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小考

一、有关《旧唐书》和《新唐书》

《旧唐书》刘昫撰。刘昫为五代后晋时的宰相。从天福五年（940年）奉石敬塘命修撰唐书,开运二年（945年）完成。其实这部史书花功力最多的为张昭远、赵莹和贾纬，只是因为书成时刘昫正在执政，按当时的规定，一般宰相都要作国家修史的主编（监修），因此刘昫就成了署名撰者了。清人钱大昕说：“予尝疑五代史刘昫传不载修唐书事，后读《义门读书记》谓刘昫在(后)唐明宗朝为门下侍郎,监修国史即唐书也。《义门读书记》此言，欲以弥缝欧公之阙，今考之，殊不然，庄宗自祖父以来，附唐属藉，灭梁之后，祀唐七庙自称中兴，以唐史为国史，因其宜矣。但宰相监修国史,沿唐故事,虽有监修之名,初无撰述之实,刘昫之监修,不过宰相兼衔而已……欧公于赵、刘二传，俱不及监修事，而于贾纬传云与修唐书，盍以监修无秉笔之职,例不当书。如《新唐书》刊修，但载欧宋，何尝及监修之曾公亮哉！此史家之成例,不可议其缺漏”。所以，现在可以认为刘昫无功而受禄。

然而《旧唐书》仅流传了一百年左右,就遭到了厄运。北宋朝廷认为《旧唐书》芜杂不精，从宋仁宗庆历年间起，另命宋祁和欧阳修编撰唐书。《新唐书》的编撰,约开始于北宋庆历四年（1044年），到嘉祐五年前后历时约十七年，参加编撰的有欧阳修、宋祁、范镇、吕夏卿等人。由欧阳修、宋祁分别署名。这部唐书在宋仁宗嘉佑五（1060年）写成，开始“布书于天下”，从此，署名刘昫所编的唐书遂不再流传。直至明朝嘉靖十七年（1538年），经历了478年坎坷命运的刘昫唐书,才又得到重新刊行。后人为区别这两种唐书，把后晋刘昫所著称为《旧唐书》,而将宋祁等后修的唐书命名为《新唐书》。

《旧唐书》包括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新唐书》包括本纪十卷，志五十卷，表十五卷，列传一百五十卷，共二百二十五卷。《旧唐书·经籍志》的著录，大体以开元为断。其序文中就曾经说过：“天宝已后,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记礼法之沿革，或裁国史之繁略，皆张部类，其徒实繁。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

修撰《新唐书》，在《进新修唐书表》中说得非常清楚：“唐有天下，几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终，所以治乱兴衰之迹，与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简册。而纪次无法，详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实零落，盖又百有五十年，然后得以发挥幽沬。补缉阙亡,黜正伪缪,克备一家之史,以为万世之传……”

二、《旧唐书》和《新唐书》史料来源

在研究新、旧《唐书》的论著中，大都沿引清代学者赵翼的说法：“《旧唐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并由此判定《旧唐书》的史源。

1.唐朝历代修有实录

自唐初以来便在实录基础上撰写国史,以吴兢、韦述所撰最为有名。吴兢撰成《唐书》六十五卷，韦述又补遗续缺，撰成国史一百一十二卷。此后,柳芳等人又有续作。但武宗实录不全,以后历朝实录没有修成。后梁、后唐两代都曾下令广泛征集唐史资料。后晋时，贾纬以所搜集的遗文和故旧传说等，编为《唐年补录》六十五卷。后晋高祖天福六年（941年），石敬瑭命修唐史，由当时的宰相赵莹负责监修。写作是在唐国史的基础上，利用当时所收集的晚唐史料加以缀补而成。两年以后，赵莹出任节度使，未竟其业。但是，编纂工作在张昭远主持下继续进行。到出帝开运二年（945年），全书修成，历时仅四年多。因五代纷乱之时，唐代遗闻往事，虽悬诏购求，而所得无几，故这部唐史援据较少，而其前半则“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在《旧唐书》提要中说：“权等谨案《旧唐书》二百卷，石晋宰相刘昫等撰。因韦述旧史增损而成。林駉、晁公武皆讥其失。盖其书不出一手，或一事两见、一文两载、一人两传,复乱之失在所不免。又顺宗以前其事较详，宣宗以后其事多略。”

