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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名医岳美中说了这样一句话：“中药不传之秘在于用量上”。我的临床体会是，岳老的这句话极有道理。
我的理解是：光是辨证还不够，还需要选择正确的药味和正确的药量，特别是剂量，对于疗效的影响非常大。这即是临床取效的“窍门”。
从临床来观察，同样的药方，若增加或减少某药的剂量，其方的作用即完全不同。如果我们能重视药物的剂量，在辨证的基础上斟酌应用，往往会出奇制胜，甚至能“四两拔千斤”。
以下试举大量的例子来说明剂量的重要性。
二
其一，柴胡的用量轻重不同，其临床效果各异。若将其用于和解少阳，治疗寒热往来时，药量一般宜大，以15-40克为宜，少则乏效。
比如，我的老师黄煌教授创制一个退热汤，其方即用：柴胡40克，黄芩15克，生甘草10克，连翘50克，以水1500毫升，煮沸后调小火再煎30分钟，取汤药约600毫升，每次服150毫升，每三小时服一次。烧退则止服。一般可速效。
若柴胡用于疏肝解郁时，只用中量即可，我常用6至15克，自觉疗效非常满意。
若取其升提中气，必须配合大剂量的人参、生黄芪，此时柴胡的用量一般偏小，我常和3-6克，若量过大，则喧宾夺主，且亦会影响升提功效。
其二，傅青主用方往往药量轻重别出心裁。重者过两（清代一两约等于37克），轻者数分（清代一分约等于0.37克）。这样处方，则每味药的剂量重点突出，取效自然迅速。
比如，傅氏的生化汤，其全方剂量即各有不同。全当归八钱（清代一钱约等于3.7克），川芎三钱，桃仁十四枚，炮姜五分，炙甘草五分，用童便、黄酒各半煎服。
我自己临床体会，若按傅氏的用量，则当归30克，川芎12克，桃仁6克（打碎），炙甘草1.5克，炮姜1.5克，这样疗效最好。
今时不少医生在临床应用生化汤时，不重视各味中药的剂量，而是平铺直叙，药量一律10克，这样用药肯定效果不佳。 气肃而霜降，阴始凝也。霜降时节，阳气敛降而欲闭藏。霜降养生，当以避寒防燥为要。选择中医特此推出寒露养生专区。点击下方图片进入页面，了解更多养生知识。
再如傅氏的完带汤治白带，其药物用量甚巧，白术、山药各一两，白芍五钱，人参、车前子、苍术各三钱，甘草一钱，而陈皮、荆芥、柴胡只用五六分。这种重则一两，轻不及钱，用量悬殊的药方，正是傅青主寓补于散，寄消于升，动静配合，相反相成的组方经验。若不按傅氏的剂量，而改为各10克，则难收利湿止带的功效。
我学习傅氏的经验，我的收获是，临证治病时一定要立意突出，立药用量当有所轻重，这样才能使疗效最大化。
其三，我自己临床体会，在治疗肝胃气滞所导致的脘腹疼痛诸症时，枳实与郁金合用，若能各重用至20克，疗效会非常满意。药后患者往往会出现腹中鸣响，然后矢气频作，且脘腹疼痛亦有覆杯之效。这是气机畅通的表现，自然可以收取立竿见影之效。
反之，若用药剂量不到，比如，各用10克，或6克，则疗效并不明显，病人难以迅速改善疼痛症状。我的思考是，二药重用时才有疏泄肝胆、下气消痞之功。
也有学者认为，枳实作用病位多在脾胃，而郁金则病位在肝胆。若肠胃气滞严重时，枳实剂量当大于郁金；若肝胆郁滞为主时，郁金用量则当大于枳实。比例大小，以三比二为宜。
但需要注意的是，枳实和郁金均属香燥之品，不可过用。否则，有耗损气血之弊端。尤其是枳实，若不辨证大剂量应用于虚证，最伤人正气。曾有人报导，用枳实误治气虚腹胀，结果发生虚脱，可作借鉴。 
进一步说，凡脉细乏力，舌光无苔者，二药都不宜使用。倘若虚中挟实，非用不可时，则应采用小剂量应用，最好配入大队补益气阴方中，方保无虞。
其四，茯苓有利水渗湿之功，有学者临床观察到，若茯苓的用量在25克以下，则并无明显的利尿作用。至少要达30克，才能产生利尿作用。并认为，茯苓用至100克时，其利尿作用最强。
