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善本書志，不是一件容易之事，甚至是苦差事，如若易辦，那先人前輩早就著手上馬，而不用等到今天。無論是哪一個圖書館，書志的寫作，都取決於一個模式，或為簡志，或為繁志。簡志者，如三十年代出版之《浙江省立圖書館善本書目題識》、《嶺南大學圖書館館藏善本圖書題識》，及四十年代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等，每書之介紹，僅限於書名、卷數、作者、版本及序跋、稽核項，如此而已。繁志者，即是在簡志的基礎上，揭示出版本之認定依據、全書之內容、因何而撰、序跋之摘錄、他處入藏情況、書之特點及鈐印等。
每個大型圖書館，所藏善本數量不同，人員的訓練及質素亦不同，完成的時間自然亦不一樣。然而，一個大的工程，從開始到竣工，絕不可能一帆風順，三五年、十數年，或更長的時間。寫開頭了，必有各種各樣的困難矛盾出現，但此時已是「開弓便無回頭箭」，沒有退路可走，只能是小卒子過河，永往直前。從另一方面說，這種寫作善本書志的機會卻是百年難逢，您能參與，就是幸運。當然，也只有這么一次機會，就看如何把握了。
前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資深研究館員冀叔英先生曾於1999年7月15日致筆者信，有云：「回首三四十年前，北圖亦曾設想待入藏之書編目告竣之時，當寫成書志，以記錄一代典籍所存，今則已矣，思之慨然。」2001年的另一封致筆者信又云：1958年，在趙萬里先生的主持下，《中國版刻圖錄》完成後，北圖善本部就想將寫作館藏善本書志列入工作計畫，遺憾的是，這之後政治運動不斷，寫作的氣候不復存在。如今改革開放已三十年，圖書館領域也發生了顯著變化，聞之國家圖書館有關部門，正著手啟動撰寫館藏善本書志之工程。津以為這是大好事，並舉雙手贊成。國圖人才濟濟，專家多多，又有明智者執掌帥印，若假以時日，何愁國圖善本書志不成？昔年，北圖以《中國版刻圖錄》，在業界獲掌聲數十載；今朝，國圖若將《國圖善本書志》竣事，到那時，模式高懸，嘉惠學林，則不以時間計矣。
2009年，美國哈佛大學又獲世界最佳大學第一的金榜題名，這已是連續數年之佳績，很多人也想知道，哈佛大學的哈佛燕京圖書館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乘此機會，我再將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寫作作一提示。
美國哈佛大學創立於1636年（明崇禎九年），大學圖書館下屬96個分館，哈佛燕京圖書館是其中之一。「哈佛燕京」是歐美地區研究中國傳統文化的重鎮，收藏中日韓越出版物約120萬册，以及用英文撰寫的有關東亞研究的論文、專著等（不含複本）。中文線裝圖書，大部分是1928年至1949年間，在北京等地區的舊書店里購買，或委托在京人員選購，數量在2萬餘部，包括2800種地方志和千種左右的叢書。50至60年代又從台灣得到一些，如齊如山藏戲曲小說。其善本藏書約9200部，含中國善本書4000部、日本善本書2700部、韓国善本書2500部。中國善本書中包括宋元明清刻本、稿本、抄本、活字本、套印本、版畫等，其中明代（1368-1644）刻本1500部，清初至乾隆（1644-1795）刻本約2500部。明代刻本中有188部是中國國内（包括台灣地區、香港特區）、日本、韓国、美國等地所未有的名目或版本，又有百餘部是見於著録的清代禁燬圖書。可以説，「哈佛燕京」的中文善本收藏的數量和質量，在歐美地區來説，足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相抗衡，在國內，也可與一般的省市圖書館相頡頏。当然，對於國內的幾個大型圖書館，那就不可企及、相形見絀了。該館能有如此較為豐富的館藏，那應該是「哈佛燕京」首任館長裘開明先生的不遺餘力所達成。
