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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書記》著錄了南京圖書館、揚州圖書館、蘇州圖書館、蘇州博物館和蘇州元和顧鶴逸藏書、常熟圖書館、吳江縣圖書館、上海圖書館、浙江省圖書館、寧波天一閣文物保存所、四川省圖書館和瓜蒂庵自藏書261種，含南宋以下歷代古籍的刻本、寫本、印本、鈔本、稿本、手稿本、批校本，遍及經史子集叢五部。所著錄之書按各藏書地點，略以撰人年代先後編排。這迥異于傳統目錄學著作部次甲乙的分類編排方法，似難“即類求書、因書究學”。[4]蓋因此，目錄學研究者鮮有專論此書。 傳統目錄學，乃應漢代朝廷“中秘”藏書之空前繁富又亟待整理的需要而產生的。劉向《七略別錄》所著錄皆“中秘書”，其藏書地點不言自明。漢魏六朝以來士族文化的發展，士人私家藏書也日益繁富，此期私家藏書之編目，也不必考慮藏書地點。這一目錄學的歷史發展，使得藏書地點在古代目錄學著作體例中地位不彰。 從著述範圍看，傳統目錄學著作大體可歸為兩類，一為館藏目錄，就某家某館之收藏編目，如清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一為專題目錄，如朱彝尊《經籍考》、謝國楨《增訂晚明史籍考》。這兩類著作，編排的重心皆在對書的內容性質加以分類，區別甲乙，按經、史、子、集等內容類別分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5]，在反映各科之學的發展狀況基礎上方便治專科之學者按類索書。 《訪書記》不同於傳統目錄學著作的，首先在於它是按藏書地域分部的。表面看來這好像是一種聯合的館藏目錄。但該書對各地館藏書的編排，並不同於傳統目錄學著作按著錄書之內容甲乙分類，而是採用書之刊刻鈔寫時代先後來編排。這種編排體例，呈現出藏書的地域性與歷時性，具有新的時代特點與學術意義。 以藏書地域分部的編排體例，彰顯出藏書地點在新時代目錄學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因此《訪書記》一一標舉有關館藏中可注意之書籍，為之題識[6]，闡述書之價值所在。如記上海圖書館所藏張鑑《蠅鬚館叢話》[7]五十二卷稿本，題識曰：“談明季稗乘，西吳地方文獻者，首推張秋水《蠅鬚館詩話》（後改名《叢話》）。”并寫道：“清初莊氏史案之後文字獄之繁興，尤以此書記載為詳允。余久聞是書之名而未能見原書[8]，深引以為憾。今乃於上海圖書館館藏中見到，暢快如之。”（第96頁）可見明確藏書地是書籍古為今用的前提。 《訪書記》正著眼於此，并進一步詳述各書之利用價值的。如分類詳述《蠅鬚館叢話》所存明末清初史跡和清代文字獄史料及其所保存宋元以來東南文化、鄉土民情等，使讀者知悉其書之價值，令欲繼續檢讀者有門可入，堪稱遺存古籍的一張“寶藏圖”。從文獻保護的角度看，展開此一圖卷，了然此中各館的價值，自然容易引起對這些地區圖書館乃至人文遺產的重視。讀者按圖索驥，找到所需書籍，加以利用。甚至一些新近的目錄學著作，也獲益于這張“寶藏圖”，如蔣寅《清詩話考》[9]見存書目所著錄王培荀《雪嶠詩話》[10]就采自此書。可以說，作者著錄圖書時指示藏書地點，既蘊含著保護搶救古籍的用心，也洋溢著一股俾有益於後來讀者的深切寄望。 此外，各地藏書，大抵以與本地有關者最精。《訪書記》所著錄各地館藏可注意之書籍，某種意義上說，也是各館藏乃至當地人文遺存之代表。如四川圖書館藏《華陽國志》、《蜀典》、《王狀元集注東坡詩》、《李小有詩集》、《通江三李文集》、《趙熙日記》等，或載蜀地歷史地理，或錄蜀地人文成就，體現當地獨特人文氣息。因此，《訪書記》按藏書地域與成書先後敘錄所見書，突出了書物形成與傳播的地域性與歷時性，由是而展現出藏書地之人文遺存及其發展脈絡。從這個角度上說，《訪書記》堪稱是以藏書為中心的區域歷史文化考察範本。 《訪書記》雖未將所見各書按其內容“部次甲乙紀錄經史”，但並不說明其中缺乏“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識見。作者曾說過：“版本目錄這一專門學科，照宋代鄭樵說來，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通志略》）。