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仰峥木刻作品：这是我们工作的意义 （1953） 六、大家长 在桂北路206号八路军办事处的李克农说起，我祖父的桂林时代是一匹不戴辔头的“野马”，三教九流。“文化人同志，革命的统战工作，戴白手套行吗？”菩萨要拜，鬼也要拜。 太平街12号的这位“大家长”，每天早晨，是他创建的“每日评报”时段。华嘉记忆犹新：“夏衍很早就起来，他手里拿着个陶瓷小茶壶，泡一壶龙井，放到嘴边撮一口，走几步，老是在问：出报了没有？报纸送出了没有？那时候办报很重要的一条是抢早出版，使大家在上班前能看到报纸，这是关系到报纸的销售份数是否增加的关键。只要张骏华（交通——注）的单车铃声一响，夏衍就赶快去拿一份报纸来坐下细看，从头到尾，一字不漏，拿一只毛笔蘸着红墨水，勾勾画画，连一个错字也不放过，还在旁边批批点点，提出无数问题，然后贴在墙壁上让大家一起来评报。这种群众性的评报，在《救亡日报》是老传统，天天如是，月月如是，都是自动自觉的。”到了晚上，杜宣记得，“我经常只能在晚饭后去找夏公，多半是请示（《戏剧春秋》）杂志的事。每次去时，他的房间总是高朋满座，议论风生，有时谈得很晚。夜班编辑来催明晨见报的社论，夏公总是轻轻一笑说：'请等会儿，马上就写。’这时我们就不得不作'鸟兽散’（这三个字是夏公经常使用的习惯语）。每天一篇社论，都是他自己写的。” 他天天都“忙得不可开交”，除了要写社论、时评、杂文、话剧，还用两个月的时间，基本上掌握了二十四盘常用字的排版，并学会了拼版，印刷厂的工人们不敢再来为难他了。后来他把这套编排、划版面的编报技术，手把手地教给了在重庆和上海编《新民报晚刊》副刊的吴祖光，还亲自手制了一支计算每行字数的标尺。郁风总结过，我祖父的领导作风，先是手把手地教，而后放手让他们去干。 有太多的人到过他在楼上的那间屋子。戈今说：“报社将营业部左侧的长方形厢房分配给老夏使用。经过收拾，一分为二，前间作为会客室，陈设了简单的家具，后间作为写作室兼卧室。”杜宣的描述最详细：“他住在报社二楼楼梯口朝北的房间，面积大约十二平方米左右。一张三屉书桌对着北窗，一张单人床靠墙放着，此外还有个书架，几把木椅。在书桌上竖立着沈宁和她弟弟的照片，上面写着'沈端先第二世’。此外，在窗旁又贴了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着'本室有蝇虎二只，杀敌有功，尚希仁人君子，爱护为幸。’所以一走进室内，就感到主人的潇洒和风趣。” 我祖父很喜欢请人吃零食，后来在北温泉，杜宣和他一直聊到深夜，准备在隔壁开房间留宿，“但他又把我叫了回来。他说：'吃两粒蜜枣。’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玻璃瓶，倒出一些蜜枣在桌上，他一边让我吃，一边说：'这是金华来的金丝大蜜枣，本来是普通的食物，现在可珍贵啦，故乡风味。’” 广州沦陷，撤离的“八一三歌咏队”已陷于断炊，林朴晔他们的队长“去了《救亡日报》社，夏公得知了我们的困境，立即派人买了这一大包糖糕送给大家，另外又资助了我们伙食费”。后该队因经济无来源，无法维持而解体，林朴晔“赶到桂林《救亡日报》社向夏公汇报，夏公关切地说：'那你参加抗敌演剧第九队吧。’”于是，林朴晔在1939年春和几个同志加入了演剧九队。 《救亡日报》的凝聚力像磁铁般地吸引着各方人士，尤其是年轻人。 周伟一直记得，她与我祖父的第一次见面是周钢鸣介绍，在太平街12号《救亡日报》社，祖父热情地请她吃了沙田柚。吕吉、吕恩，一对表姐妹，姐姐吕吉第一次与祖父见面是1940年，在桂林广西艺术馆排练夏衍话剧《心防》。《救亡日报》的小楼她也经常来。她说：“对大高（灏）、小高（汾）和我，如同对他的女儿一样。”祖父送给她看《读书生活》《西行漫记》等书籍。妹妹吕恩是在北碚认识的，她当时是《上海屋檐下》的崇拜者，到了晚年还记得那天见面请她吃的一个西瓜，“很甜，很甜！”当得知我祖父是她表姐吕吉的证婚人，愈发亲近了，旁人插嘴说：“都不是外人，夏衍先生是你父辈，喜欢你，你就称他为干爸爸吧！”几十年，她都是这么叫的，从未改口。 这里的几乎每一个人都被他们的夏公起了外号——诗人林林风度活脱脱像普希金，就管他叫普希金。作家加记者周钢鸣长得较胖，被称为“肥佬”。当年的彭启一，活泼有活力，浑身充满朝气，喜欢说笑打闹，送给他的绰号叫“小狗蛋”。