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形而上与形而下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形而上”指无形或未成形质；“形而下”指有形或已成形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形乃谓之器。”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唐崔憬言：“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言有妙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其体比用，若器之于物，则是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认为形而上为用、为道，形而下为形质、为体、为器，形而上不离形而下。唐孔颖达《周易正义·系辞上》：“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谓形而上为无体无形，形而下为有质有形，形而上产生形而下。宋以后，形而上与形而下成为哲学讨论的重要问题。北宋张载谓：“形而上者是无形体者，故形而上者谓之道也；形而下者是有形体者，故形而下者谓之器。无形迹者即道也，如大德敦化是也；有形迹者即器也，见于事实即礼义是也。”（《横渠易说·系辞上》）程颐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十五）南宋朱熹谓：“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明清之际王夫之则认为：“形而上者非无形之谓，既有形矣，有形而后有形而上”，“器而后有形，形而后有上。”（《周易外传》卷五）强调没有脱离形而下而存在的形而上。清戴震则提出：“形谓已成形质，形而上犹曰形以前，形而下犹曰形以后。”（《孟子字义疏证·天道》）他把未成形质的都看作“形而上”，把已成形质的都看作是“形而下”。 阴阳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本义是指日照的向背。《说文通训定声》：“侌（阴）者见云不见日，昜（阳）者云开而见日。”后遂用以指两种相互对立的气或气的两种状态。《国语·周语上》：“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左传·昭公元年》：“天有六气……六气曰：阴、阳、风、雨、晦、明也。”《老子·四十二章》：“万物负阴而抱阳。”战国时阴阳概念则进一步被用来称谓世界上两种最基本的矛盾势力或属性。凡动的、热的、在上的、向外的、明亮的、亢进的、强壮的等为阳，凡静的、寒的、在下的、向内的、晦暗的、减退的、虚弱的等为阴，并认识到阴阳的相互作用对万物的产生和发展的重要意义。《庄子·天道》：“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庄子·田子方》：“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管子·乘马》：“春秋冬夏，阴阳之推移也；时之短长，阴阳之利用也；日夜之易，阴阳之化也。”《易传》对阴阳概念作了重要的发挥，《易·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认为阴阳的相互交替作用是宇宙间的根本规律，并用阴阳来比附社会现象，引申为上下、君民、君臣、君子小人、夫妻等关系，《易·坤》：“阴虽有美含之，以从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以驺衍为代表的阴阳家则“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史记·孟子荀卿列传》）。《黄帝内经》则以阴阳来探索各种疾病的根源。《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治病必求于本。故积阳为天，积阴为地。阴静阳躁，阳生阴长，阳杀阴藏。阳化气，阴成形。”还以阴阳来区分人身之五脏六腑，作为治病的依据。西汉董仲舒强调“阳尊阴卑”，《春秋繁露·阳尊阴卑》：“恶之属尽为阴，善之属尽为阳。阳为德，阴为刑。刑反德而顺于德……阳气暖而阴气寒，阳气予而阴气夺，阳气仁而阴气戾，阳气宽而阴气急，阳气爱而阴气恶，阳气生而阴气杀，是故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虚而行于末。”北宋李觏提出：“天降阳，地出阴，阴阳合而生五行。”（《删定易图序论一》）邵雍认为：“动之始，则阳生焉；动之极，则阴生焉，一阴一阳交，而天之用尽之矣。”（《观物内篇》）“阳以阴为基”，“阴以阳为唱”，“阳体虚而阴体实也”（《观物外篇》）。周敦颐认为：“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太极图说》）张载则认为：“阴阳者，天之气也”（《张子语录》中），“浮而上者阳之清，降而下者阴之浊，其感遇聚散，为风雨，为雪霜，万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结，糟粕煨烬，无非教也”（《正蒙·太和》）。南宋朱熹认为：“阴阳只是一气，阳之退便是阴之生，不是阳退了又别有个阴生。”（《朱子语类》卷六十五）杨万里则说：“阴阳未分谓之太极，太极既分谓之阴阳，其为天地之道也。舍阴阳以求太极者，无太极；舍太极以求天地者，无天地。”（《诚斋易传》卷十七）将朱熹的先于阴阳二气的太极（理），还原为阴阳未分的元气，以为太极与阴阳是合二而一的。明何瑭提出“阳为神阴为形”之说，“阳为神，阴为形，形聚则可见，散则不可见，神无聚散之迹，故终不可见”（《阴阳管见》）。王廷相批评此说，认为“以神为阳，以形为阴，此出自释氏仙佛之论”（《答何柏斋造化论》）。明清之际王夫之认为：“阴阳者气之二体。”（《张子正蒙注·太和篇》）他主张乾坤并建、阴阳相合，“阳非孤阳，阴非寡阴，相函而成质，乃不失其和而久安”（《张子正蒙注·参两篇》）。 理 中国哲学史范畴。主要指法则或规律。最早出现于战国，孟子说：“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孟子·告子上》）以理为当然的准则，属于道德伦理范畴。