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干樵: 蒋军在东北三年的片断回忆

引子

＊本文摘自《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作者张干樵，原标题《蒋军在东北三年的片断回忆》

正文

蒋介石自从抗日战争胜利，即决定迅速派兵进犯东北解放区，独吞胜利果实。从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攻占山海关开始，到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八日蒋军最后撤出葫芦岛，东北全境解放为止，整整三年时间，我先后在国民党东北保安长官部、东北行辕、新三军十四师、东北“剿总”以及冀热辽边区司令部充任中校参谋、中校代作战课长，上校参谋主任、上校作战课长等职，了解一些情况。兹回忆如下：

（一）登陆秦皇岛，进攻东北

杜聿明当时以“胜利者”的姿态去东北掠夺胜利果实，打着“东北九省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的招牌（蒋介石将东北三省改成九个省）即辽宁、吉林、黑龙江、安东、辽北、松江、合江、兴安、嫩江）于一九四五年十月卅日带领指挥所人员由重庆乘飞机（中途在武汉降落加油）经九小时飞行，傍晚抵达北平，安顿好住宿处所后，杜聿明便约同大家--起到“东来顺”吃“涮羊肉”。看来他的情绪很愉快,和大伙有说有笑，谈到北平天气开始冷了，今后再不能过着昆明那样风和日丽的生活了。（我们是由昆明防守司令部改编的）在北平住了一晚，第二天早上到天津。车站派来了……列漂亮的专用列车，作为东北保安长官部的指挥车。铁路局还借用了几个厨师为我们办理伙食，食宿都在车上，开始过着别开生面的生活。

美、蒋共同守护北宁路

一月上旬，十三军（军长石觉）已经由秦皇岛登陆，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也正由越南海防乘美舰海运北上途中。原来杜聿明打算五十二军改由营口登陆，这样要比秦皇岛近便一些，补给运输都比较方便。经过苏联红军最高指挥官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的同意，杜决定亲自乘舰先到营口视察一番看看虚实再说。结果据他回来讲：当地苏军已经撤退。码头附近已由共产党军队接防，他不敢上岸即折回秦皇岛。随即电知五十二军改在秦皇岛登陆。秦皇岛既是蒋军部队登陆的唯一港口，而北宁路天津至山海关段铁路更是蒋军唯…补给运输的动脉，为了确保这一段铁路的安全，曾指挥九十四军之四十三师（军长牟廷芳、师长李士林）及后来登陆的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一九五师（师长陈林达）担任护路勤务。杜聿明以冀东一带共产党军队出没无常，就想借助美军海军陆战队的力量来保护铁路，解除后顾之忧。他派我到北戴河与美海军陆战队第三师参谋长罗斯上校（Col，Ross)洽商。杜当面指示我：“护路时千万注意美我两军不能混淆一起，必须具体分开，以免共产党找到借口，说我们互相勾结。”我本着这个指示去找罗斯上校，先后研究了两天，经过协商后规定：凡这段铁路五十公尺以上桥梁，由美军守备；五十公尺以下桥梁，则由蒋军守备。较大的车站如昌黎、开滦、唐山、秦皇岛等由美军守备；其余较小的车站，由蒋军驻守。对开滦煤矿规定矿区内围，由蒋军守备，五十公尺以外的外围，则由美军守备。双方守备的车站、桥梁都在蓝图上具体标示。同时规定美蒋双方每日要定时会哨一次，交换情报，并由护路司令部派出铁甲车沿线巡逻，期使双方密切配合，完成任务。在铁路南北沿线十公里的村庄，一律组成“护路村”，责成当地政府及地方团队协助策应护路部队，随时送递交换有关共产党活动的情报，以后正式颁发'护路须知？，要各部队切实施行。以上“北宁路津（天津）榆（山海关，即榆关）段护路协定”经双方同意批准，由杜聿明及罗斯上校签字即行生效。

车到唐山时，我看见“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所属的伪军（汉奸部队）廿七军军长姜鹏飞上车求见杜聿明，谈了一个多小时才离去。研究接收了伪军第三师王景南、第六师刘德薄、第九师王家善共三个师。在此期间，杜聿明非常忙碌，他将司令部一切业务交参谋长赵家骏全权处理，而自己总是亲自带领必要人员跑到前方了解当面敌情地形，作好进攻山海关的一切准备。