华侨诗人陈紫秋，黑黑的脸膛，长得像当时流亡的阿比西尼亚皇帝塞拉西，就管他叫“阿比”。高汾最小，叫“小女孩”，广州时期编副刊的郁风大几岁，被称为“大女孩”。我祖父常说，在广州时，《救亡日报》不只“拣”回来了高汾姐儿俩，他们还在马路边“拣”到了一个十二岁的名叫“阿华”的孤儿，作为报社的勤务员，一直跟着报社到了桂林，他的外号叫“细佬”，一次在漓江水涨的险境中，脱下衣服包裹稿件，顶在头顶过江，保证了稿件的安全，得以顺利出报。 1941年，皖南事变后，转移到香港的林朴晔，加入了党领导的“旅港剧人协会”，我祖父向聚会上的文化界人士介绍说，为扩大影响，请大家给予支持，这是负责宣传的戈培尔……话音未落，引来一片笑声，茅公第一个响应，对林朴晔说：“遵命！戈培尔，我一定写一篇给你，三天交稿。”林朴晔“想不到几年后，1945年秋在重庆时，……茅公一见我便笑着说：'戈培尔驾到，欢迎欢迎！’相隔已几年，夏公的幽默风趣介绍，仍然留在茅公的印象中，使我受到欢迎，而且意外地当时就带回了《清明前后》的剧本”。 杜宣在1942年夏天，因新中国剧社在经济和政治上受到双重压迫，处境艰难，受派去重庆向中共南方局请示。对于他的突然到来，在北碚写剧本的我祖父感到很意外，杜宣一口气将此行的目的说完，“夏公听了之后，就说，这事明日一早去找……，说到这里时，他用手作捋胡须的手势。我们当年称周恩来的代号为胡公。夏公和熟悉的人谈到周恩来时常常做捋胡子的手势，我们一看就心照不宣”。第二天，他们渡过嘉陵江，先到郭沫若家，吃完了一顿于立群张罗的中饭后，郭老用自己的汽车送他们去歌乐山中央医院，见到了周恩来。 《救亡日报》里有高灏、高汾母女三人，也有林仰山（林林）、林仰峥兄弟二人，却没有男女恋人，我祖父常以此为调侃：“我觉得很奇怪，报社的男女青年，居然没有人谈恋爱。” 报社里的学习氛围很足。祖父把《古文观止》送给爱好古典文学的高灏，告诉年轻的同事们，这本书不可不读。才16岁，被哥哥林林从福建带出来，初到报社工作的林仰峥，自小喜爱美术绘画，向刻字工人借了一把平刀试刻了一幅《驿站》，引起了黄新波、特伟的注意，他们向总编辑夏衍提出送他去“绘画训练班”学习。为此，我祖父赠送了一本丰子恺著的《绘画入门》给林仰峥，并在扉页题写：“学绘画和建房子一样，要打好基础。”李克农也特地在旧书摊买了一本《米勒素描集》送给他。林仰峥从此走上了美术道路，成为美术编辑和版画家。 对这份以知识分子为阅读主体的报纸，我祖父认为，一定要打开发行渠道，引进发行人才。在翁从六和张敏思两任经理的竭尽全力下，1940年五六月间，《救亡日报》的销路从2000份增加到3000～5000份，发行到内陆，广东及香港、南洋一带，而后发行数突破了8000大关，被业界称为“奇迹”。 一张可以勉竭驽钝的，为国家民族尽一点力量的日报，一个很小规模的印刷所，一个通讯社，一个出版部，两种有近万读者的期刊，和一所预期能在今春开工的纸厂。（夏衍：《别桂林》） 七、同人 如果说，聚集在武汉三厅属下的各地的抗敌演剧队是“左联”在白色恐怖时期带出来的一支文艺队伍，那么，从《救亡日报》《华商报》到《新华日报》，经历了抗战烽火，又打造出了一支新闻队伍。 残酷的“文革”岁月结束后，1977年8月8日，我祖父恢复了党组织关系，王仿子在8月10日就收到了来信：“……今年正是我入党满五十年，终于重归党的怀抱，不仅对我个人，对一直关切我的同志，都是一个好消息，因此尽快向你报告，并请便时转告敏思、高汾等《救亡日报》诸同志。” 《救亡日报》的同人们，对于我祖父来说，是一个骄傲而温暖的存在，他们这一群体像一个大家庭一样，每年至少要来我们家相聚两次，一般来说，一次是春节，一次是我祖父秋天的生日。周伟说起1980年，他们一些劫后余生的《救亡日报》老友相约，为夏公庆祝80岁生日举行的一次聚会。“那次的聚会活动是由林林操办的，当时林林在对外友协工作，我们就借用对外友协的客厅聚餐。那天参加祝寿的有廖沫沙、林林、草明、郁风、高汾和我，还有几位是早年《新华日报》的朋友。对外友协的大厨师帮我们做了一桌美味可口的寿席，夏公吃得津津有味。夏公是消瘦了一些，但他神态怡然，谈笑风生。他闭口不讲过去，而是关心我们，多次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直到家里派人来接，他才尽兴离去。” 在他们心里，“夏公”已经化为了一种共同的亲情，围绕着他一起缅怀广州和桂林的时光是无比幸福的。