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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床夜雨 /朱刚 苏轼通过积极沟通，把许多“敌人”变成了朋友，在艰难起伏的生涯中依然收获亲情、友情。当然他一生最珍贵的，是与苏辙的手足之情。无论在“新旧党争”还是在“元祐党争”中，苏辙都是他最坚定的一个支持者和依靠者，《宋史·苏辙传》有史官论赞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而宋人也早就注意到，二苏诗中屡次出现一个“对床夜雨”之约，表现其兄弟之爱。二苏笔下对此比较详尽的说明，是苏辙作于熙宁十年 （1077）的《逍遥堂会宿二首》的小序： 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游宦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床眠”，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濮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栾城集》卷七）
南宋·马和之《后赤壁赋图》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韦应物的《示全真元常》诗，现存的文本作“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可能北宋的时候苏轼、苏辙读到的文本是“安知风雨夜”，反正他们早就珍惜兄弟对床而眠、同听夜雨的时光，所以相约尽早退休，闲居相从。但出仕后“游宦四方”，当然很难在一起。熙宁十年苏轼改任徐州知州，苏辙也将去南都就职，他先跟着兄长到了徐州，流连“百余日”，然后别去。兄弟会宿徐州的逍遥堂，各写了两首七绝，其中苏辙一首云： 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 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 ——（苏辙《逍遥堂会宿二首》之一，《栾城集》卷七） 起句引出一棵高大的树，是为了落实此晚确能听见“雨声”。这样仿佛“对床夜雨”之约已经实现，但其实并未做到“早退”“闲居”，而是一起漂泊在异乡宦途之中。
明·文徵明《绿荫草堂图》局部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苏辙小序中提到的苏轼“夜雨何时听萧瑟”之句，则更早地出现在嘉祐六年（1061）苏轼赴凤翔签判之任时留别弟弟的诗中：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垅隔，但见乌帽出复没。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殘月。路人行歌居人乐，僮仆怪我苦悽恻。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 ——（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苏轼诗集》卷三） 王水照先生的《苏轼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选的第一个作品就是此诗。题中的“辛丑”即嘉祐六年，“郑州西门”，按王先生注有两种说法，一是郑州的西门，二是东京西城的郑门。苏轼赴凤翔任，苏辙留在京城侍父，他把兄长送到了郑州（或者郑门之外），然后踏上归路。这应该是兄弟俩第一次宦途别离。苏轼本是被送的人，但从诗里看，他在野外伫立良久，反过来目送弟弟“归鞍”上的背影。当这背影被一路山坡阻隔到望不见时，他还要登高寻觅，却也只见高个子的苏辙头上戴的乌帽，在山坡间忽现忽没。十一月十九日，已时近岁末，一方面寒夜风冷，另一方面许多人都在赶着回家团聚，而他们兄弟却要分别。 所以苏轼接下来提起了他们的约定，“夜雨”句有自注云：“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为了实现这个约定，就不能留恋官场。这是苏轼第一次在诗中写到此约，此后兄弟二人反复在诗中互相提醒，王水照先生的注文有不少引录，可以参看。
