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1945年的失败可归因与1895年的胜利

张文木

1946年3月，时任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长官的陈仪写道：“我们要知道一个国家有他的好处，也有他的坏处。说日本不行，则日本如何在近百年内强盛起来？但说日本最好，那末这次战争何以又一败涂地。”[1]陈仪曾留学日本，看到日本的崛起和迅速衰落后又受命接收台湾，这样饮饱经历史沧桑且有丰富的从政阅历的人提出的问题，确实值得后人深思和研究。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其结局，对后来的远东政治影响是深远的。对甲午战争的研究不能就事论事，不能仅仅从技术和细节比较中孤立地研究这场战争，而应将这场战争放在此后半个多世纪的大历史中来考虑。

辩证地看，日本19世纪末的许多“优点”，放到大历史中却变成了导致其失败的缺点；1945年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惨败的原因，可以从日本在1895年甲午海战的胜利中找到。

研究甲午战争，不能回避这样一个问题，即甲午海战日本是赢了还是败了？就事论事的孤立看，日本当然是赢了；但把它放在大历史中看，日本又败了，因为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失败了。

在太平洋战争失败前，日本在甲午战争时所具有的所有优势要素不仅不变甚至还更为强化，同样的优势使日本在1895年打败中国、1905年又打败俄国，而到1945年却为中国联合美国和苏联所打败。这是为什么呢？中国有个说法叫“过错”，有很多事，过了就错。所以中国人叫“记大过”，不叫“记大错”。从这个视角看，19世纪末日本当时的许多“优点”，若放到大历史中看，却在后来变成了导致日本失败的缺点。

1942年10月，毛泽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一文中分析说：“因为像希特勒这样法西斯国家的政治生命和军事生命，从它出生的一天起，就是建立在进攻上面的，进攻一完结，它的生命也就完结了。”日本也是如此。由于国土面积狭小，日本的进攻能力与防御能力始终是捆绑在一起的：一旦失去攻势或进攻失败，那就是全局性的失败。正因此，日本军事理论始终保持强烈的进攻意识——这也是当时日本军事思想优于中国和俄国并因此取得成功的地方。但凡事过了就错，1895年甲午对华战争和1905年对俄战争的胜利，大大骄纵了日本并百倍地固化了其进攻优先的意识，更使日本人目空一切，从自信转为自大，原来受政治节制的军事优先观念变为排斥政治的单纯军事主义的观念，认为只要仗打得赢，其他一切都好说。

刀子一旦失去节制，如果它还锋利的话，其结果是可怕的。日本1883年创立陆军大学，对华对俄两次战争胜利后，陆军大学滋长了轻战略重战术的学风。战略是要有哲学指导的，其要义在于合理的节制，其最终目标是有方向的和平。1905年之后，日本陆军大学的学员已不懂什么叫节制与和平，他们都钻到战役学层面并因此日益失去全局观，以至在太平洋战争前期及此之前日本在战役上基本没有大输——一连串的胜利却埋藏了很快就要出现的战略上的惨败。今天回头总结，这是因为不知节制的观念和优秀的战役指挥，使日本胜利来得过于容易以至使其战线拉得过长。

日本国运衰落的重要节点就是东条英机上台。单纯军事主义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在东条英机身上得到了集中体现。20世纪20年代，日本少壮派军人对政治人物尤其是主张和平节制的政治人物的一系列刺杀活动，导致真正的政治家们被迫退出日本的高层决策，结果，政治成了军事的附属。军人一味蛮干给国家抱回来的成堆战果，使政府在政治上难以消化。最终，日本硬让这些“优秀”军人抱回的大堆战果给“噎”死了。侵华战役的持续胜利使日本的战线迅速拉长，这导致日本在中国之外又增加美国这样一个重要对手。中国与美国的结盟迅速拉升了日本的资源消耗，据统计，1931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是3.76%；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14%；1942年日本对美宣战，军费已占国民总产值34.6%；到战争结束前一年即1944年，日本军费占国民总产值的比例迅速冲至98.5%，由此日本全面失败已不可避免。

与此相反，1943年前后中国在战役层面虽输多赢少，但在战略层面却成了参加开罗会议的重要成员。哲学家眼中无成败，有的只是成败因素的转化。败中蕴藏着赢的因素，赢中也孕育着败的种子。军人会打仗的优点不受节制地过度使用，就会转化成毁灭国家的致命缺点，这在20世纪前半叶的日本表现得尤为突出。

