又使中家以下得均贫富，汤愿与妻子家属徙初陵，为天下先。”刘骜本想有所作为，下诏丞相、御史、将军、列侯、公主、中二千石即身价五百万以上的豪门全部迁入他的昌陵。 石破天惊的重磅诏书一下，在朝野掀起轩然大波，随即遭遇相关力量的持续性反扑，经过四年多的君臣博弈，众叛亲离实在顶不住压力的汉成帝只好下罪己诏：“朕执德不固，谋不尽下……其罢昌陵，及故陵勿徒吏民，令天下毋有动摇之心。”仍然不肯放弃徙陵主张的陈汤立即惹来外戚、丞相、御史、廷尉等各方势力的联合绞杀，扛了顶妖言惑众的大帽子，贬为庶民，发配敦煌。当时狙击重启徙陵制度的幕后势力总盟主，正是最有权势的外戚王商，也就是日后建立“新”朝的王莽的叔叔。 王莽的崛起，本与两汉之际世家豪族广泛存在的经学化密不可分，他自幼克勤克俭，博学知礼，尊崇儒学，原本众望所归，但在执政之后，进一步推进的王道复古改革，如井田制、五均制、禁止买卖奴婶等政策，极大地侵犯了世族豪宗的根本利益。全国各地大姓并起反新，各州各郡几乎都有豪杰起兵的记录。
建武元年，耿纯劝进刘秀登基称帝：“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今功业即定，天人亦应，而大王留时逆众，不正号位，纯恐士大夫望绝计穷，则有去归之思，无为久自苦也。大众一散，难可复合，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其言论中反复提及“士大夫”，并同“天下”一词连用，说白了，就是家族利益受到侵害的大豪族阶层，一起站了出来，公推汉家远房宗室刘秀出来做这个中兴之主，成为保护大族利益的代言人，光武中兴的从龙功臣，如邓禹、寇恂、冯异、贾复、耿弇、李忠、朱祐等人的身世背景皆是如此，他们并非是独立的个体，而是包含随附着整个宗族的集团。 历经秦和前汉以及新莽两百多年的相激相荡，中兴起家的光武帝刘秀“柔道治国”，帝制政府与世家大族相互妥协，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和解。相比于前汉的流动性，后汉逐步进入凝固期，社会阶层壁垒分明。豪强聚族而居，通过兼并土地垄断地方经济，世家经学传承，通过察举孝廉垄断做官途径，皇权高踞朝堂顶层，以君父姿态做最高裁决，多数时候支持世家出身的官僚严酷打击豪强，至于大多数的闾左贫民，只能通过含辛茹苦的精耕细作，像野草一样倔强地生生不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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