攻占山海关

山海关是天下第一关，附近有九门口、义院口关隘，山地绵亘，处在辽西走廊的入口，南面约十里就是渤海海湾，依山傍水，地形险要，是冀东辽西的交通孔道。要打出关外，掠夺东北的胜利果实，这一关必须通过。杜聿明经过·十多天的侦察了解，知道冀热辽边区李运昌部约五万人，装备火力甚差，决定使用火力强攻，以期一举攻下山海关。第三处拟订作战计划，在山海关以西正面的沙河附近，统一指挥各军师的山炮榴弹炮，集中炽盛火力，于十一月十六日正式开始强攻。前一天（即十五日）派五十二军之甘五师刘世想为左侧迁回部支队，先期攻占义院口转向山海关以北山地再向东迁回攻击中前所，（山海关以东十公里）截断解放军退路，协同主力军压迫李运昌部于渤海湾地区而歼灭之。以十三军担任正面主攻。十五日黄昏进入攻击准备位置，十六日拂晓开始籍强大炮火向山海关猛攻，杜聿明亲到前方督战，一时炮声隆隆。激战至中午、第四师即已突入山海关城内，守城的李运昌部已作有计划的撤退。五十二军（欠廿五师及一九五师）为总预备队，位于海阳镇附近。此时杜聿明从情报得知林彪正率领解放军部队由冀热山业急行军向锦州方面念进，企图先蒋军而进入锦州，接收日军装备的消息。原先，日寇统治东北期间，早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民主联军在那里坚持抗日，李兆麟将军就是赫赫有名的第三军军长，还有李红光支队和杨靖宇支队，都一直转战辽东辽南，不断予蒋军以打击。后来东北民主联军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直至1948年改为东北第四野战军。而蒋军之重点进攻期间，由于海城一八四师的起义和宽甸甘五师的被歼，整个战场兵力对比，起了很大变化。蒋军的一个师（战略单位）也不敢轻易远出，到最后也难逃被歼的命运。由山海关至锦州是辽西狭长的走廊地带，铁路以北山地绵亘，以南是渤海湾，战略地位重要。杜聿明看到解放军只是携带布鞋草鞋，一切轻装，认为解放军装备劣势，不堪一击。企图乘胜利用优势火力迅速通过辽西走廊，占领锦州。再以锦州为基地，进出热河，控制辽宁，进而与苏联红军洽商，妄图从苏军手中，不费一枪一弹，接收东北主权。因而马不停蹄，在林彪部队未到达之前，续继攻占绥中、兴城。一切辎重车辆，尽量利用铁道输送，以争取时间。十一月十八日，十三军攻占绥中，沿途没有大的战斗。长官部的列车亦由秦皇岛推进绥中指挥。并发行“盖印法币”（后面再详述）叫各部队就近征购粮食补给。杜聿明带我随他到前方督战，当五十二军第二师师长刘玉章发现兴城解放军部队撤出，他即不攻兴城，断然向锦西发起超越攻击。杜聿明发现这一情况，亲自赶到兴城县政府找刘玉章通电话，当面予以嘉许，再叫他伺机攻占葫芦岛。以后到达锦州时，杜聿明召开军事作战检讨会议，会上赞扬刘玉章决心正确，行动果敢，要各部队向其学习。

辽西走廊锦州之战

经过几天的侦察和准备，十一月廿三日杜聿明下令攻击锦州。十三军为左翼，五十二军为右翼，分沿铁路及公路向东挺进，经过几天激烈战斗，在千军寨遭到解放军的强烈反击，蒋军略有损失。我记得在锦州西北之红螺岘，蒋军曾虏获解放军独立旅的一枚旅部印信，说明解放军同样有损失。甘六日第十三军石觉部攻入锦州，在飞机场虏获日军留下的飞机十来架及军需被服不少。杜聿明从十一月十六日进占山海关开始，十天时间里，攻占了辽西重镇锦州城。杜的指挥所人员迁到锦州铁路局大楼办公。他本想继续攻略热河，但蒋介石来电叫他停止前进。在此期间，蒋军各部队除就地整顿补充外，还将沿线的地方团队及汉奸土匪部队陆续收编，给予番号，成立保安支队骑兵支队等。十二月下旬，东北保安长官部后方人员，连同特务团（由二百师五九八团改编）战车第七营、通信营等直属部队由昆明转越南海防乘美舰由葫芦岛登陆转赴锦州归建。

一九四六年一月忽接蒋介石来电“限令一月十三日子时停战令下之前要迅速攻占战略要点热河平泉。”在此以前，杜聿明已令五十二军向锦州外围扩张战果，攻占黑山北镇，确保北宁路北侧的安全，同时令十三军由锦州向北攻占义县、阜新和北票煤矿，转向朝阳、凌源、叶柏寿地区进出。

