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文杰：永远的尚友社

尚友社旧址 绘图/@陶浒

西安东木头市路北骡马市与印花布园之间，曾有个名噪一时的尚友社，他们演出的剧场叫“尚友社剧场”。

剧场早先是从“三意社”出来的一批人组建的“集义社”租借“裁缝会馆”所在的“三皇庙”，位于骡马市惠家巷南侧。大门开在东木头市街上，由三间宽的大殿和它前边的广场以及在广场最南边的戏台子组成。大殿坐北向南，前面广场在搭盖了席棚后，放上木条长椅，大概有20多排是观众席，在观众席外的三面，围上木栏杆，是买签子看戏的站票区域，大概有1000多个位置。

1938年，三意社遭遇了“分社风波”。当年5月，刘光华、阎国斌、李益中、郭育中、曹安民、任水泉、王禄林、王保兰、王玉鉴、王庆民、田玉堂、田玉兰、屈振华、王庆林、骆彦芳、冯庆中等大班学生和部分老艺人从“三意社”分出，并成立了集义社。由十六位股东轮流担任社长，任期一年。首任社长阎国斌、副社长王庆民、李益中、田玉堂，会计兼联络刘光华。“集义社”之名的意思是：义字当头，讲义气的弟兄们，集中起来合股办秦腔班社。随后，杨金声、晋福长、李景奎、高云桥、阎福林，张景堂等也加入剧社，全社演职员约40余人。

集义社成立后，就连续遭遇困难，没闯出牌子时，演出上座率低，又遇到国民党政府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一度甚至无钱买粮，陷入生存困境。接着抗日战争进入紧张时刻，日本鬼子频繁轰炸西安，几乎无法正常演出，只得到外县走码头巡演找出路。1944年春，在眉县长兴镇齐家寨演出，又遭受地方恶霸及地痞流氓的捣乱，凌辱演员，双方发生冲突。长兴镇的镇长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殴打演员并不许演出，赵集兴、王集志、吕集凯、罗集鸿等主要演员纷纷逃避而离社，以至无法维持演出，被迫封箱。

刘光华

在此存亡生死的危机关头，集义社中一些演员并不甘心，刘光华、张保元、郭育中、骆彦芳、田玉兰等决定在集义社的原有基础上创建尚友社。于是，刘光华毅然卖了住房，田玉兰等各出50000元，召回原集义社的演员及颇受观众欢迎的陆顺之、杨金声、晋福长等，又聘请了著名须生王文鹏、王益民（艺名牛娃子）、富有盛名的净角张建民等人。1945年8月15日，在三原县张家巷挂出了尚友社的牌子，刘光华被公推为社长，骆彦芳、郭育中、张保元、田玉兰任副社长。

从此，尚友社从濒临破产的集义社的烂摊子上重新起步，走上了自己创业新的征程。尚友社的名字也蕴含深意——从集义社的“义字当头”到尚友社的“友情为上”，一脉相承，让人难忘。

《陕西省志·文化艺术志》大事记载：民国三十四年（1945）6月，刘光华、骆彦芳等人在三原县成立尚友社。不久迁至西安。

接着尚友社还招收了一批学生进行培训。出科后驰名一方的有陈尚华、王尚志等。其时刘光华为社长，并成立了董事会，王伯谋任董事长，何振中任理事长，这是尚友社最鼎盛的时期。

网上搜到一篇《风雨尚友社》的文章。文中介绍到，任董事长的王伯谋，陕西蒲城人，是一位国民党军队的团长，1949年随所属部队起义。他西安有家，广有财产，平日酷爱秦腔，他有一句口头禅：“芝麻糖浆，不如听唱秦腔。”1949年应刘光华邀请，担任尚友社的名义董事长。他任职后明确表示：“既是董事长，就要有名有实，对剧团有所帮助。”于是，将家中的沙发、保险柜、写字台、地毯等家具捐赠给尚友社。

王伯谋

王伯谋（1908—1993）西安解放后，根据王伯谋的个人喜爱，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授意王伯谋领导一个专业剧团。王伯谋欣然受命，表示愿领尚友社并得到批准。在当年6月召开的尚友社演出人员大会上，大家选举王伯谋任社长，刘光华任副社长，何振中任剧务科科长。