有学者发现，大黄能治疗肝炎。随着大黄用药量增加，肝炎患者各项指标的复常时间缩短。并认为大黄30克可作为常规剂量，而且建议用生大黄。
我的思考是，生大黄有泻下作用，重用时最擅通便排浊。但生大黄毕竟性味苦寒，有伤损脾阳之弊端，所以一定要中病即止，不可过服。
其五，从临床来观察，中药的剂量不同，其功效亦有所不同。以下试举数例：
轻剂升麻升阳举陷，中剂升麻发表透疹，重剂升麻清热解毒。
中剂桑叶疏风清热，清肝明目；重剂桑叶凉血止血。
中剂葛根发表解肌，升阳透疹；重剂葛根解热生津，又治高血压脑病、颈椎病。
轻剂黄芩止血安胎，重剂黄芩清热燥湿，泻火解毒。
轻剂黄连苦味健胃，重剂黄连清热燥湿、泻火解毒，兼可降血糖。
其六，我们都知道，桂枝汤随着桂枝与白芍剂量的不同，其功效即有所不同。
桂枝汤中桂枝与白芍等量，即是桂枝汤，其功效是调和营卫，解肌发表。若桂枝量加倍，就成了温阳降逆的桂枝加桂汤，对阳虚气逆或气从少腹上冲心胸有良效。若白芍加倍，就变成既解表又和里的桂枝加芍药汤，用于治疗脾伤气滞的腹满时痛。
再如，同样是大黄、枳实、厚朴这三味药组成一个药方。如果不管各自的剂量，又如何区分是小承气汤，还是厚朴三物汤，或是厚朴大黄汤呢？否则，又如何灵活应用此三味药的攻下、除满或开胸泄饮的主治呢？！
其七，有些药味需要重用才有良效。
比如，当代国医大师邓铁涛用250克生黄芪治疗重症肌无力，传为佳话；京城名医汪承柏用300克赤芍治疗重症瘀阻黄疸；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小儿病同成人药量，屡屡显效。
再如，当代大医仝小林教授在临床工作中发现，治疗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时，黄连每日30克的常规剂量，根本是“泥牛入海”。他创新性地加大黄连的用药，有的甚至加大到每日120克，则可迅速降低血糖，改善症状。 
又如，当代大医李可创制破格救心汤，其重用制附片至100克以上，却能挽救无数人的心衰；李可治疗气虚重证，往往首诊即用生黄芪500克，让人叹为观止。
且如，当代大医裘沛然老先生曾治一赤白痢患者，在一系列治痢正规方失效的情况下，取用《石室秘录》中的一个药方：白芍三两、当归三两，莱菔子一两，枳壳、槟榔、甘草、车前子各三钱，没想到仅仅两剂便使日夜登厕近百次已至危殆的患者得以病除。
当代中医的大剂量用药经验，都证明加大中药用量有可能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重大举措。但我的思考是，中药亦不胡乱加大剂量。我们在临床要重用某味中药时，一定要思考以下几个问题：此味中药的最佳剂量是多少？此味中药若加大剂量安全吗？加大剂量应用此味中药会不会产生毒性？万一中毒了怎么办？
其八，一些古代的名方中某些药味都有着固定的剂量比例，这样才是最高效的，而且一般情况下我们是不可以随便凭主观臆想改动的。
比如，麻黄汤中麻黄与桂枝的用量应是三比二，枳术丸中的白术与积实的用量应是二比一，白虎汤中的石膏用量宜三倍于知母，当归补血汤中的生黄芪用量宜五倍于当归，麦门汤中的半夏用量应为麦冬的七分之一，一贯煎中的川楝子用量应为生地的五分之一左右……
如果不明了这些行之有效的剂量比例，而动辄使方中诸药味剂量相平，这就会导致主次不分，甚或比例颠倒，喧宾夺主，虽方与证合，但其效难求。
另外，小青龙汤、补阳还五汤、六一散、左金丸、补中益气汤、完带汤、通关散等等，其中的药味比例都非常重要。如果任意改变君臣佐使的用量比例，其疗效将会大打折扣，有时甚至适得其反。
再以芍药甘草汤为例，仲景所用的剂量是芍药与甘草等量，而当代大医刘渡舟则认为，芍药甘草按2：1的用量疗效会更高。
