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也想苟利国家生死以

1842年夏天，林则徐被道光皇帝革职发配伊犁，在西安与家人分别时他写下两首诗，合称《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诗里的两句后来脍炙人口，这就是我们耳熟能详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这两句诗充分表达了忍辱负重、为国效力、不计生死的情怀，是千百年来爱国精神的一种写照。

可能就是因为写得太好了。后来不少人都争着念，不管什么场合、不管什么情形，都要来两句。

可是这个诗啊，岂是随便念的？

昨天，我在重温那部非常经典的《走向共和》时，就看到他们念诗了。

这一段讲的是，李鸿章暗中筹划与美国人联手开办一个合资银行。这件事偏不巧，被他的死对头翁同龢给知道了。

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人称翁师傅，也是朝中重臣，可谓满腹经纶。他与李鸿章素来不和，一是因为形象气质差别大，二是由于政治立场不一致，三是有仇又有怨。

二十多年前，翁同龢的哥哥翁同书被曾国藩的一本奏折给告了，判了个斩监候，翁家因此遭遇不小的低谷。而这本奏折的起草者，正是当时曾国藩的门生李鸿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你奏我一个小报告，我还你一辈子的小报告。翁师傅的方针就是，凡是李鸿章支持的我就反对，凡是他反对的我就支持。

要是按照过去这种的做法，翁师傅知道李鸿章私办银行的事，必定是如获至宝，飞速就跑去告状了。

可这一回，他迟疑了。

不久之前，翁师傅刚因为一些事被李鸿章抓住把柄，皇帝狠狠怒斥了他，这次就不想再出头了。他的心理活动大概是，算了，斗了几十年了，心也累了。

可是，他身旁的幕僚不赞成，一个劲地劝慰说：老师啊，您可不能爱惜羽毛啊，这个小报告可得打，这不是为你自己，是为国家利益啊！这个小报告您若是不打，深夜醒来良心过得去吗？

见翁师傅若有所思，年轻的幕僚接着使出杀手锏。他对着翁师傅，语气深沉地念出了那两句诗：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翁师傅一听，眉头一锁，眼神里仿佛再次泛起了波涛。他伸手摸了摸放在手边的顶戴花翎，心中的小宇宙又燃起来了：对啊，我哪里是在为个人恩怨呢，是苟利国家啊！

这个小报告必须打！

不日，他参李鸿章的奏折，就摆在了皇帝的案头。

自古以来，受过教育的王公大臣们搞斗争，都要讲一个立场站位、师出有名，都要打一个旗号。这个旗号与其说是为了说服旁人，不如说是为了说服自己。

泄私愤？老夫累了；为国家？老夫有劲！

电视剧讲的这个事，除了时间上有所出入，幕僚也不见得就真念了两句诗，但大体上仍为历史的事实。

清光绪十三年，美国商人米建威向李鸿章提出建议，希望中美双方共同投资设立一个银行。这个银行按现代方式管理，总部设在天津。银行的投资方向定为电话、 电报等通讯事业，铁路，大江大河水利设施和其他工商业。

这在今天看来，就是一个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嘛。

李鸿章对这个计划很看重，他办洋务多年，早已意识到“要想富强，必先练兵；要想练兵，必先筹饷；要想筹饷，必开富源”。而所谓的“开富源”，就是要兴铁路、开矿山、办企业，这些都离不开金融的支持。

美国人有运作银行的经验，通过合资既可以获得资本，也可以学习经验，是一宗双赢的买卖。而且，只是先搞一个试点，搞得成就继续搞，搞不成就关掉嘛，风险是可控的。

这个思路在今天看来，是个常识问题。不过在一百多年前，在翁师傅们那里，可就了不得了。他联合立场相同的官员，给李鸿章扣帽子，痛陈合资银行是 “流弊兹多” “利归他人，害遗中国”。

当时，清廷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和以翁同龢为代表的清流派，两方斗得是不可开交。洋务派看不上清流派的纸上谈兵、守旧迂腐；清流派质疑洋务派崇洋媚外、盲目西化。

平心而论，翁师傅们确实堪称一股清流。他们有学问，熟读圣贤之书；有操守，注重个人修养。他们也十分爱国，也想救亡图存，但他们除了高喊坚守“正道”，又拿不出什么现实可行的方案。

清流派并不是完全守旧，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对现代科技和对外开放，始终存有戒心。

清光绪十四年，李鸿章计划修筑天津至通县铁路，折子送到朝廷后，连慈禧太后都点了头，要户部每年批给200万两。但到了翁师傅那里却给卡住了，他一会儿说修铁路便于侵略者进攻北京，一会儿说要救灾，没修铁路的预算。

皇帝或太后如果生他们的气，批评他们，他们就双腿一跪，哭嚎道：

老臣这都是一心想着国家啊，老臣是“岂因祸福避趋之”啊！

他们屡屡给皇帝上价值，皇帝也拿他们没办法。毕竟，他们是爱国的，或者说，是爱江山社稷的。

可是，爱国者如果不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那就不是爱国，而是误国。

清流派们占据道德高地，看似一心为国，实则危害很大。他们虽然不懂商业，但最擅长的就是开公司，一个叫“帽子公司”，一个叫“棍子公司”。

你说要办海军，他就扣你一顶“培植私人势力”的帽子；你说要办合资银行，他就扣你一顶“出卖利权”的帽子；你要是犯了错掉了坑，他马上就打个报告，给你争取一个死罪的名额。

政治斗争是混杂着立场、利益和情绪的复杂斗争，这里有公的成分，也有私的盘算。但几乎无一例外，私都会借公的名义。

而爱国就是最好的名义。

有了这个名义，私心就获得了良心的通行证，恶行就走进了正义的庇护所。

到后来，恐怕他们自己都分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公还是私，是爱国还是误国，是站在历史前进的方向，还是阻挡了历史前进的脚步。因此，保守派就从不会认为自己保守，也从不会承认进步派的进步。

最终，只有立场，没有是非。

我也不是在给李鸿章翻案。在历史的进程中，李大人这个人也很难评。

甲午战败后，维新思潮乍起。李鸿章这时虽然已经靠边站，但他心底里认同维新派的许多主张，甚至还暗地里保护过康有为。

可是，因为维新派背后是翁师傅在支持，李鸿章便从不公开表态支持，只是作壁上观。而且，他为报一箭之仇，暗中指使人打小报告，打击了维新派的后台、清流的骨干文廷式。

李大人会认为自己在“泄私愤”吗，我看他也觉得自己是“苟利国家”的，是“公忠体国”的。1896年，他在遍访欧美归来后，给友人的信中写道：

中国地大物博，果能上下一心，破除积习，力图振作，亦何事不可为？

上下一心难，左右一心更难。纸上写的和心里想的是不是一样？只有天知道。

李大人兴办洋务四十年，最终功过难评。1901年，他在78岁的时候去世。死后，朝廷给了他“文忠”的谥号，算是对他一生“苟利国家”的奖赏，后人可称之“李文忠公”。

这个谥号跟林则徐的，竟然是一模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