這就是說，考證學術傳刻版本的異同，辨明學術發展的源流，是研究各項學術必要的途徑。”[11]“楨嘗以為版本目錄之學，究其本源，蓋出於'史志’。……蓋研究目錄學史，或史學史，竊嘗以為必須知其當時社會之背景，學術之淵源。”[12]這種貫通史識的版本目錄研究旨趣，是體現在《訪書記》的編排體例上的。書前《江、浙、成都訪書觀感》一文對所訪各館現存藏書的源流現狀及利用價值的概述，對清初考據學風實事求是的評價，對研究明末清初歷史材料與視野的揭示，已彰顯作者辨章學術的旨趣。在隨後具體各書的題識中，這種旨趣表現得尤為鮮明。 《訪書記》對著錄各書的題識，不僅如經典題跋所言：記敘撰人時代仕履及其成書之年月，著書內容大略，辯論一書之是非與作者之得失，考其鈔刻之源流，官監書棚，流傳有緒，授受必詳[13]；而且不惜筆墨，勾勒與書相關的社會背景、文人師承、流派、心態及作品，其視野已超出一般的目錄學著作。如題蘇州圖書館藏清初刻嘉興藏本雪庵殊致輯“《靈岩紀略》外編二卷”中言：“靈岩寺創於晉代智積，為蘇州木瀆之古剎，以禪宗著名。自晉、唐以來，訖於明末，香火不絕，僧人洪儲住持是寺，以道場作為掩護明末遺民抗節之士圖謀恢復的所在地點。輯有《靈岩紀略》內編，內編有石印本，外編則刻于清初'嘉興藏’中，流傳甚罕。因為明末遺民愛國志士的習慣，凡記述歷史事蹟風土民情的文章載於內編，凡發揮思想，疏泄中憤，圖謀恢復，有所隱諱，觸及清朝政府封建禁網的篇章，則在於外編，尤足為研究明末、清初歷史的資料。”（第41頁）不僅解釋書名之內編、外編的問題，而且揭示了明末清初著書的一種特別文化語境。 在各書題識中，作者往往信手拈來同系列的著作，為讀者勾畫出一個課題的史料輪廓。作者曾說過：“我們研究歷史上某件事實，不能孤立地看問題，要掌握全面的資料，作內部前後縱橫的聯繫和足夠地對於這件事情的分析，才能做出來比較具體的成為專門課題的研究。”[14]其對於某一書籍的題識，也往往表現出這種研究歷史的專題意識。如在常熟圖書館“記常熟徐兆瑋所編著之書”，不僅詳述了徐兆瑋所鈔輯清代的軼文軼事和常熟地方文獻，更說明當時文人為宣傳辛亥革命，撰輯明清時代名士遺事以淬礪民族氣節的世風。題識寫道：“自從清末章炳麟先生在日本講學，並宣傳反對民族壓迫之思想，編印了張煌言《張蒼水集》、黃宗羲《明夷待訪錄》等書，繼之有李根源《滇粹》等，柳亞子、陳去病在吳江創立南社（吾友鄭逸梅先生著有《南社叢談》記載極為翔實），提倡明末忠義之士英勇抗清事蹟來鼓勵民族氣節，關心研究明末、清初的歷史和明末學者的進步思想，遂成了風氣，出現了有文史修養的人才。老一輩積學之士像張祖翼、徐兆瑋、李詳等人，就是一些顯著的例子。當時大江南北人士聞風而起者，像黃鴻壽編著的《清史紀事本末》八十卷……無錫孫靜庵著《明遺民錄》四十八卷……孫氏所著除《明遺民錄》而外，尚著有《續明史》、《棲霞閣野乘》、《太平天國人物志》、《夕陽紅淚錄》、《荊駝泣血錄》、《異人奇女志略》等書，他的夫人胡無悶女士還著有《凝香樓奩豔叢話》等書……還有成都某氏所編《滿清稗史彙編》，匯輯清末、民初人士所著的《春冰室野乘》、《棲霞閣野乘》等書，不下四五十種，共成五編。”（第81頁）而後在記四川省圖書館藏“《李小有詩集》八冊”時，作者又再次指出：“當清代順治、康熙初年，文網還沒有過密，明末遺民的學術思想還能夠發揮，而刊刻成書籍，流行於世，雖經清乾隆時文字獄的毀禁，由於有心人士的復壁深藏，到了鴉片戰爭以後，辛亥革命時期，這些明末遺民的著述和詩文集就又逐漸出現了，像皖中孫克咸著《肆雅堂集》、福建謝兆申著《謝耳伯集》……因之研究明清史有這樣多的資料，正有待於有志之士的發掘和研究。”（第155頁）這樣的題識，不僅指引了研究辛亥革命史的材料線索，並且使讀者認識到辛亥革命的發生並非偶然，其背後有一系列的啟蒙著述和學術思想。 此前治明清史者，常見感歎明代野史筆記嫌多而清代筆記則嫌少。但《訪書記》的題識則極力提示線索，表明清代筆記史料有待開掘的空間。如四川省圖書館所藏《憑花館瑣筆》題識，在說明該書乃記鴉片戰爭、太平天國軍興以來西南各地人民的起義之亂世寄筆後，作者又進一步指出：“在清朝末年，當時有心人士，輒撰為筆記，以記胸中懷抱和當日時事，像蜀西樵也著《樵說》正續集各八卷，臺灣人邱煒萲著《五百石洞天揮麈》十二卷、《菽園贅談》十四卷。