我祖父的晚年，关于他的身体健康、起卧饮食近况，甚至家中的猫事，都是大家关切的内容，“仿子同志：手札收到，盛情甚感，但我家去冬以来，已成为了多猫家庭，现有大小猫共八只，送了雷任民（原对外经贸部常务副部长）一只，尚余七只，预定还得'输出’三只，所以您的白波斯猫就不能领受了。夏衍1989、4、29”。 王仿子非常自豪《救亡日报》同人的气节：“夏公用他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一个革命者的光辉榜样，在这样一个大家庭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骨头应该是硬的。他（夏公）对《救亡日报》同人在'文革’中的表现感到欣慰，在一次报社同人的叙会时，他说：'值得高兴的是《救亡日报》的人没有一个投靠四人帮的。’” 杜宣在粉碎“四人帮”以后，来到南竹竿看望我祖父：“我去探望他，因受唐山大地震影响，他房子里撑起一些木架。当我第一眼看到他拄着拐棍、瘦骨嶙峋，从椅子上站起来的时候，不禁一阵心酸。我什么也没问，我不愿他再回忆那些受罪的日子。……此外还提到陈紫秋，他说，陈紫秋的问题还挂在那里，你是否帮他去做点工作。紫秋也是我的老朋友，当然义不容辞。”陈紫秋是《救亡日报》的记者，华侨身份，海外关系，加上受夏案牵连，“文革”中境遇悲惨。 乌云密布的1976年1月，靠边站的张云乔在珠影厂默默地被退休了，当年替周恩来给张云乔传达指示的孙师毅早在1966年病逝，张的女儿，也是孙师毅后娶的夫人张丽敏带着两个遗孤仍然飘零在凄风苦雨之中。孙师毅留下的最后遗愿：“我想，我是可以进八宝山的。”1981年《羊城晚报》发表了我祖父的文章，谈到张云乔早期的革命工作，及与周总理的交谊，引起了有关方面的关注。1987年，张云乔的退休被改为离休。 同样是在1987年，2月10日这天，高汾收到了一封我祖父的信：“此事接到安全部来信，我已写信证明盖了公章，送给安全部落实政策办公室了。我附了意见，建议彭启一参加革命工作可以从1937年8月《救亡日报》时算起。此事是安全部（上海）负责同志刘××来京时，我和他谈后，由刘向安全部提议后才来调查的，可便告彭启一同志。”性格阳光、开朗的彭启一是在1941年《救亡日报》停刊前后，因其对上海情况比较熟悉，在潘汉年的要求下，征得李克农的同意，调往上海进入隐蔽战线工作。这段经历，使他受到潘案牵连，遭遇冤屈，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半生坎坷。潘案平反后，仍难以昭雪。1985年，在彭启一的申诉材料上，我祖父写了旁证：“彭启一系《救亡日报》工作人员，救报停刊后，由潘汉年提出要求，经征得刘×同意，参加上海《新中国报》和'岩井公馆’工作，彭所述情况属实……”高汾收到信后即刻转告彭启一，他当然十分高兴，这件事压在他心头数十年，已不抱希望了，他对高汾说：“这事我不去争了。了解我情况的，现健在的负责人只有夏公，夏公也多次写了证明材料，他老人家这么高龄，又这么忙，为我的事那么费心，我实在是于心不忍。”  林仰峥木刻作品：蔗渣造纸成功的时候（1955） 林仰峥是1954年8月30日入党的，比1938年7月在广州入党的高汾晚了十几年。高汾的入党介绍人是林蒂和周钢鸣。1955年开始的内部肃反，林仰峥蒙冤，被定为阶级异己分子，押往农场劳动改造；1960年后，虽然恢复名誉，摘了帽，但是失去工作，接下去的日子噩运连连，困苦度日。而高汾也在1957年错划为“右派”，发配北大荒。据说，50年代末，林仰峥在广州白云山农场改造时，某天，看到茅盾夫妇来休假赏景，他本想上去打招呼，一想到自己衣衫褴褛，自惭形秽，便作罢了。林仰峥和茅盾夫妇是“香港大营救”时一起脱险逃出来的。 大概也就是1977、78年间，我祖父平反、复出的消息传到了广东，昔日的很多老关系都重新联系上了，我爷爷也不再有牵连他人的顾虑。临近春节，广东来人从火车站下车，直接搬来一盆沉甸甸、挂满金果的金桔树和装满一饼干桶的炸好的甜油角，我爷爷高兴极了！两人相聚甚欢，彼此又把激动的心情压抑在心里。南国的喜庆给破旧不堪的南竹竿胡同113号传递过来新春的讯息，来的客人一脸风霜，个子不高，精瘦精瘦的，力气却很大，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应该就是林仰峥吧。 20年的迫害让林仰峥几近崩溃，他不断申诉，不断绝望，60岁还不到已呈老相。他的孩子们的头总是低低的……1978年，郭沫若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发表了那篇著名的《科学的春天》。这一次，林仰峥感觉到《救亡日报》曾经的老社长终于离他近了……这一线曙光，让他拿起刻刀创作了那幅“郭沫若与华国锋”的版画作品，题为“春暖”（下图）。