王伯谋将选举结果托人告诉何振中，何振中异常兴奋，随之辞去明正社社长职务，并带领当时已在明正社挑大梁的“台柱子”演员王玉琴，一同进入尚友社。为了扩大尚友社的事业，王伯谋卖掉柳巷两院房产，收入近10万元，以2万元为社里的周转资金，其余资金全部用在为剧团购买急需物品上。

何振中

1949年6月任尚友社剧务科科长的何振中，后来还当上尚友社副社长。何振中，长安人，榛苓社科班出身，一位秦腔著名男旦，被誉为“秦腔四大名旦之一”。代表作有《五典坡》《游西湖》《白蛇传》等，在秦腔界在很高声誉。1956年在陕西省第一届戏剧观摩演出中获奖状及演员一等奖、导演荣誉奖。

我的画家朋友陶浒于两年前应邀为我文章配图画了尚友社大门一景，获得不少朋友欢迎。他给我说：20世纪40年代，他父亲陶渠与尚友社的何振中关系密切，曾一起西去兰州，并带有父亲年轻时在上海学回的舞台美术上使用电光布景，在当时的兰州引起震动，影响甚大。从此，西路的剧社也开始搞起布景了。父亲与何振中西去甘肃，到处奔波演戏，几经浮沉，受尽磨难，直到1947年才回西安定居，何振中参加尚友社，而陶浒的父亲陶渠在西安北大街长安大戏院（今人民剧院处）创办光武制景公司，从而和何振中先生一起结束了颠沛流离的艰难生活。解放后50年代公司合营时，父亲解散光武制景公司，调入易俗社。“文革”期间，尚友社与易俗社合并他们又成了同事。

尚友社何振中、张建民、康正绪演出《黑叮本》

后来在尚友社参加演出的还有张新华、须生康正绪、李正斌；旦角王玉琴、李爱云、华美丽、傅凤琴等。演出的剧目有《铡美案》《黑叮本》《斩单童》《二进宫》《闯宫抱斗》《李白醉写》《走雪》《三娘教子》《黄鹤楼》《拷寇》《拷红》《三上轿》《游西湖》《西厢记》等。

尚友社迁至西安后，因无固定剧场，多在东关枣园巷小学的操场演出。1946年，剧社发展到60余人，因本社无剧场，各处颠沛，在兴平、礼泉、高陵、渭南、临潼等地演出。后经刘光华奔走交涉，1947年重新租用了三皇庙场地，并克服舞台坍倒、围墙颓破，经济拮据的困难，想方设法搭盖了设有楼座的卷棚剧场。戏园子也由芦席围遮变成了砖木结构，至此社里才在西安有了固定的演出场所。

解放战争中，剧场多次被国民党军队强占，演出收入锐减，生活困难，不少演员只好晚上演戏，白天在市场上摆摊设点贩卖水果、蔬菜，生计难以维持，处境十分窘迫。

1949年5月20日西安解放，尚友社和其它文艺团体一样，犹如枯木逢春，重新获得新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尚友社积极演出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改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连演数月不衰，轰动了西安剧坛。并经常深入农村演出，1956年演出的秦腔现代戏《刘莲英》，参加了陕西省第一届戏曲观摩演出大会，获得导演三等奖。演员张健民、李爱云、张新华、何振中等获得演员一等奖。

尚友社先后招了两班学生，“解放初期学生刘茹慧、王君秋、齐海棠，59级学生刘晓玲、广雪琴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为60至90年代尚友社台柱子。特别是刘茹慧的《辕门斩子》是其代表作，刘与张咏华、陈妙华、萧玉玲、李爱琴齐名。

1964年尚友社剧场重建，1967年更名为朝阳剧场。“文化大革命”期间，尚友社与易俗社合并，后分制，改为西安市秦腔一团。

被誉为尚友社四大名旦：王玉琴、李爱云、华美丽、傅凤琴（左起）

当年一个戏班子敢不敢用坤角，决定着它的上座率，尚友社在这方面敢于大胆创新。秦腔第一个坤角女演员孟遏云，就是40年代中期挂头牌，搭班在尚友社登台的。后来“尚友社”又启用了王玉琴、华美丽、李爱云、傅凤琴四大名旦，由于女演员领一时风骚，尚友社的《梁山伯和祝英台》连演三个多月，场场客满，名声大震，而以唱《三娘教子》和《杨门女将》驰名西北五省区，成为20世纪50年代初西安剧坛一朵靓丽奇葩的王玉琴，她家就住在东木头市南柳巷对面。和王玉琴同为尚友社四大名旦之一的华美丽，也住在南柳巷。