杜聿明带我乘吉普车赶到热河前线督战，迨到达平泉时，知道已经确实占领，这才放心。

在锦州时，蒋介石曾派宋美龄到锦州慰问伤病员，亲去医院探望，发给慰劳品。因为五十二军由越南海防登舰时天气很热，士兵多穿单衣，仍挥汗不止，但经过一个星期的海运、到达秦皇岛时，已经开始下雪，而冬季御寒衣物又不能及时发放，以致有不少士兵冻病，加上到达东北战场后，在冰天雪地中作战，不能适应此严寒气候，所以足部冻伤的不少，有的甚至溃烂浮肿，大大影响士气。宋美龄曾督促补给机关尽早补足御寒衣物及装备。

在锦州召开的军事作战检讨会议，各部队营长以上参加。会后杜聿明带领所有军官到锦州郊外参观预先构筑好的“闭锁式堡垒”工事。这种堡垒工事是杜聿明当昆明防守司令时的得意“杰作”，照当时日军在滇西松山阵地工事的构筑要领加以发挥创造而成的。昆明的防守工事大多按此要领构筑。所谓“闭锁式堡垒”工事，是以指挥所掩体为中心主体工事。多数是以一个连为单位，三个排都各有掩体工事，其间用交通壕沟通。每个工事都有步枪和机关枪掩体、炊事房、厕所澡堂等生活设施。各个排自成体系，一排被突破，其他排不受影响，可以依仗工事，继续作战。准此要领，-连被突破，全营不受影响。一营被突破，全团可以继续作战，不受影响。所以杜聿明在向部下介绍时，特别强调这种工事具有独立性和坚韧性的优点，要各部队推广实施。规定凡小部队据守之要点，一律都要构筑此种工事。在松花江岸新一军孙立人部之五十师由德惠派出的一个桥头堡，东北解放军三下江南多次超越绕道攻击长春永吉，该桥头堡仍然存在。

（二）进入东北以后

派出行政官吏，控制新闻

进入东北以后，杜聿明深知要在地方上安排一些自己的亲信，才能更有效地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因此派上校文书课长何君错为彰武县长、上校参谋张剑冲为九台县长，上校参谋秦祥徵为昌图县长、少将参议简洁为锦县县长、少将参议杨××为四平市长、少将高参韩梅村为阜新市长。保荐付司令长官梁华盛为吉林省政府主席，带了一批人到省政府任科长等职。还派少校参谋陈国灵为省府兵役科长、派少校参谋刘昌祚为绥中县保警大队长。

在政治上多方搞报刊宣传，控制新闻消息。在长官部第二处特别成立了一个“新闻发布组”，统一发布有关军事作战方面的消息，以情报处长吴宝云兼任组长。报纸方面办有“扫荡报”（后改称“和平日报”，社长阎奉璋），该报是由昆明迁去的。沈阳的“中央日报”社长是由长官部政治部中将主任余纪忠兼任。在东北地区新一军和新六军都办有阵中日报之类的刊物，向东北地区发行。杜聿明还搞了一个“机械化杂志社”，以原昆明防守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后来的少将高参宋文彬为社长。在昆明时原只报导一些有关机械化部队的情况，以后也用作军事用途，为杜聿明的战绩次嘘。在北平还办有一个“新生报”，社长是东北保安长官部驻北平办事处处长李诚毅兼，李是江西人，随杜搞新闻工作多年，很为杜所赏识。长官部驻南京办事处处长杜子丰是杜聿明的弟弟。另外还有驻重庆办事处，都负有传播东北军事新闻消息的责任。例如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杜部攻占山海关（以攻下天下第一关为头条新闻）以及一九四七年六月四平街的保卫战：吹嘘“四平街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陈明仁七十一军坚守四平街，战果辉煌”。有人统计过，如果照新闻发布组发布的伤亡数字统计，那么几十万的东北人民解放军早已不存在了。

为了庆祝蒋介石的六十寿辰，杜聿明于一九四六年在沈阳开办了私立东北中心大学。聘请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为名誉校长，张忠绂为校长（名字记忆不实），派东北保安长官部秘书长余协中为教务主任（或称教导长），派东北长官部顾问室主任焦实斋为训导主任（或称训导长），派长官部经理处付处长姚梦杰为会计主任（或称会计长），余焦二人都是在重庆延聘去的。

发行“盖印法币”

