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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很常见，如果自己的不上班并未给父母造成明显的负担，但父母仍然无法容忍的话，那么我认为，这是由于父母无法克服自己对于不上班（本质上是脱离了集体和组织关系）的焦虑感、恐惧感和羞耻感，这些感受会在自己的亲子关系中活现出来，表现为一种强迫性的说教，而且这种焦虑很难被反思和意识到。在父辈的人生经历中，上班与否，首先不是一种可以通过理性权衡的个人选择，而在很大程度上是没得选的，一个人不上班，同时又脱离了其他的组织关系，这从各方面来看都是一件危险的事。 首先是在经济上，在父辈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整个社会的经济命脉都由国家直接地垄断和经营，脱离集体和社会秩序的“游民”不仅无法获得收入，连基本的生活物资都无法靠自己获取，再加上城乡居民在工作机会、社会保障等方面所拥有的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人会习得一种对于脱离集体的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你所处的集体几乎决定着你生活的一切。有时候甚至不需要真的脱离集体，一个人仅仅是穿着和别人不一样的服饰，有一些和大多数人不同的生活习惯，就可能被举报并且招来灾难，因此，如果一个人不去经常感知集体的氛围和主流趋势，在当时的确是很危险的。 在社会舆论上，在父辈早年生活的时代，悠闲本身的确是被视为有罪的，并且是需要被改造的。一个被挂上“二流子”（主要指游手好闲，不从事生产劳动的人）牌子的人，不仅会被剥夺原来的社会关系和身份认同，还会沦为被他人随意批评教育改造的对象，这些措施足以让大多数人对脱离秩序感到强烈的羞耻感和焦虑。 当然还有另外的一些原因，例如许多父母难以理解工作压力的本质，他们可能认为只有从事重体力劳动才是辛苦的，而操作机器或者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工作则是轻松的，当然每个人的心理参照系不同，在那个食物和生活物资都很匮乏的时代，追求工作中的自尊、价值感、意义感，这都属于非常奢侈的东西，因此难以理解仅仅因为工作中无法感到价值感而感到抑郁的情况。 不过最本质的原因在于，许多父母难以理解，现在的集体已经无法提供基本的庇护功能，这使得个体要获得安全感和身份认同，只能依托自己拥有的心理资源。在父母生活的那个时代，虽然他们的集体也很难说提供了什么庇护功能，但当时的社会流动性很低，个体的社会身份相对而言是稳定不变的。而现在的年轻人则处于一个高流动性的时代，缺乏一个稳定、成熟的自我概念，是很容易在日后的人生中感到空虚和无意义的，而要建构属于个人的自我同一性，必然需要也只能依托自己的心理资源，也就是与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想法进行连接，当个体感到自我的存在，感到自己的个性是真实的时候，ta就可以更快地分辨出自己喜欢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工作和生活状态，也许ta会再去从事其他的工作，或者进入其他的人际关系，但ta不会在轻易地感到后悔或者失败，而这个与自己的真实感受进行连接的过程，只有在闲暇和休息的时候才能够发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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