邱煒萲系邱逢甲的族弟，其書記載清政府割棄臺灣，臺灣人民擁護邱逢甲為總統發動了抗日戰爭，以及新加坡人民和華僑在新加坡南洋羣島活動的事蹟。吳人汪瑔旅居廣州著有《旅譚》五卷，記嶺南的風俗逸事。”（第164-165頁）對同時代不同地區的相同題材著作如數家珍，晚清各地政治情勢循此也可窺一斑。 作者雖為明清史大家，但視野并不拘於明清史料鉤稽，全書對文學史料也多所開掘。一方面從輯佚的角度，對名家罕傳之作加以闡發：如記瓜蒂庵自藏書清康熙間刻本“《翁山詩外》殘存三冊”。該書乃屈大均詩集中流傳甚罕的一本，葉恭綽所編“廣東叢書”亦未收該書。題識錄詩如《放歌行》：“我在中葉無素業，清高亦與屠沽接。道成不肯居神仙，氣使翻然作遊俠。英雄自古一浮雲，求道應從鸞鶴羣。縱心寫意無不可，聲色之中知是我。天生我輩自長生，不似二豪與螺蠃。”可見翁山七古詩之“雄放暢達”；又錄《從塞上偕內子華姜南還絕句》云“一聲雞唱整衣裳，眉黛沾殘子夜霜；行到白門春色滿，梅花為爾點新裝。”以及“塞北離愁隨地闊，江南歸夢繞天長”等斷句，何其真摯婉約，印證作者以翁山“不僅為嶺南之大家，亦明末詩人之首屈一指者”非虛美之詞。（第183-184頁）一方面又以文學史家的眼光，發掘一些為既往文學史所忽略的重要文獻。如題浙江省圖書館所藏《今文類體》，該書仿黃宗羲《明文海》的體例，選輯明代詩文集和奏議等，“用明代原刻各家文集輯錄本”。作者在題識中抄錄了該書類目，已概見其內容，指出這保存明代四百多家文集奏議之書“可以與黃梨洲《明文海》并傳於世，目前研究明清史及明代社會經濟、文學藝術、科技，首先應當注意到這部書”，進而敘及該書刻、藏、流傳之經歷：“在清乾隆之時，文網正密，懾於文字獄，書的封面上'今文類體’等字，為編者黃澄量所書，書的目錄先寫王守仁、方孝孺、張居正等名列之於前，而把有觸清代忌諱的文章隱藏於後，其編輯矜慎周至，實費苦心。”幸得歸存“圖書館的儲備庫裡”，“蛛網塵封，無人過問”，直至1978年顧廷龍發現該書，重見天日。（第118-119頁）此中敘述一書之編、存、隱、現，不憚其煩，為考察文學傳播和文獻文化提供線索。又如記四川圖書館所藏《趙熙日記》，對趙熙所處人文環境及藝術成就皆細心記述。“當清朝末年，王闓運掌成都尊經書院，成才者眾，宋育仁、廖季平以講今文之學，主張維新變法，在學術上確有其地位，但是趙堯生（趙熙字）獨以文學，擅長詞賦，聞名於世。其書法迫近蘇東坡，而自有特殊風格。當時人士多效仿之。他填的詞與並世詞人王鵬運（半塘）並稱，新建胡先驌稱：'香宋（趙熙號）詞人稟過人之資，運靈奇之筆，刻畫山水，備極雋妙，追蹤白石而生新過之。’可謂評論得恰當”。並且鑒於趙熙在文學史地位和日記中的文學價值，作者把日記中所記的行程、所觸及的人物和所寫清新的詩句，都摘要錄入題識中。其中摘錄詩如《有憶》：“未行先已問歸期，一去能無系夢思；最憶臨深還細語，夜寒春雨夢醒時。”《出三峽》：“谷口春風野鳥啼，香痕凝碧草萋萋；十年老盡關山夢，清絕何時到玉溪？”“古峽三年冷夢思，江邊重陽屈原祠；桃源自是人間世，樹色山光自四時。”“細雨荒城只自悲，灘聲若怒盡何時；十年宋玉多秋思，日暮愁心到子規。”（第165-166頁）確如作者所評“清逸澹遠，灑灑有致”。而像這樣細緻鉤稽罕傳的文人著作，並初步加以批評賞鑒的題識，書中比比皆是。如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間豹韋堂刻本《白耷山人全集》”，題識詳記白耷山人閻古古甲申變後的身世履歷及詩集流傳，並摘錄古古之詩，“詩情豪放，狂歌代哭，悲壯淋漓，眷懷故國之思，溢於言表，因之觸犯清廷。刻本極所罕見”。作者將其與王漁洋比較，認為古古詩悲歌豪邁不同於漁洋之情韻，雖“不為漁洋所重，但其忠貞之志、雄偉之氣，有非漁洋所能及者”（第16-17頁）。在清代文學史中，王漁洋、王鵬運已得到廣泛關注和研究，而閻古古、趙熙卻鮮有人關注，這種題識無疑極有益於擴大讀者的文學史視野，不僅展示了作者的文學修養，而且充分揭示了所題書的獨特價值，可促進收藏單位的重視和保護。 值得一提的是，謝國楨成長于“五四”科學與民主風潮中，經過建國後一系列階級鬥爭教育，剛從文化大革命語境中走出來。[15]寫作《訪書記》時卻沒有簡單用階級觀點評判傳統文人與文化。