东北在日寇统治期间使用伪满洲币，国民党到东北后。决定以东北流通券代替伪满洲币流通。规定与关内法币的比值为1：15。（即一元东北流通券可换十五元法币）后来贬值为1：11.5，和1：10（东北解放前，出入关内外的人都要在山海关兑换货币），在东北流通券尚未运到之前，杜聿明在火车上就对经理处指示由东北保安长官部发行“盖印法币”若干亿元，分发所属十三、五二两军和刚接收的地方团队和原伪满军使用。所谓“盖印法币”就是法币的票面上盖上杜聿明的官章，就能与当地的伪满洲币等值流通。这样原来的法币一下子便提高了十五倍的价值。这种货币在锦州一带广为流通。直到1947年间，在锦州中央银行发出告示,将流散民间的“盖印法币”等值收回。但由于比率降低，由1：15降为1：10，人民已经遭受损失，再加上远居山区边陲的农民为了兑换一点为数不多的钱，要起早摸黑到锦州中央银行排队候兑，得不偿失，有些人就干脆自认倒霉算了，听说以后没有如数收回。

遣送日侨日俘的黑幕

东北有一百五十万左右的日侨和日俘需要分期分批遣送回国，任务繁重，因此在东北保安长官部内成立一个日侨俘管理处，专司其事。派外事处处长李修业为处长，派青年军二〇七师少将付师长彭克负为付处长。在葫芦岛港口设立谴返检查站，规定日侨俘携带回国衣物金钱的数量，多余的·律没收。在遣返过程中难免有乘机敲诈勒索的事，日本人是战败者，自然不敢反抗。据该处中校参谋孙鹏飞在闲谈中说起：“遣返中很多黑幕，有些将日侨俘多余衣物，据为已有;甚至有些人将日本女子留为已用，不予遣返”。该处付处长彭克负有一次请长官部同事吃饭（我也被邀请之列），席间他叫一日本女子为我们敬酒，一打听原来是宣统皇帝的日本妃子，在遣返时被彭利用权势留下来作为小老婆的。在锦州沈阳期间，各级军官娶日本女子为妻者，大不乏人（这些日本女子不少是日本军官的妻子追于生活去做舞女的），五十二军一个团长郑经纬娶了日本女子为妻，并生下儿子，直到上海战役被俘后仍带在身边。在锦州还听说东北保安长官部的高级将领，特别是那些高参参议们，有租日本女子为妻，期满就转让别人的现象，有的人不敢公开就留在家里作下女使用。杜聿明知道此事，他很反对，不但自己没有此种行为，还再三下令各官佐不准娶日本人为妻。由于大批遣返日侨俘，空出了不少房子，于是大家利用权势，纷纷霸占房子。我记得刚到沈阳时，不少人为占住房子而奔忙，上行下效,环当一一回事，只要贴上一张封条，派上一个卫兵看守，或是找个临时老婆居住，房子就算是自己的，占住以后，不交房租利水电费。敌伪房地产管理局，也不敢过问。

蒋介石的焦急

由于四平街作战久攻未下，而且主攻部队又是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蒋介石非常焦急屡电催问。一九四六年五月十四目蒋军开始向四平街发起总攻之日，杜聿明以病体初愈，不能亲自去南京，乃令我携他给蒋介石的亲笔信和作战计划飞北平转南京，都是我一人坐一架专机，打破了通常的惯例，赶到南京随即向军务局（即侍从室）俞济时局长毛邦初付局长报到，他们约定当晚派专车接我到蒋介石的“官邸”，一名上校侍卫官问明来意，叫我到客厅坐下，不久，何应钦、陈诚、白崇禧、徐永昌、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郑介民陆续到达，看样子是每天开“官邸会报”的主要成员，我当时是个中校，官卑职小，心情有点紧张，陈诚先开口问我是那里来的？我答是东北杜长官派我来的，坐了一会，蒋介石在花园散步完毕步入会客厅，首先接见何应钦白崇禧二人，随着就叫我去，不叫其他大官儿，蒋介石看完杜聿明的信便问我：“新-军装备这么好，怎么四平街打了将近两个月还打不下来？是什么原因？”我说：“新一军装备虽好，但装备笨重，正值天暖化雪道路泥泞不堪，车炮运转困难”。随着我将杜的作战计划呈上，谈了一会，蒋叫大家一同共进晚餐，席间，谈话重点依旧是东北战场，几次问陈诚是否已将重炮兵团运去东北？交待他东北所需械弹车辆应该尽早补足，又叫空军大力支援四平作战，说“这一仗关系国际视听”。蒋介石叫我十七日随白崇禧飞回东北，饭后陈诚又约我翌晨去三牌楼军政部找他了解东北械弹情况，我如约前往。后随白崇禧回沈阳向杜聿明复命，部队早已按计划行动，又当五月廿三日蒋军攻占长春之日，蒋介石亲自飞沈阳“庆功”，在东北行营召集各部队少校以上军官讲话，声嘶力竭动员大家“要尽忠职守，完成戡乱救国大业”。会后蒋介石和少将以上将领逐一合影留念。随后亲飞长春永吉等地视察并慰问官兵。