然而，「哈佛燕京」雖將所有善本圖書全部編目入庫，也有卡片目錄供查閱，但卻沒有自己的善本書目，責任者想的是，等待時機，聘得專業人員直接將善本書寫成書志，並列出索書號，一步到位。「哈佛燕京」中文善本書志的撰寫，始於1992年5月，按照館方的要求，先寫宋元明代的刻本，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哈佛燕京」善本書庫的排架是以宋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以及抄稿本排列的。至1994年4月，宋元明代的刻本1443部先行完成，並於1999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1995年至2008年，又完成了1700餘種清刻本以及抄稿本書志的撰寫。目前，全稿已在出版社審稿中。根據和出版社的協議，「哈佛燕京」的清代善本書志連同宋元明代部分合併重新編排，約500萬字，因此，出版時間指日可待。
《哈佛燕京善本書志》（清代部分）是集體創作的成果，是由嚴佐之、谷輝之、劉薔、張麗娟和筆者合作撰寫。嚴、谷、劉、張都是國內從事版本目錄學、文獻學的教學、研究的專業人員，他們每人都作為「哈佛燕京」的訪問學者，在燕京一年（200個工作日），分別撰寫經部、史部、子部、叢部書志，豐富的實踐、學識和工作經驗使得他們在撰寫善本書志時，既得心應手，又不斷挑戰自我，每人都完成了30萬字的工作量。
書志的寫作，無非是簡單和詳细。筆者以为今天的學者在善本書志的撰寫中，不僅僅將群書部次甲乙，條別異同，推闡大義，疏通倫類，更應建立在既藉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亦可蒐討佚亡，而備後人之徵考。前人於書志寫作有云：應「辨版刻之時代，訂抄校之精粗，改卷數之多寡，别新舊之異同，以及藏書印記、先輩佚聞」等，所以在前人的基礎上更加詳細地去揭示書之内容版本，盡可能使之精審確鑿，而不是一張圖書館藏書卡片的放大。這樣的書志就具有一定的學術價值。因此，《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寫作，是將原書之書名、卷数、行款、板框寬廣、題名、序跋先作揭示，再作者之簡歷、各卷之内容、撰著之緣由、序跋之摘録、版本認定之依據、其書之特點、諱字刻工寫工繪工印工出版者、他處之入藏以及收藏鈐記等，盡可能地將書中得到的不同信息詳細勾稽，依次排比，供研究者參考利用。每篇書志平均字數1000至1500字，最長者5000字（《通志堂經解》）。研究者如能透过善本書志，找到对他有用的信息並加以利用，這樣的寫作方式，我們稱之為「哈佛模式」。舉例如下：
《深柳堂彙輯書經大全正解》十二卷《圖》一卷《深柳堂禹貢增刪集註正解讀本》一卷，清吳荃撰。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孝友堂、贈言堂刻本。十二冊。半頁十二行三十字，四周單邊，白口，單魚尾。版心下刻「深柳堂」。無欄線，行間刻圈點。框高20.2厘米，寬13厘米。題「三晉馮懿生、秀州朱錫鬯、九河劉訓夫、安昌高紫虹四先生鑒定；丹陽吳荃蓀右彙輯」。前有康熙二十七年（1688）劉梅序、康熙二十九年吳荃自序。凡例九則。書經正解類題辨異。參閱同人姓氏。
吳荃，字蓀右，號江籬，江蘇丹陽人。康熙三十九年進士。授新建令三載，多德政。戊子分校閱卷，過勞成疾，病革時闔邑士民為設蘸祈禱。病歿，縞素七日，建祠祀之。（光緒）《丹陽縣志》卷十九有傳。
是編薈萃諸家《尚書》講義，並為之解。全書按古文《尚書》五十八篇分卷，卷一至二虞書，卷三夏書，卷四至五商書，卷六至十二周書。其例於篇首曰「全旨」，揭示全篇要旨；又於各章節句讀訓詁之後，復列「合參」、「析講」二項，「合參」悉遵蔡傳，「析講」間采先儒時賢精論。解說經義，兼及文章，凡例云：「各節肯綮分綴於串講之後，復於上下承遞處、語意歸重處、首尾照應處、字句關會處，毫不敢混，學者潛心體玩之，不特《書》意暸然，行文亦思過半矣。」
附圖一卷，以為釋意之助。凡例云：「《尚書》所載曆象璣衡、星躔分野、律呂損益、水道出入、日月之行、河洛之數、測景之法、弼服之規，固有語焉不詳、披圖如覩者。是編參考異同，擇其至當無訛者，繪圖列於卷首，一覽了然。」
附類題辨異，蓋舉《尚書》中異篇同句或句異一二字者，比而列之，使作文者不致誤認經題。此亦為舉業家計也。
附卷禹貢增刪集註正解讀本，與《書經大全正解》中〔禹貢〕篇釋義或異。凡例述其由來曰：「余童時所習〔禹貢〕善本，得自金沙馮氏家傳，較集內增刪蔡注，更為簡明精當。然欲刊落蔡《傳》，易以手抄，竊所未敢。故另梓一集，附於卷末，俾學者便於記誦。」