清·石涛《山水花卉图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元丰二年（1079）“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想到自己如果被处死，就不能践“对床夜雨”之约，于是写下与弟诀别的诗云： 圣主如天万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 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 ——（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二首》之一，《苏轼诗集》卷十九） 这大概是写到“夜雨”的诗里最感人至深的一首，传说神宗皇帝也读到了此诗，被唤起同情之心，于是饶他不死。这种传说也许反映出人们的良好愿望：以诗获“罪”的苏轼，终于也以诗自救。不过对于苏轼来说，无论以诗获“罪”还是以诗自救，应该都是一件荒诞的事。因为一个官员再怎么诗语“不逊”，或者政见分歧，究竟都是在为朝廷谋策，就算是尖刻酸冷的讥讽，也出于对赵家皇朝的一腔热情，动机是没有丝毫恶毒的，如果竟因热情得过头了而被杀，那当事人将会有何种心态呢？一个习惯于一元化的文化模式，价值观比较单一的人，不是深刻检讨自己的错误，洗心革面，便是指责“小人”蒙蔽了君主，怨愤难解。 但苏轼的情况与此不同，他具有多元化的价值观，主张异论的正当性，因此不会认错；又足以明白他的君主并未被“小人”蒙蔽，造成困境的真实原因是君主的政见与对方一致，而自己与他们不同。所以，遭此绝境的苏轼，会有一种相当现代的“荒诞”感，此诗的开头，便是中国古诗中极其少见的一片荒诞景象：在圣主治世，力行改革，万物都欣欣向荣的伟大时代，只有一个草芥小臣，因为愚暗而自投死路。充满了万丈光芒的背景下一个微不足道的即将被光明所吞噬的黑暗主体：面临死亡的苏轼如此形容自己的生命，这是对荒诞的深刻体认。
南宋·夏圭《溪山清远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次联以后事相托，家口相累，宛然一篇遗嘱。通常有人生百年之说，而此时苏轼才四十四岁，还不到一半，那么这个短暂的生命留下来什么呢？首先是所负的债务，要由苏辙去偿还；其次是无家可归的妻子儿女，更要拖累苏辙。以“偿债”为遗嘱的首要内容，仍带着荒诞色彩。接着说，死者埋骨，从此已矣，生者却还要承受长久的悲伤，独听夜雨。这固然是一片凄苦，但我们应该关注的是，情感没有被死亡所切断，它越过了死亡的界线而继续延伸。如此一来，万丈光芒便不能完全消灭这愚暗的主体，在夜雨萧瑟的时候，这短暂的生命曾经订下的誓约将一次次再现，将冲破荒诞，叩击人性。 最后，苏轼把我们带上了表达手足之爱的巅峰：“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朴实无华的语句，直现了主体的情感力度，已足以穿越时空的浩劫。这震撼人性的声音，使万丈光芒黯然失色。时空的浩劫终将使伟大时代的一切所有都荡然无存，而兄弟之情则在死死生生的轮回中永恒地延续。 佛说轮回是苦，但在这里，轮回是生命意志的顽强证明，突破一时无比强势的压力，在粉身碎骨之余，将手足之爱带往另一个时空。所以，此诗以荒诞感起篇，但没有荒诞到底，情感力度在不断增强，最后取胜的还是人类的一种极普通的情感：兄弟之情。
北宋·李公年《山水图》普林斯顿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元祐年间同朝为臣，可以说是二苏同处机会较多的阶段，但一直被党争所纠缠，使他们只好一个在朝，一个外任，以避攻击，元祐四年之后基本上形成这样的局面。因此，苏轼回朝述职时，可以见到兄弟，赴外任时则要别离，数次聚散循环，见于其诗： 庭下梧桐树，三年三见汝。前年适汝阴，见汝鸣秋雨。去年秋雨时，我自广陵归。今年中山去，白首归无期。客去莫叹息，主人亦是客。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起折梧桐枝，赠汝千里行。重来知健否？莫忘此时情。 ——（苏轼《东府雨中别子由》，《苏轼诗集》卷三十七） 北宋的皇宫前有东、西二府，为中书门下和枢密院大臣的官署，苏辙任执政，居东府。