（三）东北军事捉襟见肘

成立五个绥靖区

一九四六年三月开始，陆续运往东北地区的将军部队，除原来的十三、五十二两个军外，尚增加了新一军（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七十一军（陈明仁）、六十军（曾泽生）及九十三军（卢落泉）共七个军。蒋介石在东北军事上最得意的时期，北面进至松花江南岸永吉、拉法、老爷岭，南面进至鸭绿江北岸之安东市，西至热河承德，东至海龙、通化。由于蒋军辖区扩大，势必每地都要分兵守备，这样提襟见肘，渐感兵力不足。特别是在一九四六年五月间由于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部在海城率全师起义（是蒋介石部队第一个全师起义），杜聿明更为恐不安。于是决定召开绥靖会议，将占领区划成五个绥靖区。以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孙渡为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指挥九十三军守备锦州辽西地区；以十三军军长石觉为第二绥靖区司令官，指挥十三军守备热河地区；以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为第三绥靖区司令官，指挥五十二军守备沈阳及辽南地区，以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为第四绥靖区司令官，指挥新一军守备长春辽北地区；以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为第五绥靖区司令官，指挥七十-军守备四平街附近地区；新六军军长廖耀湘指挥新六军为机动兵团，控制在辽阳海城地区，策应各绥靖区的作战。并成立九个保安区共三十六个保安团，分别划归各绥靖区指挥，长官部制订了绥靖计划，通令各绥靖区执行。

扩大番号、虚张声势

杜聿明眼看绥靖计划不起作用，于是计上心头，采取虚张声势，扩大番号的办法。以团称师，以师称军，有些是按原来番号数字编定，有些则是将数字颠倒或斩头去尾。例如青年军二〇七师称第七军，十四师称十四军；新廿二师称廿二军，第二师称第二军；廿五师称廿五军，一九五师称九五军，八十七师称八十七军；八十八师称八十八军；九十一师称十九军；新卅八师称卅八军；新卅师称卅军；五十师称五军。而第二师的第四、第五、第六团则分别改称为第四师、第五师、第六师。第廿五师、七三团、七四团、七五团、则改称七三师、七四师、七五师等等。对工兵第二团称第二师；工兵第十团称第十师。由东北保安长官部编印成册，通令各部队在电报行文和打电话时，都要这样称谓。这种做法，在蒋军中是别开生面的，但是在贯彻实施中，反而真假莫辨，弄得扑朔迷离，欺骗不了人民解放军，反倒胡涂了自己。因为第二师的第四团改称第四师后与十三军的第四师番号雷同，究竟是那个第四师？却使人弄不清楚。这样一来，逢官加级，东北境内师长团长满天飞，有些人就乘机招摇撞骗。杜的办法后来没有人使用，也就不了了之。我记得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七十一军陈明仁部在四平街被围甚急，陈明仁除请沈阳每日派出飞机支援作战外，还要求由沈阳派兵增援。杜聿明眼看无兵可调，急得整天对着兵力驻地图，看那里还可以抽出一些兵力，后来无计可施，就用假运兵的办法，与沈阳铁路局连系好，用十来个货车皮外面写着部队番号，夜间由沈阳车站出发，规定中途小站不准停车，沿线车辆都要让路，铁路上也不得检查，拂晓前到达目的地，白天又原车开回沈阳，这样来回输送了好几天，对外扬言有大量“国军”增援四平街作战等语。另有一次，杜聿明预先和国防部第二厅厅长侯腾商定，由南京发来一个假电报，虚张声势，扬言要派大批“国军”渡过松花江，进攻哈尔滨：杜聿明据此转令驻守松花江南岸长春永吉地区的新一军和六军，要他们装作马上开拔的样子，电报是用已作废的密码本发出，故意让东北民主联军收去。整个过程都非常审慎秘密，除了长官部机要室及第三处主要负责人知道外，不让其他人知悉，可惜年代太久，电报日期及代号详细内容记不起了。

叉在1946年间，有一次七十一军陈明仁方面送来一个俘，说是在黎树附近地区俘获的（实际是叛逃）。原来是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科长名叫王继芳，是四川南充人，杜聿明非常高兴，交由政治部主任余纪忠和第二处处长吴宝云负责审讯，并予优待，杜升他为少将参议，某月我去南京出差之便，杜令我将王继芳口供（密封）送去南京国防部，后来主继芳被送去南京，下落不明。