是編纂集之由，參見吳荃自序，曰：「他經多主於天人性命之微，而《書》則專道政事。蓋憑虛者易詮，而蹠實者難洽也，豈戔戔卮辭曲說所能通其條貫哉！今之說是經者多矣，惟申文定《會編》一書，學者奉為指南。」「《會編》綱舉目張，犁然若撥雲霧，而於諸家辨異參同、析疑訂難之說，多略而不收。揆之泰山不讓土壤，江海不擇細流之義，似有未合者。余用是不揣固陋，旁搜薈萃，輯為《正解》一編，寒暑矻矻，兩閱歲而後告成事焉。雖不敢上擬者賢宸告之酌（酉改酋），而示及門，以質同志，為舉業之荃蹄者，亦庶乎無瞀所趨矣。」
又凡例第一則載是書刊印始末，曰：「余年來鍵關蕭寺，授徒餬口，諸生各占一經，課讀之餘，僅得指陳大略。惟璧經為余專業，鉤纂討論，頗具苦心。坊客因《四書》一刻，謬為同人許可，力請是編問世。辭之不獲，遂錄付欹劂，仍顏曰《尚書正解》，從其舊也。」
此本自卷二以下各卷卷端題名作「秀州朱錫鬯、三晉馮懿生、安昌高紫虹、新會黃絅齋四先生鑒定；丹陽吳荃蓀右彙輯」。目錄頁卷五漏刻《微子》篇名。扉葉刻「尚書正解。丹陽吳荃蓀右先生彙輯。馮、朱兩太史鑒定。《尚書》講義，坊刻雖多，佳編絕少，本坊敦請先生參詳同異，斟酌簡繁，如集腋以為裘，似煉花而成蜜，通材見此，當令神智倍增，初學讀之，不患疑團未釋，誠說經之寶鑑，亦制義之金針也，識者鑒諸。金閶孝友、贈言堂梓行。」又鈐朱文印「翻刻千里必究」。是本出自坊間，吳荃於凡例中已言明，故版心下刻有吳氏室名「深柳堂」，仍不取用為版本依據，今依扉頁所刻定其出版者。
按，是書凡例第九則言涉書坊盜版事，於古代書史研究不無小補，今錄如下：「制義名選，如《錄真》、《文徵》、《韓選》諸書，真足主持風氣，為一代指南。余自安固陋，退舍已久，而坊刻仍廁賤諱，真膺不辨自明。獨《正解》一刻，遭翻板之劫，亥豕魯魚，貽誤非淺。苦綿力不能追論，實用心痗，茲編校讎既正，梨棗復工，倘利賈仍行盜翻，定當糾合同志，共剪蟊蠹，幸無更蹈覆轍。」
《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入經部書類。《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不著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也有收藏。
鈐印有「綠埼（土改犬）堂藏書記」、「山下氏藏弆記」、「北島千鍾房章」，俱日人印。
以上書志約1800字，讀者諸公或可得悉書中各種信息，乃至書坊盜版事也有揭示。至於其它書中若有關書之印數、當時之書價、翻刻之根據等，凡涉及出版史、印刷史、文獻學史有參考價值者皆有錄入。
從另一方面看，「哈佛燕京」善本書志也糾正了《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以下作《書目》）中一些版本著錄的不妥及疏忽之處。「燕京」藏明代善本，有一部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從日本購得，書的封面裝潢雖已變更，但卻保存了原書的扉葉或牌記，而扉葉上的文字往往對書的出版年可以提供確切的依據。然國內的有些圖書佚去扉葉和牌記，或已殘缺不全，只能籠統定為「明刻本」。現今有了確證，書之版本項著錄也相對准確。試舉三例如下：
《新板全補天下便用文林玅錦萬寶全書》三十八卷，明劉雙松輯。《書目》作「明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入藏，存十二卷，為卷八至十四、二十二至二十六。按：此本應作「明萬曆四十年書林安正堂劉雙松刻本」。「燕京」本首尾俱全，前有扉葉，刻「全補文林玅錦萬寶全書。茲書本堂原有編刻，已經大行。近因二刻板朦，不便命工繡梓，乃懇雙松劉君刪舊補新，摘粹拔尤，海內識者，靡不稱羡。邇來嗜利棍徒，假票溷賣，翻刻不備，不惟觀者無益，且令用者有誤。於是三刻真本，中刻名真萬寶全書，票用雙松印記，買者查有姓號，方不誤認。謹白。書林安正堂劉雙松重梓」。後有牌記，刊「《萬寶全書》一冊，本堂已經編刻，大行天下。近因板朦，仍懇名家刪繁補新，命工重梓，命閱是書，匪惟令觀者醒心，抑且大有裨於便用耳。本堂因被棍徒翻刻刪削，不便假票包封，真偽難明，於是中刻真萬寶全書，名字首用葫蘆書為記，海內君子宜留心鑒焉。大明萬曆歲次壬子孟冬之吉，書林安正堂劉氏雙松謹識。」國圖藏本因是殘本，無頭缺尾，故無法得知原書卷數、輯者和版本。