故苏轼来东府与弟相别，时在元祐八年（1093）九月，太皇太后驾崩，宋哲宗亲政，苏轼将远赴定州上任。他已经预感到朝政将要大变，所以心情并不好。“前年”指元祐六年，他自杭州归京，不久出任颍州（即“汝阴”）知州，苏辙在秋雨中作诗送行；“去年”是元祐七年，他从扬州（即“广陵”）知州任上被召回京城；“今年”所去的“中山”即定州。如此回顾三年以来，三进京城、三出京城，恰巧都碰上秋雨淋漓，想到此番远行，不知何时再能归来，不免又兴漂泊无止的人生悲凉之感。 他是做了白首不归的打算，并预见到苏辙也将不久于此，现在的客人和主人其实都是这皇城的客人而已，但双双归隐，“对床夜雨”的约言，看来也无法实现，因为无论是出仕还是归隐，都无法自主。“对床”之事遥不可期，只有那“夜雨”空自萧瑟而已吧。最后虽然强打精神，说“重来”如何，但实际上正如苏轼自云：“白首归无期。”此番出京之后，苏轼再也没有回到京城了。
南宋·李氏《潇湘卧游图》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苏氏兄弟最后一次同处，是在绍圣四年（1097）丁丑岁，苏轼在《和陶止酒》（《苏轼诗集》卷四十一）诗的小序中自叙此事云： 丁丑岁，予谪海南，子由亦贬雷州。五月十一日，相遇于藤，同行至雷。六月十一日，相别，渡海。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因诵渊明诗，劝余止酒。乃和原韵，因以赠别，庶几真止矣。 这次相聚有一个月时间，两人的年龄都已在六十岁上下，且是贬谪途中，天涯沦落，更兼病痛，但他们似乎仍寻“对床”旧约，过了“一月同卧起”的生活，见于其诗： 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与子各意行，同落百蛮里。萧然两别驾，各携一稚子。子室有孟光，我室惟法喜。相逢山谷间，一月同卧起。茫茫海南北，粗亦足生理。劝我师渊明，力薄且为己。微疴坐杯酌，止酒则瘳矣。望道虽未济，隐约见津涘。从今东坡室，不立杜康祀。 ——（《和陶止酒》，《苏轼诗集》卷四十一） 此时苏轼、苏辙分别被贬为琼州别驾和化州别驾，故称“两别驾”，各自带着最小的儿子苏过和苏远，奔赴贬所。“孟光”是汉代梁鸿的妻子，对丈夫举案齐眉，为自古贤妻的典范，此指苏辙的妻子史氏；而苏轼夫人、侍妾俱殁，只能依佛家之说，以“法喜”（闻佛法而生欢喜心）为妻。苏轼病痔，苏辙认为是喝酒引起的，故劝兄长戒酒，苏轼表示听从。“杜康”是传说中周代的酿酒创始人，家里从此不再祭祀杜康，就是戒酒的意思。 这是一首和陶诗。苏轼在扬州知州任上时，开始作和陶诗，至惠州后，打算把陶渊明集中的诗都和一遍。不过，还没来得及等他遍和陶诗，就碰上了绍圣四年朝廷再贬“元祐党人”，于是这和陶的活动就被他从惠州带到了儋州，而且一路上也没停下，雷州告别苏辙时就作了这首《和陶止酒》。陶诗朴实无华，苏轼认为其“外枯而中膏”，貌似枯淡，而内涵甚为丰富深厚，故和陶之诗也模仿这种风格，写得语淡情深。一向善于驾驭典故、熔铸伟词、发挥想象、纵横开阖的苏轼，如今虚心静气作起朴实之语，正所谓“绚烂之极，归于平淡”。
北宋·苏轼《木石图》私人收藏 其实，这平淡也并不是随意，而是经过艰苦锤炼的结果。比如开篇的两句，“时来与物逝，路穷非我止”，十个字看上去全是平淡无奇，却包含了复杂的意思：首先是“时来而逝，路穷而止”，就是有时机的时候就发展，没路了便停下；其次是“与物”，随着事物本身的变化而发展，随着路的穷尽而停下；再次是“非我”，并非我主观上强求发展或强要停下，从反面强调了“与物”的意思。苏轼巧妙地利用了对偶句“互文相足”之法，将复杂的哲理和人生体验浓缩于看来并不深奥，但实际上非常精要的十字之中。细细品味，真可谓“外枯而中膏”，甚至可以说是一个语言的奇迹。作者仿佛玩魔方一般，把这十个极普通的字拼在一起，就将如此复杂的含义巧妙地呈现出来，若非精思入神，加以语言技巧的娴熟，决不能有这样出神入化的诗句。 诗中没有提到“夜雨”，但兄弟二人肯定曾在琼州海峡的北岸“对床”而眠，有苏辙的和诗为证：“谁言瘴雾中，乃有相逢喜。连床闻动息，一夜再三起。”（《次韵子瞻和陶公止酒》，《栾城后集》卷二） ——摘自《苏轼十讲》上海三联书店，2022 来源：中华珍宝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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