如寧波天一閣所藏明萬曆三十四年函三館繡像刻本《金蓮記》二卷譜宋蘇東坡與紅蓮逸事，鄭振鐸《古代戲曲珍本叢刊》尚未及收錄，題識便將其“序錄凡例、劇目圖畫次第鈔錄”下來，為戲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並補充說：“至於序跋中涉及迷信的地方，也未加以批判，讀者自能辨之”。（第137-138頁）這種敘錄態度，呈現出史家筆錄精神。余嘉錫曾說：“《漢志》於六藝九種，只敘聖人述作之意，而不參與論斷……蓋辨章學術，只需敷陳事實，明白是非，言外之意讀者自能得之，無取意氣用事，極口詆諆。”[16] 從這一角度上看，《訪書記》的題識也堪稱“直迫東漢”。 這種矜慎的題識，反映出作者對歷史體情入微的關照。如題四川省圖書館藏稿本“《花語閣日記》四冊附《自鏡篇》及《隨筆》”，該稿不著撰人名氏。作者從其首冊起於己亥，推其時當爲清道光十九年四月初一日。又從其撰人“己亥首夏，識伯章於京師保安寺街之元符觀”，且曾與汪孟慈、張際亮、蔣子瀟等與龔自珍志同道合之人為友，推論該《日記》出自鴉片戰爭以來想奮發圖強之“有心人士、慧業文人”之手。綜觀《日記》所載“既談經義，又念佛經，還喜歡觀劇，又好冶遊”之情形，指出“在清道光以來，政治極端腐敗，人民痛苦不堪的時候，有些文人雖學富五車，沒有出路，乃至於思想上矛盾如此，惟其有矛盾，所以發泄而為詩文以見志。雖以當時進步的學術思想家龔定盦所寫的《己亥雜事詩》三百五十首也不能免焉；而況著者私下的日記呢？由是可以見當時士林的風氣如此。”（第162頁）剝筍般剖析出文人書寫與時代之關係。又如瓜蒂庵自藏書《鐵網珊瑚》一書之題識，在闡明該書為歷代藏書家研究元明書畫、名跡之寶筏的價值後，作者說道：“吾獨以為元末、明初東南地主文人之雅集，與夫元末農民起義，蒙元貴族所建立之元朝統治即將傾覆之際，地主豪紳與文人智士，如何興謀規復，或保存身家性命，因之處世應變之思想生焉。當時名賢，負重望者，若顧阿瑛、楊鐵崖、張伯雨、倪雲林輩，無不縱情詩酒，慷慨悲歌，放蕩行為，追逐紅裙，以鞋杯行酒，自以為名高而放浪形骸之外。因楊鐵崖輩所著之詩文及其所寫之行草，倨傲不羣，孤芳自賞，足以表現其性格，當時人稱之謂有'亂世氣’。蓋置身於無可無不可大荒之間，亦無復有所期望而已。”所言具瞭解之同情，絲毫未以農民戰爭階級觀點否定文人智士的詩酒風流。“至其後一代，若劉基、宋濂、章溢、葉琛、葉子奇等人，當此時局大亂、群雄逐鹿之時，為其本人設身處地，茫茫然前途之計著想，將來是從朱元璋乎？或者是依附張士誠乎，或者是老死牖下呢？於是有為之士，無不抒其懷抱，各顯才能，因之劉基著有《郁離子》、宋濂著有《龍門子》、孫作著有《東家子》、葉子奇著有《草本子》等書，縱橫捭闔，著書立說，形成為'元末明初的學風’。”寥寥數語，士人心態與時代風勢之激蕩躍然紙上。誠如作者所言，“吾嘗以為讀書當有識見，當識其中之肯綮，從而得知其中之破綻，批堅執銳，乘隙而入，則如竹頭木屑，俯拾即是，無不可以作為研治之資料。”（第182-183頁）可以說，《訪書記》之史識，建立在作者對所著錄各書背後時代人物深切之理解同情基礎上，論斷精湛纖密而又飽含“情韻”。 《訪書記》對書之題識，雖然表現出一種“情韻不匱”的感性色彩，但這並不妨礙其版本說明上的理性考訂。相反，作者視版本若書籍之生命體，不局限於目錄家、藏書家、考訂家、讀書家的單一角度[17]，樹立了版本、義理與審美的綜合考察方法與態度，更深入全面呈現版本生命的本真特色。 傳統版本學講究“留真”，《漢書·河間獻王傳》云：“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陳乃乾《與胡朴安》說：“校勘古書，當先求其真，不可專以通順為貴。”[18]謝氏本人也有“版本之學即為古籍留真之譜”[19]的建說。這些理念也表現在《訪書記》題識對書籍版本形態的精細描繪上。如題天一閣藏《集韻》：“是項毛鈔本，……每半頁十一行，大字約二十一字，小字雙行約二十六七字，白口，上下單邊，左右雙邊，單魚尾。書口有刻工姓名李涓、方迪等，鈐有毛晉私印，後有阮元跋、段玉裁跋。”（第126頁）將行數、字數、版式、紙張、字體、刻工、印章等版本內容悉數介紹，令未睹其書的讀者能心會其形，留存了古籍本相。可以說《訪書記》是通過細緻的文字說明，最大限度地呈現出古籍這種獨特生命體的真容。 不僅如此，全書還在版本鑒別上，融通運用多種方法，以最大限度地還原書籍的真實身世。