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逻辑： 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

Logics of History: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作者:：[美]小威廉·休厄尔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译者：朱联璧、费滢
出版年：2021-7-1
页数：405

“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对话的一大障碍就是，人们根深蒂固地认为自然科学模式是社会生活研究通往真理的康庄大道”。

——小威廉·休厄尔

怎么想起读这本书呢？可能和最近我遇到的研究方法的拓展和转型有关。目前国内社会学质性研究方面占主流的实地研究，其实是20世纪初美国芝加哥学派兴起以后才成为潮流并在30年代被引入国内的，在社会学整体发展脉络中算是相当较为晚近的。那早期的社会学者怎么做研究呢？很多是做文献研究和历史-比较研究，但现如今国内做这种研究的似乎不多（至少是我看到的）。近来一直在读的韦伯的《古代诸文明的农业社会学》，就是在宗教经文、碑文、史诗乃至传说的基础上形成的，并借鉴了同时期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成果，试图通过梳理古代诸文明的农业史回答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异同性以及古代是否存在资本主义这两个理论问题。阅读之外，受某些因素的影响，我也不太想做纯粹的实地研究，而是想转向文献研究与口述史（也不一定能成），为此又看了许多历史学或社会史的作品。一直困惑我的问题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包括但不限于社会学）有什么不同，又有什么关系？进而，如果是做偏向历史方向的社会学研究，又该怎么做才能得到社会学研究范式的认可？换言之，我需要弄清楚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内核与边界。

《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是我偶然看到的一本书。第一章《理论、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就交代了“历史学家知道什么”、“社会科学家知道什么”和“如何开展论证”这三个问题。作者小威廉·休厄尔长期混迹于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之中，试图推进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之间关于社会理论的对话，并提出“社会时间性”（social temporality）这一理论命题。历史学与社会学都关注社会关系是如何运作、再生产和转型的（2）这一宏大命题。不同之处在于，历史学旨在记录研究对象之独一无二性的“个殊式”（ideographic）或“描述性”（descriptive）研究，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而社会学家力求建立通用法则（或至少是有效的概括）的“律则式”（nomothetic）或“解释性”（explanatory）研究，特别侧重“结构”这一概念，但在处理结构变迁时又似乎力有不逮。休厄尔提出，“社会时间性”对研究“当下”的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过去”的历史学同样重要，是双方可以对话的社会理论概念。在后面的几篇文章中，休厄尔对社会史与文化史、结构与文化、文化的政治与智识意义的竞争、结构与能动、事件与时间性等概念及其关系做出解答。《历史的逻辑》其实有些类似于米尔斯《社会学的想象力》，关注到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几对主要矛盾和人们对此的“误解”，并试图弥合彼此的冲突。但休厄尔的这本书更聚焦于历史学和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的关系，探索二者在“社会理论”上对话和创新的可能性。不过，休厄尔可能因为是历史学出身，重点放在历史学而不是社会学上，对社会学某些问题的理解也有些狭隘，比如认为社会学重“结构”，而且结构具有决定性、规范性，但社会学家对结构与行动者、结构与文化、作为规范与资源的结构等讨论不胜枚举。当然也可能是考虑论述的逻辑性和理论创新而限制了讨论范围。

回到最初的问题，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的不同之处是什么？二者最大的区别在于“理论”。

理论之于历史学远不及它之于社会科学那样至关重要。在19世纪末系统性学科划分才刚开始的时候，二者已经形成了鲜明对比。社会科学偏好理论和形式化的方法论；而历史学尽管需要谨慎处理档案或“原始”材料，严格采用时间顺序并熟练掌握叙事，但理论化和形式化不足。我们在课程安排中也深有体会。社会科学的学生在一开始就要学习本学科的理论和和研究方法；而历史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基本都是选修课程。“等到修完正式课程的时候，历史学家们往往缺少系统性的理论基础，但已经可以熟练地进行研究和写作；而社会科学家们尽管在理论方面有无限深入的见解，却常对如何开始一个研究课题感到迷惘”（4）。在期刊发表的文章上也能体现这种差别：社会科学期刊的文章几乎都是以有关理论的探讨开始；而历史学期刊中的文章倾向在开头写凸显其研究对象特质的内容，而非理论性或历史阐释性的论述。

历史学并非完全与理论绝缘，它也借用理论，但并未主动参与理论争辩，只在提出思考时运用社会理论，或借用社会理论的词汇来审视史料或者构筑观点，这不能被称为是真正的“对话”。比如在前段时间刚看完的《中国稻史研究中》有一篇《食物的阶级性》的文章，探讨了食物阶级性的表现和这种差异对食物生产的影响，但并未就食物的民族性与阶级性的理论予以展开，只是借用了这样的一个概念框架来描述。如果是社会学的文章，一开始就要定义“食物阶级性”的概念以及以“阶级性”视角研究食物的争论，而后在此理论框架下去概括和分析食物阶级性——为什么北方人很少吃米，而吃米的都是富人或士人——这一经验现象。