其九，1976年《新医药学》第8期报导，用清代大医陈士铎《辨证录》散偏汤治疗偏头痛。其方是川芎30克，白芷1.5克，白芥子9克，白芍15克，甘草3克，柴胡3克，郁李仁3克，香附6克，水煎服，日一剂。其中川芎高达30克，是一般处方中的罕见用法。若将川芎减至常用量，则效果变差。比如，若减半为15克，则痛虽减而不止。这虽然不能排除其它配用药的作用，但重用川芎提高效果是肯定的。
其十，有时重用某味药可以起到画龙点睛之功。比如，民国大医张锡纯曾重用白芍达180克，加阿胶，治愈屡用八正散无效之阴虚小便不利，积水甚剧，大便亦旬日不通。
湖北中医学院朱曾柏教授曾治一妇人，不食，大便四日不解，脉滑，苔白腻，形体肥胖。朱师认为属痰湿停于肠间，一剂二陈汤收功。方中半夏用量多达30克。 
西苑医院重用甘草15-30克，配在各个复方中分型治疗胃及十二指肠溃疡，疗效甚为满意。其中虚寒型以黄芪建中汤为主；寒热挟杂型以甘草泻心汤为主；胃热型以一贯煎为主。而且研究者亦发现，若不重用甘草不仅效果欠佳，反而会增加水肿等副作用。
不少临床报到称，用甘麦大枣汤和炙甘草汤时，若能重用炙甘草，其效果倍增。
据1997年《中医杂志》第9期报道导，浙江省绍兴人民医院在治疗胃十二指肠球部溃疡时，用五味消毒饮取得很好疗效。其方法是：改佐药蒲公英为君药，用量高达60克，是原方的四倍。并认为加大剂量后的蒲公英清热解毒是多方面的，既能增强机体抗病原微生物的作用，又加强了机体的整体防御能力，还促进了溃疡的愈合。
我自己体会，治疗久病或肿瘤晚期精气神不足时，可用三仙汤，此时当重用仙鹤草，比如，可重用至100克至120克，疗效更为满意。
以上这些例子都说明，根据病情把握好药物剂量，这是解决某些疑难重症的重要途径。
十一
《吴鞠通医案》里记载了这样一则医案：清代陈颂帚先生治疗一肿胀病人，用金匮麻黄附子甘草汤，处方为：麻黄八分，附子一钱，甘草一钱二分，无效。后邀请吴鞠通先生治之。吴鞠通认为辨证准确，是属阳虚水停之证，用方用药也精纯不杂，但之所以无效，源于用量不足。吴氏改其处方剂量：麻黄二两，附子一两六钱，炙甘草一两二钱，即取得满意疗效。
《名老中医之路》中也有一案：重庆陈源生之母患巅顶剧痛，手足逆冷，胸口冷痛，时欲作呕，邓处于吴茱萸汤，不料药后病增而吐剧。为此求教于其叔祖父陈济普。陈济普认为辨证无误，方亦对证，之所以药后无效，在于吴茱萸的用量过重，减其半，并加黄连五分以制之，一剂而安。
从此二案可以看见，处方正确还不够，还需要剂量正确，否则，就可能无效，甚至会加重病情。
三
关于中药剂量，我有如下几点思考：
其一，我们临床应用中药时，一定要熟悉掌握每味中药的最低有效量、最佳剂量、中毒剂量。一定要把安全性作为临床应用中药的第一要素，任何时候在加大中药用量以提高临床疗效时，都不能以增加安全性风险为代价，更不可随意加大剂量。
其二，中药剂量该大则大，该小则小，但要用足剂量，至少要用到起效剂量，这也是临床所必须的。
其三，在一定范围内，随着用药剂量的增加，其疗效也将有所增加，这在大量的临床实践中已获证实。我的建议是，在保证安全的基础上，必要时完全可以加大用药剂量。
其四，我临床应用中药时，用量比较中正平和，既不追求大剂量，也不喜用太小的剂量。我自己的体会是，不管是用经方还是时方时，一定要深刻理解药方的原意，同时掌握制方人的用药剂量和配伍特点，这非常重要。若舍此而自己盲求，就容易失去原则性，更谈不上灵活用药了。
清代大医吴鞠通明确指出：“方中所定分量宜多宜少，不过大概而已，尚须临证者自行斟酌。盖药必中病而后可，病重药轻，见病不愈，反生疑惑。若病轻药重，伤及无辜，又系医者之大戒。”我的体会是，临床时既要掌握具体方子的具体剂量，又要活学活用；既要师法古人，又要触类而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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