有通過字體鑒別者，如《鐵網珊瑚》，以其“'玄’字、'弘’字皆不避諱，鈔寫工整，字體細長，猶存明末、清初遺風”（第181頁），定為明末舊鈔本。有通過序跋鑒別者，如對天一閣藏《針灸四書附一種》中《黃帝明經灸經》三卷，在考察其版式行款後，更由其“序末有'至大辛亥春月燕小活濟堂刊’十二字印記”，判斷是書“顯系元代大都所刻的書”（第128頁）。而蘇州圖書館藏《朝野紀聞》，前有清順治十八年某氏序，內容卻記至康熙時平定三藩，由是知此本存在偽託。有通過綜合考察而下判斷者，如題浙江省圖書館所藏《常建詩集》：“唐盱眙常建撰。建長安人，唐開元十五年與王昌齡同榜進士，大曆中授盱眙尉，此本所題脫一'尉’字。計凡收詩五十七首，每半頁七行，行二十五字，題目連正文，中多俗體之字，宋諱樹、筐、真、貞等字缺筆。此集為明朱警編，《唐百家詩》刻本作二卷，汲古閣本作三卷，此本不分卷，當以此本為最早之鈔本。眉端有某氏據各本校訂之語，中有引范懋鈔本作某字者，懋蓋四明天一閣之後人也。常建《題破山寺清晨入古寺》之詩，久已昭著於世，《四庫提要》所辨'竹徑’為'曲徑’者，此亦作'竹徑’不誤，據此編者尤沿宋本原式。常建詩最早見者有明嘉靖丁未余文周[20]仿宋刻本，至宋本以罕見流傳，惟因此本，猶可見其仿佛耳。”（第100頁）通過版式、文字、避諱、校語等多方面考察，以此鈔本猶可見宋刻仿佛，下筆審慎而有斷。 此外，作者非常重視書籍收藏家的鑒識，認為如果書籍鈐有名家的藏書印，在一定程度上為書之價值做了保證。在《江、浙、成都訪書觀感》中，作者的第一點感觸，是在顧鶴逸、天一閣的藏書中體會到清代藏書名家校定的版本確為精善之書。這種體會也反映到各書之題識中。如蘇州圖書館藏宋刻本嘉興魯訔編年并注、永嘉王十朋龜齡集注“《杜陵詩史》三十二卷十四冊”題識載：“是書雕刻精美，紙墨優良，……從其所刻字體、刀法、行款來看，與宋黃善夫所刻《王狀元集百家注分類蘇東坡先生詩》大致相同，知為南宋建陽麻沙坊刻之本，當刻於孝宗之後。歷經明代華夏、朱大韶，清代季振宜、徐乾學、宋犖諸家所收藏，書上皆有其印記。後又流至日本，有'拙翁文府’楷書木戳，似為黎庶昌出使日本時，為其僚屬所覓得，由海外歸來者。由至德周緝之（學熙）贈與其內弟貴池劉世珩，因之此書之楠木匣上刻有'蔥石題識，周緝之姊聓（丈）贈於京邸’，……按宋元以來坊刻之書，多題王狀元十朋編注之本，但此書於杜詩有關時事之處，皆注明於題下，故名《詩史》，於考證杜陵史事、年代，幫助不淺，……同時杜詩魯訔編年并注，傳刻者不止一本，而以此本為最善。周叔弢先生精於鑒別，為收藏宋元善本之名家，也嘗讚美其伯父緝翁，有如此好書。我屢次到蘇州去，總要看一看這本《杜陵詩史》，瀏覽半天，為之欣賞不致。”（第32頁）在這種對書籍藏閱傳贈者的尊重態度中，折射出書與人之情誼。 在版本價值認識上，作者不唯古本是瞻，而是多角度考察、評斷各刻本的獨特價值。在《何氏語林》的題識中，作者明確說：“乾嘉間學者，以其考訂之長，而詆諆名理之短者，未為篤論也。恒欲董理往事，舉出例證，以發明人之覆；又欲籀讀龔定庵、魏默深今文學家之言，以糾正考據家徒為書蠹，無的放矢之失……平時自思，雖嗜書成癖，依若性命，然不騖于藏家之喜好（奢談版本而馳騁於皮相之論、外觀之美者）”（第168頁）如《香泉志》的題識言：“《淮海集》有宋乾道中浙中刻本，明嘉靖間南湖張綖校刻本即由宋本所出,洎乎明末，汲古閣毛氏將《淮海詞》單刻于《宋六十家詞》中，所增輯張綖本未刻之詞，取材於《類編草堂詩餘》、《古今詞統》諸書，間有誤入者，自應加以辨證，然不可不謂之盛事，而一概為之抹煞，此版本學家佞宋之過也。”（第34頁）從收錄文獻齊備的角度對汲本《淮海詞》加以肯定，未因其後出而一概抹煞。 作者對版本的關注，重在揭示版本在校勘上的意義。如在四川圖書館藏劉大昌刻本《華陽國志》題識中，作者談到顧千里為廖寅題襟館校刻本《華陽國志》時，因未見明嘉靖元年張佳胤刻本和劉大昌刻本，“校勘雖精，猶有遺漏”。後傅增湘以劉大昌本校正廖寅刻本，“訂訛其缺誤，校勘其未備的地方凡數十條”，由是指出：“校勘之學，後來居上；雖顧氏以校勘之學，著名於世，猶有千慮一失之憾，足見校書之不易。”（第151-152頁）可見作為中間階段的明刻本，對於具有宋刻本傳世的《華陽國志》校勘來說，仍然具有不容小覷的價值。 作為書籍的物質載體，版本的形成與編刻者的用心直接相關。