如果说，德国威廉二世的外交政策是在背离俾斯麦地区守成外交原则后出现的，那么，日本的世界扩张意识则是从明治那一代人的基因中遗传下来的。[2]这就可以解释今天德国可以向世界人民认罪并在德国民族精神中坚决摒弃纳粹思想，而日本则死不放弃对“靖国神社”的参拜及与此连贯的始于明治时期的向世界扩张情结。[3]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的扩张情结几乎是与生俱来的，因而是日本人精神中不可能打开的死结，同时这也铸定了日本那“西绪弗斯”；[4]式的悲剧命运，不同的只是安排这种命运正是至今仍被日本人奉为神明的“明治大帝”及“明治大帝之遗策”。对此，日本第71任首相中曾根康弘在《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一书中有过很深刻的总结。他写道：

以战前的外交，特别是战争前后的外交为教训，我想提出下面的“外交四原则”：

第一，不做超出自己国力的事情。

第二，外交不能搞赌博。

第三，内政不能与外交相混杂。

第四，必须顺应世界史正统的潮流。

中曾根康弘特别强调：“我们必须在战后将这四项原则作为外交的一个基准。”[5]遗憾的是，进入21世纪的日本政客们很少能对老政治家的从痛苦教训中总结出的治国经验做出认真反思。

战略是刀尖上的哲学，是如何有效地节制暴力的学问。武，止戈也，真兵家不争城池，真正会打仗的人是不轻言战争的。可惜身为东方人的日本人至今仍未领悟到这一东方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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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褚静涛著：《国民政府收复台湾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10页。

[2]1984年，日元纸币图样1万元纸币将原来的圣德太子头像换成了明治维新文化领袖福泽谕吉的头像。另外两种面值的日元纸币也把政治人物头像换成明治维新另外两个文化名人新渡户稻造和夏目漱石的头像。这一改变重新燃起国家对明治时代的记忆，同样也唤起日本人对明治时代的国家目标的追求之心。

[3]2005年7月1日，日本东京基金会 对华政策研究小组发表的《日本对华政策的建议》，呼吁日本政府“放弃日本应当抛却在历史问题上对中国的负罪感，以现实主义的对华外交方针取代“友谊第一”的方针，敢于面对同中国的暂时冲突，从而避免一场被推迟发生、但却变本加厉的中日对抗”。在地缘政治上，报告提出了日本的诉求已大大超过“周边事态”的范围，认为“日本应当充发挥自己作为一个亚洲国家、一个太平洋国家以及一个海洋国家的作用。在战后岁月，日本的利益已经从东北亚扩展到了太平洋和其他地区，成为名副其实的海洋国家，以美日同盟为基石，日本发展了与西太平洋诸国的密切交往；作为海洋国家，日本形成了一个东起西部日本、穿越中国东海和印度洋、西抵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并与沿交通线的印度等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从日本未来的发展考虑，日本应当削减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同时加强美日同盟以及与欧洲的传统联系，通过开展经济合作发展与印度等交通线沿岸国家的关系，以反制来自中国的威胁。” 该报告得到了包括前国务大臣Kazuo Aichi、前法务大臣Shigeto Nagano、前舰队指挥Kataru Hasegawa等前自卫队将领、Kazuhiro Haraguchi等多名在任国会议员在内的25名有影响人士的支持。这份报告显然对日本外交政策产生影响，3个月后即10月23日本外相町村信孝表示：长时间以来，因对战时侵华行为缺乏责任感问题，日本一直保持一种对华“软弱”的姿态，“但现在到了发展一种更为平等的外交关系的时候了”。町村信孝说：“直到现在，我们经常——虽然不总是这样——倾向于认为日本最好是服从中国所说的每一件事，不坚持自己的主张，保持一种低下的姿态”。“但是，我认为我们应该能够说我们所相信的东西是正确的”。

[4]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为了惩罚科任托斯王、暴君西绪弗斯（Sisyphus），罚他死后在地狱把巨石从平地推到山顶，但当他将要把巨石推到山顶时，巨石又滚下来，又得重新再推，如此循环不止。参见梁德润编著：《希腊罗马神话和圣经小辞典》，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2年版，第151页。

[5][日］中曾根康弘著，联慧译：《日本二十一世纪的国家战略》，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