《旧唐书·经籍志》所录，以毋煚《古今书录》为据，乃开元盛时四部书。至于天宝以后的著述，并不是五代后晋时没有看到，而是史臣们不打算将其混杂到“开元盛时”的著录之中。对此,后晋史官说得十分清楚：“臣以后出之书,在开元四部之外，不欲杂其本部。今据所闻，附撰人等传。其诸公文集，亦见本传此并不录。”

2.据以参考，自得为详

赵翼撰《廿二史札记·新唐书》载：“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唐代史事,无虑百数十种,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据以参考,自得为详。又宋初绩学之士,各据所见闻,别有撰述。”这一切对修唐书都提供了有用的资料。许多列传中采用了小说、文集、碑志、逸史和政书等文献。诸志在采用“旧书”各志资料之外,又有新的扩大。有关实录、政书、逸史、文集、碑志以及小说等文献,均在采摘之列。纪昀在《新唐书》提要中说：“是书本以补正刘昫之舛漏,自称事増以前,文省于旧。”已故台湾学者姚名达曰：“……故《唐志》实为《古今书录》之节本,既非通撰古今,亦未备录唐代(原文如此)盖《古今书录》虽以古今为名,而实据当时秘书省及诸司所藏之书而记其目,皆确有其书,并非尽录古书,虚存其目也……宋祁撰《新唐·艺文志》加录唐代学者自为之书,多至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而后唐人所著与唐代官府所藏约略备焉”。同时,在《新唐书》“增旧书处”时,赵翼任为：五代纷乱之时,《旧唐书》援据较少,至宋仁宗时,太平已久,旧时记载多出于世,故《新唐书》采取转多。

三、《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对比研究

1.目录大异

对比《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所列书目,在目录、卷数、著者上完全相同的有：《七略别录》《七略》《今书七志》《七录》《梁天监四年书目》《陈天嘉四部书目》《隋开皇四年书目》《隋开皇二十年书目》《史目》《文章志》《续文章志》《义熙以来杂集目录》《名手画录》《群书四录》。

书名不同的有：《旧唐书·经籍志》中叫“《中书簿》”,《新唐书·艺文志》称“《晋中经簿》”。《旧唐书·经籍志》中“《元徽元年书目》”,《新唐书·艺文志》称“《宋元徽元年四部书目录》”。《旧唐书·经籍志》中“《新撰文章家集》”,《新唐书·艺文志》称“《新撰文章家集叙》”。

新增书目：《梁东宫四部书目》《四部书目序录》《晋江左文章志》《宋世文章志》《古今书录》《集贤书目》《经史释解》《十三代书目》《文选著作人名目》《文枢秘要录》《唐书叙例目录》《唐列圣实目录》《吴氏西斋目录》、《河南东斋史目》《新集书目》《东斋集》。

其中：《旧唐书·经籍志》目录18部《新唐书·艺文志》目录34部。

2.《旧唐书》与《新唐书》的特点不同

与《旧唐书》比较,由于时代不同,《新唐书》在编撰体例和内容方面也有自己的特点。《新唐书》对志、表两部分十分重视。《艺文志》比《经籍志》志增加二十卷,表十五卷,采用三级分类法,按经、史、子、集分四部,四十四小类,小类之下又有细目,全篇有总序。《艺文志》与以前史志目录不同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各部和各小类中分“著录”和“不著录”两部分,并标明“不著录”者的卷数和具体书名。“著录”是指《古今书录》和《旧唐书·经籍志》收入的著作,“不著录”是指欧阳修等人补入的唐代著述。《新唐书·艺文志》通过“不著录”的记载方式,不但标出了新书与旧书的收书范围,更重要的是通过“不著录”者表明,这是唐代的著作而不是唐代的藏书。这种作法为后代史志目录的著录创立了先例。《新唐书·艺文志》的注文历来为人瞩目。余嘉锡先生认为：“隋志只载官爵,宋明史志但纪姓名而已。惟《新唐书》于诸撰人未立传者,则详注始末于《艺文志》,可知诸著录之法,诸史皆不及也。

3.书目增加及著作补充

因《新唐书·艺文志》有《旧唐书·经籍志》蓝本和后晋至宋初资料。《艺文志》与经籍志》相较,书目增加很多,特别是开元以后的著作补充不少,如李白、柳宗元的著作。赵翼《廿二史札记》载：“今第观《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如吴兢《唐书备阙记》、王彦威《唐典》、蒋乂《大唐宰辅录》、《凌烟功臣、秦府十八学士、史臣》等传、凌璠《唐录政要》、南卓《唐朝纲领图》、薛璠《唐圣运图》、刘肃《大唐新语》、李肇《国史补》、林恩《补国史》等书,无虑数十百种,皆《旧唐书》所无者”,“皆五代修《唐书》时所未尝见者。”