《史記題評》一百三十卷，明楊慎、李元陽輯。《書目》作「明嘉靖十六年胡有恒、胡瑞敦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上海圖書館等十四館入藏。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美國《普林斯敦大學圖書館葛思德東方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日本《內閣文庫漢籍目錄》、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録》等著録也如是。按：此書應作「明嘉靖十六年（1537）胡有恒、胡瑞刻本」。卷一百三十末頁有「嘉靖十六年丁酉福州府知府胡有恒、同知胡瑞敦雕」一行。胡瑞，江西新喻人，舉人，嘉靖間任褔建同知。同治《福建通志》卷一百三十一明宦績有傳。「敦雕」者，意即敦促雕版也，有督刻、監督雕刻之意。故胡瑞敦者，應為胡瑞也。
《隆平集》二十卷，宋曾鞏撰。《書目》著錄明代有二個版本，一為「明董氏萬卷堂刻本」，上海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五館入藏。一為「明曾敏賢等刻本」，北京中國國家圖書館入藏。此書趙伯偉序後有篆文木記「董氏萬卷堂本」（趙為宋人，董氏萬卷堂或在宋代）。卷一第一頁題「南豐曾鞏集；裔孫宜校刊」、卷五、十至十二題「裔孫祉昂等校刊」、卷七至九題「裔孫國珍、登龍較刊」、卷十三至十五題「裔孫敏賢校刊」、卷十八題「裔孫敏才國祚校正刊」、卷十九至二十題「裔孫敏道國成華鈞校刊」。上圖等館以「董氏萬卷堂本」、北京國圖以卷十三至十五所題各作版本依據，似為各取所需。按：此二種版本行款和「燕京」本相同，應為同一版本，該書有萬曆二十六年裔孫曾思孔序，雖未云具體何年所刻，但序中云：「會查溪宗庠敏才行道彥祚等，先生裔也，方刻先生全集......」據此，此書應著錄為「明萬曆曾敏才等刻本」。
在撰寫「哈佛燕京」善本書志的過程中，發現並揭示了一批中國大陸所沒有收藏的善本圖書，如明楊繼盛《彈劾嚴嵩奏疏草稿》、清初毛氏汲古閣抄本《離騷草木疏》、明藍格抄本《欽明大獄錄》、清袁氏貞節堂抄本《五經異義纂》、吳騫稿本《皇氏論語義疏參訂》、丁日昌稿本《砲錄》、二本《永樂大典》以及一些明清文集、戲曲小說等。「哈佛燕京」本著發掘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產，提倡「學術乃天下之公器」之精神，於2002年與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合作，從已寫成的善本書志中覓得國内没有收藏的180部宋元明刻本，再遴選出有資料及文献價值的善本67種，如《休寧蓀浯二溪程氏宗譜》、《潞城縣志》、《龍門集》、《三渠先生集》、《新刻全像漢劉秀雲臺記》、《新刻全像點板張子房赤松記》等予以影印出版。這也是化「哈佛燕京」的孤本為不孤，使罕本為不罕，化身千百，為海內外讀者提供學術研究之方便，這項工作還會持續去做，如未刻稿本、未刻抄本、罕見清人文集等的集刊影印。編輯出版的《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叢刊》37册，曾獲得2003年中國國家圖書獎。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資訊量較之過去已有長足的進步，工具書、參考書、學術論著及各種新編目錄，加上舊籍的影印出版，對於寫作善本書志來說，都是極為重要的不可或缺的條件和基礎。「哈佛燕京」善本書志也並非盡美盡善，不足之處時有可見。從1992年至2008年，除了最初的二年，500餘天疲於奔命的寫作，方才完成1400餘種152萬字的宋元明刻本書志。但以後則因工作增多，時寫時停，再三年又專做古籍整理、調整書庫、讀者工作等，書志的撰寫幾乎全面停頓，直至2006年始得繼續。其間，嚴谷劉張四位專家及時援手，為書志的完成起到了重要作用。應該說，書志的寫作是一件極有意義的工作，然而對于「燕京」來說，只是暫時告一段落，並未正式落下帷幕，蓋因史部方志類中乾隆及乾隆以前的版本近700部，如若二人寫作，又需時二年，故先期出版已完成之書志，也可供研究者參考利用，而方志部分以後可單出一冊，權作補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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