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东莱年谱》记载：“淳熙二年乙未，四月二十一日如武夷，访朱编修元晦，潘叔昌从，留月余。同观关洛书，辑《近思录》。朱编修送至信州鹅湖，陆子寿、陆子静、刘子澄及江浙诸友皆来会。”对朱陆二派在“尊德性”“道问学”的分歧，吕祖谦早有了解，于是，就想借此路过鹅湖寺的机会来调和双方的意见，共扶圣教。 赴会之前，复斋对子静曰：“伯恭约元晦为此集，正为学术异同。某兄弟先自不同，何以望鹅湖之同？”于是，兄弟二人议论致辩，把思想都统一到象山这里来了。复斋夜来思之，成诗一首：“孩提知爱长知钦，古圣相传只此心。大抵有基方筑室，未闻无址忽成岑。留情传注翻榛塞，着意精微转陆沉。珍重友朋相切琢，须知至乐在于今。”会议一开始，吕祖谦就要复斋谈一谈别后新功，复斋就把这首诗吟诵出来，不料只读了一半，朱熹便对吕祖谦说：“子寿早已上了子静舡了也。”双方便辩论起来。过了一会儿，象山便起来发言说：“途中某和得家兄此诗云：'墟墓兴哀宗庙钦，斯人千古不磨心。涓流滴到沧溟水，拳石崇成泰华岑。易简工夫终久大，支离事业竟浮沉。'”象山读到这里，元晦脸上为之失色，至“欲知自下升高处，真伪先须辨只今”时，元晦“大不怿”，会议进行不下去了，只好各自休息（这里足见朱熹作为一代“儒学大师”的理论气量，同时也反衬出象山之学果然抓住了朱熹的痛处）。  翌日，朱吕二公“商量数十折议论来，莫不悉破其说，继日凡致辩，其说随屈”。会议整整讨论了三天，六月八日散会。彼此的观点不仅没有统一起来，而且使朱陆两家的分歧公开化，把无数的门人、学生都卷了进去，在中国哲学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直到明末清初，中国哲学才走出了由于这场论战导致的思想峡谷，有了新的突破。 鹅湖会上争论的焦点就是“尊德性”与“道问学”的分歧。表面上看，这似乎只是一个哲学的方法论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哲学体系上的区别。黄宗羲在《宋元学案·象山学案》中写道： “先生之学以尊德性为宗，谓'先立乎其大，而后天之所以与我者，不为小者所夺。夫苟本体不明，而徒致功于外索，是无源之水也’。同时紫阳之学，则以道问学为主，谓'格物穷理，乃吾人入圣之阶梯。夫苟信心自是，而惟从事于覃思，是师心之用也’。两家之意见既不同……于是，宗朱者诋陆为狂禅，宗陆者以朱为俗学，两家之学各成门户，几如冰炭矣。”  梨洲先生说得很清楚，所谓尊德性，在象山先生的体系中就是“先立乎其大”。象山先生的思路是，人之所以为人者，在于“先立乎其大”，亦即用剥落的存养功夫，去掉人七情六欲所带来的各种私心杂念——“小者”，“打叠田地净洁”，在人主体性的心灵世界里，拓展一片纯净之地。这是一片虚空清明、生生不息的生命境界，它是在剥落存养的过程中逐步显现的一种主体的澄明意识，惟精惟一，纯诚专一，从而唤醒人的主体性中与天地之善同一的“本心”：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这是一切学问的主体条件、前提、基础。“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净洁，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资盗粮。”象山认为，学者必须做到“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俯仰周旋只事天——发明本心，尊崇德性，才能真正达到“道问学”的目的——“通身纯是道义”。象山说得很形象：“知道，则末即是本，枝即是叶。又曰：有根则自有枝叶。”因此，“精神全要在内，不要在外，若在外，一生无是处”。  基于上述思考，象山直指朱熹格物致知的学术路径流于支离。所谓支离，就是学者没有“笃敬之心，践履之心”，用心驰骛于利欲，“引文牵义，牵枝引蔓，牵今引古”，从俗浮沉，与时俯仰，徇情纵欲，汩没而不能自振”。也就是说，朱熹穷理格物的功夫与唤醒灵明本心、加强道德修养之间并没有本质的联系，“有意为学，而不知自反”“自弃而不自求”(自求于自己灵明之本心)，在这样的情况下，“其心不正，其事不善，虽多读书，有何所用？用之不善，反增罪恶耳”。  象山以为，“大抵学者且当大纲思省”，求血脉处，求骨髓处，在德性的初始本心上用力，才能做一个顶天立地的堂堂的人。纯诚专一，脚踏实地，走道德践履的路，做“养大体”之“实学”，才不会陷溺于蒙蔽之中。因此，尊德性对于道问学来说，具有不容置疑的先在性，德性是主体，是基础，是前提，是先导，而“问学”则是次，是从，是用，是末。关于尊德性与道问学孰先孰后、谁主谁次的问题，早在先秦儒家那里就进行过讨论，只不过所用的名词不同罢了。尊德性，在孔子孟子那里称为“仁”，道问学称为“知”。孔子就说过：“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论语·卫灵公》)这里是在说，即便有丰富的知识，如果没有高尚的道德作为向导，那你的知识最终将等于零。孟子也讨论过仁与知的问题。《公孙丑下》载：“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从本质上来讲，这就是一段尊德性的话，象山先生可以说是得其神髓。  然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象山与朱熹在同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其思想本来是互相渗透、彼此依持的，不应该形同冰炭。象山尊德性，积渐成悟，并不是不要人读书，只是提出了主体上的修养要求罢了；朱熹道问学，集渐成理，也并不是不要人修养德性，只不过是格物致知，从学问做起罢了。故梨洲先生在《象山学案》中曰：“考二先生之生平自治，先生之尊德性，何尝不加功于学古笃行，紫阳之道问学，何尝不致力于反身修德，特以示学者之入门各有先后，曰'此其所以异耳’。……二先生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即使意见终于不合，亦不过仁者见仁，知者见知，所谓'学焉而得其性之所近’。”在面对彼此的学术思想时，朱、陆双方都显得很不冷静，并由此影响了儒学在新的时期进一步深化，这不能不说是很遗憾的事情。 （节选自欧阳祯人《独树一旌心是理 高论太极我为天——象山学述》一文，原载《陆九渊思想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      古人不求名声，不较胜负，不恃才智，不矜功能，故能通体皆是道义。道义之在天下，在人心，岂能泯灭。第今人大头既没于利欲，不能大自奋拔，则自附托其间者，行或与古人同，情则与古人异，此不可不辨也。 节选自《陆九渊集》卷七《与包显道》。较：较量。恃：依赖，依仗。矜：自夸。通体：全身，浑身。第：只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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