《訪書記》對於版式精美的書，注意闡發這一深層的生命光彩。如題瓜蒂庵自藏清康熙張純修刻本《飲水詩詞集》時，作者寫道：“一代詞人納蘭容若生於一六五四，卒於一六八五年，年僅三十一歲，這部詩詞集是他的摯友顧貞觀閱定，又經他的好友古燕張純修（字見陽）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為之校刻於廣陵（揚州）衙署的語石軒中。去容若之卒，僅有六年，可謂最早的刻本了。這部書刊刻得極為整潔，用雪白的開化紙精印，紙白版新，墨光如漆，既可以說是一部珍本的文學書，也可以說是一部藝術品。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字大悅目，讀之足以起淥水（亭名）于九原，慰人生之勞思，《九歌》、《招魂》，庶足近之。”（第194頁）已然將這由親交編定校刻的《飲水詩詞集》視同容若化身，顯示出書物不同於普通物質形態的生命情思。 陳寅恪曾言：“牧齋平生有二尤物，一為宋槧兩《漢書》，一為河東君。”[21]書籍不僅如美人般富有生命光彩，而且和人存在相濡以沫的情感關聯。從物質文化的角度看，一本書的價值並不僅限於內容，在其被創造、擁有、收藏與流通過程中，已打上了人類行為的印記，書物與人世的互動，構成一書的“身世”，蘊含著豐富情感內涵與文化意義。[22] 《訪書記》題識之“情韻不匱”，突出地體現在作者對書人互動的記敘中。如題《白耷山人全集》，作者引閻古古《遊大明湖夜歸》“濟南城内小西湖，映帶煙樓作畫圖。楊柳岸邊童子櫂，芙蓉帘下美人沽。水中山色時明滅，花裏琴聲半有無。北極宮高隣舍遠，松門深鎻一燈孤”詩後寫道：“我自幼年住在大明湖畔，北渚風光，尤歷歷在目，每到鐙昏欲睡，酒醒夢回，一榻獨臥，老景淒涼，回想少年時代旅居濟南，鵲華秋色之情，猶時時誦之。”（第17頁）已然超出對書內容的題識，轉而書寫作者的履歷印痕和生命體驗，讀者自此能對“前輩讀書，游泳賞味處可以想見” [23]。這些表面看來似與所題書相遊離的閒筆，實則是以己證詩，從側面彰顯閻古古詩之感染力，可謂“精湛纖密，而文則情韻不匱”。又如鄒祇謨、王士禛同選《倚聲初集》題識中，作者寫到：“在明末清初的時代，當時人選當時人的詩文，成為一種風氣。就以當時人的詞集而論，在明末就有卓人月（珂）所選的《詞統》，……鄒祇謨有《程邨詞》，王士禛合選《倚聲初集》，後來又有蔣景祁所選的《瑤華集》，……選閨秀詞的則有徐樹敏、錢岳所選的《眾香詞》等書。這些書我都收藏過，因為奔走衣食的緣故，多轉讓給友人了，惟有我喜愛的《倚聲初集》和影印本《眾香詞》尚存於我的笥中。……一代詞人桂林況周頤就盛推《倚聲初集》一書，而嘆其傳本的難得，他記述了漁洋……在瘦西湖即席譜《浣溪沙》一詞：'北郭清溪一帶流，紅橋風物眼中秋，綠楊城郭是揚州。西望雷塘何處是？香魂零落使人愁，澹煙芳草舊迷樓。’'綠楊城郭是揚州’，遂成為千古名句。同時同遊十餘人唱和的詩詞，均載於《倚聲初集》卷三小令中。……我於1978年訪書揚州，曾遊過瘦西湖，足跡踏遍紅橋，看見冶春茶社依然存在，地址在瘦西湖的橋堤下面，河水如帶，楊柳依依，我就在這茶館里飲茶，吃小籠饅頭和最有名的陳毅同志最愛吃的黃橋燒餅，真是酥嫩無比，清香可口，回想起來，雖隔有年，而記憶猶新。但是我覺得，'綠楊城郭’的名句，倒不如他的少作'郎是桐花，妾是桐花鳳’的名句，因為情致真摯，不失少年情愛的意旨，詞人的本色。”（第189-191頁）。此中記敘自己的揚州之游，印證“綠楊城郭”之詞境。但前面敘作者早年對詞集之收藏，令人聯想起晚清民國詞學之興；後面關於王士禛少作“詞人本色”之評，更隱約有王國維關於詞人“閱世愈淺、則性情愈真”之餘韵。 題識中的閒筆，有時甚至溢出所題之書，著墨於藏書者與所藏之書的情感牽繫。如瓜蒂庵自藏書明刻白棉紙本《何氏語林》的題識。開篇即以“憶余髫齡”四字起句，先敘其童年與先祖、祖母居於鄴下的生活，“趨庭之暇，先祖每授以《毛詩》及《說文》部首，略能上口。先祖恒以讀書致用相勖，楨雖童稚無知，然竊以自喜，且以自勵。時則槐蔭滿院，新月窺窗，室內燈火瑩然，景致幽潔。”接著言其先祖素多藏書，然因歷史風雲變幻、家道中落，作者多不能守，引出明刻白棉紙本《何氏語林》一書即先祖所傳，初以其“鈔撮成書，等於雜纂之書而蓄之”，“既讀范蔚宗《後漢書》，嚴衍《資治通鑒補正》，見其所載前人佳言懿行，足資發人深省，或可喜可愕之事，每慾抄而存之，以當匱貧之糧。