《庄子》、《荀子》、《韩非子》等书中“理”字屡有出现，其含义或谓物之形式，“物成生理谓之形”（《庄子·天地》），“短长大小方圆坚脆轻重白黑之谓理”（《韩非子·解老》），或谓物之法则和规律，“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庄子·天下》），“可以知，物之理也”（《荀子·解蔽》）。但先秦所谓理，乃指一物之理，“万物各异理”（《韩非子·解老》）。三国魏王弼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所以”即万物赖以产生和存在的根据，“物无妄然，必由其理”（《周易略例·明象》），“夫识物之动，则其所以然之理，皆可知也”（《周易注·乾文言》）。唐华严宗将世界分为“事法界”（形形色色的现象世界）和“理法界”（指清净的本体世界），并提出“理事无碍”的命题。认为：“理不碍事，纯恒杂也；事恒全理，杂恒纯也。由理事自在，纯杂无碍也。”（《华严义海百门》）北宋张载视“理”为物质运动的规律，说：“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二程则以理为总一之理，视为宇宙之本原。程颢提出“天理”说，“天者理也”（《遗书》卷十一），“吾学虽有所授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外书》卷十二）。认为宇宙是生生不已的变化大流，人生之最高境界就是要与万物一体。程颐也以理为宇宙之本原，认为一切事物皆有其所以然，“天下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须有一理”（《遗书》卷十八），但“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遗书》卷二上）。还注重分别形上形下，“离了阴阳便无道，所以阴阳者是道也。阴阳气也，气是形而下者，道是形而上者”（《遗书》卷十五）。认为形而上之道即最根本之理，支配形而下之气。人生之道在于居敬穷理，与理为一。南宋朱熹发挥程颐的观点，对理作了系统的论述。提出理即“太极”，生阴阳之气即气由理所生。“天地之间，有理有气。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答黄道夫》）认为理是根本，即道。“有是理，便有是气，但理是本。”（《朱子语类》卷一）还根据程颐所说“性即理也”，认为人的本然之性为理，内容是仁义礼智，“性是实理，仁义礼智皆具”（《朱子语类》卷五）。“道是在物之理，性是在己之理。然物之理，都在我此理之中”（《朱子语类》卷一）。二程、朱熹所说之理，既指事物法则和规律，也指伦理道理。陆九渊提出心即理，“人皆有是心，心皆具是理，心即理也”（《与李宰书》）。明王守仁亦主此说，“心外无物，心外无言，心外无理，心外无义”（《与王纯甫》）。“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传习录》）。均认为理存在于心中，求理只需作心上工夫。王廷相继承和发挥了张载的哲学思想，提出“理根于气”的观点，“万理皆出于气，无悬空独立之理”（《太极辩》），“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世儒谓理能生气，即老氏道生天地矣”（《慎言·道体》）。明清之际王夫之以理为秩序，“理者天所昭著之秩序也”（《张子正蒙注·动物篇》）。认为气是根本，理依赖于气，“气者理之依也，气盛则理达。天积其健盛之气，故秩叙条理清密，变化而日新”（《思问录·内篇》）。清戴震谈理，注重分析，以为理乃事物中之区别，“理者，察之而幾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孟子字义疏证·理》）。事物各有其理，求理就在于求得一事物的必然之理，“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反对程朱讲宇宙一元之理，强调理“一本万殊”，“不徒曰事物之理，而曰理散在事物。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理散在事物，于是冥心求理，谓一本万殊”（同上）。其对理的解说较为透彻。 理气 中国哲学史的一对范畴。理指法则、规律，气指构成万物的始基。北宋张载首先把理气作为一对哲学范畴提出：“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正蒙·太和》）他认为宇宙的根本是气，而气的千变万化都有一定的法则（理）。程颢、程颐认为理和气相依不离而以理为本。程颢说：“生生之谓易，是天之所以为道也。天只是以生为道，继此生理者只是善也。”（《遗书》卷二上）以理为宇宙生生不已的法则，理虽不离事物，但仍以理为形而上之道，实即以理为根本。程颐认为万物皆成于气，而气之所以然，即是理，理才是宇宙的根本。“一阴一阳之谓道。道非阴阳也，所以一阴一阳，道也。”（《遗书》卷三）所谓道即最根本之理，由它主宰阴阳之气。南宋朱熹明确提出“天下未有无理之气，亦未有无气之理”（《朱子语类》卷一），理气相互依存。但又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有理，便有气流行，发育万物”（同上），主张理先气后。明王廷相、明清之际王夫之和清戴震继承张载的气的学说，反对理先气后说。王廷相认为：“理载于气，非能始气也。”（《慎言》）“理根于气，不能独存也。”（《横渠理气辨》）王夫之作了更详细的论述，认为气乃宇宙之根本，理依赖于气，无气则无理。“天人之蕴，一气而已。从乎气之善而谓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立之理也。”（《读四书大全说》卷十）“言心言性，言天言理，俱必在气上说，若无气处则俱无也。”（同上）离开了气、心、性、天、理均不存在。戴震认为理是生生气化流行的历程，理就是气化流行的条理，存在于生生气化的过程中。“生生者化之原，生生而条理者化之流。”（《原善》）气化是根本，条理本于气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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