成立作战研究室

自从云南部队六十军一八四师潘朔端部在海城起义，五十二军廿五师又在辽南宽甸谩阳边门被歼，被动推打局面已经日渐形成，往往一个师也不能单独担任一方面的作战了，杜聿明也曾请求蒋介石将第五军邱清泉部调去东北，结果也未获批准。为了适应军事上能及时了解情况，在长官部内成立以第三处为主体的作战研究室，派作战处长姜汉卿兼主任，并抽调第四处通信参谋和第二处情报参谋组成。下面成立辽北、辽南、辽西、热河组，分工负责，随时研究各该区的一切情况。当时东北船放军惯用的“一点两面战术”、“三三制战术”、“口袋战术”、“奔袭战术”给蒋军以沉重的打击，因此杜聿明规定机要室对有关战况及情报，都必须及时呈送审阅，对一些紧急战况，往往直接由他自己拟稿交译电组拍发，以加速时效。

杜聿明在军事指挥上还是很尊重幕僚长的意见，长官部的参谋长赵家是在昆明时的参谋长，杜对他比较信任，非特别重要的公文，可以先判行后补阅，杜自己也很注意搜集有关“敌情”资料。长官部有个情报大队，由鲁昌文负责，下设若干情报组，分赴各地搜集情报。杜聿明的惯用战术思想是保持强大的预备队兵力，很少将预备队全部使用上。在一九四七年六月，在守四平街的作战中，他由于确实掌握辽西方面人民解放军的兵力数量，大胆地将锦州的九十三军，除留置十八师固守锦州地区外，将军部主力两个师调到沈阳以北开原地区，作为总预备队。在成立五个绥靖区以后，也经常将新六军作为机动兵团控制，不使担任过多的防务，以便能及时策应各方面的作战。在部队调动上，也很注意迅速集中所需运输车辆。他在铁路上长期成立一个军运指挥部，平时控置相当数量的车辆，派少将高参刘广瑛为军运指挥官，专司其事。杜聿明要求在一日之内将一个军兵力全部运完。结果基本上如限完成。在进攻作战时，杜很重视迁回部队的派遣，如进攻山海关时，派出一个加强师配足炮火为左侧迁回部队。对陆空协同作战也很重视，当时任沈阳空军第一军区司令的张廷孟是黄埔一期同学，杜聿明要求第三处经常向空军发出“战况通报”，使能及时了解陆军部队的作战情况。例如陈明仁在保卫四平街的作战中，空军不分昼夜，每日派出飞机五十至一百架次支援四平街的作战，所以四平解围后，陈明仁对慰劳团人员劈头第一句话就说：“这次是空军救了我的命！”

但在东北保安长官部内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就是每次兵力调动刚下达过作战命令，铁路马上就被破坏，使得杜聿明甚伤脑筋。他的参谋长赵家骧曾经对第三处处长姜汉卿说过：“难道你们第三处有共产党？”事后证明，原来第三处第一课负责兵棋室（是专门负责标志国共两军的团以上兵力驻地的机要部门）业务的少校参谋赵敏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曾到中央军校十六期受训，毕业后一直在第五战区以后调到东北保安长官部去工作。为人工作积极，正直肯干，为上司所赏识，才让他担当此重要职责。他和本处某司书（文书）的妹妹以订婚为名，在外面租了一间房子作掩护，工作进行得非常掩蔽，根本没有人注意他。及至一九四七年冬，由于华北保定方面革命组织的被破获，从名单中知道赵敏的身份，于是特务便奉陈诚之命进行追捕，幸好赵本人机警，迅速转回哈尔滨解放区，才安全脱险。在此附带说明一下：由于我在沈阳结婚时，赵是婚礼司仪，大家共影一相,这张相片被沈阳警备司令部获得。直到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充东北“剿总”上校作战课长去沈阳防守区司令部拜会该部参谋长黄炳寰时（黄是第四战区工作时我的上司）他告诉我为了这张照片，他们曾派情报人员跟踪我半年之久，发现我不是同伙，才算罢休。