休厄尔的态度是，历史学家不能裹足不前，对理论保持距离，而是可以对社会理论核心的问题意识有所贡献，可以做出理论贡献的概念是“社会时间性”。

历史学家是怎样看待时间的呢？首先，时间是决定性（fateful）和偶然性（contingent）的，即特定时间里，个人行动会产生决定性的社会效应，但每个行动的影响程度取决于其在整个行动序列（sequence）中的位置，个体行动在整个行动序列中的位置会放大或减小单个行动的影响。比方说，下课了我见到同学，一般都会打声招呼，这并不是因为我多有礼貌，而是表明我在维持与对方的社会关系。如果我平白无故，天天冷脸过去，久而久之关系肯定会受影响。俗话说“见面三分情”也是这个道理。在正常情况下，两三次不打招呼可能影响不大，但如果我和对面的人此前闹了什么矛盾、刚吵了架，不打招呼的影响就大了，这代表我还没原谅对方或不好意思拉下脸去道歉。对时间和行动的这种看法就使得日常生活充满了偶然性，很难找到支配着生活整体的有效规律。日常生活和社会总体不是割裂的，个人经验中的时间的决定性影响了社会生活的每一个层次（8）。历史学家用来建构或分析社会生活偶连性和时间决定性的概念就是“事件”（event），即有重大意义的日常发生或足以改变历史进程的社会行动。这表明，历史学眼中的研究对象，不仅是“偶然的”，而且是“断点式”的，他们关注的是“转折点”、“分水岭”等关键时间或时间节点。社会学眼中的研究对象似乎存在某种超越偶然性、混乱性的规律，在社会生活的一团乱麻中理出一条或数条线索，而且是连绵的。

其次，社会时间性是及其复杂的（complex）。历史学关注断点的重大事件，却并不是孤立地去看待这一事件。相反，历史事件结合了不同时间性地社会进程，特别是长期社会趋势与瞬时进程往往会纠缠在一起，很难判断哪个主导，然后这些不同时间性地进程在特定时间、地点、方式作用下发生，组成的特定序列。比方说北大荒90年代的“以稻治涝”，通过改种水稻来解决涝灾。这一事件发生的背景是涝灾，这是由于这里一直是湿地低质和季风气候，加之气候变暖，本就涝灾多发，还是90年代初北大荒连年暴雨导致的呢？前者是长期的进程，后者是瞬时的突发事件，共同构成“以稻治涝”的背景，二者如何排序？

对长期进程与瞬时进程的区分意味着在历史学的严重时间具有异质性（heterogeneous）。不同事件的变迁速率不同，有些关键“事件”可以改变长期的社会进程，转变或重塑社会关系。正因为社会时间是复杂的、异质的，所以也就有了因果异质性（casual heterogeneity）。“某个行动的结果并不是该行动内在固有的，而是由其发生的社会世界的性质所决定的”（9），强调多重因果关系。

基于以上对“时间”的理论化设想，历史学的方法论相应地强调历史语境化（historical contextualization）和年代顺序（chronology）地方法论。“历史语境化”是因为行动无法脱离发生世界所特有的语义、技术和管理，所以不能脱离行动的背景去理解某个动作或言说及其后果。年代顺序则是澄清事件的时间定位，确定“前因后果”的时序。社会事实的时间边界是否位于拥有特定历史逻辑的同一“历史时期”内。

社会科学家知道什么？社会科学内部本身存在分界，主要是实证主义和阐释主义。实证主义者偏好精确和量化研究，尤其是经济学，有一种“艳羡物理情结”。历史学与“主流”定量研究的社会科学对话，简直是“对牛弹琴”（这段骂的挺爽）。历史学想要和社会科学对话，自然是选择能听得懂的社会科学，也就是那些对历史和文化问题感兴趣，使用或至少乐意支持“阐释”或者“定性”研究方法的社会科学家，如关注宏大历史问题的历史社会学家。因此，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其实是历史学与基于阐释主义的社会学、人类学。

社会学能提供什么贡献？休厄尔指出，一是理论敏锐度，二是结构性思维。理论敏锐度意味着不只是停留于还原历史“事件”，正本清源，还要突破偶然性和断点性去发现某些普遍的规律，并与解释这些规律的理论对话。结构性思维要求在多重因果中厘清最重要的环节，并系统阐释动力学，用定义清晰的结构特征解释现象。

休厄尔认为，社会学的结构性思维不足之处是缺少“充分的时间性假设”。怎么理解呢？在他看来，对结构的理解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结构是既定的、不可改变的、决定或规制社会行动？还是还是时间性、可变的？社会学的结构观更偏重前者，“修辞通常止步于结构”。当然，社会学也不是不关注行动、能动与文化，只不过它们也不可避免被结构所形塑。更重要的问题在于，社会学在解释结构变迁上似乎有心无力。“基本的因果结构会随着时间流逝发生突变或转型，它们也有自己的历史。许多社会科学家虽然意识到结构最终的历史性，却不知道应该如何着手”（14）。

社会科学，尤其是主流的迷信于自然科学的学科，需要看到“文化”。社会是由文化建构的。假如不同社会确实在某种深层次上是有文化差异的，那意味着任何假定的“社会规律”都只是在局部有效，而不存在通用的社会规律。也就是说，社会物理学（包括由经济学家创造的、并被广大量化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沿用的社会物理学）的模式是不切实际的。“文化”是人类学常用的一个概念。最初，“文化”是带有鲜明的西方中心论色彩。由于战后民族国家的解放和对资本主义发展范式的反思，其本质被批判，但又似乎矫枉过正，把文化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挂钩，忽视了其在智识上的意义。

结构与文化/能动，是社会科学可以提供给历史学的“理论”资源，也是双方可以开展对话的地方；反过来，人类学经典的文化概念和社会学经典的社会结构概念一样，需要与历史时间性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