八、绝响 过了九月，秋光四溢，我走在每天去散步的公园里，漫不经心地观赏着由夏转秋的风景，“林仰峥”这个名字依然盘踞在脑子里。 流光溢彩的绿荫间，潺潺不息的流水声，池塘中慢慢凋零的荷……我坚信，在鸟语花香的大自然里是能够产生灵感的，走着，走着，左思右想地琢磨着…… 我突然想起了一位广州老朋友，曾是珠影厂摄影师的姚力，他因电影《心香》获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我在《当代电影》杂志做编辑时，姚力是我的作者。我想通过他找到珠影的一位第五代导演张泽鸣，当年名噪一时的电影《绝响》的导演。我依稀记得，一个很淡很淡的印象，多年前张泽鸣曾经告诉过我，他早年间来过我们家，受他的姨父林仰峥之托来给我爷爷送带的东西，我当时好像眼前闪过一个形象，脱口而出：“哦，是林林的弟弟小林！” 姚力听完我说的这些，有些疑惑：“从来没听张泽鸣说过他有这么一位姨夫啊！”但是，姚力很快帮我联系上了在法国的张泽鸣，我们马上通了话，所有的记忆都是对的，感谢姚力，也感谢我遗传基因里的记忆力。 张泽鸣说，对林仰峥，他一直都是叫林叔叔，从不叫姨父。在他青春的成长期里，林叔叔可不是如我说的那样有着一段光荣史，而是境遇悲惨，申诉，被镇压，再申诉，再被镇压。窘迫而潦倒的林仰峥，拿着证据为自己的平反不停地奔走，逢人便讲是如何被冤枉的，这使他始终不能把一个才华横溢的艺术家形象与之联系起来，尽管他们这些孩子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那幅被《人民日报》《解放军文艺》等转载过多次的《爸爸在工作》（下图，作于1954年）。
1978年底，我爷爷去广州，住在广东省委小岛招待所休养，问题尚未解决的林仰峥带着张泽鸣来看望过，并介绍说：“这是张碧夫的儿子。”一说名字就知道了，他父亲是抗敌演剧四队、五队的队员。张泽鸣当时十分惊讶我祖父的记忆力，“多少年过去了，你爷爷还能记起从前的部下！”刚从海南招工回珠影的张泽鸣，没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的“78班”，在珠影做剧务，我爷爷对他说：“想做导演，先学学制片是好的。”张泽鸣来北京，到南竹竿胡同113号送东西的那次，经过反复回忆，确定是转过年的1979年初。 林仰峥最终得以从岭南美术出版社离休。2015年是抗战胜利70周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前夕，全国约21万抗战老战士、老地下工作者获得了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林仰峥是其中一员。这是一位16岁进入《救亡日报》，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经历过“香港大营救”的老人，晚年得到的一生的肯定，至高的荣誉，和圆满的句号。 2017年，94岁的林仰峥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我记得在他弥留之际，我正好回广州，去医院看他，他见到我，一手把我抓住，但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至今，他那么高兴地紧紧抓住我手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心心相印的感觉，他那么兴奋，那么喜出望外，在我和他关系中是从来没有过的。”张泽鸣说道。  今年是版画家林仰峥的百岁诞辰，一切皆为最好的安排，他的这幅作品像是一份意外的寿礼，或者说，是另一种方式的致意！ 修改于24日霜降，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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