（四）东北的解放

陈诚亲自出马

一九四七年八月间，陈诚以当地居民控告七十一军在战时抢运粮食及辽北省政府主席刘翰东（系陈诚保定军校八期同学）的指控为由，报请蒋介石将刚获“青天白日勋章”的四平守将陈明仁撤职查办，这是陈诚少壮派与何应钦元老派派系斗争的白热化表现。继而撤消东北保安长官部，先后将熊式辉和杜聿明赶下台来，自己以参谋总长身份兼任东北行辕主任。据我所知，陈诚基本上保留了原来熊式辉的班子，留用了郑洞国为付主任，另调亲信罗卓英为付主任。留用了原来的参谋长童英斌和付参谋长董彦平，并将杜聿明的参谋长赵家骥也调为付参谋长，以资应付，但不久也将其外调了。在南京调来两个厅长李树正（第三厅）、李汝和（第五厅）分别为行辕的作战、人事处长。九月以后，陈诚利用参谋总长职权之便，乘机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以图挽回东北颓势。首先成立了三个督训处，派彭壁生（沈阳警备司令)、石祖黄（陈诚的人）、赵家骧（行辕付参谋长）为处长，督训部队，准备三个月以后，分别改编成军，以充实兵源。同时陆续将新一军扩编为新一、新七两军；将新六军扩编为新三、新六两军，将一九五师扩为新五军。扩编五个兵团、即第一兵团郑洞国指挥新七军、六十军，第六兵团卢浚泉指挥九十三军，第七兵团刘安祺指挥七十一军，第八兵团周福成指挥五十三军，第九兵团廖耀湘指挥新三、新六两军。可是为时不久，刚成立的新五军即在沈阳西面新立屯被歼，军长陈林达当了俘虏，北面的永吉，南面的安东都先后解放，陈诚到任四个月，不仅不能挽回蒋军在东北的颓势，而且接连损兵折将，处处告急引起某些人特别是东北籍的参政员的不满，纷纷要求：“杀陈诚以谢国人！”迫使陈诚不得不借病溜回南京，推荐卫立煌出组“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作他的替身。

卫立煌的垂死挣扎

卫立煌于1948年初接替了陈诚的摊子，在人事上作了一些调整，起用原来杜聿明的参谋长赵家骧为参谋长；杜聿明原来的作战处长姜汉卿为中将付参谋长兼作战处长，他带了一个秘书长和两个中将付参谋长宋子英、郝家骏为人事、后勤处长。在大兵团作战指挥上，卫立煌很相信他的幕僚长赵家骧，一切由赵处理，他只划个“行”或“可”字，连名字也不签的。召开作战会议时，新六军军长廖耀湘，青年军二O七师师长罗又伦都是他的“智囊团”，卫对他们，言听计从。这些人都是杜聿明的旧部。初时以为辽北长春有郑洞国坐镇，辽西锦州有范汉杰（付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坐镇，卫自己带着八个军在沈阳附近可以苟安一时的，但随着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春季攻势，四平街守军八十八师（师长彭锷）被歼，鞍山守军二十五师（师长胡晋生）被歼，这样长春与沈阳之间五百多里全是解放区，实际上长春成了一个孤岛，靠空运和空投粮食来维持上万部队，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卫立煌也曾改变蒋介石要“死守长春”的方案，叫他们“相机撤出长春，向沈阳靠拢。”但实际上通过漫长的解放区“侧敌行动”已不可能。有钱的用金条购买回程机票逃离长春。而下级官兵则叫苦连天，啼饥号寒。卫立煌也只有叫他们坚守，别无他法。同时下令范汉杰坚守锦州辽西地区，令我携带作战计划去锦州面见范汉杰，当时我看东北形势不妙，也请假离开东北溜回上海去了。

长春第一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与杜聿明关系密切，既是黄埔期同学，又是五军时代的上官部下，相处甚得。当杜离东北到北平治病时，不叫同是黄埔一期同学当时已是东北保安付长官的梁华盛代理，而特意电邀当时在上海任第三方面军付司令官的郑洞国去代理司令长官职务，直到长春濒于解放之际，杜曾请空军付总司令王叔铭（黄埔军校一期同学）设法派机营救郑洞国脱险，去电叫郑在司令部天台以棉被裹身，准备用飞机吊走，后来计划虽未实现，亦可见彼此关系之深，这是杜聿明的机要室付主任冯石如亲自对我说的。