一条老街，有剧团、有戏院子，这条老街的文化氛围自然浓厚，百姓文艺生活自然丰富多彩。在东木头市和骡马市这相邻的碑林区的地界上，竟有三家西安著名的秦腔剧社三意社、尚友社和五一剧团，说明这里就是西安古城內的戏窝子，西安著名的三大剧社（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独占其二。其实，初创之时的易俗社，也曾在碑林区盐店街的五省会馆住过8年，从1915年到1923年10月才搬到西一路关岳庙巷，真正是西安的唯一。

现如今，因为2001年5月骡马市地区拆迁改造，朝阳剧场被拆了。

1979年6月1日，尚友社再次恢复建制，沿用“西安市秦腔一团”的名称。虽然恢复了剧团建制，由于在“文革”中大伤元气，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损失惨重，加上分团时的重重困难，当时剧团要人没人，要钱没钱，仅返回的三十几名人员，连一台戏也很难凑齐。如何走出困境，是摆在尚友社人面前的最大难题。

尚友社80年代演出《胭脂》剧照

全团人憋着一股劲，拧成一股绳，为了让剧团早日恢复正常，艰苦奋斗，努力拼搏，日以继夜地赶排和恢复上演剧目。经过两三个月的奋战，恢复排演了《穆桂英》《铜台破辽》《杨门女将》《铡美案》等传统剧目，并新排出了《胭脂》剧目，摆脱了困境，迅速恢复了元气。

同年10月，带着新排演的节目，尚友社开启了长达两个月的巡回演出。先后去了大庆、辽河、华北、大港、胜利等油田。在青海冷湖演出时，演职人员不怕路途颠簸和高山反应，深入到离冷湖400里外的花土沟为野外勘探人员演出，有些演员白天输液，晚上抱着氧气袋，仍坚持演出。这种深情厚谊，使石油工人深受感动。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焦力人说：“哪里有石油工人，哪里就有秦腔，哪里就有尚友社的足迹。”

同年12月10日、11日尚友社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向全国人大、全国政协演出了新排演的古装戏《胭脂》，这是怀仁堂在“文革”中停止开放十年后的第一场戏曲演出。给首都观众带来一次极为美好的艺术享受。

1981年11月，西安市应日本京都市邀请，组成西安市秦腔访日友好演出团，赴日参加京都举办的文化节活动。演员王玉琴，齐海棠、杨三榆、苗长幸、王晓燕等人参加了《会阵招亲》《柜中缘》等戏的演出，受到日本朋友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20世纪 80年代，尚友社能够再次鼎立西安，受到群众的欢迎，与名家荟萃的演员阵容是分不开的。同时，一大批观众喜闻乐见的优秀剧目成为尚友社的响亮招牌，所到之处观众座无虚席，尚友社的艺术风格也逐渐被秦腔观众所认可和熟知。

90年代，尚友社与其他院团一样，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为了在“低谷”中求生存、闯新路、摆脱困境，尚友社人继续奋发图强，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让院团有所起色。

尚友社演出《白鹿原》参加首届中国秦腔节，原著作者陈忠实接见演员

广揽各方人才，一批青年新秀，脱颖而出，逐渐担纲重任，让剧社充满活力；一批新创作出的剧目《荆轲刺秦》《白衣圣人》《市井民风》《小巷总理》《白鹿原》《基石赋》等频频亮相，为剧社赢得许多国家级、省市级荣誉。

正当尚友社又一次红火之时，2005年2月，西安市实施文化体制改革，将市属四家秦腔院团易俗社、五一剧团、秦腔一团（尚友社）、秦腔二团（三意社）进行优化整合，“四团合一”，组建西安秦腔剧院，保留西安易俗社、西安三意社两个非法人性质演出机构。至此，有着67年发展历史的秦腔剧社尚友社，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

笔者当时就有点想不通，易俗社、三意社、尚友社、五一剧团，那可都是陕西秦腔史上著名的享誉一方老字号剧社呀！我以为每家这样的老字号都应当独立存在，否则缺了哪一家都是遗憾。现在我仍想以此文呼吁有关部门，一定要保护好我们这些堪称国粹和非遗的老字号，并且时不我待，趁着这一代尚友社的老人还在，尽快把尚友社恢复起来，迟了怕就真的消亡了。因为，尚友社永在我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