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尼利克二世（1844-1913） 东亚大陆上中日战争如火如荼时，遥远的非洲东北部也在蔓延着战争之火。1894年，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埃国君主孟尼利克二世发表公告：“我决心保卫我们的国家，给予敌人以反击，一切有力量的人都跟我来吧！”激励军民积极备战，同仇敌忾。埃塞俄比亚军民众志成城，用落后的武器装备迎击意大利侵略，两年奋战，意军损失惨重，狼狈而归。 此役，“欧洲列强”意大利在埃惨败，成为整个世界的笑柄，连大清都嗤之以鼻。 五十步笑百步。 大清气数已尽，是该亡矣。 亡在何处？不在肌理，而在内髓。 先说说这一年的特殊性。说到甲午年的不同寻常，不是因为中日开战，而是因为一个人——大清国的慈禧太后。按照古人过虚岁生日的传统，慈禧这一年六十岁，凑个整数不容易，老太太决定奢侈一回。提起庆生这件事，简直成了慈禧不愿触摸的伤痛：四十岁那年，日本兵犯台湾，仗是没打，赔了对方五十万两银子。时隔不久，她唯一的儿子同治驾崩，气氛不对；五十岁那年，中法战事又起，福建水师在战争中一败涂地，没心情；轮到六十岁了，眼看要过个消停年，日本又过来砸场子了。那么，三十岁呢？三十岁之前的慈禧压根还没熬到可以随心所欲过生日的地步——至少还有一个大清国的监事：慈安。 所以，这一次老太太豁出去了。 大清国混到这时候，早已是财政赤字、入不敷出，即使如此，爱面子的慈禧也要体面一回，挪用军费也要修缮颐和园。为了能过一个舒心的生日，旅顺危在旦夕之际，老太太放出狠话：“今日令吾不欢者，吾亦将令彼终身不欢。”这句话通俗易懂，传唱度高，影视剧中也常能听到。此时管钱的户部尚书是翁同龢，管打仗的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一个是财务主管，一个负责要钱，本来就没有共同语言，更要命的是，两个人还是仇敌（二人家仇恩怨，见前文：）。 
翁同龢（1830-1904）与李鸿章（1823-1901） 据翁同龢的门生王伯恭在《蜷庐随笔》中所说：“是时张季直（謇）新状元及第，言于常熟（翁），以日本蕞尔小国，何足以抗天兵，非大创之，不足以示威而免患。常熟韪之，力主战。合肥（李）奏言不可轻开衅端，奉旨切责。”可见，当时清国还摸不清日本实力，哪怕是张謇这样的状元之才。而作为大清的两位股肱之臣，翁同龢、李鸿章又是一对天敌，意见常有抵牾。其时坊间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之语，讲的就是此二人。 于是，清军在战争中出现了讽刺的一幕。本来作战能力就差，好不容易有一枚炮弹击中敌舰，结果日军捂着耳朵等了半天，炮弹压根没响！连打不中更是正常发挥，是谓“夷炮恒中我，而我不能中夷”。 这还打个什么仗？！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军火质量有问题。 为什么会有问题？原因很简单——没钱。 反观日本，从天皇到百姓，省吃俭用，慷慨解囊，为的就是举全国之力，痛痛快快跟大清干一仗。为了凑足军费、鼓舞军心，日本天皇连作秀手段都用上了，一日三餐只吃一顿，让全国百姓一睹其决心，天皇这样不惜一切代价，为的就是胜利。 一边卧薪尝胆，一边歌舞升平。 两边一对比，正能量的效果就显出来了。 
丁汝昌（1836-1895）与方伯谦（1854-1894） 决策层有铺张浪费的毛病，下面的将士则有生活作风问题。据说，北洋水师圈子里有一个花边“旧闻”，丁汝昌和方伯谦本是同事，却因为一个青楼女子成了情敌，到底是谁最后胜出呢？很多人一定会猜丁汝昌，因为他官大。其实不然，从照片就能看出，方伯谦年轻潇洒，人又长得帅，典型的奶油小生。再看看丁汝昌，不提也罢，就算如实描述，也容易被说成毁谤，或是人身攻击。在这种先天条件的对比下，丁汝昌只能拼内涵。可惜老丁没考虑全面，做妓女的有几个会注重你的内涵，况且真拼起来你也未必真就是小方的对手。于是，作为上司的丁提督，在追求妓女一事上，输给了自己的下级方伯谦。 没面子啊！ 战场上跑得快，生活方面方伯谦绝对是个人才。身为海军舰长，方先生不但违反军纪在陆上购置房产，还娶了姨太太，外边又不缺红颜知己，有这等艳福，谁还愿意去死？不跑回来才怪（方战后被斩有历史争议）。自古文不爱财、武不畏死，国家才有希望，但此时之大清，一个都不沾边。 因此，有学者指出，清廷甲午溃败，败在全国腐败。 作为大清军事统帅，李鸿章对此也发表了看法：“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船购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其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紧，更非寻常交际可比。” 质言之，是根深蒂固的体制问题。 除了体制与作风问题，其他地方就无需检讨？ 对此，老李依然有话说：甲午一战，中国之所以惨败于日本，主因在于“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也就是说，和日本以举国体制发动战争相比，中国并未全国动员。这一点，在西方媒体中得到验证：甲午之战，“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 战与和都是老李主导，这锅他不背谁背？ 
旅顺港北洋水师全家福 前领导狼狈至此，平时出尽风头的袁世凯，此时身在何处？ 答曰：在辽东帮周馥忙活后勤，职位是“总理前敌营务处兼筹转运事宜”。头衔听上去很牛，其实也就一打杂的，其上司正是湘军仅存的大佬刘坤一。 连打理粮台都是副手，跑龙套的干活？ 嗯，是这么个情况，还是老本行。 作为李鸿章一直以来“印象不错”（李：“伊藤与我交好，异非虚伪”）的好朋友，伊藤博文后来和老李谈话时，问到袁世凯现在做何工作。李鸿章说，小差事，不值得一提。伊藤追问什么差事，李如实相告。伊藤遂“肃然起敬”道：连袁这样的人都无足轻重，看来贵国真是人才多啊！ 自回国以来，袁世凯闷闷不乐，对李鸿章也颇有微词。话传到李鸿章耳朵里，他也慢慢疏远了这个十多年的老搭档。若非袁世凯托堂弟世勋暗中活动，李鸿章在他回来不久，就已经把他又送到朝鲜了，连职位和名称都没变。袁世凯一口回绝，打死都不去！不去就不去吧。李鸿章便给他安排了一个给周馥帮忙的差事，同时也把战败的委屈和责任主动分给袁下属一部分，两人的关系走向短暂的低潮。 韩国史学界认为：“甲午战争是1894年至1895年，中国与日本围绕着控制朝鲜展开的战争，战争导致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传统的世界秩序崩溃，代之而起的是新兴的日本成为该地区的霸主，这是一场在东亚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战争。” 抛开宗主国的概念不讲，这种说法还算客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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