杜聿明复出与东北全境解放

杜聿明自四平街保卫战以后，因病请准回上海治疗，住愚园路一〇一五号作寓公，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九月，蒋介石又将他调任徐州剿总付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协助刘峙指挥华东方面的作战。十月十五、十六日，因东北锦州范汉杰被围甚急，蒋介石几次亲赴东北指挥，飞机经过徐州，通知杜聿明随他前往东北。徐州方面交由宋希濂接替。发表杜为东北剿总付总司令，协助卫立煌挽回东北残局。杜率徐州部分人员去东北葫芦岛成立冀热辽边区司令部，打算指挥锦西蒋军东进解范汉杰之围，我随杜去葫芦岛，当时得知东北的情况已经不妙，锦州已于十月十五日证实解放（有一个中校付团长由锦州逃到葫芦岛证实这一情况），付总司令范汉杰参谋长李汝和下落不明。由沈阳西进的廖耀湘兵团指挥着十一个师（分属新一军、新三军、七十一军、新六军、四十九军）被阻于黑山大虎山一带，而东进的蒋军亦被阻于高桥塔山附近。当时集中在锦西葫芦岛一带的是五十四军（阙汉骞）三个师，六十二军（林伟铸）一个师，独立九十五师（朱致一），暂编六十二师（刘梓皋），还有山东烟台运来的三十九军（王伯勋）两个师。原来蒋介石企图以廖耀湘兵团由沈阳新民巨流河地区西进，以葫芦岛蒋军迅速东进，解锦州之围，救出范汉杰，进而打通沈（阳）山（海关）段，使北宁路畅通。但事与愿违，东西进部队均受阻不能越雷池半步。锦州一经解放，沈阳形势更加危殆，杜聿明在此种情况下，出任冀热辽边区司令官，自然是不愉快的，但亦无可奈何，他于十月廿一日到达葫芦岛后，第二天即召集各部队师长以上人员开会，听取军师长的汇报，看来杜很沉默，只是强调要各部队派队进行威力搜索，并作小规模扫荡，加强阵地工事，在阵前埋设地雷，尽可能捕捉俘虏，以了解当前解放军的真正动态。直到十月下旬，知道黑山廖耀湘被歼的消息，一切已无希望。杜聿明不得不乘飞机去北平见蒋介石报告东北情况，认为沈阳已无希望，他和空军付总司令王叔铭请求蒋介石派飞机去沈阳将卫立煌等高级人员接出来。听说初时蒋对卫立煌不听从他的命令不肯西进，非常气愤，不愿派机去接。经杜等再三求情说：“总司令都给人家俘虏，你的面子也太不好看”！蒋才派出一架飞机去接。十一月一日，沈阳飞机场已被解放军炮火控制，由于机少人多，秩序甚乱，逃出来的只有总司令卫立煌、参谋长赵家骧、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及卫立煌的警卫团长张某等十几个高级人员。连三个中将付参谋长姜汉卿、宋子英、郝家骏（宋、郝二人是跟随卫立煌多年的亲信部下）也爬不上飞机。到达葫芦岛时，我看见新三军军长龙天武光着脑袋，连帽子也来不及戴。后来还是作战处长邓锡洸（也是龙以前军部的付参谋长）送了一顶帽子给他，第二日清早他们便灰溜溜乘原机飞回南京去了。

由沈阳派到营口的五十二军，眼看沈阳解放，后路已断，仓皇由营口向葫芦岛逃命，在海运途中，其中第二师师部及两个团所乘轮船起火沉没，人员马匹淹死无算。该军由于与杜聿明关系较深，杜以前曾充该军二五师的旅长、付师长，所以见到该军军长刘玉章时，两人抱头痛哭。

当时南京方面传来有叫杜部死守葫芦岛的消息，杜聿明以葫芦岛港口马上封冻（除河北秦皇岛是不冻港外，东北地区的港口都是冻港。是时葫芦岛港已经结有薄冰，需破冰船先行破冰，才能引导船只靠近码头），如果不在十一月上旬撤出葫芦岛的话，将有全部被俘的危险。此时我们看见各部队长频频到杜聿明那里请求，看来情况已很紧张。杜聿明决定抵制死守葫芦岛的意见，建议蒋介石立即派轮船到葫芦岛接运部队撤退。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和舰队司令马纪壮都曾到葫芦岛与杜聿明研究。杜聿明马上要我们下令各部队立即封锁岛上消息，不准居民接近和出入，并命令将西海口一带渔船及其他大小船只一律扣留，不准出海，以备部队撤退时登舰之用。

锦西发电厂是辽西最大的发电厂，杜聿明准备加以破坏。同时打算破坏葫芦岛码头设备，计划预先在码头埋下TNT黄色炸药，俟部队撤退完毕，再派出飞机向该处投下炸弹诱发，由于撤退匆匆幸而没有破坏。至于锦西发电厂有无破坏，就不大了解。

十一月二日沈阳解放后，锦西葫芦岛便开始分批落船撤退，但部队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开到什么地方去，直到快开船前几分钟，才由杜聿明亲自填发部队开船命令，指定部队登陆地点，中途不得停泊。原来由华北调来的六十二军和九十二军廿一师撤至秦皇岛；独立九十五师撤至天津塘沽港，那时原来在葫芦岛指手划脚的总统府督战组组长罗奇早已溜回南京去了。五十二军及暂六十二师（后改二九六师）撤至上海。担任殿后掩护的是五十四军阙汉骞部，他的第八师，一九八师及暂五十七师（后改二九一师）也是互相掩护撤退的。直到十一月八日上午杜聿明才带领必要人员乘一架飞机离开葫芦岛经北平转回徐州官复原职，其余司令部人员则乘轮船先到上海候命再转徐州。

（广州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供稿）

资料来源:

《广州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六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