另外,《旧唐书·经籍志》因无善本传世故后世传抄文字讹脱颇多,如：“《张俊集》”,《新唐书·艺文志》作“《张悛集》”。“《王祜集》”《新唐书·艺文志》作“《王佑集》”。所载书目有自相矛盾者如：《旧唐书·经籍志》载：“《文选音》十卷,公孙罗撰”,但在列传载：“公孙罗撰《文选音义》,行于代。”《旧唐书·经籍志》载：“《经心方》八卷,宋侠撰。”但在列传载：“撰《经心录》十卷,行于代。”

4.举目格式不同

《旧唐书·经籍志》格式如：“《类礼》二十卷魏征撰。”《新唐书·艺文志》格式如：“王勃《次论语》十卷。”据此而论,窃以为《新唐书·艺文志》虽文字精辟简约与旧有别,无非标榜并非抄袭,不食别人牙侩,不如《旧唐书·经籍志》读来了然。

5.《旧唐书·经籍志》脱漏很多

《旧唐书·经籍志》依据唐毋煚《古今书录》“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以表艺文之盛”。四部类序著录卷数之和为“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与《古今书录》一卷不差。今本《旧唐志》四部书总卷数亦作“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但是各部类之下所著录书种数、卷数大多与类序及小序不符,而且多属只少不多，这就说明在长期的传抄和刊刻过程中，《旧唐书·经籍志》原著录书名有脱漏。如《新唐书·艺文志》录而《旧唐书·经籍志》未录：“常璩《汉之书》十卷”，“丘悦《三国典略》三十卷”。

四、评价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旧唐书》“芜杂,多阙略”，文笔也不好，对它的评价不高。其实，并非无可取之处。钱大昕认为：“其文渐繁懿、僖、昭、哀四朝占杂滋甚……盖唐初五朝国史给吴兢，韦述之手，笔削谨严，中叶以后，柳芳等虽非史才，而叙事尚为完备，宣、懿而后，既无实录可稽，史官采访，意在求多，故卷帙滋繁，而事迹之矛盾益甚也。”顾炎武在《日知录》中云：“旧唐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祥瞻，亦自可观。”可见史家对《旧唐书》是首肯的。

《旧唐书》修成后的第二年，即946年，契丹即对后晋大举进攻，成了开封及河南州县数百里内杳无人烟的惨状，史籍遭劫自也难免。因此修成的《旧唐书》，在保存史料方面，是有很大积极意义的。唐朝三百年历史中,屡经战乱,原始史料经过几次大的浩劫，尤其是安史之乱和唐末军阀混战，致使“向时遗籍,尺简无存”。幸而有肃宗时韦述编纂的国史，到后晋时，便成为修撰唐史的主要依据，肃宗以后，史料留存更少。特别是唐武宗以后的宣、懿、僖、昭、哀五代，连实录也都没有存下，只因有张昭远和贾纬等人在“丧乱之际”，杂采各家传闻和小说编出的《唐年补录》和《唐末三朝闻见录》诸书，使史实略有所补。编撰《旧唐书》时离唐亡仅三十多年，许多史料直接从唐人得来。《经籍志》二卷,以开元盛世为准，记录了经、史、子、集四部的存书。志序还扼要叙述了安史之乱后直至后梁迁洛期间国家书籍的残损情况。《旧唐书》使这些难得的史料保存了下来。

《新唐书》前后费时十七年，宋仁宗嘉佑五年（1060年）全书完成，由曾公亮进呈。其《进唐书表》称，和《旧唐书》比较，“其事则增于前，其文则省于旧……立传纪实，或增或损。”其《艺文志》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的中唐以后的唐人著作，甚为重要。宋祁和欧阳修皆为大家范镇、吕夏卿等亦为巨儒,又有《旧唐书·经籍志》参考，我意略胜。姚振宗先生认为：“《旧唐书·经籍志》据毋煚等所撰,故条理井井。《新唐书·艺文志》欲驾而上之,多所更易,反形其拙。”(清)王鸣盛先生则认为：“今平心观之,二书不分优劣,瑕瑜不掩,互有短长；新书最佳者志，表，列传次之，本纪最下；旧书则纪，志，传美恶悉相等。”这个评价，可代表公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