因思元朗之書，自《世說新語》以後，繼之者雖不乏人，而《語林》編，實為傑作。”恒欲“董理往事，舉出例證，以發明人之覆”，而“心懷此志，蓄之有年。惜玩時愒日，力有未逮”，“乃以一介寒素，食貧自守，車涔馬跡，奔走四方，或力之所不能致，或因飢而易米，如是書者，已屢得而屢失之，頃又見是書於書友之書架上，求之而不能得。客歲臘盡，佔畢餘間，馳車閱肆，陡見此書已歸於中國書店，乃節衣縮食，以倍於原價，重金購得。是書確為原刊初印，棉紙潔白勝雪，墨濃如漆。較原藏之書為善，使余青氊舊守，得以合浦珠還，借以不忘先祖期待之殷，俾余得以獻身社會，敦余劬學知非之志……”因書懷人之意幾於不能自已，作者曰：“吾所以書此者，以志余得書之難而知書尤不易也。”（第167-169頁）這已然是通過作者自藏《何氏語林》之“身世”“情節曲折而內涵豐富的'傳記’”，展現歷史風雲下普通仕宦人家維繫寧靜讀書生活之不易和作者祖孫之間的文化傳承。 以書物為媒介，在敘書中記人，是瓜蒂庵自藏書部份題識的突出特點。作者除了記敘家世師承，也及朋交，如“《杲堂文鈔》六卷、《詩鈔》七卷”一篇： 總之，《訪書記》一書在編排體例上，一變傳統目錄學著作按內容部次甲乙的編排方式，採用藏書地點與著述年代先後編排，是一種地域性與歷時性書物考察範本，從一個側面折射出所涉區域人文發展的脈絡；同時又是一種遺存古籍的寶藏圖，在古籍的利用與保護上有特別意義。對具體書籍的考察，超越了一般書籍介紹僅就一書之是非與作者之得失而發的視野，而是以對有關社會背景與學術淵源及研究現狀之深刻把握，寫成史識與情韻兼勝之題識。 余嘉錫曾言：“目錄之書莫難於敘錄，而小序則尤難之難者。章學誠所謂'非深明於道術精微羣言得失之故者，不足與此。後世部次甲乙紀錄經史者代有其人，而求能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者，千百之中，不十一焉。’”[26]《訪書記》作者謝國楨年輕時便寫過《清開國史料考》（北平圖書館1931年），著錄已知和未見清開國史料約230種（中外近人著作除外），後來研究清開國史所使用的資料，很少越出該書範圍；後編纂《北京圖書館善本叢書》第一集，收錄明代邊防史乘12種，也是頗受研究者重視的目錄學著述；1981年出版《增訂晚明史籍考》，奠定了其在中國目錄學史上的地位；又編撰有《明清黨社運動考》《明代社會經濟史料選編》《明末清初的學風》《明清筆記談叢》等書，[27]誠可謂“深明於道術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綜觀《訪書記》之題識，確能感到作者“闡大義，條別學術異同，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見墳籍之初”的真知灼見，不僅在“辨章學術、考鏡源流”方面有深入的開掘，為讀者打開有關歷史專題的學術史視野及研究空間；且不吝筆墨，著意記敘書物與人世的互動，呈現時代風雲和人的生存際遇，展現出書籍題識作為一種物質文化書寫的新向度，為目錄學敘錄這一古老的文體帶來新風貌。顧廷龍評“此書出足以發潛德之幽光，為隸學之津逮”，誠是！ 筆者附記：本文為學生時代讀書報告，當年多位老師給予鼓勵和教正。2011年投稿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四川大學中國俗文化研究所主辦的學術集刊《新國學》，承蒙審稿專家鼓勵，刊於《新國學》第10卷，巴蜀書社2014年10月版。今借“書目文獻”公眾號推出微信版，文字稍有增訂。敬請讀者繼續教正。 *基金項目：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規劃青年基金項目（12YJC751043）、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中山大學青年教師培育項目（14wkpy30）、廣東省研究生教育創新計劃（sybzzxm201202）的階段性成果。 [1] 為使行文簡潔，此後凡語及前輩學者，一律免冠“先生”，敬祈鑒諒。 [2] 該文原載1929年3月5日天津《益世報》，見夏曉虹編《追憶梁啟超》，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6年10月版，第426頁。 [3] 三聯書店1985年初版，2008年8月第二版。本文徵引該書文字皆據2008年版，隨文括注出處頁碼。另該書尚有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可參。 [4]清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編卷一“互著第三”，見《文史通義校注》（下），中華書局2005年重印，第966頁。 [8]按謝國楨在《圖書館學季刊》1930年第4卷第3、4期上發表的《莊氏史案參校諸人考》曾指出汪日楨記莊氏事案之《大獄記》所徵引之書有《蠅鬚館詩話》，蓋其時已注意及該書。 [9]蔣寅《清詩話考》中華書局 2005年版。 [10]《清詩話考》第24頁 [11]謝國楨《<中國善本書提要>序》，見氏著《瓜蒂庵小品》，北京出版社1998年版，第184頁。 [12]謝國楨《王國維先生書孫益庵《<漢書·藝文志舉例>後序》手稿跋，《瓜蒂庵小品》，第200頁。 [13]葉德輝《藏書十約·題跋八》，《書林清話》北京燕山出版社 1999年11月版，第341頁 [14]謝國楨，《讀史隨筆四則·清議與鄉評》，見《瓜蒂庵小品》，第122頁。 [15]關於謝國楨生平，詳參任道斌《謝國楨先生治史之經歷與成就》，《史學史研究》2000年第1期。 [16]《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63頁 [17]汪辟疆言：“綱紀群籍，部屬甲乙者，則目錄家之目錄是也。辨章學術、剖析源流者，則史家之目錄是也。辨別舊槧、校讎異同者，則藏書家之目錄是也。提要鉤元、治學涉徑者，則讀書家之目錄是也。”見氏著《目錄學研究》，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頁。 [18]轉引自張舜徽《中國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9月版，第62頁 [19]謝國楨《<自莊嚴堪善本書目>序》，《瓜蒂庵文集》，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26頁 [20]“余文周”，原作“全文周”，據《文學遺產》1982年第3期刊謝國楨《江浙訪書錄（七則）》、上海書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頁《常建詩集》條改正。又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四之三集部《唐十子詩十四卷刋本》條曰：“唐常建、郎士元、嚴維、劉義、于鵠、于濆、于武陵、邵謁、伍喬、魚元機十人。明嘉靖丁未石谷山人王準序稱：'余文周水部吳下得宋本唐十子詩，以授準刻之’。”可知作“余文周”是。 [21]陳寅恪《柳如是別傳》，北京三聯書店2020年版，第439頁。 [22]參見程章燦《尤物：作為物質文化的中國古代石刻》，《學術研究》2013年第10期，第127-128頁。 [23]王士禎語，見《香祖筆記》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頁。 [24]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目錄編》第二章“目錄的結構及其功用”第三節“書的敘錄”，齊魯書社，1998年版，第31-32頁。 [25]被視為“集三百年来文献家之大成”的鄭偉章《文獻家通考》（中華書局，1999年版）即未載及馮孟顓。 [26]《余嘉錫說文獻學》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3月版，第62頁。 [27]參考呂美頤、黃天弘《明清史大家謝國楨》，《中州今古》2001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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